三、再探“文革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则可能是毛泽东试图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尽管它出现不少的偏差。而“破四旧”则作为“文革”期间的一项主要行动贯穿始终。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现在已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原来或现有体制下，没有政治运动和舆论的推动，要避免腐败是不可能的。止水必然积污）。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也使得毛泽东对内对外都保持高度的辔惕，对内追求认识上的统一和革命队伍的纯洁。“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哓夫即躅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普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67年2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时，谈到“文革”的意图：“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一次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看这气魄和自信，天下执政党和政治家谁堪一比？毛泽东政治人生的最大特点就是相信群众，依赖群众。对党内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属于最具忧患意识的政治家），“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
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大跃进”失败后，他试图寻找其它途径加速中国的发展。尤其是，49年建国后国家一直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难有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纯洁人的精神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
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可能是另一重要因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戯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纲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从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理解和同情即可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痛苦感受；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愚昧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上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动人民思想“革命化”改造的强烈愿望。
“破四旧”（伴随“文革”开始的，以破除旧思想、脔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号召的一场文化运动）在“文革”开始后即迅速展开，对人民进行精神文化改造的企图非常明显，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的色彩。笔者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名字由此而来。
“破四旧”运动从动机上来说无疑是积极的，但在操作上没有认真规刺，放任“红卫兵”的打砸抢，对私人收藏的文物和一些文化古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就连笔者孩童时玩的一对小铜锣也被“革委会”当作旧文化没收，至今下落不明。
但“破四旧”的积极意义是，它确实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一些极为落后的风俗传统和迷信泛滥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表现了其革命性的一面。毛泽东来自社会的底层，他非常了解底层人民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挥舞巨大的拳头将一切旧风俗、旧文化打碎，将人民从落后和愚昧中解放出来。
比较一下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更能说明问题。虽然宪法已明确否定了它，但至今仍深植于印度人的思维和生活之中。不少印度学者认为，毛给中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太好的社会基础。而建国之初，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地方势力、宗教问题、语言、农民问题、城市贫民等。但毛泽东用暴力和政治的手段，打碎了一切思想、地域和政治上的篱笆，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虽然暴力的使用难免会导致血泪和个别的偏差，但却为后人的欢笑打下了基础。
（图）毛主席语录：这个运动规梭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因此，从“文革”“破四旧”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和观念的影响来看，说它是完全$败的并不客观。（关于“破四旧”及毛泽东对中国人观念的改造，请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灿烂的文化中并非没有污点.中痛思想的泛滥，服从和忍耐意识的普及，虽然为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提供了文化保证，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回避的。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从一定意义上讲与此民族特性密不可分，一个贪官可轻而易举地对几百乃至上千的百姓进行盘剥而不会受到强有力的反击，就是一代表性的例证。这一民族特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捍卫社会正义的懦弱，和对丑恶的妥协。这种国民性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可以当家作主的时候，仍然保留着这份积累千年的“劣根性”。使得公民意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始终难以居于较高的位置。邹容在《革命军》中更直接地称这种超级服从和忍耐的国民性为“奴隶的根性”。鲁迅当年在日本学医的时候，因从教学电影中看到中国人的麻木而弃医从文；至今还不时发生一些流氓强盗公开作恶，百人园观而无动于衷等，都体现了缺乏组织的中国民众性格的极端懦弱。这种国民的特性在49年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毛泽东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底层，有着对中国民众的了解和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人民的懦弱和服从性格进行革命，是否在发动“文革”动机中扮演一定角色呢？毛泽东的“造反”运动，并不仅仅是砸烂过去，更重要的是塑造未来；他要打碎由儒家思想和漫长集权统治下所塑造的中国人的服从和忍耐性格，摧毁旧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人民真正思想解放和当家作主的新秩序。当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勇敢造反，人民砸烂泥像石佛，打倒高官显贵而昂首挺胸走向街头，他老人家是否曾为民族的新生而感到欣慰？
三年经济困难结束及经济逐渐恢复之后，许多不良现象逐渐出现，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特权现象抬头，使得毛泽东看到中国每7、8年就需要一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尤其考虑到他取消军衔制的动机，似乎组成了毛泽东思维中浓烈的反精英主义和平民化色彩（看一下当今城市权贵及富有阶级的腐朽，就该对毛泽东的平民化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现在看到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了，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1963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四清”（在农村）和“五反”（在城市）运动。这些运动的效果，毛泽东并不满意，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产生和复辟的担忧一直存在。就拿当时一些人的不正常高收入举例说明：
