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
斯威夫特比斯特尔及艾迪生都大5岁，但是他比前者后死16年，比后者多留人间26载，就像一把不灭的火由此世纪烧过另一世纪，从德莱登以至蒲柏都见其存在。他永远不会宽恕他的在都柏林出生，因为这已成为他在英国发展的烦人阻碍；尤其悲惨的是，其担任都柏林国王法庭审判长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即已逝世。小孩交给护士看护；护士把他带到英国去，要到他3岁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些遭遇可能令这个小孩产生孤儿的缺乏安全感。而后来他的改归其叔父养育，只有更加深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他6岁时，其叔即把他逐往基尔肯尼一所食宿包办之学校就学。15岁时，他被遣往都柏林三一学院深造，在该校他共读了7年的书。他对于神学特别疏略，故是勉强毕业。当付其学费的叔父遭逢逆境导致精神错乱时，他经常因过失而受到处罚（1688年），乃濒临极端赤贫之苦况。其叔父死时（1689年），适爱尔兰为了詹姆士二世的不当措施而动乱不安之际，乔纳森乃逃至英国其母那儿，其母此时住在莱斯特郡，每年收入只有20镑。虽长期分离，但他们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他学会爱她，至其死亡为止（1710年），还不时去拜访她。
1689年岁末，彼觅得一职，每年20镑兼供膳宿，即在穆尔公园担任坦普尔爵士之秘书。坦普尔当时势力正如日中天，为数代英王的友人及顾问；我们不能严责他没有看出这位22岁青年是个天才，盖因斯威夫特投奔他时，只识得一些拉丁文及希腊文，而且带着很浓的爱尔兰口音，对于刀叉的使用还带着鬼鬼祟祟的迟疑态度。斯威夫特与主人同桌，两旁为爵士的重要仆从，但是主人永远跟他保持距离。然坦普尔素极仁慈，1692年他将斯威夫特送至牛津修硕士学位，还把他推荐给威廉三世，可惜没有结果。
同时，乔纳森还写双韵诗。他将这些诗示之德莱登，德莱登却告诉他，“斯威夫特兄弟，你永远不会成为诗人”。——此项预言之正确性不是这位年轻人所能了解的。1694年，斯威夫特带着主人的介绍函离开了坦普尔；他回到爱尔兰，受任为英格兰国教会牧师（1695年），并被任为贝尔法斯特（Belfast）附近的基尔陆（Kilroot）的小辖区圣职。在贝尔法斯特，他爱上了他称为凡尼娜（Varina）的珍妮·韦林（Jane Waring）；他向她求婚，但是在她的健康状况及他的收入获得改善以前，她不想与他结婚。由于不能忍耐乡区寂寞的隔绝状态，他遂于1696年逃离基尔陆，回到坦普尔身边，到坦普尔死前，他一直在其手下工作。
他在穆尔公园为坦普尔服务的头一年，曾认识埃斯特·约翰逊，其后她成为其“斯泰拉”。有些闲话说她是坦普尔爵士偶然冲动的结晶品；但是较可能的情形是，她是一位伦敦商人的女儿，该商遗孀曾为坦普尔夫人服务。当斯威夫特首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位8岁的小孩，跟其他8岁小孩一样的活泼可爱，但是年纪太小不会惹起他爱恋之情绪。现在她却已15岁了；而斯威夫特此时年已29岁，在担任她的家教中很快就发现，她的魅力足可激动他这位担任圣职而却饥渴若狂的心胸。乌黑明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丰满的胸部，“每个动作、言辞及行动之优雅精致，不似人间所有”（其后他这样的描述她），而“其容颜极为完美”。——这位海洛夷丝（Héloöse）怎能避免把这位阿贝拉德（Abélard）震醒呢？
