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德莱登（1631—1700）
约翰·德莱登之父系小乡绅，在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有一些小地产。他被遣往伦敦威斯敏斯特学院上学，其老师理查德·巴斯比（Richard Busby）教他及同学约翰·洛克以拉丁文和纪律。凭他在校时取得的奖学金赴剑桥三一学院深造。他取得学位的那年（1654年），其父逝世，而约翰系14位儿子中的老大，得以继承其父产业，每年入息60镑。旋移居伦敦，写诗弥补收入之不足。1659年，约翰印行《英雄行》（Heroic Stanzas），纪念克伦威尔——这对这位29岁青年说来是空洞无味的诗篇。德莱登逐渐成熟，像辛苦越过千重难关的人，终于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大为增加。一年以后，他写成《归来之星》（Astaea Redux）一诗表达欢迎复辟之意，将查理二世这颗星比拟为伯利恒之星。几乎无人敢谴责德莱登之反复无常，因为除德莱登外，其他诗人均改变诗调，由欢迎清教徒而变为勤王派。
但是查理喜欢戏剧有过于单纯的诗篇，因而剧作家都大赚其钱，新诗人则大为憔悴。德莱登自觉并无戏剧天才，但是他需要生活。遂尝试写作喜剧，结果《狂野的情侠》（The Wild Gallant，1663年）竟被佩皮斯贬为“几乎是我此生仅见的坏作品”。1662年12月1日，他与伯克郡伯爵（the Earl of Berkshire）之女伊丽莎白·霍华德（Lady Elizabeth Howard）结婚。贵族闺秀嫁于诗人，可能有人会感到惊讶，但是须知她年已25，有沦于孤芳自赏的危险，且其兄弟罗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Robert Howard）急求文名，曾得德莱登的合作，始写成《印度女王》一剧，1664年完成，场面豪华，极为成功。
该一悲剧放弃伊丽莎白时代人的无韵诗，改采五音步双韵体作为剧本的基本体裁，因而开创文艺史上新的一页。欧拉利勋爵（Lord Orrery）对于法国押韵曲调印象颇深，并在自己的剧本中使用这类体裁。1675年以后，德莱登又返回无韵诗的老路，终于认识到押韵会阻碍言辞及思想的流畅。假如他对于韵文较不在行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
在合作编剧成功以后，跟着他又独立创作《印度皇帝》（The lndian Emperor）一剧（1665年），其主人翁为马蒂兹马（Montezuma）。当瘟疫使伦敦剧场关闭一年时，他恰好在英国剧界争得一席之地。当瘟疫及大火过后，他作《奇迹的年代》（Annus Mirabilis，1666年）一诗，庆祝英国通过这两者及战争的三重考验重又复原。全诗由304首四行诗组成，由强烈的描述（212282节）及少年愚行（例如第29节）交替写成。当1666年剧院重开时，德莱登急忙又从事戏剧写作。直到1681年止，他仅写戏剧而不及其他。其悲剧趋向过分夸张，但是时人似乎认为它们优于莎士比亚之剧作；当他与达韦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一剧时，时人一致同意两人合作改编的结果比原剧更为出色。王家剧院亦颇赞许，给予德莱登特许，每年供应该剧院三部戏剧，而以该院利权交换，即一年约可收入350镑。德莱登的喜剧虽亦与其他剧作一样色情，但是却不如其27部悲剧来得成功，只因在这些悲剧里，他引起公众对新世界及奇妙的野人的兴趣。如在《征服格拉纳达》（The Conquest of Granada）一剧中，阿尔玛左（Almanzor）说：
我与造化初创第一人一样自由，
彼活在卑劣的奴役法律施行以前，
当时，高贵的野人还在森林中狂放地奔走。
或许这是该剧成功之处，亦是《奇迹的年代》这首讨人喜欢的查理二世挽歌受人欢迎之处，该诗使德莱登于1670年赢得皇家历史学家及桂冠诗人的头衔。现在他每年平均收入达1000镑之多。
