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他声称仅有一个主题——他自己。“我的全部关注都在自己内心；我没有自己的事业，而仅有自我；我不断地思考……品尝我自己。”他经由自己的感情、习惯、好恶、疾病、感触、偏见、恐惧与思想做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人类的天性。他没有给我们一本自传，在文章中，他几乎不曾提到他议会议员、市长的生涯，或他的旅途以及他访问宫廷的任何事。他本身不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色彩。他给我们的是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对他本身的肉体、心灵、个性作坦白和深入的分析。他以欣然的态度极详尽地叙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为了完成他的目的，他要求畅所欲言。他不顾良好风尚，将人的肉体与心灵袒露出来。他以喧嚣的坦诚谈论自己的生理机能，并引用圣奥古斯丁和维维斯关于浮夸的言论，对性交他有如下的看法：
每个人总是避免去看一个人出生，却急于跑去看他死亡。为了毁灭他，我们找寻一个广大的空间和足够的光亮；为了创造他，我们将我们自己隐藏于黑暗的角落，并就我们所能，尽量秘密地工作着。
即若如此，他声称作了某些保留。“我说的是真理，非倾我所有，而是尽我所敢言者言之。”
他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自身的身体，且逐页告诉我们他的养生之道，健康是至善。“利用神意，辉煌与荣耀往往可由具有如我这般心境的人获得。”他以充满感情的文字记述本身排泄的变化。他找寻着哲学的瑰宝，却发现它贮存于自己身体中。他希望在爱情的狂喜中超越这些宝石，却发现它们“奇异地惊怪我”，威胁着使他丧失人道能力。他以骄傲的度量自慰道：“贮满十小时路程的水”，并可长时间骑坐而不疲惫。他结实强壮，非常贪吃，以致在大嚼时几乎咬到自己的指头。他以对艺术爱好的不屈不挠精神深爱着他自己。
他深以他的家世、纹章、华服和作为一个圣米歇尔勋位得主（Chevalier of St.Michael）为荣——并且写了一篇文章《虚荣》（Of Vanity）。他有很多缺点，并向我们保证，若有任何美德存在他心中，那一定是秘密进入的。然而，他确实有着许多优美的特性：如诚实、和蔼、幽默、镇定、怜悯、节制和容忍。他将富有爆炸性的思想投入空中，却在落地前将其捕获并熄灭。处在一个因教条冲突任意杀戮的时代里，他请求他的同胞们对这方面的谋杀不可太过分确定。他成为近代世界首先具容忍心灵的一个范例。我们原谅他的错误，因为我们也有着相同的错误。我们发现他的自我分析十分吸引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中所提及的乃是我们自身。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自己，他研究哲学家们。不管这些哲学家以虚荣的自负来分析宇宙整体，指示超越坟墓之外的人类命运，他仍然喜爱他们。他引用西塞罗说的话：“除了哲学家所言外，没有一件事看来是荒谬的。”他赞美苏格拉底，因为“将人类失落已久的智慧从上苍重新带至凡间”。他附和苏格拉底道：劝世人少研究些自然科学，而多研究些人类行为的导向。他自己毫无“体系”（System），他的思想是如此无休止的演化，以致没有一种标志可标定他哲学思想的飞驰。
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勇敢地采纳了禁欲主义（Stoicism）。由于基督教已分裂成许多自相残杀的宗派，且利用战争与屠杀，使本身染上血迹，很明显，它已很难给人一个控制本能所需的道德标准了。于是蒙田转向哲学，寻求一种自然伦理，其道德法则不受教条起落的影响，而禁欲主义似乎颇符合这个理想；至少它曾塑造了几个古代最佳人物作为典范。有一段时间蒙田以禁欲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来训练自己的意志以自我征服（Self-mastery）。他尽量避免让感情来骚扰他行为的正当及心灵的平静。他以平和的气度来面对噩运，把死本身视为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虽然某些禁欲色彩陪伴着他以至终了，但他愉悦的精神，不久又发现另一种哲学来辩护它的正确性。于是，他反对倡导追随“本性”，却又极力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他透过自己的本性来解释“本性”，而且决定在不伤害到理念的原则下，随心所欲。他非常高兴发现伊壁鸠鲁并非粗浅的感官论者，而是为正当享乐辩护。他非常惊异地发现卢克莱修具有如此的睿智与高贵气质。现在，他热心地宣扬人类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承认唯一罪恶是无节制的。“无节制是扼杀快乐的瘟疫。节制并非快乐的枷锁，它是一种调味品。”