坦普尔死后（1699年）留了1000镑给埃斯特，1000镑给斯威夫特。在政府中任职的希望落空后，斯威夫特乃答应担任贝克莱伯爵（Earl of Berkeley）之牧师及秘书，伯爵此时适任爱尔兰司法大臣。至都柏林赴任途中，他担任伯爵之秘书，但是一到都柏林他就被解雇了。他要求担任空缺出来的德里（Derry）学监一职，但是新任秘书接受1000镑的贿赂，而把该缺给予他人。斯威夫特公然当面指责伯爵及秘书“是一对无赖汉”。为了封口，他们遂任之为拉赖可（Laracor）村之牧师，该村距都柏林20英里，会众只有15人而已。此时斯威夫特的收入为230镑（1700年），珍妮·韦林认为这样已够资格结婚了。不过，从他提婚到此时，她已多长了4岁，而且他还认识了埃斯特。故他即写信给珍妮称，假如她愿受足够的教育俾成其家中佳侣，假如她答应接受其嗜好，并容忍其缺乏幽默感，则他可以不顾其容颜或收入，而与之结婚。好事终告不谐。
住在拉赖可是很寂寞的，故斯威夫特经常到都柏林去。170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是年晚期，乃邀请埃斯特及其伙伴丁利夫人（Mrs.Robert Dingley）到拉赖可定居。她们果然来了，住在他的旁边，且在他暂离英国的时期，住进了他在都柏林租赁的公寓。“斯泰拉”预期他会娶她，但是他让她一等就是15年。她烦躁地接受现在的处境，然而他的强烈个性及其敏睿之智慧，使她直到终局一直处于迷糊恍惚之境。
1704年，当他印行《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及《桶之故事》（The Tale of a Tub）于一册时，就已令人惊奇地显现其心智的特质。前者只是就今文学及古文学相对优劣的争论而发表的简短和无关紧要的著述；但是《桶之故事》却表现了斯威夫特的宗教或非宗教哲学的主要观念。他于晚年重读该书后，大呼：“老天！当我写此书时，我是何等的天才呀！”因为太喜爱该书了，故在其后数版中，他以序言及前言等形式加上了50页的胡诌。他对该书完美的创作力颇觉自傲；虽然长久以来，教会已谓一度为“基督无缝之天衣”的基督教义，如今已经为宗教改革而撕成碎片，但是无人——《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作者卡莱尔（Carlyle）尤其不在其内——攻击这股前所未见的改革力量。利用这股力量，斯威夫特乃将一切哲学及宗教均贬为不同的外衣，用来掩饰世人可惊的无知，或隐藏世人赤裸裸的欲望。
人类本身是否只是一件微小的外衣，或系整套衣服加上装饰呢……宗教是不是一件宽外衣……诚实是丢到垃圾堆里穿坏的一双鞋子；自爱只是男人的紧外套；虚荣是一件衬衣；良心是一条裤子，它不但用以避免裸露，且用以掩饰淫荡，然是不是很容易就为此二者而脱了下来呢？假如某些位置配上貂皮大衣及毛衣，我们就称之为法官；则细麻布及黑缎的适当混合，我们就给他主教的头衔了。
关于外衣的寓言，他述说得极为完整而有技巧。彼得（天主教）、马丁（路德教派及英格兰国教会）及杰克（加尔文教派）由其临死之父亲手中，继承了三件全新而且相同的外衣（《圣经》），而其遗嘱还训以如何穿着，并禁止他们加以修改、增加或减少，即使只是一条丝线亦不可以。但其三子爱上了三名贵妇：达根女公爵（the Duchess d'Argent，财富）、格兰得斯夫人（Mme.de Grands Titres，野心）及杜桂尔女伯爵（the Countess d'Orgueil，骄傲）。为取悦于三位贵妇，三兄弟只好各就继承之外衣做某种修改，而当这些修改像是不合其父之遗嘱时，他们就以学院派的注释法予以重新解释。