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容忍的呼吁
新教旧教联合批准了这个判决。维埃纳的宗教法庭，为了杀一儆百，曾焚烧塞尔维特肖像。梅兰希顿在致加尔文及布林格的书信中说，对此“亵渎神明者之处罚”，让“我们共同感谢上帝”。并说，这次火刑，足为“后世垂戒”。布塞尔在斯特拉斯堡传道时称，塞尔维特之罪，火刑太轻了，应开膛剖肚五马分尸。布林格算是厚道者，也主张对这类亵渎神明者处以死刑。
不过，即令在加尔文时代，也有为塞尔维特叫屈的。一位西西里作家，写了一首长诗，诗名为《塞尔维特之火刑的不平》（De iniusto Serveti incendio）。巴塞尔的戴维·约里斯（David Joris），一位再洗礼教徒，利用假名对这次死刑之执行发表了一篇抗议书——在他死后，才认出是他写的；本来已埋了，现在又掘出他的尸体当众焚毁（1566年）。加尔文的政敌，对塞尔维特的处理，自然感到不满。有些加尔文的朋友说，法国天主教大量处死新教徒，即受到这次判决的鼓励。诸如此类的批评，可能所在多有，也许这就是加尔文于1554年2月，发表《驳米奇里·塞尔维特的乖谬之正统三位一体信仰的辩护》（Defensio orthodoxae fidei de sacra Trinitate contra prodigiosos errores Michaelis Serveti）一文的原因。他说，假定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圣经》就是真理。《圣经》既是真理，则反对它就等于反对上帝。反对上帝的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敌人。须知反对《圣经》，其罪比谋杀还大。因为谋杀所伤害的，仅仅是人的身体，而反对《圣经》，则所伤害的是人的灵魂。为了防止人类灵魂永堕地狱，政府即非严惩异端不可（这种理论纯系天主教观点）。更有甚者，他又说，上帝对处死异端，有着极明确的训示。任何城市，假定背弃真理，你们都可用剑将它击灭，就是上帝说的。加尔文在上文中，引了《申命记》13:515，17:25；《出埃及记》22:20；《利未记》24:16。他雄辩滔滔地说：
凡属认为我们对异端及亵渎神明者处置不当的人，显然，已使自己成为异端及亵渎神明者之共犯……我们有权严惩异端，可以说是无可置疑的。上帝诫命，清楚明白，他所交付教会的律法，必当垂诸久远。上帝要求我们严惩异端，如果我们对此有所迟疑，那就表示我们对上帝不敬。对上帝不敬，谈侍奉上帝，也就变成了空话。因此，任何人一旦犯了异端之罪，为了荣耀上帝，即使至亲，也应绳之以法。
加尔文在结论时，对于情节轻微，基于愚昧，或心神丧失之异端虽主宽大处理，但一般而言，他对老师圣保罗的话则谨守勿谕。事实上，他比保罗厉害，因为他拒绝保罗的在必要时能以新法代旧法之原则。说真的，加尔文所建立起来的神权政治，如果容许大家自由发言，相信很快就有崩溃之虞。
不过，不管怎么样，伊拉斯谟的容忍精神，一天天在潜滋暗长。容忍精神是怎么发生的？容忍精神的发生在于不固执。伊拉斯谟之所以容忍，原因就是他从不自以为是。路德与梅兰希顿，本来主张容忍，但因后来自以为是，所以由容忍而变成残酷。加尔文，由于特别早熟，20多岁即以真理创造者自居，真理既属他所有，自然就谈不上容忍了。容忍精神的鼓吹，系来自一群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研究古典思想，发现历代均存在着残酷的思想斗争。他们仔细检讨这类思想斗争，发现一切思想除自以为是者外均无所谓绝对真理。他们于是说，在神学及哲学上，所谓绝对真理是没有的。既无所谓绝对真理，则哲学与神学家何苦自相残杀？
人文学者中，在加尔文统治下，敢于明目张胆强调容忍的，就是一度为加氏之友的塞巴斯提安·卡斯蒂略（Sebastian Castellio）。卡斯蒂略1515年生于法国之侏罗（Jura），精于拉丁、希腊及希伯来三种语言。他在里昂教过一阵子希腊文，徙居斯特拉斯堡，与加尔文相识。及加氏掌权，便聘他为日内瓦拉丁文学校校长（1541年）。在任内，他开始以西塞罗式拉丁文译《圣经》。卡斯蒂略虽对加尔文的人格很欣赏，却讨厌他的理论及作风——预定论及对人类心灵肉体之控制。1544年，他检举日内瓦牧师之偏执、淫荡及酗酒等行为。加氏送请议会调查，调查结果，说检举纯属乌有。检举不实反坐诬告，1544年乃被驱逐出境。被逐出境后9年中，他的生活极为穷困。他有一大家人要养，只好日夜不停地工作。1551年，他把拉丁文《圣经》译完了。对译书工作，译出了趣味，于是，接着又将《圣经》从《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译成法文。1553年，巴塞尔大学聘他为希腊语讲座，至此，其生活始渐改善。卡斯蒂略同情惟一神教徒，希望塞尔维特能获自由。当他听到加尔文要杀塞尔维特时，他感到非常震惊。1554年3月，他和凯留士·古里欧以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异端可杀乎？》，在论宽容上，这是现代数得着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引文占了大部分。