在《征服格拉纳达》第二部收场白中，德莱登声称复辟时代之戏剧实优于伊丽莎白时代多多。其敌手虽颇欣赏这样赞扬，却认为国内对该剧太过照顾。城里居民富于智慧，并非很欣赏德莱登悲剧中过火的英雄诗体。白金汉伯爵曾与人合作，于1671年发表一部喧闹的讽刺作品称为《预演》，取笑当代悲剧，特别是德莱登作品的剧情失实、荒谬及过分夸张。诗人很感刺耳，但是要经10年的蓄意报仇然后始在《亚伯沙龙与艾奇陶菲》（Absalom and Achitophel）一诗中用许多强烈的诗句硬将白金汉套为京姆利（Zimri）一角。
同时，他的研修莎士比亚戏剧使其技巧颇多得益。在其最佳悲剧《一切为爱情》（All for Love，1678年）里，他脱离拉西纳及押韵诗，改采莎士比亚形式及无韵诗，在同一背景下，其技巧已可匹敌伊丽莎白时代之戏剧，他又一次述说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结合而失去帝国的故事。假如没有早期那些戏剧，德莱登或将更受赞扬。不时，该剧由全然单纯之言辞发展到简洁文辞而包含高贵的情操，例如屋大维（Octavia）至安东尼那里，提出屋大维式的赦免条件即是。德莱登之戏剧更为严谨，想要遵守戏剧统合论；但是将情节限为一地，及在3天内发生了一件危机，不啻是使英雄主题变为恋情故事而已，且因而无法从安东尼及克利奥帕特拉之罗曼史看出动摇及改变地中海世界历史的远景。
今日德莱登戏剧最有趣的一面，是他在这些剧本付印时所作的序言及表达其对戏剧意见的小品文。柯奈曾提示德莱登模仿之典型，但是德莱登使其形式成为写作豪放散文的工具。当我们浏览这些简洁论文及栩栩如生之对白时，我们会看到英国文学已由创造时代逐渐转入批评时代，此至波普达到极峰。而当我们看到他小心地试探戏剧的技术及作诗的技巧，并相当深入地比较英法戏剧时，我们不由兴起对德莱登才智的尊敬。在这些散文里，伊丽莎白时代生动漫谈的散文，弥尔顿浮夸堆积的句子，一扫而空，改用较简洁流利，更有次序的词句，且不受拉丁文构造的影响，且因其深悉法国文学而使辞藻更见生色；虽不足与法国文学之优雅相比，却遗给18世纪——散文世纪——简明和雅驯之语句模型，极为流畅动人，自然而有力。由此英国小品文渐渐成形，英国文学的优秀时代于焉开始。
但是假如现在德莱登之小品文较优于引起其写作动机的戏剧的话，那么他的讽刺诗则更风靡当代和几乎使时人感到恐怖。或许是一件意外导致他的讽刺。1679年，马尔格雷夫公爵设菲尔德（John Sheffield，Earl of Mulgrave）发表匿名的《论讽刺诗》（Essay on Satire）手写稿，攻击罗切斯特公爵、朴茨茅斯女公爵（Duchess of Portsmouth）（即凯鲁阿尔德的路易丝），并还攻击查理二世宫廷。德莱登此时多数收入是来自王家，却被疑为该文作者。12月18日晚上，在柯文园（Covent Garden）玫瑰弄（Rose Alley），他为人攻击，有一群恶汉用短棍加以击打，这群人似由罗切斯特雇用，但无法肯定。德莱登本性善良而慷慨，乐于助人和赞许他人；但是他的成名、他的自大及引起争论的主张，使他拥有不少敌人。有一时，他甘忍攻击，不作公开辩护；甚至“玫瑰弄伏击”亦未惹起他提笔直接反击。但是1681年，他终于把几个敌人置于一个大锅内，利用英语中最恶毒的讽刺诗加以蒸烤。
就是这一年，沙夫兹伯里试图组革命军推翻查理二世，改以查理之私生子代之；而当《亚伯沙龙与亚斯陶菲》第一部出版时（11月），沙夫兹伯里已因叛国罪将受审。德莱登讽刺诗站在英王这边，也许还接受英王的很多建议。他讽嘲沙夫兹伯里为艾奇陶菲，曾劝亚伯沙龙（象征蒙茅斯公爵）反叛其父大卫（David，象征查理）。而由于大卫与查理的爱情均多方面发展，故该诗的开始是论述多妻制的价值：
在神学时代，僧侣夺权之前，
多妻制未成罪过，
人们多妻就会多子多孙，
而可恨的一夫一妻的限制还未开始，
当天性加速而无法律限制
妻妾的功用混乱，
而以色列的君王，深获天心
其强烈的感情分别地给予
妻妾与奴仆，并且，广泛如他管辖的地区，
将上帝的偶像由该地向外伸延……
大卫喜欢美丽的亚伯沙龙，而在反叛之前，蒙茅斯就等于欢乐英王的眼珠。而犹太人就是英国人：