彼得希望加上一些银边（教皇的奢侈）；而最具权威的解释是所谓银边这个字就是遗嘱中的帚柄；因而彼得就加上了银边，而不用帚柄（巫术？）。新教徒很高兴地发现讽刺最厉害的那一面落到了彼得身上：讽刺他购买一大片大陆（炼狱），然后不断地分批出售（赦罪券）；讽刺其自大和对于寄生虫（良心的谴责）有无痛治疗的药方（悔罪）——例如，“三天晚上，晚餐后不吃东西……无特殊之理由绝不分开两端汇合的气流”；讽刺彼之发明“低语处”（自供用）“为了公共福利及使诸如患忧郁症及疝痛症之类患者，得到发泄”；讽刺彼之设立“保险处”（卖更多的赦罪券）；讽刺“使用一致（天主教的）腌菜汁”（圣水）当做防腐剂。彼得因这些聪明的权宜措施日见富足，乃有力量使自己成为上帝的代表，他在头上戴了三顶高帽，手中则执一根钓鱼竿；而当大家想和他握手时，他却像“一条受过教育的走狗一样”，把他的腿伸了出去。他邀请其兄弟吃饭，摆到桌上的却只有面包，但是告诉他们那是羊肉，并驳斥他们的异议：“要使你们相信你们是一对盲目、积极、无知、任性、无教养的年轻人，只需用这个简单的论证即可。上帝说，这是真的、最好的、天然的羊肉，完全与李顿荷市场（Leadenhall Market）卖的一样，假如你们不相信，上帝会永远诅咒你们。”其兄弟起来反叛，得到遗书之“真本”（《圣经》本国语译本），并谴责彼得是一位骗子；以故他把“他们踢出家门，且自那日起以至今日永远不让他们回家”。其后不久，几位兄弟又为他们承继的外衣可以放弃或修改多少的问题互相争吵。马丁在率先发难以后，变得较为温和，并回想彼得到底还是他的兄弟；不过，杰克却将其外衣撕成碎片（加尔文教派），陷于狂妄及热情之情况。斯威夫特继又描绘伊欧丽教徒（Aeolists，加尔文教派派众）遇到的奇异风势（灵感）；并取笑——有些不宜付印——他们带鼻音的语调、宿命论及对《圣经》文字的过度崇拜。
到此为止，作者自己的教派，英格兰国教会只露出很小的缺陷。但是当故事继续进行时，斯威夫特顺风势而更换其外衣，不但把非国教神学而且把一切宗教及哲学均贬为空虚的妄想：
假如我们观测世界上最伟大的行为……即以征服手段建立新帝国、哲学新思想的演进，及设想和传播新宗教等行为，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的创始人，其天生理性均容许其饮食、其教育某种普遍固定的气质及空气与气候之特殊影响力等发生大革命……因为人类的理智坐落于吾人之大脑，实有赖人体下身的机能传布水汽于上，以滋润大脑之创造力，而使其理解力更形增加。
斯威夫特以其难以引述的生理观念，提供他认为由内分泌产生雷霆万钧之思想的最佳范例，甚至亨利四世的“大计划”（Grand Design）亦系其例：这位法王发动对哈布斯堡王室战争，主因是想在路中攫取一位妇人（指蒙摩西的夏洛特，Charlotte de Montmorency），此妇人之美丽能激起他的内分泌“进入脑中”。同样的，伟大的哲学家亦受内分泌影响，他们为其时人视为“失去灵智”。
这类学者包括伊壁鸠鲁、第欧根尼（Diogenes，译按：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卒于公元前323年，生年不详）、阿波罗尼奥（Apollonius，译按：公元前3世纪希腊诗人）、卢克莱修、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译按：瑞士炼金家及医生，14831541年）、笛卡儿等人；他们现在如尚存世上……面对这个理性的时代，会惹来放血（医药放血）、鞭打、枷锁、暗室及卧稻草等明显的危险……现在我乐于了解是否可能说明此种想像力……而不需提及……来自下身机能遮蔽大脑的水汽，凭以凝练成为观念。我们狭窄的土语却把此种观念称为疯狂或暴乱。
