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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领导政绩真伪与晋升
1．乡镇党委书记邵祝道
邵祝道是北山市黄县人，北山农校毕业，做过兽医，后到中县县委组织部，从干事一直干到副部长，直至1995年出任西城乡党委书记。在我挂职期间，西城乡的干部一致认为，邵是西城乡发展的功臣，是西城乡从穷到富转变的关键性领导。而且，其很有个人魅力，由于山区穷苦农家出身，很体贴干部和百姓。
邵分析西城乡的实际后认为，农区工业化是根本出路和必由之路。农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民营乡镇企业，因为西城土地面积少，小作坊农业无法实现富裕之路；而发展工业却是优势明显，可以充分利用靠近县城这个区位优势。这个时候，中县四棉为西城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棉的发展必须提到西城乡南原村的原党支部书记赵裕明，这个人很早就看到无工不富的道理。1980年代初，在赵裕明的领导下，南原先后办起了面粉厂、窑厂、小磨油厂、纤维板厂等村办企业。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赵裕明看上了中县棉纺厂。他利用各种关系结识了当时的中县棉纺厂厂长，经过无数次的死缠硬磨，中县棉纺厂被赵裕明的诚意打动，终于同意和南原村联办企业，双方共同投资160万元，于1988年5月建成了中县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中县第四棉纺厂”，简称四棉。四棉不仅为南原提供了丰厚的利润，更为南原培养了棉纺技术人员，这些人成为后来南原和西城乡发展的生力军。
在工业立县的背景下，邵书记决定以四棉为突破口，大力扶持南原村创办民营棉纺企业，在土地、电力等方面提供绿色信道。短短几年，南原村就创办了近20家民营棉纺厂，并成立了棉纺工业小区。在南原村的带动下，周边几个村也纷纷上马棉纺厂，使得西城在几年内就成为棉纺业强乡。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其它乡镇政府还在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加上西城财力薄弱，这些都决定了西城乡大力扶持民营经济而不是直接兴办实体的发展之路，这比其它乡镇提前了至少7年，从而避免了庞大的经济损失。直到今天，西城乡仍然是全县惟一没有乡镇债务，并且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
在这个时候，县委书记更替，县里中心任务转向发展高效农业，怎么办？邵书记一方面积极发展几个高效农业观摩亮点，一方面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棉纺产业上。到2002年，邵被提拔为中县副县长的时候，西城已经一改以前的落后局面，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在全县位于前列。
现在，西城乡拥有各类企业近200家，2009年全乡财税收入达1420万元，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棉纺大乡，财政强乡，综合实力进入了北山市10强乡镇。昔日的穷乡乱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已经成为现实。
2．镇党委书记田东团
田东团是中县人，1995年出任北方镇镇长，当时中县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农业结构调整，做的比较好的是南方镇，种植胡桑，发展养蚕业，效益不错。田东团带队考察后，认为北方镇也可以搞，就在北方镇大力推广胡桑养蚕，当年全镇就种植了好几千亩，结果当年中县连降大雨，很多胡桑被淹死，同时当年的蚕茧价格也暴跌，北方镇当年就损失几百万。
几年后，田东团晋升为西游镇党委书记，适逢杨玉琴任县委书记，在全县大力推行农业行动计划。“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深知农业开发危害的田东团打心眼地反对农业行动计划，所以就阳奉阴违，一点都不积极。但是，杨玉琴有个特点，就是微服私访，经常带个司机，也不通知，就到各乡镇检查工作，结果有一天，杨玉琴到了西游镇，发现农业行动计划根本没行动，很生气，到了镇政府大院田东团的办公室外面，发现田东团正和几个镇领导在看电视，田东团还问，中午到哪喝酒啊？杨玉琴听到后，猛破门而入，怒斥田东团，要求立即召开全镇干部大会，布置农业行动计划。会后，杨玉琴对田东团说：就你这工作和态度，我任上你甭想升。