顽固、沉郁、多怨的民族
曾想试试上帝恩典的范围及程度；
上帝恩宠的民族，因安乐而败德，
不是国王所得统治，亦非无神以为愉悦……
亚斯陶菲（Astrophel）是反叛的大天使，而伦敦人立刻认为是指沙夫兹伯里：
虚伪之亚斯陶菲显系此中罪魁，
世代受人诅咒此一名讳；
密谋暗计亦须适有
敏睿、胆气、暴烈与机警，
而其人不安于位，不拘原则，
不受不喜之权力约束，不耐任何屈辱；
一个性如烈火的人，自行其是，
折磨的是那侏儒也似的身子，逐渐败坏，
过分感伤于其土屋茅房，
一个极端的勇敢船长，
海浪滔滔，反增冒险之喜悦，
彼所欲者暴风雨，而因为不适合于他的安静，
宁可靠近沙滩来航行，夸显其能。
天才几乎就是疯狂的同盟，
他们间的分际竟如此的薄；
要不然又为啥，既有财富荣誉齐集一身，
又何必不肯让这天下有一时的太平……
为友也假，为敌也深，
他已决心不是毁灭就是统治这个国家。
跟着来的就是对白金汉及其《预演》的报复：
（叛党）中名列前茅者为京姆利，
他与众不同，似乎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而是一切人类的缩影；
他的见解生硬痴呆毫无是处，
凡事必有始而无终，
但在衣架饭囊的行列中，
却称得起一位化学家、提琴手、政治家和滑稽歌手；
他绝不效法那些因劳心而死的无数傻瓜，
一味地在声色犬马上下工夫……
挥金如土是他的拿手好戏，
不希望任何指责只希望人家的奖掖。
穷人都是些傻瓜，他认为他们是执迷不悟。
他有他自己的俏皮话：穷人们也是命该如此。
这样无情锐利的讽刺诗，是英国前所未见的，行行中均见深入的伤害，结果是每页里面均留下许多肢解的尸体。该诗在沙夫兹伯里受审的法庭外就售出好几百份。沙夫兹伯里终于被判无罪；其民权党徒赠与荣誉奖第，而12位诗人及小册子子作家，在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译按：16881692年之英国桂冠诗人，亦系名剧作家，生年不详，卒于1692年）的领导下，发布胜利的复信，致交他们认定在出售机智及刻薄给予英王的人。德莱登卷土重来，又著另一讽刺诗《奖章》（The Medal，1682年3月），并另著《麦克·弗莱克诺》（Mac-Flecknoe，10月），等于是打击沙德威尔的枷锁。此处其谩骂更为粗野，不时沦为泼妇骂街，所使用的是苛毒的双韵，与早期的讽刺诗同样准确和经济地散播毁灭。
如今我们逐渐减低对这类屠杀文字的兴趣；经几世纪的辩论后，我们疑心在热情洋溢当中均可发现某些真理存在，每位敌人均有可爱之处。而即使到了今日，政治仍是使用另一种武器进行的战争；当时尤其是如此，盖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在革命的风潮中动荡不安，而附和失败之一方势必有生命之危。不管如何，德莱登终已显露其勇气；他已赢得英王及约克公爵的感激，且已无人怀疑其在诗歌王国的杰出才能。当他驾临威尔酒店（Will's Tavern）时，如在冬天，必已为他保留了靠近炉边的座位；如在夏天，则保留靠近骑楼的位子。佩皮斯就是在此见到他，并听了“他那非常明智及引人入胜的论述”。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富有想像力，曾描写德莱登进威尔酒店的模样：“微胖的人，头发灰黑，着深黑色整齐服装，紧紧合身就像手套一样”，还“带着我曾见过的最愉快的笑容”。“向桂冠诗人鞠躬，聆听关于拉西纳最后的悲剧的评述被视为是一项特权。替他拿鼻烟盒是一项荣誉，足可使年轻的热爱者为之转头注目”。他对于朋友会非常友善，但是随时可以对其对手及敌人施以人身攻击；而在赞扬自己的诗作方面，他不希望别人超过他自己。他奉承英王、卡斯尔梅因夫人及付款求其献文的人，实已超过当代文人惯有的卑躬屈节。但是康格里夫为报答德莱登之鼓励，却将之誉为“极为仁慈及体恤他人，易忘别人加身之伤害，容易诚恳地与冒犯者妥协而不记恨”。
