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石
膀胱结石比法国的战事更加困扰着蒙田。1580年，在他的《散文》初版后不久，他就起程作了一次全面性的西欧之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看看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广求医术，以减轻一直缠绕着他的“腹痛”（Colic）（他自己所称）。他留下他的妻子看管财产，却带着他的弟弟和一位内弟埃斯迪萨克（Estissac）男爵。此外他还带着一位秘书，替他笔录部分的旅行日志，加上一些服侍和驾车的家仆。他这一行所作的记述都很简短，以致蒙田宁可留作纪念，也不拿出来出版。他将它们藏在箱底，一直到他死后178年才被发现。
他们这一批人首先来到了巴黎。在这里，这位骄傲的作家，将他的《散文》的复本呈献给亨利三世，而后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布隆比利（Plombiéres）。在这儿，蒙田在9天当中，每天喝下了两夸脱（Quart）的药水，才痛苦地除去了一些小的结石。后来，他们经过洛林到了瑞士，“当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与美好的政府后，他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第三者的日记曾如此记载。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取了药水后，进入了德国。他不但参加天主教的仪式，还参加加尔文教与路德教派的礼拜式。他和新教的牧师讨论神学，他提到一位路德派的教士，发誓宁可做1000次的弥撒，也不参与加尔文的教会——因为加尔文教派否定圣餐中有基督肉体的存在。当进入提洛尔（Tirol）时，他比卢梭更早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经由因斯布鲁克，他们登上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这时蒙田又除去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结石。而后，他们经过了特伦特、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到威尼斯，在这里，他又将“两块大的结石”投入大运河（Grand Canal）中。他认为这个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美丽，娼妓也不如想象中的标致。到达菲拉拉（根据《散文》而非根据日记所说）后，他拜访了发疯的塔索。他又去了博洛尼亚及佛罗伦萨，在这儿，阿尔诺河（Arno）接受了他的“两块结石及一些小结石”。经过了锡耶纳到了罗马，他又“除去了一块大如松果的结石”。所有的这些分泌物加起来，应该足够构成一个美丽的角锥了吧。
在罗马他访问了犹太教的会堂，亲眼见到了割礼，与犹太教的牧师谈论他们的宗教仪式。他更和罗马的娼妓交换哲学观。他不像司汤达（Stendhal）所说的丝毫不懂罗马的艺术。日复一日，他徘徊于古迹之间，从不停止对它们的伟大发出赞叹之声。最重要的，他还拜访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就如所有教会的子民一般，蒙田亲吻了罗马教皇的足趾，教皇还特地亲切地将足提起来，给予蒙田方便。在这同时，掌理关税的官员，发现了《散文》的复本，他们把它送到宗教裁判所去审理。蒙田被召唤到圣殿去，受到恳切的劝告，他们告诉他，有些章句确是充满了邪说异端，问他在未来的版本中会不会改变或删除它们呢？他作了保证，“我使他们对我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还邀请他到罗马住下（他将他的保证置之脑后，所以在1676年，他的书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他特地横渡了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寺前供奉了一块许愿的匾额。然后他再度横过亚平宁山脉到卢卡拿取药水。
1581年9月，传来他被选为波尔多市长的消息。他推辞不就，但亨利三世命他接受，如此一来，由他父亲遗留下来为公服务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他从容取道回法国，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了17个月不见的庄园。
市长的职务很轻松，除了荣誉以外并没有薪给。他做得很成功，所以在1583年8月时，再度蝉联了两年的市长。1584年12月，那瓦尔的亨利携同情妇与40个随从去拜访他。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睡在这位哲学家的床上。当他第二任期将届满的时候，瘟疫袭击了波尔多。蒙田和所有的行政官一样，离开了城市，退避在乡间。1585年7月30日，他将印信交给继任者，退休在家。
那时他虽然只有52岁，但他的结石定期地侵扰着他，有时甚至几天无法排泄。1588年年初，他的健康还允许他做第三次的巴黎之行。在那里，他被视为亨利三世的拥护者，而被当时统治首都的联盟党（The League）拘捕，拘禁在巴士底狱（7月10日），但同一天晚上就由凯瑟琳·美第奇说项保出。10月他参加了在布卢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及时返回波尔多而避开了吉斯公爵被刺后所引起亨利三世盛衰的风波。
