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失稳的中心
1500年—1900年
哥伦布启航前往美洲时，明朝中国正重回可以媲美历史巅峰的辉煌。而当欧洲商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时，明朝盛世已去。不过这时的中国还没有显露衰落之势，明朝打下的江山稳固依旧。至于其内部体系是否仍然稳健，一切运转如常，这个我们说不清楚。中国太广阔、太复杂了，没有谁能轻易判断整个中国社会健康与否。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元，广袤的大地上有雪山、沙漠，也有沼泽、河流。这里的人们分属五十多个民族，使用两百五十多种方言，边境内外有着复杂的民族关系。
当然，欧洲和中部世界也不比中国简单，但是中国总有一种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统一性。笔者认为古代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如果要造一个词来形容，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到这个时候，长久以来把这个“文明国家”凝聚为一体的主体叙事正开始衰颓。
按照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叙事传统，只要每个人在每个场合下都按孔子的方式为人处世，天下就会井然有序。然而，孔子不会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每种情形都给出明确的指导，特别是当现实出现乱局之时，有时孔子的指导似乎还自相矛盾。例如，皇权的交接就经常涉及棘手的问题。表面来看，规则很清楚：先皇驾崩，皇长子即位，这就维护了天下的法度秩序。但是如果皇长子愚笨不堪怎么办？如果他还未成年怎么办？如果出现了1524年危机中的情况，皇帝还未有子嗣就驾崩了又该怎么办 [1] ？
在这场继位危机中，朝廷官员决定拥立大行皇帝十三岁的堂弟继位。为了让继位符合礼制，官员们宣称，年轻的新皇帝是大行皇帝的身后嗣子。这听起来颇费周章，而且这样新皇帝就不能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了，这是大不孝之举！如此，国之礼法与家之宗法难以两全，这该如何是好？群臣众说纷纭，分成了两派。百姓纷纷上街请愿，朝廷就此停摆。这次“大礼议”堪比西方社会的宪法危机。
最终，群臣想出了一个折中之道：昭告天下新皇帝的生父是大行皇帝死后的嗣子。这把情况更加复杂化了，但是深谙儒家文化的人会明白此举的合理性，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中华文明星群继续闪耀。在这个星群中，皇权源于礼制。因此在朝廷中，与掌管国之要务的兵部和户部相并列的还有一个“礼部”，因为整个社会都要靠“礼”维系起来。如果这次礼制之争的结果不能服众，百姓就会对朝廷失去信任。而最后只求正确稳妥的烦琐解决方式，实际上损害了明朝中国的统一、自洽的叙事。
同时，宋明理学影响下的社会并没有实现孔子理想中天衣无缝的和谐。比如，人人都知道重农抑商，朝廷命官最受尊敬。但中国的社会阶层不像印度的种姓，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在阶层之间流动，在科举中考取功名就有机会进入最高阶层。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要之一，但准备科举却要历经十年寒窗。农家子弟没有那么多时间，家里需要人手耕田。而商人家却不一样，说他们亦商亦盗也好，说什么别的也好，这些被视作“社会寄生虫”的人常常能富裕起来。富裕的人家可以让孩子专心读书，也请得起私塾先生在科举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样一来，最受轻视的阶层反而更容易一跃进入最高阶层。而农民世世代代继续务农，这着实让人心中愤愤。
更残酷的是，一心求取功名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所有的官职加起来不过两万，所以参加科举的人多数要名落孙山。那些十年寒窗却屡试不第者最终只有怀着对家人的歉疚另谋出路，内心必定是煎熬的。