“文革”爆发前，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收入高得很不正常，生活方式与时代很不协调，他们包括不少原私企管理层、文艺界人士以及昔日资本家手下有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工作人员。当时一个身经百战的师长的工资才170元左右，毛泽东的工资为三百多元，请看当时一些人的收入：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上海万里造漆厂一般职员张志坚，月工资538元。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单位工作）工资拿400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那些参与私人企业公私合营改造的中共干部也被资本家以高薪水腐蚀。
文艺界高报酬现象尤其普遍和高的离谱。
著名艺术家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他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366元。当时热演的戏剧《千万不要忘记》作者丛深，成书后得稿费7，000元，这位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每天翻报纸看哪个单位演出了他的作品，就去信催版税，他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文艺界普遍的高收入，不是偶然的，而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陆定一和周扬领导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在这方面发挥了极其恶劣的领导作用。1964年12月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这些高收入者不仅有高的离谱的收入，还拥有不少政治特权，在各级人大、政协、青联等都有他们的身影。联想到当时一个刚毕业大学生月薪只有40多元，中专生（在当时属于杰出人才)20多元，以及当时多少工人和科学家完全不计个人酬劳在大西北、在偏远三线等地忘我工作，文化部放任文化界如此高收入，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和践踏，在经济收入上埋下了资产阶级复辟的种子。
这些拿高工资的人不少保留了在旧中国养成的臭毛病，追求高消费，与当时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极不协调。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照样毫不掩饰地享受奢侈的生活，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经济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鶏蛋、牛奶，还带狗去理髪馆剪毛。¹
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1960年代）。
可以说，“文革”前的“高薪制”中，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剥削他人。这些人奔侈的生活方式对那些追求思想进步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带来思想的腐蚀。那些资本家们在平反后只字不提他们在举国挨饿的时候毫不掩饰的奢华生活。在毛后时代检讨“文革”错误时，陆、周都变成没有任何政治缺点的受害者，而所有的过错全是毛泽东的（陆、周搞出上述《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他们汇报的上司是刘少奇。没有刘的批准，这样的政策文件不可能出炉，而毛泽东是不可能批准这样的文件的。因这属于具体行政事务，是一线领导集体的职责范围，刘少奇难脱干系）。后来文艺界成为歇斯底里反毛的急先锋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没有“文革”，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再次沦为特权阶层的欢乐场，而多敝人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加上当时高干阶层特权行为的抬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²
²第二版加注：毛泽东所担心和极力避免的，在今天的中国真的发生了，而且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今天文艺界所享受的高的离谱的收入和天量财富，对青年人是误导，对努力打拼的中老年人是讽刺。这些高收入的文艺界人士，同样已经遍布当今的人大和政协了（我真不明白这些名演员和歌星到底对中国社会有多少了解，能提出多少高素质提案）。“文革”力求否定的已经卷土重来，到底是“文革”不该否定他们？还是我们这个时代错了？还是“文革”有它的合理性？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则是“文革”，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文化进行改造的尝试。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和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刘少奇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至于让他将此列为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更何况，拆除观音庙显然与刘少奇是否被打倒没有任何的联系。而刘少奇被打倒后“文革”并没有马上结束，也可证明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发动“文革”的核心目的或唯一目的。如果说权力斗争可能是起因之一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并不发挥决定作用的内容。
中国在遭受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排挤的情况下，“文革”则极大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左派组织和青年学生，触动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中国几乎成了国际共运的新中心。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学者中，毛泽东及其“文革”已成为他们追逐和学习的新内容。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不少青年学人被“文革”所吸引。在此抄录一段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对“文革”的评论，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方学者对“文革”的看法：“毛的文化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型政治允诺......它从传统的阶级范畴中解脱出来”。杰姆逊将毛主义看成是“一种用来打破古老的卑微顺从习惯的战略，这种习惯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阶级那里业已内化为一种附加的本性”[11]。
不论今天对昨天的“左”派如何看待，不可否定的是，这些左派以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主，他们聪明而对社会有理想和抱负。尤其是当那些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随毛泽东及其“文革”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人都是幼稚而被蒙骗的，相反，今人更多地思考内容应该是：毛泽东和“文革”到底是哪些内容吸引了全世界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这些内容对改造我们社会的弊端是否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中国当时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又是长期被西方社会看不起的“落后文化”环境下，毛泽东和“文革”必然有极其突出的魅力，才可能打动这些一向自我中心主义的西方社会的才俊们。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政治家，尝试赋予人民最大的权力，同时，彻底改变中国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内容，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则极力维护和利用中国人的服从和懦弱性格。