由于他的看法游移不定及当代法国基督教的堕落，他变成了怀疑论者，此怀疑论后来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父亲曾经深受图卢兹自然神学家拉蒙德·萨邦迪（Raymond Sabonde）（死于1437年？）的影响，此人继承了烦琐学派的努力，意图证明基督教之合乎理性。蒙田的父亲要他的儿子翻译论文。而他照着做了，并且在156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传统的法国受到了他的熏陶，但一些议论则指责拉蒙德的理性主义。1580年蒙田在他《散文》的第2集中，刊入了一篇200页《为拉蒙德·萨邦迪辩护》的论文。在里头他正式对反对者提出答辩，他辩证理性是有限制而不可信任的工具，并且提到最好将宗教建立在对《圣经》及圣母院的信仰上。他这样做等于自动放弃了作者的学术立场，结果反而为拉蒙德作了一次反宣传。一些人如圣伯夫（Sainte-Beuve），指出这是一次毫无诚意的辩证。不管怎样，这是蒙田最具毁灭性的论文之一，而且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怀疑论的最具体表现。
早在洛克之前，蒙田就确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乃依靠感性，而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范围，得到的结论为理性是不可靠的。“在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充满了弱点和虚假。”（在理性时代刚萌芽的时候，也即在培根和笛卡儿之前30年，蒙田就提出了他们——指培根和笛卡儿——从不会停下来去探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理念？”而这个问题帕斯卡在80年后才提出，且一直到大卫·休谟、康德[Kant]之前，从未有其他哲学家提到过。）甚至于听任直觉的本能都要比理性安全些。且看看动物是如何地利用此种本能相处——它们有时确比人要来得聪明些。“在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差异，要比一群人和一群动物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人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就好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一般。人认为他和神相差不远，人的事情是神关心的焦点，世界乃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些想法都未免过于妄大自尊。更荒谬的是，人自以为他的心灵可以彻底了解神的本性。“唉！麻木不仁的人呀！你甚至不能造出一条虫，尚且想造出一打的神！”
蒙田由另一条途径掠近怀疑论——他思考人们对于法律、道德、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信仰及其变异——在这些真理当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他喜欢哥白尼的天文学，甚于喜欢托勒密的。但是“又有谁知道，一千年之后，是否会有第三家理论起而代之”，而“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世上没有科学”，只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所作武断假设罢了。在所有哲学当中，最好的莫过于庇罗（Pyrrho）的——谓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最多的部分，即是我们所不知的最小部分。”“我们所坚信的是我们所知最少的部分。”“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亦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的生灵，都在不断地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之后，蒙田重新建立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可知的神，唱着宇宙即神的赞美歌，他渐渐地治愈了他心灵的创伤。
