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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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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和芬计议着想搬到前院刘家那向阳的窑洞,我看过了,还是忍耐这“蒸笼”的洞里罢,那并不比这里好,而且有些不方便。
白发和来求我给他写两封信,他给了鸣儿一个烧饼。他问我年怎样过,我据实回答了他。对这年我是准备“朴素”地度过去罢,不想准备什么,也不去求谁。
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给保育院及纪之华信。
李树生的父亲和刘家给送了二十个油炸圈来。
我在这受难的日月里,用最大的忍耐力生活着,但却时常忍耐得不好。我很知道将来中国的政局是表面,内里姐龄,我如不属于任何党派做楼呷,是很难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生活下去的。而中国的党派是没有魄力容纳一个真正的作家存在的。
翻到一本列宁:《国家与革命》,开始读了两段。
因为欠的豆子债和羊肉债想用几斗谷子顶债,却被梁炳成的妈——一个五十岁,戴一支红耳环的女人——一句话说得不愉快:
“人家连谷子全要不给你吃了。”我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但却刺痛了我。接着我就想了一些将来可能的事情―离开边区走了……
我是决心不屈服于任何威力和要胁之下的,随便有什么事情发生罢。
鸣儿懂得生气了,他对于向他发脾气他是具有强烈反感的,他的头脑似乎明白许多事情,透明的,自尊心极强。他肩上生了一个小疮。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待他,不能向孩子使气,或用暴力使他屈服,这是孱头行为。
仅剩了一百五十元钱,为鸣儿和芬买了五两灶糖。(后天是二十三“小年”)
和芬一想起歌儿,两人全心情很痛苦,因此预备明年春天去看看她——先给王慈吾医生去了一封信。
我疑心着我的信件被什么人扣留了——也许是县上的党组织,我知道他们是想完全孤立我而屈服我,如果真如此下劣,确是愚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