再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与功臣元老原是底层的混混，他们虽执掌大权，但对金钱的作用没有深刻的理解，觉得银票不过是方寸纸张，只要百姓老实听话，货币体系自会运转如常。朝廷每有支出需要，就仿效宋朝做法直接印制银票。可是这些银票跟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的纸币到底不同，欧洲的纸币有商业交易产生的价值支撑，而明朝的银票只是体现朝廷的印钞能力罢了。银票为什么可被当作钱币乃至银票价值几何，全靠朝廷规定。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不愁通货短缺，但凡有需要，朝廷可以直接印钞。
然而其弊端在于，银票一旦流入市场，朝廷就不再能左右其购买力。同一张银票，不论票面写明银两多少，可能在甲地是一个价，到了乙地就值另一个价。所以，即便明朝是以政令调控的统一经济体，银票还是扰动了内部经济。于是朝廷改弦更张，开始铸造铜板，却也没能重树百姓对货币的基本信任。人们熟悉的白银重新成为民间交易的主要通货，但凡可以，人们都乐意用银子结账。
如此一来，朝廷也随了大流，要求税赋俱以白银缴纳。然而明朝本来没有那么多白银，自己的银矿都已近枯竭，邻国日本的内乱又影响了白银进口。要想多弄一些白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向各路欧洲商人出售商品换取银两。这些洋人虽然陌生，但是兜里揣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又对中国商品趋之若鹜，尤其青睐茶叶、陶瓷、丝绸等。不过，茶叶和丝绸外贸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恶果，可耕地总量就那么多，一块地如果用来种茶叶或养桑蚕就不能再种稻米，两者不可兼得。与此同时，社会人口还在增加，粮食减产也不是办法。这要如何是好？
到了16世纪，明朝不声不响地采取了一种策略，开始从世界各地引进新的农作物：红薯、瓜类、玉米等等。这些作物跟水稻不同，在沙地里、山坡上都能生长，让原来的荒地变成了农田。从此人们可以一边生产粮食，一边种植经济作物支持出口，人口增长和外贸繁荣两全其美。
在华南地区，大量白银流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陶瓷工厂中做工。明朝的商人和工匠纷纷富裕起来，这让理学维系下的社会体系出现了松动。
当时的中国人只看到出口繁荣、粮食充足，而对哥伦布航行带来的涟漪效应浑然不觉。其实瓜类、玉米等很多作物在新大陆被发现前都只存在于美洲。是欧洲人先引进了这些新品种，才让它们后来在整个东半球普及，一直来到遥远的中国。除此之外，市面流通的白银也多数来自美洲。不过只要明朝社会正常运转，哪个中国人会在乎庄稼和银两到底来自何方呢？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反转。17世纪初，地球进入了一个气候小冰期，全球气温略微下降，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变冷了，而是各地气候出现反常的波动。在中国出现了旱灾，造成庄稼绝收。在此之前，明朝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到这个时候，正值欧洲出现银行、公司、民族国家等新趋势，明朝中国却困于粮食短缺。人多粮少，这在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动乱的诱因。
眼看着颗粒无收，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谋生。然而不巧由于一个发生在别处的历史转折，这时的城市也无工可做了。忽然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减少了，遥远的欧洲出现了乱局，不知地处何方的西班牙发生了经济衰退，身在中国的人们对西班牙局势又能有何作为呢？无能为力，只能承受着遥远的西方上游对本地下游的冲击。
背井离乡的农民只好四处流浪寻找生计，其中必然会有人丢弃了孔孟道德，开始弱肉强食。对付这类地痞蟊贼，用重典、下大牢并不起作用，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反而会作恶更甚。于是朝廷把这些人征召入伍，希望他们的破坏欲能用在为国出力上，可惜效果并不好。这批品行糟糕的人总是不听指挥，被军队开除后反倒成了受过训练的有武装的恶棍，横行乡里，挑起事端。越是这样的人还越臭味相投，拉起了帮派，结成了团伙。