对于由下身机能向上传布的某种水汽力导致大脑的困扰或变换的同类情况，斯威夫特认为就是“帝国、哲学及宗教所发生的一切剧烈的革命”。彼乃下结论谓各种思想系统是空话而已，聪明人不会想去探测事物之内部实况，而是了解表面就满足了；由此，斯威夫特使用有趣的直喻加以说明：“上周我看到一位剥去外皮的妇人，很难令你相信这样使她变得多难看。”
这本诽谤的小书共130页，立使斯威夫特成为讽刺作家——伏尔泰将呼之为另一位“完美的拉伯雷”。此一寓言故事说的正好与斯威夫特英格兰国教会的职业相配，但是许多读者却觉得作者如非无神论者，亦系疑神论者。大主教夏普禀告安妮女王，谓斯威夫特只比不信教者稍好一点，而安妮的心腹马尔巴勒公爵夫人批评斯威夫特：
很久以前以一切宗教为题材曾写成一本《桶之故事》的书，并予出售以嘲弄一切宗教。但是他很不高兴，因为在渎神的诙谐故事里虽已表现了宗教的最大热情，但是（民权党）政府却未晋升为较高之圣职；因此（他）乃将其无神论及幽默出卖予政府的敌人。
斯特尔亦称斯威夫特是无宗教信仰的人，而诺丁汉亦在平民院中把他描绘为“几乎无人疑心他是基督徒”的牧师。斯威夫特曾读过霍布斯之理论，这是一种不易遗忘的经验。霍布斯之著述开始是充满了畏惧，其次转入物质主义，终则成为支持英格兰国教会的保守党。对于宗教界人士说，斯威夫特后来的攻击哲学乃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哲学家各种不同的主张散布于世界上，其为散布伤害心灵的瘟疫，正如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散布伤害身体的瘟疫一样，其间惟一的不同是前者并未在盒底留下“希望”……真理犹如尼罗河源一样的隐藏难明，只有在理想国里才能找到。
或许因为他觉得人类不配找到真理，故他痛恨自称为“真正宗教”的那些教派和轻视自称看到或与上帝说话的人，如布尼安和某些教友派教徒之类。他的结论与霍布斯一样，均认为如果让每个人均各有自己的宗教，不啻是社会自杀的行为；盖其结果必因荒谬邪说并行而造成混乱，整个社会就成了疯人院了。因而他反对思想自由，理由是“多数人类之有资格飞行，亦犹会思想一样”。他还驳斥宗教宽容。至其晚年，支持《甄试法》，该法规定非国教教徒不得担任政治及军事职务。他赞同天主教及路德教派国王的主张，即一国只能容许一种教派的存在；而由于他出生时英国只容许英格兰国教会的存在，故他认为全体一致接受该教教会，对于英国人的教化是一种必要做的事。这就是所谓《英国人只有一个教会的主张》（Sentiments of a Church of England Man），亦是所谓《论证英国废止基督教……之不当》（the Argument to Prove that the Abolishing of Christianity in England May……Be Attended with Some Inconveniences）——两文为1708年他由民权党转入保守党的中间所印行的。
离开坦普尔以后，他首次参与的政党是民权党，因为民权党似乎是较进步的党，而且对于富于智力而鲜有财富的年轻人来说，较易从中觅得一职。1701年，他抱着希望印行了一本民权党式的小册子。哈利法克斯、森德兰及其他民权党领袖欢迎他入党，并允诺他们一旦掌权即升以高职。上项承诺并未履行；或许这些人畏惧斯威夫特脾气暴躁难以驾驭，且其笔锋有如两边开锋的利剑，恐其两边伤人。1705年，斯威夫特由爱尔兰赴伦敦住一段时间，赢得康格里夫、艾迪生及斯特尔之友情。艾迪生赠与一本《意大利之旅》（Travels in Italy），其内亲笔题字如下：“致赠乔纳森·斯威夫特，我最好的友伴，最真诚的朋友，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本书是由最谦卑的作者所赠予。”但是随着斯威夫特越来越大的脾气，这两人的友谊，就像乔纳森与斯特尔及蒲柏间的友谊一样，终于萎缩了。
