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挣脱泥淖后的萧红
梁鸿
梁鸿[38]
三月八日，传记电影《萧红》开始公映，中国文艺界又起了一股萧红热。我们谈论电影中人物塑造的“民间范儿”，谈画面的“文艺”和“唯美”，谈萧红和几个男人的纠缠——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同卧一张床的暧昧，萧红与鲁迅的“绯闻”。这些成了电影的噱头，怎么说呢，增加了一点色情的、解放的味道。至于萧红是谁？我们不想知道。
我们热衷于谈论萧红的情事和情史，虽有悲剧之感，却也夹杂着些微的“轻侮”和“鄙夷”。这“轻侮”和“鄙夷”伴随着萧红的一生，一直到现在。
萧红有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之称。她一九一一年生于黑龙江呼兰。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与作家萧军同居，合作出版作品合集《跋涉》。一九三五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一九三六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一九三八年与作家端木蕻良结婚，一九四〇年二人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的人生是以“出走”为关键词的。为了反对包办婚姻，为了能够上学，她抗婚，出走，流浪，被软禁，最后，却又与当初她反对的那个“未婚夫”同居。但是，“未婚夫”却以在法庭上的公开背叛羞辱了萧红。是的，会写文章、会舞剑的萧军侠情万丈，把萧红“营救”出去。她和萧军成为了著名的“革命情侣”。她时时为萧军的不忠、大男子主义所愤怒，却又因为女性孱弱的存在和身体而委曲求全。在萧红面前，萧军是磊落的，但也是傲慢的。因傲慢而产生了“鄙夷”。
有一段时间，萧红几乎天天到上海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家里。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不是战士的、革命的、思想的鲁迅，而是人间的鲁迅，充满着温暖和人情。那文字如此自然、跳脱、温柔，仿佛来自于最有爱的灵魂。于是，又有许多人肯定地说，萧红和鲁迅怎样怎样。这是又一层“轻侮”。
根据季红真撰写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武汉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她、萧军、端木蕻良、蒋锡金几个年轻人同居两室，谈文学，谈理想，过着恣意的文艺生活。有那么几天，因为有朋友来，无法安置，他们甚至三人同床，端木在最里面，萧军中间，萧红最外边，当时他们就担心会有“闲话”传出。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闲话”一直流传至今，仍然津津有味。
很难想象，一九三八年的萧红和萧军分手，并决定和端木蕻良结婚时，她所遭遇的是怎样的一种氛围？那时，几乎所有左翼作家，包括老朋友胡风都不理解她，并多少有些排斥她，特别是端木又是那样一个自由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形象的人。那时，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个曾经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感伤的、个性主义的丁玲正在蜕变为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然而萧红却还是“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丁玲语）。
萧红与那个火热的时代是越来越远了。没有人在意萧红究竟想要什么，更没有人发现萧红身上那股一定要挣脱的强大的“力”。封建家长的父亲无从发现，大男子的萧军无从发现，比较开明、温柔的端木蕻良也意识不到，虽然萧红是以爱他之名而出走的。萧红要的不只是他这个男人，而是她的独立，她的空间，她的个人性——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命所应该拥有的价值、尊严。还有，尊重。
萧红的一生都在抗争，但她抗争的方式只能是逃离。不断地逃离。不断地漂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钟，萧红在香港去世。享年三十一岁。“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聂绀弩语）这句话成了谶言。最终，她还是没有要到她想要的男人、自由、尊重和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
除却她传奇的人生，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作家？学者刘禾在她那篇著名的文章《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认为，评论者所持有的“民族国家主义”视角遮蔽了萧红作品中的复杂场域和多重意义空间。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时认为它体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但是，根据刘禾的论述，鲁迅却“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胡风在后记中认为《生死场》体现了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但是实际上，《生死场》前十章，足有全文三分之二的文字，写的都是乡村妇女生活经验，而剩余那三分之一“爱国意识的觉醒”，与前面那切骨的疼与痛相比，显得非常虚浮。
在左翼序列里，萧红也并非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在武汉、临汾、西安，抗日战争轰轰烈烈，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迫切选择的时候，萧红的逆向选择很让人意外（无论爱情的选择、文章的风格，还是个人的去向）。她的文章虽然被作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和标本，却也经常被认为太过晦暗、脆弱，缺乏萧军《八月的乡村》那种开朗和英雄主义情结。救亡的迫切要求淹没了一切个人与自我的要求，并且，成为一种道德律令被大家自觉遵守。那逸出的人总是那么怪异、不合时宜。
这些“缺点”、“弱点”和异质的选择恰恰体现了萧红及其作品另外的重要空间和品质，即女性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特点。
小说《生死场》中女人的生育和窗下的猪一块儿进行着，怀孕的女人，形象丑陋，肉体处于一种可怕的变形和撕裂之中，那意识流般的、跳跃的叙述，仿佛让我们感受到女性那恐慌的、无助的生命。对于被男人诱惑怀孕又被抛弃，进城做工却被污辱的金枝而言，在日本人进来之前，她也没有过家，“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女性飘零的命运，被寄存的第二性状态，并不因为民族国家的被入侵而有更多的改变。这一意义空间完全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和“左翼”视野。
