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连锁反应
1500年—1900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一些敢闯敢干的欧洲人开始去往航海能到达的各个地方。地球表面大部分被汪洋覆盖，所以走向大海就意味着能到达很多很多地方。向西航行的探险者们开辟殖民地，开设矿场，发展种植园；而向东去的则在亚洲建起城堡和贸易据点，买入异域商品回欧洲贩卖，牟取暴利。向东和向西的两支探险队伍以金银联结在了一起：欧洲人从美洲大量采掘金银，读者肯定还记得白银是最好的通货，银币拿到哪里都能流通。
士兵和传教士走在了欧洲人挺进美洲的最前线，紧随其后的是嗅到暴富机会的商人。他们看到大规模种植作物有利可图，特别是烟草和甘蔗，以及后来的棉花。
在发现新大陆之前，欧亚大陆上从来没有烟草，但是烟草一经发现就快速传播开来，这倒不足为奇，毕竟烟草是一种成瘾品。而蔗糖作为最优质的糖料，此前在欧亚大陆上价格高昂。因为从印度运输甘蔗太重，而蔗糖加工技术又是中部世界严格保守的秘方。不过，现在欧洲人学到了这门技术，加勒比地区又极为适宜种植甘蔗，种植商可以就地加工甘蔗制糖。蔗糖于是成了一种高级“香料”：虽然不是必需品，但人人都想要。加之成品蔗糖运输方便，欧洲的糖料市场从此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因为精制糖料也是一种成瘾品。
甘蔗中的糖分并没有全部制成蔗糖销售，制糖工艺还产出了一种副产品——糖蜜，能用来做朗姆酒。于是这分化出了一个和制糖同等重要的产业。朗姆酒很快就形成了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市场，因为酒也是一种成瘾品。
有了这三种成瘾品，再加上黄金、白银和棉花，这几样东西成了欧洲大举殖民美洲的推手。
白银
早期的西班牙征服者热衷于淘金，虽然也颇有所获，但远远没有他们幻想的多，他们大量淘到的是黄金不那么值钱的小兄弟——白银。
前文说过，白银因为量足够大可以兼做商品和货币。西班牙政府在秘鲁和墨西哥开采银矿，将采出的白银和一并获得的黄金运回本国。
这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个沿街溜达的傻小子突然发现了不停自动吐钞的取款机，就这样成了欧洲的老大。王室组建了庞大的舰队，训练了装备精良的军队。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孙子查理五世（Charles V）被尊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势。除新大陆殖民地之外，他还将欧洲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庞大帝国。西班牙精英阶层建起精美的城堡，将金钱能买到的各类世间奇珍都搜罗来做装饰，他们唯独没投入金钱来发展西班牙自身的生产力。既然拿着钱出去什么都能买到，还可以送货到家，何苦费劲自己生产？
西班牙大量购买各色货品，有布帛、家具、羊毛、船只等等，其中大部分产自英格兰、法兰西和西欧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不过，白银到底是靠不住的。作为一种商品，白银从西班牙哗哗外流，触动了供需平衡的铁律，白银价值一贬再贬。而作为铸币材料，白银贬值导致人们买同样的东西需要支付越来越多的银币，换言之就是物价持续飙升。
其实如果增量的白银能在西班牙人口中平均分配，就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虽然买一双鞋需要付更多的银币，但如果每个人手上都有更多银币，还是能买得起新鞋穿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体制不能保障白银的平均分配，反而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诚然，新增财富可以下渗到社会底层，但只是很少地渗下去。富人仍然买得起鞋子、桌椅、鞍辔，但是鞋匠、木匠、鞍匠们的收入却不见增加。因为富人总共就那么多，他们只需要那么多的鞋子、桌椅、鞍辔。收入不增，物价却飞涨，底层自然更加贫穷。开销升高而收入跟不上，大部分人不再能负担原来买得起的东西，从而造成鞋子、桌椅、鞍辔的市场萎缩，于是越来越多的手工作坊倒闭。而同时，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
从长期看，无穷无尽的白银供给并没让西班牙变得比邻国更加富裕强大。因为白银没有被用于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却实质上被投入到了英格兰、法兰西、荷兰等国。只有商品产量和销量固定不增时，通货膨胀才造成物价上涨。而如果白银的流入能推动生产和贸易发展，社会才是真正吸纳了这些白银财富并借此强大起来。因此，最早劫掠美洲的西、葡两国只实现了短暂的富裕。就像中了彩票的人一样，没过多久就回归了原形，重新成为西欧最贫穷的两个国家。