另一次他造访伦敦时，曾摧毁一位傲慢的星象家以自娱。一名补鞋匠约翰·帕特里奇（John Partridge）每年都发行一本历书，依据星象作成各类预言。1708年，斯威夫特以比克斯塔夫之笔名发表了一本敌对的历书。比氏之预言谓3月29日下午11时，帕特里奇就会死亡。3月30日，比克斯塔夫发表一封信，得意洋洋地宣告帕特里奇已在预定时间几小时内死亡，并令人信服地详述葬礼之种种。帕特里奇立即声称他仍然活着，但是比氏反驳谓其声言是伪造的。伦敦城反应很快，接受了这个玩笑；官书局自其卷内刷去帕特里奇的名字；而斯特尔次年创办《闲谈报》，竟以比克斯塔夫为假想的编辑。
1710年，斯威夫特再次离开拉赖可，这一次是担任爱尔兰主教密使，要求“安妮女王之恩惠”（Queen Anne's Bounty），施及爱尔兰英格兰国教会教士。女王枢密院民权党要员戈多尔芬及萨默斯不肯这样做，除非教士答应放宽试验法案。斯威夫特强烈反对做这种放宽。民权党遂发现在宗教上他是一个保守党，而当斯威夫特写道“我很讨厌造成财富阶级对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计划”时，在实质上就等于自认在政治上亦是一个保守党了。他与保守党领袖哈利及博林布罗克接洽，得到他们的欢迎，因而一夜之间他变为公认的保守党了。斯威夫特被任为保守党杂志的编辑，他所描绘的民权党爱尔兰大臣之面目颇能表现其风格。该大臣之秘书即系艾迪生。
沃顿伯爵托马斯……由于身体结实，故经数年的更年期，在身体及心灵上均未显现任何老态；而且虽然常会损害身体及心灵的不良行为他亦断续为之，却仍依然故我……他常常去教堂礼拜……而在教堂门口谈些淫猥及渎神的话。在政治上他是一位长老会教徒，在宗教上他却是无神论者，但是现在他却与一位天主教徒勾结甚紧。
保守党大臣欢迎这类攻击，故又聘斯威夫特写了一篇文章，称为《盟邦的行为》（The 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年11月），想要罢黜马尔巴勒和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斯威夫特辩称，假如英国参战只限于海上的话，为长期抗拒路易十四而课征的重税可以减少很多；并且他有力地说出地主的怨言，谓战费多由地主负担，少由工商负担，盖工商界尚能从战争中取利。关于马尔巴勒他说：“不管战争打得好不好，很明显的，战争的真正目的乃在增加一个特殊家族的利益，它乃是将军及（民权党）大臣的战争，而非皇室或人民的战争。”他估计马尔巴勒的报酬是54万镑——“此一数字绝非不正确”。一月以后，马尔巴勒受到责难。其坦白的公爵夫人，牙尖舌利不下于斯威夫特，在其回忆录中以民权党的看法来评述此事：
斯威夫特先生及普赖尔先生很快就愿意出卖他们自己……这两位睿智及富有才能的人，愿意完全出卖他们自己去作报酬甚昂的诽谤，此二人之特质是为了新主人的利益，可以置其无耻及错误等缺点于不顾。
新主人曾答谢他们的新仆从。普赖尔获任命为驻法外交官，在那里他颇能洁身自好。斯威夫特未接受任何职位，但是现在他与保守党大臣的关系极为良好，故能为朋友觅得一些闲职。对于未冒犯他的人，他是很慷慨大方的天才。其后他自称共施惠于50人，等于坦普尔施惠于他的50倍。他劝请博林布鲁克协助诗人盖伊，他促成保守党继续给予康格里夫原来由民权党发给的津贴。当蒲柏要求预约以完成荷马诗之翻译时，斯威夫特督促其朋友及求职者踊跃订购，并誓言：“在我为他取得1000先令以前，这位作者不必急于付印。”他在俱乐部里比艾迪生名头更响亮。现在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和要人共餐，不需忍受他们对他摆架子。他写信给斯泰拉说：“这些大官都要迁就我，我实在很自傲……我原定去艾布本汉夫人（Lady Ashburnbam）家里参加宴会，但是那个烂女人并未如约派车亲自来接我们，而是派人请我们去，因而我就辞谢不去了。”