结果证明，田东团在杨玉琴任内果然没有升迁，但调到了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关镇。而当时农业行动计划搞的轰轰烈烈，成为市县典型的南方镇党委书记王洛则获得了提拔，虽然南方镇的成绩是靠每年高达几百万元的投入获得的。杨玉琴晋升后，林庆生接任县委书记，提出“工业强县”的发展理念，把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确定为全县的中心任务，这样，田东团所在的城关镇就占尽了优势。同时，田的曾任中县某局局长的老岳父，也一再告诫田东团，必须围绕县委的中心任务，干出很大的政绩，才能升迁。田东团抓着时机，大力发展民营棉纺产业，积极招商引资，全力推进工业发展，结果，中县几次工业会议都在城关镇召开，政绩显著的田东团也在2005年晋升为北山市阳河区区长助理。
3．镇党委书记刘石田和郑重社
刘石田，中县农家出身，汝县师范毕业，曾任中县团县委书记。这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我曾经对他多次进行访谈①。郑重社是六月镇党委书记，是中县一个政治家族的重要成员，我在中县挂职期间，听到关于其最多的事情是作风问题以及闹不团结。但一些和其共事的干部说，郑重社讲话水平很高，很有能力，同时，非常善于搞好上级关系，在上级中很被认同。
① 其后曾任城建局长，表现其能干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县滨河大道的柳树种植。当时已经错过了种植的季节，他让工人挖了接近1人身高的树坑，我问他为什么树坑挖这么深，他说滨河大道修建时垫了很厚的混凝土，必须打透这层混凝土，不然，树要么栽不活，要么不生长。结果，几千棵柳树后来全部成活。
1995年，刘石田出任华生镇党委书记，其任上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河南省首家乡镇科教馆。华生镇素有农业科技的基础，1975年以来，就成为北山农校的实习基地，后来又成为河南农大的实习基地。在这些基础之上，1996年，在刘石田的领导下，华生镇投资130万元建立了一家集科研、宣传、培训、实验于一体的四层科教馆，占地6800平方米，拥有仪器368件，图书6万余册，标本316盒。科教馆的主要功能是培训农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科教馆经过北山日报、河南日报等媒体报道后，华生镇先后被评为“河南省科普先进集体”、
“全国科普先进单位”，并被中国农学会评为“全国科教兴村计划试点乡镇”。
在陈道白提出工业立县之后，刘石田根据华生镇的实际，提出围绕花生产业，打造“前店后场”的花生经济模式，就是在集镇或者沿路，前面是门店，后面则是花生场，进行花生加工，一家一户都能干，投资小，农民还能致富。但是，下来检查工作的陈书记不认同，要求圈院子，上工业，这是刘石田对县委中心任务抵触的开始。而造纸厂的强行关闭则是矛盾的爆发。当时，陈书记对刘石田说，原来想着赶快生产，能捞回投资，现在看来不行了，造纸厂必须马上关闭，不然市里就要处理你，我不但保不了你，咱们一个线上的蚂蚱，处理你，我也要担领导责任。刘石田对陈书记说：当时上马时，很多干部群众就反对，提出污染问题，结果县委命令必须上。现在刚磨合好，见效益了，又让关闭，投资怎么办？怎么对干部和群众交待？两人不欢而散。
而陈书记到六月镇做工作时，六月镇党委书记郑重社表态说：陈书记，没有问题，坚决按照县委的指示办，工作我们来做，遗留问题我们妥善解决。结果刘和郑被陈书记作为党委书记中截然相反的两个典型。一个多月后的经济观摩，陈书记带领的观摩团在临近中午才到华生镇，进出20多分钟，车都没有下。然后下午开会，要求各乡镇介绍经验和下半年的打算。开会时，副县长宋政功说，今天主题是先进乡镇介绍经验，落后乡镇表态发言。陈书记说，你把名单说一下，让他们好准备。结果落后乡镇中，华生镇赫然名列其中。刘石田认为华生镇有花生产业，有造纸厂，怎么也不会落后，而且准备的也是经验介绍材料，这一下措手不及，他说：
“我当时恼极，陈书记你不像个领导，你报复太及时了。你提前通知我，我有个思想准备也好，这完全是突然袭击，当着全县200多名干部的面，这样整一个镇党委书记。”（刘石田访谈，2009）
没有办法，刘石田只好临时做检查，在发言中表露了自己的不理解和不满，并质疑县委的评价标准，等于制造了一个会议风波。
第二天，气愤不已的刘石田找陈书记理论，没想到陈书记对他说，这算个啥，你反应过度了。而刘石田则极力为自己申辩，谈话结果可想而知：陈书记很生气。第三天，抓组织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就到了华生镇，对刘石田诫勉谈话。刘石田说已经写了辞职报告，并详细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抓组织的副书记一拍桌子，说：“陈书记怎么能这样，走，喝酒去，工作我们去做。”事情竟然这样出乎意料地收尾了①。
① 刘说，当时的组织部长分包华生镇，对他比较了解。如果处理他，组织部长脸上也无光，也要负领导责任。
县委书记更替后，刘石田坚决不再做党委书记，回到了县城出任教委主任，他说，如果陈书记不是突然调走，肯定要对他采取组织措施。刘石田面对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六月镇党委书记郑重社获得提拔，到延县当宣传部长去了。
不做党委书记，意味着仕途已经到了尽头，刘为什么这样做，他说：