英格兰与荷兰
历史上，是环境决定了游牧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分头演进，孕育了希腊文明的繁荣，推动了香料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到了16世纪，环境又一次主宰了两大新势力的崛起，它们就是英格兰与荷兰。
在发现新大陆以后的时代，这两个国家可谓占尽地利。英格兰是岛国，荷兰也位于大洋沿岸，航海可以说是这两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天性。两国又都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地区，人们很有出海远航、淘金猎奇的冲动。因此到16世纪的时候，两国都已经有了悠久的航海历史和久经风浪的出海商人。这些人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练就了一身本领，会熟练操作带横帆和三角帆等的大帆船。在航海时代早期，葡萄牙因为发明了可灵活操纵的轻快帆船而占尽优势，但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很快迎头赶上，他们造出的船不仅便于操纵，而且船身很大 [1] 。
在新大陆发现后的时代，欧洲的长途贸易商人们有了一种新的经商方式。他们不再是先进货再去开拓市场，而是先找到买主拿下订单，签订合同后再组织有余力经营副业的小农户生产相应的手工产品。例如，在家劳动的比利时妇女擅长制作蕾丝花边，商人纷纷来订货，很快比利时就兴起了很多缝制花边的家庭作坊。此外，法兰西、荷兰、英格兰等地的纺织和制衣作坊也蓬勃发展起来。就这样，产自美洲的白银支持了整个西欧制造业的发展。
因为生产制造都在家庭作坊中进行，所以从事技术性生产的大多是女性。但也正因为是家庭劳作，这些女性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很难被公众认识到。另外，贸易公司不单订货，还越来越多地提出花样配色的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定产量，指定设计等。作坊中的手工业劳动者，即西欧的劳动妇女群体，最终成了给长途贸易商打工的人。在这个新体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只能靠中间商人形成联系，于是中间商人就掌控了整个生产过程。
企业公司
一些有事业心的商人结成了公司。跟行会、教区、君主国等一样，公司也成了一种社会星群，能反映主观意图，组织很多人一起实施计划。早期的公司往往以商人家族为核心，将业务从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例如一个家族原来长期贩粮，现在想进入纺织业，于是成立公司。不过，这些早期的家族企业往往经过一两代人就会瓦解，因为在封建体制下，不靠经营土地而致富的人是有道德瑕疵的，只为自己积累财富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光荣的致富手段是购买土地，尽可能再捐个爵位，然后安安稳稳地雇些农民做工，当个仁慈的地主。此外，在封建叙事下，人们认为金钱是虚妄的，还隐约有些不光彩，而土地则看得见、摸得着，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现代英文中称地产为“real estate”，意为真实财产，即取此意）。在当时，爵位也是代代相传的实力证明。人们毫无疑问会把老伯爵的儿子认作伯爵，但看到新授勋的骑士却可能联想起他还是乡巴佬的时候。
随着家族企业的起落浮沉，另一类由陌生人组成的合伙企业也初具雏形，叫作“股份制公司”，即一群商人把手上的资源攒在一起，共同开创单人之力所不能及的事业。例如，集资修缮船只，从而远航亚洲去进口货物，把货物运回欧洲售卖出去后，每个商人按出资比例从利润中分红。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提前被记录在一张契据上，被称为股票，因此这类公司被称为“股份制公司”。最早的股份制公司都是围绕具体的项目而组织的，项目成功后合伙各方就分红解散，再去寻找新的机会。不过时间久了，这类公司开始稳定下来经营连续的业务，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星群。它们在社会宇宙中的地位就好像物理宇宙中的一个个生命体。