在20世纪，对中国国民性格最深入了解，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格改造的代表人物，在文化界当属鲁迅，而在政界则首推毛泽东。他们的强烈个性和执着决定了，这两个人也许很难共事（鲁迅如活到新中国时期，很可能被打成右派），但都在自己能够发挥力量的人生阶段，最大限度地去影响了中国民众。当然，鲁迅作为一个文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也只能在知识界和读书人中传播他的理想，但只有毛泽东这种可以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的政治家，才真正能够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思想的革命化改造，发挥有效的作用。
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江泽民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说：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毛后时代有人假设：如果毛泽东在“文革”之前下台，中国就会避免这一悲剧。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顺便在此作个假想：
如果按照当代西方国家所惯用的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投票，毛泽东是否会落选呢？以他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在百姓中的威望，中国人民知恩图报的民族特性，毛本人的政治智慧和煽动能力，笔者实在想象不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袖中谁会是他的对手。要想推翻毛，唯一的手段就是“阴谋”。
假如毛泽东在“文革”前被强制夺权的话，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机遇呢？对于机遇，肯定不会有“文革”的发动，但更严重的危机将会接踵而来，甚至有可能彻底断送中共的领导，乃至整个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和前途。首先，毛泽东毕竟曾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在普通党员、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极个别高层军官例外）和人民的心目中，毛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除非通过舆论否定整个中共的革命历史。“文革”前毛泽柬的地位和影响远比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的情形强的多。毛泽东被推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多具有军旅背景，也自然带有铁血风格，即：要么被打倒，要么继续掌握领导权，并不存在目前政治上的灰色地带），必然会引起毛泽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并将轻易导致一场新的内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如果当时的高层领导人真的在策划一场推翻毛泽东的阴谋的话，那无意将是一个极为轻率的惊天冒险。
其次，即使考虑到“文革”期间，中国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简直不可想象(参考“毛泽东与个人崇拜”一章第二节）。在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高超的外交手段是弥补国力不足的主要途径；除毛泽东，无人具有那种在复杂艰困的国际环境下，驾御全域，纵横捭阖，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因此，如果历史重新演绎，那么，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和毛泽东被推翻这二者之间作个取舍，您会作何抉择呢？
“文革”初期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文革”爆发前两年很严重，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荒唐行为更超出他的预料。这成为“文革”备受诟病的方面之一。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真正的原因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支持。考虑到第二代时期的舆论倾向，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来判断武斗兴起的原因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在论据不充分情况下，本书不在此探讨武斗的起因。只是论述一下毛泽东对此的态度。请着毛泽东关于武斗问题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¹
¹该信原刊于1968年武汉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此处抄自马克思主义文库：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襄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毛泽东的这封信已经非常清楚表明了他的态度，甚至将搞武斗的人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高度，要求依法处理。由此可以判断，武斗绝对不是毛泽东授意或能够接受的，相反，这是他坚决反对的行为。后来人们诟病“文革”时将武斗之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甚至用各种方式暗示毛泽东是允许武斗的，使得历史真相被淹没。
“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二、三千万之众，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泽东及其政党的残暴。但据作者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村庄和县城的墙上或树上经常贴些标语和口号。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忆苦思甜”，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哈尔滨、北京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考虑的话，三千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60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极力批判“四人帮”时，甚至捏造谣言予以抹黑，根本没有压低数据掩盖“文革”丑陋的动机。
当然，即便哪怕只有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也是社会的悲哀。科学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遭受的干拟和破坏，是一笔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尤其当联想到“文革”期间发生的诸如遇罗克、张志新、老舍、吴晗以及我们身边的老师等的不幸遭遇，要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文革”和毛泽东时代，并非易事。但从对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宏观把握的角度来讲，虽不能忽略这些不幸，但又必须能适当超越这些不幸。
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又有多少人因没有权势或没钱送礼而蒙受不白之冤呢？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是建立在不同政治理念基础上的，且蒙冤的大多数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过去三十多年蒙受冤屈的人数更多，但多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就政治道德而言，过去二十年并不比“文革”高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改革开放。
第二章第五节中提到毛对“卫生部只为城市大人先生们服务”的不满，可以看出他对建国已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的社会不公的愤恨。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中国部分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存在日益严重的趋势。“糖衣炮弹”的威胁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即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今天看来，这种担薆绝非杞人忧天，甚至更糟，因为今日激内出现的已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那么简单，更确切地讲，是宗派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腐朽思想“五毒俱全”的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