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
中世纪结束的原因何在？经过了3个世纪之久，因素甚多：十字军的失败；复兴的欧洲普遍对回教的认识；夺取君士坦丁堡后的醒悟；古典式异教文化的复兴；由亨利的航海舰队，哥伦布及达·伽马（Vasco da Gama）等人航海后的商业扩张；兴起的企业阶级支持君主政府的集权；国民各城邦的发展及对教皇超然权威的反抗；路德反对教皇革命的成功以及印刷术。
在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出生前，几乎一切教育都掌握在教会的手中。书价昂贵，手抄又费力，且有时不正确。很少作者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他们只能靠教学，或进入修院工作，或靠富人济助，或依教会的圣俸而生活。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报酬极少或全无，纵使某一出版商给予报酬，除了偶尔由教皇特准外，他们亦无版权。图书馆虽多却都很小；修院、大教堂、学院及一些城市，虽都有书籍搜集，但很少有超过300册以上者；书籍通常藏于墙内，有些是用链子系于棹上。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一图书馆，因保有910册图书而著名；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曾有书籍600册；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图书馆，大约像回教寺院那样大，在1300年时约有图书2 000册。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图书馆是埃德蒙的理查（Richard de Bury St.Edmunds）图书馆，理查在他那本名为《书蠹》（The Philobiblon，1345年）的书中，写他热爱其书，而使其书受到“名叫女人的两只腿的野兽”之虐待，报怨那个女人坚持要用精致的麻或丝来与书交换。
因为学校倍增，有阅读能力的人亦随之增加，而书籍的需要自然也增加了。企业界人士发现识字有助于工商贸易业务；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借阅读而沉醉于浪漫故事中，获得补偿；到1300年时，惟有教士才有学问的时代已过去了。由于这种读书需要的增高，连纸张与油墨都供不应求，这种情形刺激了古登堡。回教徒在10世纪时把造纸工业带入西班牙，在12世纪传到西西里岛，13世纪又传到意大利，到14世纪传入法国。欧洲造纸工业已达百年历史后，印刷业才得以兴起。在14世纪时，麻制衣服在欧洲已很普遍，而废麻提供了造纸的原料，于是纸价下落。这项材料的适当利用，读书风气的发展，给印刷业提供了原料及市场。
印刷本身，如刻印一事，其历史比基督教还早。巴比伦人曾把字母或符号刻印在砖上，罗马人和其他种族把字或符号印在钱币上或陶器上，纺织业者把符号织在布上，装订书的人也把字印在封面上。任何古代或中古时代有地位的人，在文件上使用他的印章盖印。复制地图和纸牌，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木板印刷术——用木块或金属刻了字、符号或图像——这要追溯到8世纪，也许更远时代的中国及日本。中国人在10世纪或更前，用此法来印纸币。木板印刷于1294年出现于大不里士（Tabriz），1300年前后出现于埃及；但回教徒爱书法甚于印刷，他们在这一方面就如其他事情一样，对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并无贡献。
活字印刷术——每一个字或字母利用个别而活动的字模来印刷——早在1041年，已为中国采用。1314年王桢使用了约6万个活动木字模印刷一本有关农业的书籍；他先试用了金属模，但发现金属模不像木模那么容易吸收油墨。然而活字版对于一种没有字母仅有4万单字的语言没有多大用途，木板印刷法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于1403年一位韩国皇帝用活动金属版印刷了很多书，用硬木刻成方块字，再制成磁浆模，由这模子再浇成金属字模。
欧洲的活版印刷，最初大约开始于荷兰。荷兰正式记载1569年以前无法查考，据悉哈伦地区的小贩劳伦斯（Laurens）曾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版印了一本宗教手册，此事是否确实，难予查证。此后一直到1473年，荷兰才听说有活版印刷之事，由科隆来的一批人在乌特勒支装设了一部印刷机。这些人在美因茨曾学会了这套印刷本事。
古登堡约在1400年出生于美因茨的一个富豪家族。其父名根斯弗雷希（Gensfleisch）——小疙瘩，约翰取母姓为名。他前40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斯特拉斯堡，似乎对于割切与铸炼金属模已有经验。1448年前后，他成为美因茨地方的公民。于1450年8月22日他与富有的金匠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订立契约，以800基尔特荷币贷款把他的印刷机抵押给福斯特，以后押金提高到了1 600基尔特。于1451年尼古拉五世颁发的大赦令，大概就是古登堡所印的，有几份尚留存着，上面载有最早的日期为“1454年”。到1455年福斯特控告古登堡，要求偿债；古登堡无法照办，惟有放弃其印刷机。他继续与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合作，这位新合伙人以前曾被雇用为排字员。有人相信舍费尔在此时已发明了新的印刷工具及新技术：像铸造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的钢质衡床，有孔的金属铸字模，以及排字的金属模等。