成立股份公司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赚取利润。这与当时的进步叙事非常契合：进步是终极的意义和目的，每天都要变得更好，收获更多。而仅靠土地致富反而不再能体现进步叙事的精髓，因为土地的总面积是个定数，虽然地主或许能把它更高效地利用起来，但这总有个限度，不可能从有限的土地上得到取之不尽的新生产力，要想再取得进步只能靠拿别人的土地。而利润不一样，盈利是没有穷尽的。公司可以不断扩大规模，覆盖更广的地域，派出更多的船只，航行更远，进口更多，卖给更多人群，把经营范围拓展得更大……如此持续改进，不断扩张，明天必然会比今天更好。
银行
派贸易船队远航亚洲需要一大笔开销，得购买船只、雇佣船员、充实给养……如果一切顺利，这项事业的收益足以支付所有成本，还会有所盈余。可是要等进口的货物全部卖完才能见到利润，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那么商人事先手上还没钱，要如何支付前期的开销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室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即必须先支出，后收益。政权的收入来自臣民缴纳的税赋，统治者不断扩大征税的领土需要依靠军队，这样就要在征服领土前开支军饷。统治者还会通过强化统治和提高收税效率来获得更多收入，但这需要专门的行政人员队伍，这也需要一笔开支。
一国之君的职责当然不只是打仗和征税，更重要的是要凝聚人们的思想信念，让人们相信国王就是国王。因为一旦人们不信，国王就不再是国王。要让人们相信，就要做出仪仗排场，国王要住宏伟的宫殿，穿精致的衣裳，出行要有华服侍从跟随左右，驾乘气派的马车，拉车的还一定得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宝马。这样，目睹这一切的人才会说“我见到了国王本尊”，旁边的人会附和“我也见到了国王，真是威仪天下！”总之，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王室必须靠营造权势盛大的氛围才能进一步巩固权力，而营造氛围当然也需要钱。
为了解决当下所需和未来所得之间的青黄不接，一个新的人群应运而生。这群人能打造出拥有财富的表象并保持表象一直不被戳穿，直到财富真正落袋为安。十字军东渐期间，意大利和犹太放贷者运作的早期银行就是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尝试。他们发现，贷出去的往往不是真正的金钱而是信用。“信用”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意为“相信”的词根，只要人们还相信，信用就存在。银行贷出去的“钱”是借方必须还回来的，所以是属于银行的资产。虽然这似乎听起来矛盾，但是银行贷出去的钱越多，拥有的资产也就越多。反而银行金库里存着的却是负债，是银行迟早要兑付给存托人的资产。
对于习惯从家庭账务角度想问题的人来说，上面的说法有点反常识。因为在普通人家，如果床垫下藏着黄金，这就是家里的资产；如果把钱借给了张三，那就是负债，因为即使急等着买米，这笔钱也不能马上用上，肉铺老板也不会让张三打个欠条就同意赊走一斤肉，因为他不认识张三（或者他认识却觉得更不能赊），张三打的欠条如果能当钱用，那他生活的整个圈子都要坚信他一定会欠债还钱。这里边，“信用”非常重要。只有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使用的纸币确实代表相应的兑付价值，银行才能正常运转。
圣殿骑士团作为最早的国际银行经营者，曾经给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君主放出信贷。老百姓会觉得，这些人既然放得出这么多贷，一定在什么地方存有大量黄金。公元1307年的一天，想把自己的欠债一笔勾销的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决定抓捕所有圣殿骑士，处决圣殿骑士领袖，罚没其拥有的黄金。为了走这一步棋，国王没少调动公众情绪，散播流言称圣殿骑士秘密控制着世界，并制造了所有的犯罪、饥荒和瘟疫让法兰西陷入困顿。所以到了国王下手采取行动之时，老百姓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帮遭天谴的圣殿骑士被集体消灭并罚没财产。但皇家兵士冲进圣殿骑士团的据点后，却没搜到太多黄金，只找到了大量记满了数字的账本。
而与此同时，被赖到圣殿骑士团头上的庄稼歉收、疾病瘟疫等状况并没见好转，这时候老百姓就要选择自己相信哪个说法了。是认为国王和教皇撒了谎，还是相信有些圣殿骑士逃过了诛灭，改头换面在别的秘密地点控制着世界？这第二种想法发展成了直到今天还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阴谋论，即总是认为在公众认知范围之外有一小撮人在秘密控制着世界。