“假政绩的根子在上面，根本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1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当时假政绩提拔的多得很，因为他们完成了领导指标，听领导的话。作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需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但我却怎么也结合不了，对老百姓负责就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整。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有一类人可以把老百姓整得活不下去，但我不行，下不了手。我也当过农民，知道农民的苦处，在当时摊派那么重的情况下，我要求不能牵农民一条牛，不能去抢粮。当时等于天天坐在火山口，所以我后来坚决不再做党委书记。”（访谈，2009）
政绩型干部体制，需要以政治忠诚为基础，需要听话服从，而政绩也是围绕上级中心任务产生的政绩，是需要上级认可的政绩。只有把忠诚和政绩很好的结合，才能有较大的晋升机会，这就是忠诚—政绩激励机制的运行逻辑（杨雪东，2001）。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绩工程等假政绩的关键是工作过“左”：运动型经济，命令型经济，不从实际出发，急躁冒进，一刀切，行政干预，瞎指挥、乱折腾，经验和技术缺乏，逼民致富等等。而真政绩则有这些特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健推进，注意经验和技术的累积等等。
一些干部说，无论是发展工业和农业，只要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的，成功的不多。相反，民营工业，民营农业开发，不少却成功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机制问题。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务，在于引导，而不是亲自上阵或督阵。
2002年之后，鉴于各地血的教训，河南省明确提出，不允许县乡政府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而是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极其正确，可惜姗姗来迟了，因为巨额的乡村债务已经形成。而2005年的取消农业税，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政策，乡镇政府想办经济实体，也没有财力去办了。现在，中县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天下。
一些干部提出要辩证看待假政绩的问题，一是威权型体制，一级压一级，有体制上的因素。二是农业社会发展转型，很多东西需要探索。三是政绩工程都是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同时，领导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好的，很多后果是预想不到的。四是存在信息失真，纠错机制滞后的问题，很多领导不要说当时，就是事后也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损失情况。五是经济环境的问题，很多干部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成长的，接受私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完全转轨的过程肯定要付出代价。六是盲目学习的结果，很多中县干部痛苦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江苏和广东等省集体兴办企业就能成功，而中县集体兴办企业全是失败，为什么？
而对于每一任领导来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会留下记录，干部和群众都会对他们进行评价。“政声人去后”，当每一任领导回望仕途的时候，他一定会清楚自己在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他的政绩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也肯定清楚：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评价是最公正的①。
① 民意是公正的，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接受它的审判。中县一位县委书记离任一段时间后，中县干部中突然流传他生病去世了，后来这位县委书记特意到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