《生死场》充满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是“狠”的，把女性的身体撕裂给人看，也让那看的人感受到那身体的疼与痛。但是小说《呼兰河传》却是如此的“轻”，轻盈，轻清，悠远，梦幻，尽管这梦并不都是美好。它就像一条河，缓缓流淌而来，河边的生活，那有着大泥坑的街道，那被折磨致死的小团圆媳妇，那要上吊的、“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的有二伯，从大地上漫延而来，又消失在远方，无穷无尽。
萧红为现代小说开创了另外一个空间。很少有一个作家能如此完美地把“轻”与“重”、“美”与“悲”结合在一起。呼兰河的生活充满悲哀、黑暗和痛苦，但是，呈现给我们的是难以言尽的美。仅仅是那文字的儿童化和句式的散文化吗？仅仅是那随性的、灵活的结构吗？仅仅是那种追忆的情感吗？都不尽然。让《呼兰河传》浸润着“美”的东西是作者的一种情感：纯真。它是人类的最高情感。纯真是赤子之心，是永不放弃的童年最初的记忆，永不放弃的儿童的世界和追求。纯真是一种宽阔的平等，能够给任何人生和生命以同样的关注和认同。纯真是一种悲悯，它具有过滤的特质，让我们意识到那污浊生活背后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在生活中，“纯真”是萧红生命性格的自然流露。所有人都注意到生活中的萧红的“孩子气”（鲁迅语），她“不谙世故”，“容易抱有纯洁和幻想”，也注意到《呼兰河传》的散文化风格和无情节特点。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些看作萧红的缺点。因此，人们对待作家萧红，也都带着点遗憾，带着点纵容，甚至，带着点轻视。
萧红甚至也并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们总是喜欢用一个巢窠来代替另一个巢窠。如果一定要给萧红冠上什么“主义”的话，那么，萧红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天然的自由主义者（与理论的“自由主义”完全不相干）。她还是一个另类的启蒙主义者，让我们这个习惯于集体主义话语的民族看到“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个体的存在、生命的光华和疼痛要超越于任何的理想和主义。
在泥淖里辗转，被这泥淖所污、所累、所伤，最终，却从这泥淖中挣脱起来，闪出光辉。这光是纯净的，同时又带着重量和质感，带着挣脱之时的血与泪、黑暗与阴影，包容着世界万千的色彩和光辉。世间的事往往都是这样。经过时间的冲刷，那恒久的美一点点放射出光辉，人们才惊觉自己的迟钝。然而，这“惊觉”，在电影《萧红》中并没有出现，甚至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都没有能力意识到这种“惊觉”。我们还在用那层层污垢包裹萧红。
注解
[1]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哈尔滨公报·公田》（哈尔滨），署名悄吟。收入五画印刷社（哈尔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版《跋涉》。
[2]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同报·大同俱乐部》（长春），署名悄吟。
[3]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大同报·大同俱乐部》（长春），署名悄吟。
[4]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大同报·夜哨》（长春）创刊号，署名悄吟。
[5]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三日《大同报·夜哨》（长春）第三至四期，署名悄吟。
[6]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八日《大同报·夜哨》（长春）第七至九期，署名悄吟。收入五画印刷社（哈尔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版《跋涉》。
[7]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首刊何处不详。收入五画印刷社（哈尔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版《跋涉》。
[8]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同报·夜哨》（长春）第十期，署名悄吟。
[9]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大同报·夜哨》（长春）第十三至十四期，署名悄吟。
[10]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首刊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同报·夜哨》（长春）第十六期，署名悄吟。
[11]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首刊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至十一日《国际协报·国际公园》（哈尔滨），署名悄吟。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桥》。
[12]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五月，首刊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至五月三日《国际协报·文艺》（哈尔滨），署名田娣。目前该篇小说仅存刊于五月三日的最后一部分，其他部分已佚。
[13]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首刊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国际协报·国际公园》（哈尔滨），署名悄吟。
[14]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首刊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作家》（上海）第一卷第一号，署名萧红。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桥》。
[15]喇嘛台：东正教教堂，哈尔滨标志性建筑，一九〇〇年建于南岗中心广场（今博物馆红博广场），原名“圣·尼古拉教堂”，亦称“中央寺院”，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16]《屠场》：美国作家辛克莱（1878—1968）于一九〇六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17]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首刊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作家》（上海）第一卷第二号，署名萧红。