这类流言和说法产生的根源之一是金钱变得抽象化了，而这个趋势还在加剧。在普通群众盯着圣殿骑士团的秘密不放的同时，银行在继续蓬勃发展。在创业者和探险家随处可见的欧洲社会中，人们亟须资金支持各项远大事业，以期未来产生丰厚的回报。
1600年，一群英国创业者跟国王谈下了一笔惊人的买卖。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同意授权给这一小拨人组成私营联合体，垄断英国与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的所有贸易，还授权这些人拥有和调动自有军队、建设堡垒、与外国谈判等诸多权利。这个私营联合体自号“可敬的东印度公司”，英文缩写为HEIC或EIC。
两年后，荷兰人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公司——VOC，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文首字母缩写。荷兰此举为的就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荷兰政府比照着英国皇室的做法给予该公司同样优厚的待遇：垄断荷兰对亚洲的所有贸易经营权，有权拥有和使用军队、建设堡垒、签署条约等。随后，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瑞典等欧洲国家纷纷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但是荷兰和英国两家东印度公司最为强大，也为其他各国闯出了榜样。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追加了一项福利，这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宣布东印度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这意味着该公司中的个人，不论职员、经理还是股东都不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或过失负责。股东可能会损失投入的股本，但损失以此为限。如果公司触犯法律，只处罚公司而不处罚公司中的任何个人。这样的规定从法律意义上将经营公司业务的具体个人和公司本身区分开来，公司中的人会更替轮换，但公司作为实体一直存续。这就好像人体内的细胞总有新陈代谢，但不影响人一直是存活的生命体。女王的法令把公司变成了这样的社会星群：有自我身份、能实施计划、有动力长期存续而不灭失，跟人或任何其他生物一样。曾经的美国总统参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就说过，“朋友们，公司其实是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创办之初仅由二百来位商人组成，不久后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司的合伙人们决定增加股份数，并向公众发行。只要出钱，谁都可以认购，购买股票不需要通过考试，也不用考虑能否跟其他股东相处融洽。不过持股公众对公司管理没有发言权，不会因为买了股票就得到一份工作，也无权把公司的财产搬回家去。作为股东的他们只享有两项权益：其一，公司如果有年度盈利则参与分红；其二，能以任何价格将持有的任意数量的股份转售给任何人，转售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买方愿意出价多少，而买方的出价要看其对公司的近期发展是否看好。因此，股票价格跟市场上的猪肉价格一样会上下浮动，只是它的浮动不同于猪肉等实际材料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信用”的供求关系。股票的出现让“钱”开始有了更深一层的抽象意义。
这一时期，欧洲人仍然将金属铸币作为日常交易的钱币，但市场上流通着很多地方铸造的硬币。每个地方的人都要收付多种钱币，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揣着几个英国先令、一包西班牙达布隆金币……至于什么货币在哪些地方能流通，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币值也不是精确取整，所以兑换交易中全靠估计。即便两种钱币同为银质，也只能大概估算。因为偶尔有人会做手脚，从银币上刮下一些银屑，重新熔铸后据为己有；有些情况下，有权铸币的国王和大公等也会要求在银币中混入贱金属，从而虚增贵金属的供给量。那么，人们要怎么鉴别一块银币的真正价值呢？检测手段倒是有一些，但是日常中人们哪里有时间去做检测。所以在商业交易中需要讨价还价的不仅是商品，还有货币的价值。