此后，蒙田常怀着对教堂的尊敬，将他的怀疑论引用到所有事物上。“我到底知道了什么？”变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将它刻在他的印信及书房的天花板上，此外他还在屋椽上刻了这些箴言：如“赞成与反对都是可能的”；“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不了解任何事，我不作任何决定；我不匆促下判断，我必须审视清楚”。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部分是受苏格拉底“我无知”的影响，部分则取法于庇罗及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大部分则取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所以他说：“我把自己紧紧地系缚在我所看到的和所把握到的东西上面，因而我不会离岸太远。”
如今，他到处所见都是相对的，没有一处是绝对的，尤其在审美的标准上，他更是如此，我们这位活泼的哲学家沉迷于女人胸部美的不同意见的研究。他相信很多兽类比我们美，并认为人们衣饰他们自己是明智之举。他发觉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常由他的环境决定。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对于善与恶的判断，常受主观意见的影响。”“人的烦恼起自他对事的看法，而非起自事的本身。”良知的法则不是出自上帝，而是来自习俗。当我们违反了部族的习俗时，我们才感到良心的不安。
蒙田并不认为由于道德是相对的，它们可以因而被忽视，相反，他坚决反对扰乱道德的稳定。他大胆地谈论“性”，并为男人要求更多的自由。但当你仔细审视他时，你将会突然发现他是传统派的人物。他力劝年轻人注重贞操，因为他知道，花在性方面的精力，来自平日力量的贮存。他还特别提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是绝对戒绝性爱与接触女人的。
将他的怀疑论扩展到文化本身，是他的心愿之一，在这方面他要比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ãteaubriand）抢先一步。他在卢昂看到的印第安人，激发他阅读旅行者日志的决心，从这些记事当中，他写成了他的论文《食人族》（Of Cannibals）。他认为折磨活着的人，要比吃死去的人野蛮得多。“我不觉得在那个国度里（指印第安美洲）有任何野蛮或残暴的地方，除非人们认为，那些不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就是野蛮。”他猜想这些土著很少生病，经常是快乐的，可不用法律而能融洽相处的。他赞扬阿兹特克（Aztec）人的艺术和印加（Inca）人的生活方式。他借书中卢昂地方印第安人之口，提出对欧洲财富与贫穷的控诉：“他们发现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应有尽有，另一些人则因饥饿而濒于死亡，他们惊奇于贫穷者安于现状和对不公平事情的忍耐力。”他比较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道德观，并且提出了如下的指控：“那些虚伪的基督徒……带着罪恶的传染病，传给了那些急于学习，身心健康的无辜者，使他们受到了感染。”蒙田一度忘记了他的诚恳，而爆发他那高贵的愤怒。
如此多的美好城镇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如此多的国家被破坏或变得荒凉；成千成万的各种性别、阶级、年龄的无辜者，被置于刀剑之下，遭到了屠杀与蹂躏；那些世界上最富足、最美好的部分，为了胡椒和珍珠的交易，被破坏和本末倒置！啊！这就是机械所带来的胜利！啊！这就是彻底的征服！
他对宗教的尊敬是出自诚心吗？很显然，他一直对真理所作的追求，已经使得他和基督教的教条绝缘。他对神所保有的模糊的信仰，是将神想象为大自然，有时则想象成宇宙的灵魂，或世界上深不可测的智慧。好几次他还预言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神将我们当手球般玩着，时而抛上，时而抛下”；但他却将那些无神论者讥为“违反自然和荒诞不经”。他还将那些不可知论当做另一种教条主义而拒之千里——我们怎知道我们将永不知道？他将所有企图定义灵魂或解释它与肉体关系的努力，视为矫揉造作而又徒劳无功。他想要真心接受灵魂不朽的说法，但又苦于找不到经验或理念上的证据，而且这些永恒存在的想法，着实曾令他惊骇不止。“除非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绝不相信神迹。”