在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经验论》（Of Experience）中，他曾描述了他身体的衰退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牙痛已经到了那种所谓“自然而然延续着”的地步，但他却能忍受着它的“煎熬”而没有一点痛苦。他的一生，大致是如他所计划的一样度过，因此他骄傲地写道：“回顾以往，你将很难找到一打曾过着固定且有计划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正是智慧的象征。”当他被告以大限将至的时候，他把他的管家及遗产继承人集合到他的周围，并且亲自将遗嘱中所列的财物分给他们。他虔诚地接受教会的临终礼，就好像他从不曾写过一句怀疑的话一般。1592年9月13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59岁。
蒙田的思想影响及于4大洲达3个世纪，黎塞留曾高兴地接受了由古尔娜小姐所发行的最后一版《散文》。他的朋友兼弟子沙朗早在1603年就把蒙田的论文系统化，使它成为一种正式而有条理的哲学。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且将它译为英文名著，但他做得并不怎么好，他给原著的简洁涂上了累赘冗长的色彩。莎士比亚可能看过他的译本，并从这本书出发，形成他伟大悲剧中怀疑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已提到过。而且当本·琼森批评英国作家剽窃蒙田思想的时候，相信他心中已想到莎士比亚。培根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笛卡儿也深深感觉到蒙田所予他对宇宙怀疑的启发。帕斯卡为了逃避蒙田的怀疑，以拯救自己的信仰，甚且濒于发疯边缘。以蒙田为根源，先后出了贝尔（Bayle）、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其中卢梭受礼于他的《自白》（Confessions）及《教育论》（Of Education）、《食人族》两篇论文，伏尔泰则接受了所有其他的。贝尔是启蒙运动之父，而蒙田则是祖父。迪凡德（Deffand）夫人，一位有锐利眼光的女人，她亟欲“除了蒙田以外，放把火烧掉哲学家们所有广博的作品，因为他是这些哲学家之父”。蒙田还将心理分析带进了法国文学的领域，从高乃依和莫里哀、拉罗什富科和拉·布鲁耶雷（La Bruyère），到安纳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都深受他的影响。梭罗博采这位哲人的智慧，爱默生（Emerson）在写他自己的《论文集》前，将自己沐浴在他的思想中。读蒙田的作品，就如同读18世纪前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你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
世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并原谅了蒙田的过错，那些过错很多他都已经自己承认过，以至于他几乎挖空了评论家的心思。他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与自负有深刻的了解。有时我们不免对他作品上的引文感到厌烦，且可能陷入了马勒伯朗士对《散文》所作不公正的批评：“一叠除了稗官野史、小故事、隽语、诗、箴言外，一无所有的东西……而且确是如此。”毋庸讳言，蒙田使自己的作品紊乱无章，因而减少了紧密性和扼要性。他在成百的问题中自相矛盾，他说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所以他注定是对的。对宇宙的怀疑，在某方面麻痹了人心，它虽然使我们免于宗教的杀人，却使我们意志消沉，失去了扬起生命之帆的原动力。我们被帕斯卡不顾一切维护信仰所感动的可能性要比被毫无信仰的蒙田所感动者为大。
我们万不可陷自己于此不公的评论中，它将使我们失去对这位多言哲学家的《欢笑的学习》（Gaya ciencia）和不愿沉默的《闲谈兴趣》（Allegro pensieroso）。在哪里我们还能够找到如此生动的智慧与幽默的结晶？智慧与幽默二者之间有微妙的相同点，因为二者可能都是透视万事万物的结果。蒙田集两项特质于一身，他的多言的缺点，为诙谐与明晰所补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陈腐的字句，更没有华而不实荒谬绝伦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思想晦暗不明、空洞无内容的文章，往往是如此的厌倦，以至于我们可以忽视隐含在文章下夸大的自我主义。我们看他的文章时，却惊异于亲切的考耶（Causeur）是如此深知我们的心。我们感到很慰藉，因为我们发现，如此的一位智者也分担了我们的错误，并且都为他所解决了。当我们看到他也有不知和犹疑的时候，可以此自慰。当他述说道，我们的无知一经认知，也会变成哲学，这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后，我们能碰上如此一位不具破坏性的人，那真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作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当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而且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如此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己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最后也显出罕有的热心，宣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