1456年古登堡用借款又添设了另一部印刷机。他用此印刷机就在那一年或次一年出版了被认为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那就是有名而美观的“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1]——一部对开11英寸高，双栏排印，有1 282页厚的巨著。美因茨于1462年被拿骚的阿道夫（Adolf）部队所劫掠；印刷员工逃往各地，他们把新的印刷技术传布于全日耳曼。到1463年，斯特拉斯堡、科隆、巴塞尔、奥格斯堡、纽伦堡及乌尔姆都有了印刷工人。逃亡难民之一的古登堡，定居于埃尔特淮勒（Eltville），在该处他又重振旧业。他苦心奋斗，一再受到财务上的困扰，直到于1465年阿道夫给他圣俸，才使他有了保障的收入。大约3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当然，即使没有古登堡，他使用的活字印刷术也会为别人发明。很显然这是由于时代需要所促成，大多数的发明都是如此。1470年巴黎的纪尧姆·菲谢（Guillaume Fichet）在一封信中提道，这项发明是多么广受欢迎：“在日耳曼已发明了生产书籍的奇妙新方法，凡精于此道者，正由美因茨向世界进军。此项发明的光辉，将由日耳曼普照于世界各地。”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欢迎这项新方法。抄业者就抗议说：印刷会断其生计；贵族们反对，批评它是一种机械粗俗的东西，并且担心这会降低他们手抄本图书的价值；政治家及传教士也不信任它，因为它可能成为革命思想的利器。虽然如此，它终究获得了成功。在1464年两个日耳曼人在罗马建了一个印刷所；1469年或在该年以前，另外两个日耳曼人在威尼斯也开设了一个印刷所；1470年三个日耳曼人把这项新技术带到了巴黎；1471年这项新技术已传到了荷兰，1472年传到瑞士，1473年传到匈牙利，1474年传到西班牙，1476年是英国，1482年是丹麦，1483年是瑞典，1490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在科贝格（Koberger）家族的纽伦堡，埃提尼斯（Ètiennes）的巴黎，多雷（Dolet）的里昂（Lyons），有马纽夏斯的威尼斯，有汉斯·阿默巴赫（Hans Amerbach）及约翰·弗罗奔（Johann Froben）的巴塞尔，有克里斯蒂安·弗罗绍尔（Christian Froschauer）的苏黎世，有埃尔泽维斯（Elzevirs）家族的来登，这些地方成了印刷与出版的新兴城市。不久之后，欧洲半数的人口开始看书，这种过去罕有的读书狂热，变成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引发剂。一位巴塞尔学者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满满一车精装本的古典书籍，业已由威尼斯运抵此处，你想要一本吗？如想要，请立刻通知我，并汇钱来，因为这些书刚到，就来了30位客户抢购，仅仅问一问价钱，就会为争购不让，互相抓破了眼睛。”活字印刷的革命，正在进行。
为了叙述这事的一切影响，实在需要把一大半的现代思想史都记下来才行。伊拉斯谟在他著作的畅销的狂喜中，他赞赏印刷术在所有的发明中是最伟大的，也许他低估了语言、火、车轮、农业、写作、法律。印刷取代了过去秘传手抄稿，而以低廉的费用快速增多其份数，且较以前更精确更方便阅读，而且印刷富有统一性，以致使各地的学者均能借以相互参考印证某章某节。量的发展常致忽视其质，但最早印刷的书籍多半是活字印刷与装订技术上的范模。印刷的出版品使大众在有关宗教、文学、历史及科学方面，拥有一种价格低廉的指导手册；印刷出版成为在所有大学中，最伟大且最低廉，为大众开放的专业。印刷出版并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但是它为启蒙运动、美国与法国革命以及民主政治铺了路。它使得《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诉求福音；以后，它让理性论者由福音诉诸理智。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及教士的控制教育。它又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为它需要的大量听众，不能经由拉丁文而达到。它便利了国际的交往及科学家的合作。它影响了文学特质去适合中等阶级的胃口与经济，而不再专门侍候贵族或教会那些主顾，而且，在语言之后，它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工具，来散播世人以往不知道的谎言谬论。
[1]又以“玛查林《圣经》”（Mazarin Bible）之名见闻，因为它于1760年出现在那位红衣主教所遗留的书库中。一共存有46本。纽约的摩根图书馆（the Morgan Library）于1953年付给瑞士某家僧院7.5万美元，买到了一部《康斯坦茨弥撒书》（Constance Missal）；这部弥撒书箴言是先于这一版本《圣经》而一样是古登堡印行的，时间大约是14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