[18]该篇创作完成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初，首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作家》（上海）第一卷第六号，署名萧红。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牛车上》。
[19]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首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上海）第一卷第三期，署名萧红。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牛车上》。
[20]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首刊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萧红。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牛车上》。
[21]该篇创作完成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连载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上海《作家》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号，署名萧红。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牛车上》。
[22]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大沪晚报》（上海）第三版，署名萧红。
[23]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六年，首刊何处不详。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桥》。
[24]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新少年》（上海）第三卷第九期，署名悄吟。
[25]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首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公报·战线》（汉口）第一七七期，署名萧红。
[26]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首刊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文摘战时旬刊》（重庆）第三十六期，署名萧红。收入上海杂志公司（桂林）一九四〇年三月初版《旷野的呼喊》。
[27]该篇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文摘战时旬刊》（重庆）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署名萧红。收入上海杂志公司（桂林）一九四〇年三月初版《旷野的呼喊》。
[28]该篇创作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首刊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文艺阵地》（上海）第二卷第八期，署名萧红。收入上海杂志公司（桂林）一九四〇年三月初版《旷野的呼喊》。
[29]上海闸北的火线：指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挑起战事。
[30]训政：指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的《训政时期约法》。
[31]《略谈皇帝》：指一九三五年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的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因文中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新生》周刊被查封，该刊主编杜重远被法院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失责”被撤销。
[32]奴隶社：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辑几名文学青年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后以该社团的名义，先后出版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
[33]萧洛诃夫现译肖洛霍夫（1905—1984），前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新垦地》（旧译《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等。《被开垦了的处女地》分为两部，第一部出版于一九三二年，第二部出版于一九六〇年。此处指第一部。
[34]本文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版《生死场》序。
[35]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有删节。
[36]陈思和（1954—）：复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笔走龙蛇》、《鸡鸣风雨》、《犬耕集》、《谈虎谈兔》、《草心集》、《海藻集》等。
[37]一九三二年八月的一个黑夜，萧红在洪水中的哈尔滨被急送到医院待产，后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产下一女婴。萧红后来曾在散文《弃儿》中记下自己这一痛苦的经历：“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眼泪。”关于她跟生母和继母的关系大体是这样的：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三岁的时候，弟弟出世，后夭亡；六岁的时候，次弟出生，母亲把更多精力和爱心都倾注到弟弟身上，对她感情逐渐淡漠。九岁的时候，生母去世，不到三个月，父亲即续弦。“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萧红《祖父死了的时候》）
[38]梁鸿：学者、作家，代表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