中国古代的社会中一向不乏各种同好团体、秘密帮会和旁门左道的宗教组织。在太平盛世，这些帮会能缓解家庭宗族的框架带来的限制，给人以额外的身份认同。一个男人不仅可以承担父亲、叔伯、兄弟、儿子等角色，还可以是少林拳师、围棋高手、民间医生等等。但到了乱世，秘密帮会常会发展成鼓吹末日就要到来、新时代即将开启的民间教派。这样的帮会把群众煽动了起来。明朝正是发迹于“红巾军”，而到了明末，有武装的民间教派和流民再次在各处兴起，朝廷的军力应对不及，顾此失彼，于是他们壮大成了民间军力。其中有一支尤为残暴的农民军，大部队十万人沿着黄河流域一路抢掠，最终攻占了北京城。兵临城下之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去了皇宫后面的花园自缢而死。叛军首领闯进紫禁城大肆掠夺，部下士卒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时间都城血流成河。
此时，满人伺机而动。满人是居住在长城之外的塞北民族，他们最初曾是草原游牧部族，到此时已经基本定居生活，还发展起了城市文明。眼下正值北京城内大乱，他们乘虚南下，击败了农民军，以自己的兵力占领京城，宣布要重建秩序。他们也确实是来救中华帝国于水火的，不过不是帮助明朝，而是要自己掌权。满人登基成了皇帝，国号为清。
这次转折让人有些迷惑。在当时，满人不是汉人，但又不像蒙古人那样无可争议的是外邦人。他们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也会说汉语；有自己的文字，却也写汉字；他们的生活习惯虽然可以追溯到游牧文化，但现在也有城市文明，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宋明理学。
满人将紫禁城作为自己的皇宫，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国家机关，重振内阁六部，当然也包括至关重要的礼部，继续实行明朝的经济政策，恢复官学和科举考试。中国人都知道满人不同于汉人，但是他们着力掩饰这一差别，听从汉人学士的礼制建议，让汉人与满人共同担任朝官。如果说明朝的第一要务是复兴，那么清朝的复兴任务就更加迫切，因为满人更需要向天下证明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清朝初期的中国仍然没有显现出即将走下坡路的迹象。清初四十年，满人将整个中华帝国的疆土都收入治下，治理的触角甚至远达中亚。清朝的版图不断扩大，长城不再是北方边界，而成为清朝腹地的一处游览景观。这个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藩国的控制也加深加强了。
只有日本没有受到清朝强权的影响，凭借四面环海的地理优势，日本发展起了封建社会，稻米种植占有神圣地位，渔业则提供了日本人所需的主要营养。名义上，日本仍然由长达一千五百年历史的王朝统治，但社会治理权此时主要集中在封建幕府将军手中。幕府将军养着由武士率领的军队，这些武士有自己特殊的近乎宗教的文化传统，有点类似奥斯曼帝国的苏非派兄弟会发展而成的宗教勇士团，又类似十字军东渐时期天主教的骑士团。
日本非但没受到压力，反而还曾试图入侵清朝，这在当时的清朝人看来简直是不自量力。凭区区几个小岛，怎敢妄想征服最强大的天朝上国？其实，清朝虽然没有动过日本，但已经在北至蒙古、南达马六甲海峡的整个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到17世纪末，中国仍然完全有理由自视为居天下之中的泱泱大国。
白银与茶叶
清朝还继承了明朝一个未见得是好事的做法，也在开支中使用银票，但在收税时要求真金白银。发行银票确实促进了内部经济流通，但是纳税者们又面临那个老问题：到哪里去弄银两来交税呢？老办法看来依然有用，那就卖更多商品给随西方商船而来的贸易商。
朝廷也认为对外贸易是个良策，因此全力支持出口产业，毕竟出口换回的白银最终要流入国库。在南方地区，官办的瓷窑发展成了规模化的工厂，大批苦工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挣着微薄的计件工资勉强糊口。
过去，茶叶主要产自屯田军户经营的农庄，只是农庄中的作物之一。田间劳作由地主雇佣的长工承担，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依靠儒家传统来调节，双方共同处在一张责任与义务的大网中，以繁复的礼节与相互亏欠心理作为缓冲。但到了清朝，产茶的农庄变成了大面积出产单一作物的种植园，为了增加产量，效率成了种植园的首要目标。茶园开始雇佣采茶工人，并由专门的监工管理，这些监工只关注产量数字，不再重视儒家的仁义道德。社会变得与从前不同了。
清政府和权臣谋士们并不喜欢这个新社会，他们固然乐得收洋人的银子，却不愿受西洋文化的腐蚀。他们禁止欧洲人进入中原，只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商埠贸易。欧洲商人只能在那里等着中国商人来收订单，付了款后再干等着交货，收到货后立即离开。