在英国3年（17101713年），他那些奇怪的信件后来被编成《致斯泰拉日记》（Journal to Stella），印行于17661768年间。他需要有人做其参与公爵宴会及政治胜利的心腹听众；而且，他爱这位耐心的妇人，此时她已接近30岁，仍然等待他下决心娶她。他一定是爱她的，因为有时候他一天写两封信，而且除了不提婚事外，将每日趣事都详告于她。对于斯威夫特这样一个蛮横的人，我们从来不敢想到还会有这类有趣的韵事及幻想的绰号，及那类戏谑、俏皮话和天真的言语，有如在其书信中所表现的，虽然他本人并未想到这些书信也会出版。这些书信充满爱抚之言，但是于婚议则贫乏之至，顶多斯泰拉只能于1711年5月21日的书信中读到婚姻之承诺而已：“我不再多说，只想请你慢慢地等待，直到命运之神为我们做了适当的安排，并请相信M.D.（斯泰拉）之幸福是我追求之最大目标。”然就是在这些通信中，他仍呼她为“小女孩”、“笨蛋”、“贱人”、“美人”、“顽皮的女孩”、“好玩的母狗”及其他类似的宠爱名词。从他告诉斯泰拉的那些话，即可看出此人之本性：
今天上午，我与部长先生在官邸中，想要阻挡他去赦免一位因强奸罪被判死刑的人。部长很愿救他，因为他有一种古老的观念，即女人不可能被人强奸。但是我告诉他，尚未收到法官有利的报告前，他不宜赦免他；而且，其人是一位浪人，必定是一个恶棍，就是为了其他理由亦该处以绞刑，因而他是活该问吊的。我要为美丽的女性请命；当然那个家伙以前曾和她睡过一百次；但是我为什么要管这个呢？为什么？难道女人因为是妓女就该被人强奸吗？
斯威夫特身体的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坏脾气。早在1694年，他27岁时，就患上内耳晕眩症，偶然但是随时都会引起晕眩或耳聋。一位著名的医生拉德克利夫（Dr.Radcliffe）建议斯威夫特在假发中挂上一袋的混合液。年事日长，他的宿疾日益恶化，极可能导致精神不正常。1717年，他可能曾指着一棵枯萎的树对诗人杨（Edward Young）说：“我会像那棵树：我会死于头上的毛病。”此一宿疾已足可使他怀疑生命的价值，当然亦会因而疑惑结婚是不是聪明。或许他是个性无能者，但是这方面我们不能肯定。他经常散步很久，旨在避免身体的衰落；有一次他从法纳姆（Farnham）走到伦敦——共28英里。
其官能过分敏感的痛苦，更增加身体的不舒服，此种敏感是心智敏睿的副产品。他对于都市街道及人体的气味特别的敏感；他能由气味分辨他认识的男女的卫生情形。
他本人是好洁成癖。但是这位英格兰国教会牧师的著作却是英国文学中最粗鲁的。他对生命之愤怒致使他把其缺点尽推由其时代承担。他不肯取悦他人，只是努力想支配他人，只因支配感可以安慰其秘密的自卑感。他说他讨厌（畏惧）他无法支配的人；不过，就其与哈利感情之笃悦，这点却不真实。他因逆境而愤怒，因成功而傲慢自大。他爱权力胜过爱金钱；当哈利嘉许其文章赠予50镑时，他退回银行本票，并要求道歉，接受道歉后写信给斯泰拉说：“我又喜欢哈利了。”他讨厌繁文缛礼，轻视伪善。世界像是要打败他，所以他很坦白地回以敌视。他写信给波普说：
