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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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某种方式操纵变量并做出合理的因果推论,就没有理由仅凭相关证据做出因果推论。而让人苦恼的是,当涉及心理学主题时,仅凭相关证据就做出因果推论却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教育心理学界,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自从100年前开始对阅读进行科学研究以来,研究者就知道眼动模式和阅读能力之间存在相关。阅读能力差的人,在阅读时眼动不规则,回扫(从右向左的眼动)和每行中的注视(停顿)较多。基于这种相关,一些教育工作者假设,眼动技能的缺失是造成阅读障碍的原因,因此许多“眼动训练项目”被开发出来并应用于小学生中。在确定这一相关是否真的表明不规则的眼动导致阅读能力差之前,这些训练项目就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眼动与阅读能力之间的相关所反映的因果关系,与之前推断的正好相反[10]。不规则的眼动不会导致阅读障碍,是缓慢的词语识别和理解困难导致了不规则的眼动。当教会儿童有效地识别单词和更好地理解文字后,他们的眼动就改变了。训练儿童的眼动对提高其阅读能力没有任何帮助。

最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明确指出,词语解码以及语音加工时的语言问题是造成阅读障碍的根源[11]。极少阅读障碍的病例是由眼动模式方面的困难造成的。许多学区的储藏室里仍然存放着布满灰尘的“眼动训练仪”,它们代表着被浪费掉的数千美元设备经费,这就是人们把相关视为因果关系证据的后果。

考虑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教育和心理咨询领域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设:学业成就问题、药物滥用问题、早孕、霸凌以及其他许多问题行为都是低自尊造成的。人们认为这个因果关系的方向很明显:低自尊导致问题行为,高自尊带来高的学业成就和其他领域的成就。关于因果方向的这一假设为许多提高自尊的教育项目提供了动力,这里的问题和眼动的例子是一样的:仅仅因为存在相关就推出因果方向的假设。事实证明,即使自尊和学业成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更可能是相反的方向:高学业成就(以及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成就)导致高自尊,而不是相反[12]。

研究方法教科书经常举一个例子: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上生活的一群岛民认为,虱子使人健康,因为健康的岛民身上有很多虱子,但患病的岛民没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岛民大多数时候身上都会有一些虱子。当虱子数量增加时,就会导致人发烧从而杀死虱子。不健康的人会更快地发烧,虱子也就随之消失了[13]。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有更多的虱子。但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健康状况差导致虱子更少(健康状况好导致虱子更多),而不是虱子使人健康。

在心理学研究中,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性是个常见的问题。例如,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14]对显示利他行为与幸福感存在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讨论。例如,有研究表明,参加志愿工作的人比不做志愿工作的人更幸福。当然,必须确保没有第三变量能解释利他行为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第三变量被排除之后,还有必要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是幸福让人们更利他,还是利他行为让人们幸福(“给予比接受更有福报”)?当研究者运用了第6章所描述的真实验的逻辑,并完成了若干适当的控制研究后,发现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幸福让人们更利他,而且利他行为也让人更幸福。

心理学家查布里斯和西蒙斯[15]讨论了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对美国228个人口普查区的2881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户外食品广告越多的人口普查区,人们越肥胖。查布里斯和西蒙斯认为,这项研究的呈现方式,会让人们断定食品广告对人有影响,并使人变胖。本书的读者现在应该想到了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广告商可能会在其食品的高消费社区投放更多的广告。

之前我们警告过这种倾向:当人们看到一项研究显示父母的养育行为与孩子的心理特征存在相关时,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是父母的养育行为导致了孩子的心理特征。我们指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可能是导致亲子相关的第三变量。但是,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方向性问题:孩子的行为可能会引起父母的反应[16]。因果关系的方向实际上可能是从孩子指向父母。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所涉及的两种误区。一种叫作方向性问题,已经通过眼动和自尊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当变量A和变量B之间存在相关时,在立即断定这种相关是由于A的变化引起B的变化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因果关系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即从B到A。另一种是第三变量问题,已经通过糙皮病的例子(以及“烤箱-避孕”和“私立学校-学业成就”的例子)加以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可能并不代表任何方向上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由于这两个变量都与第三变量相关。


为什么戈德伯格的证据更好选择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