此外，他还预言了休姆著名的论证：“到底两个人躺在那儿的可能性，要比其中一个人在12小时内，被风从东方吹到西方大多少？”（在今天他可能找到另一个例子。）他讥讽那些朝圣者，他们认为不管教会行政人员是如何腐败，基督教能在这样长的时间中屹立不坠，必然有其神圣性。在这件事上，他要比伏尔泰抢先了一步。他提到，他之所以为基督徒，乃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若不是如此，他说道：“我宁可参与那些崇拜太阳的人。”就一位读者所记得的，蒙田只提过一次基督（耶稣），而那些有关圣母的可爱的故事，也只在他冷静的心中激起适度的感应而已。虽然如此，他却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寺前，放下了4尊许愿的肖像。他缺乏那些所谓宗教精神所具备的特征——谦卑、罪恶感、忏悔、自我惩罚及对神的宽恕和救赎的切望。他是一位厌恶殉道的自由思想家。
在他不再是一位基督徒之后很久，他仍保持着一分天主教徒的诚心。就好像早期一些明智的基督徒，偶尔也崇拜异教的神一般，蒙田，一个极端的基督异教徒，有时也会抛开他精选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去冥拜基督的十字架，甚至亲吻罗马教皇的足。他不像帕斯卡只从怀疑走到信仰，他还身体力行，不只是小心而已。他可能早就了解他的哲学是如此的犹疑和矛盾，只能作为文明的心灵（由宗教形成者乎？）的奢侈品以及当代浴教条于赤血的法国，是不会易之以信仰“只有死才是实在”的智慧迷宫。他也认为一种具有智慧的哲学，是不会和宗教互相抵触的：
单纯的心灵，缺乏好奇心和缺少深一层的教育，可以造成好的基督徒，他们经由对神的敬畏和顺从，坚守着他们单纯的信仰和遵行法律。在那些中等资质的智慧当中，却容易产生意见的错误……那些所谓最好、最明视的心灵，形成了另一类好的信仰者，他们经由长久对宗教的探讨和对《圣经》意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基督教会的神圣奥秘……那些淳朴的农人是诚实的一群，哲学家也是如此。
因为所有的信仰不过是为了要掩饰人们无知的恐惧罢了，所以在他对基督教作了彻底的批评后，他劝导我们接受此时此地的宗教，而他也忠于他的地理处境，回到了他先人的宗教信仰。他喜欢具有仪式、感情而又馥郁的宗教，因此他喜爱天主教甚于新教。他厌恶加尔文教派的过于强调宿命，作为一个具有伊拉斯谟血统的人，他喜欢入世的亲切的罗马枢机主教，甚于日内瓦的罗耀拉。他对于新的教条因袭了旧教条狭隘的观念，而感到遗憾。虽然他嘲讽那些因竞争性神话而小题大做的异教徒，但他看不出焚毁这些迷途的羔羊有何意义。“毕竟，只因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就将之活活烧死，是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了。”或是别人以此对待我们。
在政治方面，他也只是一个安分的保守主义者，他看不出改变政府的形式会有什么作用，新的政府将会和旧的一样不好，因为它还是由人治理。社会是如此“大的一个架构”，如此由本能、习俗、神话和法律构成的复杂的结构体，它经由“尝试—错误”（Trials-and-Error）的智慧的历程而成形，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单种的智慧——不管它多么强有力——可以不造成混乱和伤害，而将它拆散又复合。除非他们企图限制人们的思想，否则最好服从当今的统治者，即使他们劣迹昭彰。当思想受到牵制时，蒙田可能毅然决然地起来反抗，因为“我的思想是不可屈的，虽然我的膝盖如此”。智者只对公职怀着敬意，但尽量避开它。“最伟大的职业是保护大众福利，而又对大多数人有利”，然而“就我来说，我远离了它”。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哀叹他的大半生是在法国惨遭破坏中度过，“在一个如此堕落又无知的年代里”，“看看所有古代的史实，没有一个是如此悲哀，你将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们日常所见相比拟的”。在当时法国的斗争中，他不是一个中立者，“我的兴趣从没使我忘记敌人值得颂扬的特质，和我方遭人谴责的缺点”。他虽然没有披挂上阵，但他的笔总和“政治家”（Politiques）站在一起，他们是一群主张与胡格诺教徒妥协且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他称赞米歇尔·奥皮塔尔的中庸且有远见的人道主义，当他的朋友那瓦尔的亨利成功地实行了奥皮塔尔的政策，而步上胜利之途时，他兴奋极了。蒙田是在那个野蛮年代里最文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