德莱登在健康渐走下坡之际，不像中年的骄傲猛烈，对于宗教便较为宽容喜欢。其戏剧及讽刺诗偶然会对各种教派施以攻击；现在，他既把命运赌在保守党身上，遂谓英国国教是英国稳定之基础，抗议借理性名义攻击宗教圣堂的无礼行为。1682年11月，他发表卫护英格兰国教的诗篇《大众宗教》（Religio Laici），很使其世俗朋友吃惊。一部神示的《圣经》，即使由可靠的教会加以解释及补充，他亦以为那似乎是社会及公正的必要支柱。他很了解自然神论者的主张，他的答复是，他们的怀疑愚蠢地阻挠了难以维持的社会秩序，而那是赖宗教认可的道德法才能维持的：
只因晦暗不明的道理何必学习，
世人所关心者乃是共同之安宁。
这种论断亦可适用于天主教，故德莱登据此而改信天主教作其结论（1686年）。这种改教是否受一年以前一位天主教徒登基为英王，或受担心津贴无以为继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不管如何，德莱登在《牡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1687年）中，使用全部诗技解释其天主教的见解，一只“乳白色的牡鹿”卫护罗马天主教，反抗代表英格兰国教会的豹子——即“表皮有斑点的最美丽动物”。两只四脚兽辩论耶稣是否存在于圣餐中，这种图像成为人家讥嘲的对象，不久就有普赖尔及哈利法克斯爵士仿照该诗作一嘲弄诗，称为《牡鹿与豹转化的乡鼠与城鼠的故事》（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Transversed to the Story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1687年）。
1688年，詹姆士二世逃至法国，德莱登发现又要受到一位新教国王的统治。他仍旧保持他的新信仰，其3位男孩已在罗马教皇下面任事，如果再重弹旧调势必显得太不和谐。他乃勇敢地忍受失去桂冠诗人的头衔、津贴及历史学家的职位；不过，历史的发展更增其悲哀，那些荣衔竟都改归沙德韦尔，德莱登曾封此人为“胡诌大王”（King of Nonsense）及愚蠢之模范。他临老仍须以卖文为生。他写了更多的戏剧，选译忒俄克里托斯、卢克莱修、霍勒斯、奥维德（Ovid，译按：公元前1世纪之罗马诗人）及波修斯（Persius，译按：罗马讽刺诗人，公元前3462年）之作品，并将维吉尔之《埃涅阿斯纪》改写为流利而松弛之英雄诗体，并在自己的诗里编入荷马、奥维德、薄伽丘及乔叟（Chaucer）的一些“寓言”。1697年，年67岁，他写成著名的抒情诗《亚历山大宴会》（Alexander's Feast），深获时人之过分美誉。
1700年5月1日，诗人逝世。其葬礼极为混乱，几个敌对的党派互争其遗体，最后他终于葬在威斯敏斯特的乔叟墓旁。
要爱此人很难。就其各种表现去看，他实在是一位骑墙的机会主义者：在护国主政体得势时代，他赞扬克伦威尔的功业，后又赞扬查理及其情妇；在新教国王统治下，他赞扬新教；在天主教国王统治下，他又称许天主教，又以其诗文赚取津贴。他既惹来那样多的敌人，可见他的本性中一定有其不可爱之处。他与其敌手一样，戏剧极为淫佚放纵，而诗歌则极为虔诚。其讽刺诗极富吸引力，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以为他就像绑在木柱上的殉道者一样，成为牺牲品。但是他无疑乃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其多数的诗歌均是应时而写，然时间几乎就不容许应时著作的长存。但是其讽刺诗仍然存在，因为在以尖酸轻蔑的语气讽刺人物方面，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使英雄双行体发展至精练及易用之程度，故此种体裁独占英国诗坛达一世纪之久。他对散文之影响更深：他清除烦人的复杂句及外来成语，并加以整顿成为干净利落和通顺的古典文辞。其时人是对的：他们畏他而不爱他，但是他们知道，利用其意志力及技巧，他已取得领袖的地位，成为文学的仲裁者和诗坛霸主。他是那个时代的琼森及约翰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