面对怠慢，欧洲商人也只能耸耸肩打趣接受，毕竟千里迢迢来这里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交友。但让他们感到不快的是中国人只卖不买，一两银子也不肯花，而收款又只要真金白银，再不然就是钻石。一位清朝皇帝一语道出了其中原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既然本土产品优于一切舶来洋货，清朝何须外购进口呢？
不管怎样，西方商人还是在对华贸易中有利可图，所以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的丝绸出口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瓷器也行情大涨，欧洲语言中甚至直接用称呼中国国名的“china”指代高品质的陶瓷器皿。而最受西洋商人热捧的当属茶叶，英国人对这种东方饮料上了瘾。这里的“上瘾”不是比喻义，因为茶叶本身就是成瘾品。如果放在今天，茶叶跟可卡因等成瘾毒品比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想想在当时的英国还有什么别的饮料呢？左不过是些酒类。所以英国人对茶趋之若鹜也就很好理解了——好茶提神，烈酒伤身，就这么简单。这个时候虽然咖啡也开始时兴，但风头还远不及茶叶。
1720年，英国从中国进口共计二十万磅茶叶，1729年就上升到了一百万磅，1760年达到三百万磅，到了1790年则高达九百万磅。整整九百万磅的茶叶可不是小数目。不过诸君坐稳听好，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竟高达三千六百万磅！曾几何时，海上的商船是拿茶叶来垫着陶瓷以防其磕碰损坏，现在情况倒过来了，满载茶叶的商船要配载一些陶瓷来做压舱石。
面对这样的贸易形势，西欧各国坐不住了，大把的银子就这么外流最后只富了中国，买回来的茶叶无非是消化代谢掉了。西欧文化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而商人对财富的认识简单直观：财富就是钱。如果卖得多买得少，就能富起来；反之买得多卖得少，就会穷下去。这里说的钱，根本而言就是金银。谁死的时候存下了大量金银，谁这一辈子就风光。在每个商人看来，大家确实都赚到钱了。但是从西欧的整个国民经济来看，中国在让西欧，特别是英国越变越穷。
英国政府还不能一声令下禁掉茶叶贸易，因为进口关税是重要的财政收入，而茶叶贡献了近一成进口关税总额，政府禁掉茶叶无异于自断财路。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跟法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战争，军费开销巨大，正是用钱的时候。所以政府将茶叶的进口关税提高一倍，一方面减少茶叶销量，另一方面也不影响政府收入。
但这还是影响到了有些人的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靠茶叶贸易立足，此时岂能坐以待毙？东印度公司靠着强势的游说争得了政府的扶持，英国政府颁布法律强令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必须购买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而不能买荷兰海盗走私的廉价茶，因为海盗自然是不向英国王室交税的。这项《茶税法》让这些殖民者怨声载道，终于有一天晚上，一群不知哪里来的激进分子潜入东印度公司的船，将大量茶叶倾倒进海港，损失的茶叶如果放到今天价值得有上百万美元。此后，英国政府制定了更严苛的惩戒性法律，这进一步激起了这些殖民者的愤怒。沸腾的民怨最终爆发，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了。
所以各位看到，清政府的政策竟然推动了美国的诞生，一条长长的因果链条把清朝中国和新生的美国连在了一起。另外，英国到底找到了一个平衡对华外贸逆差的办法，但解决的办法却不在中国本身。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后面发生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中部世界此时在发生着什么。
注释：
[1] 这次危机始于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终于1524年，因此作者称为1524年危机。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礼议”。——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