古里欧将所有基督徒名流，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哲罗姆、伊拉斯谟、早期的路德，甚至加尔文，对于宽容的言论，通通收集排列在一起。卡斯蒂略则在文头文尾发表他的议论。几百年来，他指出，人们对于自由意志、预定论、天堂地狱、基督和三位一体，以及诸如此类的题目争辩不已，但争来争去迄无定论。也许，所谓定论，是永远都无法得出的。这些争论，对于人类是否有益？否，人类最需要的，是把基督精神灌输到日常生活里。照顾穷人，照顾病患，爱我们的邻居，甚至爱我们的敌人。在他看来，无论新教，无论旧教，乃至无论任何宗派，一旦掌握实权，便将其所信视为绝对真理，并强迫大家跟着他信，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会导致一种结果，一个人在此一市镇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徒，在彼一市镇就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异端。人们从此一市镇移居彼一市镇，于是便非改教不可。这样一来，所谓信仰和所持有的钱币何异？大家想一想，基督可曾规定提倡成人洗礼者应活活烧死？摩西异端处死的律法，基督已经予以废止。这种废止是对的，因为这是以仁易暴。我们（卡斯蒂略）认为，假定有人否认来世，同时不接受宗教所订之法，执政者最多禁止他说话。但绝对不应将他置于死地。再说，他认为，以杀来压制信仰是徒劳的。烈士成仁，其思想之扩散，速于置邮而传命。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他在结论时说，昔日反对宗教法庭恐怖之人，一朝得势，竟袭宗教法庭之旧制，以之残害其他。许予人以黎明者，带来的竟是黑暗，人的观念变换得为什么这样快？
加尔文判断这篇文章，系出于卡斯蒂略之手。这是一篇需要答复的文章，不过他不愿用自己的名义答复。他把答复的责任，托付给他最杰出的门徒西奥多·德·贝兹（Théodore de Besze）。西氏出生于韦兹莱（Vézelay）贵族，在奥尔良及布尔日学法律。毕业后，在巴黎做律师，由于有钱，并能以拉丁文作诗，故颇获女性青睐。经过一段时间的放荡生活之后，结婚了。一场重病使他倾向罗耀拉所创之新教。在法国存身不住，只好逃到日内瓦。他向加尔文投诚，借加氏之力，乃得栖身洛桑大学教希腊语。说来真是一大讽刺，一个以异端险遭屠杀的人，现在居然执笔为屠杀异端者找理论根据。作为一位法学家，他很善于写这类的文章。受加尔文之托，1554年9月文章写成了。发表时，小书题名为《论政府制裁异端之责任》（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 libellus）。文中，他重新指出，对于一个服膺福音真理的人而言，所谓宗教上的容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福音就是《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他说，离开上帝的话语，宗教便失去了依据。而上帝的话语，与自制、秩序、文化本不可分。须知，人性是邪恶的，如果我们强调容忍，则邪恶必会任意发展。邪恶得发展，社会秩序便会混乱，基督教文化便会解体。因此，对于一个虔信福音的人而言，宗教应该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教才能代表真理，其他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是异端，就是邪说。不错，《新约》曾强调爱，但爱并不等于说不处分强盗及谋杀者。强盗及谋杀者都该处分，对重于强盗及谋杀者的异端之该办，岂非自明之理？
卡斯蒂略针对上文又写了一篇题名《驳斥加尔文之小书》（Contra libellum Calvini）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却延至半个世纪后才发表。在卡斯蒂略著作中，《怀疑的艺术》（De arte dubitandi）是值得重视的一篇。以怀疑为追求真理的第一步，他可说是笛卡儿的先驱。在发表于1578年的一篇名为《四种问答》（Four Dialogues）的文章中，他曾为自由意志及《普救说》作辩护。为呼吁新旧教停止倾轧，他写过一篇题名《忠告百事荒废的法国》（Conseilàla France désolée）的文章。文中说，这种倾轧足以毁灭法国，他说，“为什么不能让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照他自己之所信，而非照别人之所信，来侍奉上帝？”以上的言论，在当代可说均是难得听到的声音，1563年，卡斯蒂略以贫病交迫而死，死时年仅48岁。对他的死，加尔文幸灾乐祸地说，由于他之短命，即可见上帝有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