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权力工具的“说服”
修辞术和演说术的说理一开始就具有功利的用途，被运用在诉讼、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政治人物的辩论中。教授修辞术的智者派教师给修辞术的定义是“说服的技巧”，所谓“技巧”，往往由于不当或不善的运用，成为实际上的欺骗、诈术或权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在《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中说：“演说术成为权力的工具，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全新的……因为权力也是出自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将精力持续投入到有效说服的技巧之中，这对于每个政治人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从演说词中看到这种努力的结果，这既包括直接流传下来的演说词，也包括历史学家叙述里记载的，或是重构的，或是杜撰的。它们展现了公共演说的力量是如何被使用的。”
政治人物运用修辞术是为了影响公众，可以是出于良好而高尚的动机，为了造福于人民、社会和国家。但是，再良好、高尚的动机中仍然有个人权力欲的因素，这很可能对说理的真实性产生不良的影响。所有政治人物的演说都有讨好和蛊惑民众的嫌疑，戴维斯指出：“因为要具有说服力，演说者必须根据听众的态度、价值取向和偏好来说话。当然，这也正是演说词从某种程度上对历史学家来说很不可靠的原因。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词，而演说者非常善于掩盖真相，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说服，而不是记录。难以用于说服的事实被掩盖起来，系统有序的陈述让位于令人惊讶的开场白或是引人入胜的妙语，附和观众偏好或其自身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观点毫不稳固地建立在让人难以信服的各种可能之上。……无关紧要的内容被加进演说，用来博得观众好感或是煽动对对手的嘲讽；在爱国主义情感照耀和感情用事的神话制造中，历史视角或是被弱化或是被强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维斯对政治家演说保持着一种戒备性的怀疑主义，也就是说，在政治人物能够证明自己是出于无私动机之前，不应该排除他自私和功利的动机，这是一种对权力的必要戒备和对权力欺骗的应有警惕。所有的政治人物，在被证明无私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自私。这种“有罪推定”与对犯罪嫌疑人实行“无罪推定”形成比照，构成高低两极之门槛，不枉不纵，如有论者所说，“枉则冤情遍起，纵则骗子丛生”，一切被封或自封为“公仆”的，都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真实和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