荷兰人最先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主政者们授权若干私营银行家组建统一的中央银行，有意在阿姆斯特丹做生意的人都必须在这家银行开立账户、存托资金。银行官员负责确定各类货币的价值并将其保管在金库中，向开户人颁发银行纸币，币值总额等于其存托在银行的货币总值。在整个阿姆斯特丹辖区，所有人必须将这些纸币视同货币收受，且所有交易只能使用这些纸币。
纸币的固定价值与其所用纸张和印刷质量无关。一张破旧磨损的10荷兰盾纸币与一张崭新的10荷兰盾纸币价值完全等同，10张10荷兰盾纸币与1张100荷兰盾纸币也完全等值，不论新旧。纸币的出现让货币摆脱了物质层面的不确定性，成为纯粹数学意义上的符号。不久，阿姆斯特丹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了国家统一货币，通行于荷兰全境。
同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一样，设立中央银行的做法也流传开来。1694年，不久前还是荷兰奥兰治省大公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 Ⅲ）要为王室的若干事业筹集资金，其中包括要到法国领土上打一场“必要的小仗”。他把辖区内专门从事信贷经营的人召集起来，要求他们提供一笔高达一百多万英镑的巨额贷款。作为回报，国王授权这些人组建企业，将国王欠下的债务分割成若干小份，以载明价值的银行纸币形式出售给公众。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国王偿还债务后，持有纸币的人都可以按币值从还款金中分得自己的一部分。在国王还债之前，人们可以凭借纸币购买任何想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此交易后，市场上的经营者就获得了纸币，未来可以凭此领取一部分国王偿还的债务。这些纸币之所以能当钱花，是因为它与张三的欠条不同，纸币背后是国王庄严的还债承诺。如果人们连国王的承诺都信不过，还有什么能信得过呢？
事实上这笔债务根本没有偿还——国王当然不会还。由国王的债务背书的纸币成为英国所有经济活动的通行货币，国王的债务成了支撑整个英国经济的基础。如果这笔债突然还上了，英国经济岂不是会全盘垮掉？一个国家有债务并不代表它处于多大的麻烦中，其实债务是保障整个体系运转的黏合剂，债务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作为债权人被组织在同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中。同阿姆斯特丹银行一样，英国的这家银行也成了全国的中央银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中央银行，而这些中央银行又对应了一种新兴的、被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星群——民族国家。
中央银行的出现让各国君主有财力巩固各种统治机制，从而强化权力。这些统治机制跟古时候把各大帝国凝聚起来的力量如出一辙，也包括拿俸禄的官员、邮政系统、情报网络、治安警察、基础设施等。而且到这时，君主们有了更高级的工具，能够用钟表协调行动，用印刷传播意旨，用信贷机制活跃经济，用银行发行货币……从而保障自己的意志能深入贯彻到治下的每一个角落。在整个欧洲，王权的力量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白银最终让西班牙变穷困了，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几百年间，各种形式的巨量财富流出美洲，让世界的沙盘为之倾斜。然而，真正能接触到美洲财富的不是全体欧洲人，甚至也不是全体西欧人。哥伦布的老家在意大利，但意大利人并没有机会参与这场财富狂欢。只有西欧边缘窄条地带的人们获益最多，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西欧几个低地国家。在一百多年中，它们动手最早，成绩最好，几乎独占整个南北美洲，造成了印第安土著的大灭绝，把鲜少有人动过的资源和财富装船运回欧洲。这些国家因此成为西方崛起的排头兵，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注释：
[1] “荷兰人”的英文是“Dutch”，与荷兰国名“Netherlands”差别较大。他们何时开始如此自称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词的词源应该跟德语中的“Deutsch”（德意志）相同，意思是“人民、民族”，或者更恰切地说即“我们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