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之变迁
在外面看来，巴尔干诸国是政治紊乱与权谋诈术，诡谲多变与商业欺诈，战争、暗杀与集体屠杀所构成的庞然大物，但对土著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或者南斯拉夫人而言，他们的国家是个千年奋斗的产物，由四围列强中争取独立，维持一个独特而多彩多姿的文化，并表现出其在建筑、服饰、诗歌、音乐及歌唱等方面不可遏抑的民族特性。
一度在克鲁姆汗与西梅翁（Simeon）统治下国势强盛之保加利亚臣服于拜占廷有168年之久。在1186年，保加利亚人及瓦拉几亚人（Vlach[Wallachian]）的不满情绪在约翰（John）及彼得·阿森（Peter Asen）两兄弟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既精明又勇敢，正是他们的国人及当时的情势所需要的个性。他们号召托诺弗（Trnovo）的人们至圣德米特里（St.Demetrius）教堂，说服他们这圣者已离开希腊的萨洛尼卡，而以托诺弗为其家，在其旗帜下，保加利亚会再获自由。他们成功了，并且友善地把帝国划分为二，约翰统治托诺弗，彼得统治普雷斯拉尔夫（Preslavo）。在他们的家族中以及保加利亚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为约翰·阿森二世（John Asen II，1218—1241年）。他不仅吞并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及阿尔巴尼亚，且大公无私地进行统治，甚至其希腊臣民也爱戴他。他以忠顺及设立修道院取悦教皇；以开明的法律与政治上的保护支持商业、文学及艺术；他使得托诺弗成为欧洲修饰得最华丽的都市之一；在文明与教化方面提高保加利亚至与当时大部分的国家相当。他的继承者并未承袭他的智慧。蒙古之入侵使这国家（1292—1295年）混乱、衰弱，14世纪时，它先向塞尔维亚，继向土耳其臣服。
在1159年，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ya）酋长统治数个塞尔维亚部族及地区，建立塞尔维亚王国，其王朝统治200年。其子萨瓦（Sava）任大主教，且是政治家，为国家效力，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圣人之一。国家仍然贫穷，甚至皇宫都是木头造的；有一个繁荣的海港拉古萨（Ragusa，即今日之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但是此乃一独立的城邦，在1221年时变成威尼斯人的保护国。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源于拜占廷之塞尔维亚艺术发展成一种独特而杰出的风格。位于涅勒兹（Nerez）之圣潘泰莱蒙（St.Panteleimon）修道院教堂（约1164年），其壁画显示出拜占廷绘画中一种不寻常的戏剧性的写实主义，并且预先运用一度被认为是一世纪后的杜乔与乔托首创的绘画方法。在这些或其他12、13世纪的塞尔维亚壁画中出现的皇家的画像，其风格与以往任何拜占廷时期的作品大相径庭。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正迈向一高度文明的阶段，此时异端邪说及宗教迫害摧残国家的统一，使他们无法抵挡土耳其人的进犯。波斯尼亚在中世纪巴恩（Ban）王库林（Kulin）统治下（1180—1204年）达于全盛时期，其后亦因宗教之纷争而致衰微；在1254年臣服于匈牙利。
斯蒂芬一世（Stephen Ⅰ）去世（1038年）之后，由于信奉异教的马札儿人反抗信奉罗马公教的国王，及因亨利三世（Henry III）之努力想把匈牙利与日耳曼合并，致整个匈牙利动荡不安。安德鲁一世（Andrew I）击败亨利；当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重申合并的意愿时，国王盖佐一世（Geza I）破坏了此企图，而将匈牙利送给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并且再以教皇的封地名义收回（1076年）。在12世纪时，与王权对峙者把大块土地给贵族们以获得支持，如此孕育了封建制度。1222年贵族们的势力已够强大，迫使安德鲁二世（Andrew II）签下《金印诏书》（Golden Bull），非常像1215年英国之约翰国王所签之《大宪章》。此《金印诏书》否认封建采邑之继承权，但允许每年召开议会一次，贵族未经“享王权的伯爵”（“count palatine”）之审问，不得拘禁，并且不可向贵族或教会之田产征税。这项由其金盒或金玺而得名之皇家敕令，构成了匈牙利贵族自由之特许状达7个世纪之久，使匈牙利的君主专制衰弱，而此时蒙古人正准备向欧洲发动一次造成历史上极大灾难的大攻击。
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蒙古势力所及的范围，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Ogadai）派遣三支军队——攻打高丽、宋朝与欧洲，第三支军队由拔都率领30万大军，在1237年渡过伏尔加河，这30万大军不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而是经过严格训练，接受精明领导，不仅有强大的攻城武器，并有由宋朝人处学得的新式火器。在3年之内这些兵士们所向披靡，使几乎整个南俄罗斯变成废墟。拔都似乎无法想象失败，将士兵们分为两部分：一支向波兰进军，占领克拉科夫和卢布林（Lublin），横渡奥得河，在利格尼茨（Liegnitz，1241年）打败日耳曼人；另外一支军队在拔都的率领下越过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入侵匈牙利，在莫赫（Mohi）遇见匈牙利与奥地利之联军，其势如排山倒海以致中世纪之编年史夸张地估计基督徒死亡达10万人，并且腓特烈二世视匈牙利之死伤数目“几乎为整个王国的军队”。于此，另一项极具无情讽刺性的历史是：战败者与胜利者是同一血源：匈牙利之没落贵族是三个世纪前劫掠他们的蒙古马札儿人的后裔。拔都占领佩斯（Pesth）及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1241年），此时一队蒙古人渡过多瑙河，将匈牙利国王贝洛四世（Bela IV）追逐至亚得里亚海边，并且沿途大肆焚毁。腓特烈二世呼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抵御此来自亚洲的威胁；英诺森四世请求蒙古人信服基督教并寻求和平，但全属徒然，最后使基督教及欧洲获救的是窝阔台之死，而拔都返回哈拉和林参加新可汗之选举。在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大规模——从太平洋到亚得里亚海及波罗的海——的蹂躏。
贝洛四世回到已成废墟的佩斯，以日耳曼人民再殖民于此，渡过多瑙河将首都迁至布达（1247年），渐渐恢复其国家被破坏的经济。新生的贵族又再组织大牧场与农场，而卑屈的牧人与农人在此为国家生产食粮。日耳曼矿工则由厄尔士山往南移，从川索凡尼亚炼取丰富的矿。生活与态度仍然粗鲁，工具仍属原始，房子为枝条编成的茅舍。在种族与语言的混乱中，越过阶级与教条的敌对分歧，人们追寻他们每日的食粮与收益，并且恢复经济之连续性，文明乃由此而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