我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在于困扰此一世界，而非使它欢愉；假如我的计划可以顺利完成，无害于我或我之命运，那么我就是你前所未见的最不屈不挠的作家……当你思及此一世界时，请依我之请求多给予鞭责。我恨一切国家、职业及社会，我爱的只是个人……我恨法学家团体，但是我爱评议员某某及法官某某；对于医生（我不愿提及我的本行）、军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及其他人亦复如此。但是根本上，我是怨恨和讨厌被称为人的动物——虽然我由衷地喜欢约翰、彼得、托马斯等人。
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是最不可爱的男人，但是仍有两个女人爱他到极点。在伦敦那几年，他住在凡枫丽夫人（Mrs.Vanhomrigh）寓所附近，她是位富有的寡妇，生有二子二女。当他未参与显贵宴会时，就与凡氏一家共餐。其最大的女儿赫克托尔（Hester）当时24岁（1711年），爱上了43岁的他，并向他作此表示，他却一笑置之没当做一回事，而告诉她他年纪太老已不适合于她；她却抱着希望地答曰她的书教她要爱伟人（她在厕所中读蒙田），那么她既已找到活生生的伟人，为何不能爱呢？他听了几乎就化为绕指柔。他专为她写了一首诗，称为《卡迪那与凡妮莎》（Cadenus and Vanessa），幽默当中寓有悲剧。凡妮莎是他给她起的名字；卡迪那系decanus（dean，教长）之反写。
因为1713年4月，女王勉强同意任命他为都柏林帕特里克教堂教长。6月，他赴爱尔兰就职。他见到斯泰拉的同时，却写信给凡妮莎，说他悲愁和不满得要死。不久他又回到伦敦（1713年10月），1714年分享了保守党失败的命运。如今他在政治上已无力量，他所攻击的民权党人在乔治一世统治下掌握大权，他无可奈何只有回到讨厌的爱尔兰回去担任教长。在都柏林他很不受欢迎，因为执政的民权党恨他的辱骂，非国教徒则恨他，立誓欲驱逐他离职。人们在街上嘘之轰之，并掷以沟中脏物。一位国教会教士写了一首诗表示对其教职的看法，该诗钉在教堂的门上：
今天教堂来了一位教长
其才能及名声两皆非常；
用此二者来祈祷，也用来渎神，
崇拜上帝，却也崇拜财神……
他以机智和诗词，还用最奇怪的很多方法，
赢得这个职位，
而只要他信仰上帝
就是主教亦已在望。
他勇于坚持立场，继续支持保守党，并表示愿意与哈利一起在伦敦塔坐牢。他尽力完成宗教上的职务，定时讲道，举行圣餐礼，生活尽量单纯，并以1/3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每星期天，他都敞开大门，斯泰拉即来担任女主人。不久，不受欢迎的情形慢慢获得改善。1724年，他以德拉皮耶（M.B.Drapier）之笔名，印行了6封信，谴责伍德想供给爱尔兰铜币而从中取利的企图。爱尔兰人怨恨这个计划，故当发现德拉皮耶就是斯威夫特时，阴沉的教长几乎就成为最孚众望的人。
假如他能使爱尔兰海峡隔绝爱他的两名妇人，他可能含有更多幸福的时光。但是1714年，凡枫丽夫人逝世，凡妮莎却渡海至爱尔兰，住在沙布里奇（Celbridge）其父遗留给她的小房屋，距首都之西11英里。为了接近斯威夫特，她遂在都柏林唐斯泰尔巷（Turnstile Alley）置一寓所，距斯泰拉住所不远。她写信给斯威夫特，请他来访，并警告他若是不来，她会死于悲伤。他无法拒绝，此时（17141723年）他多次秘密地造访她。他越不常去，她的信就越热情。她告诉他，她生下来就有激烈的热情，完全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无可解释的对你的激情”。她告诉他，她无法将她的爱情转为侍奉上帝；因为“我是一位热心人，而你是我所崇拜的神”。
或许他想干脆结婚，来打破三角恋爱的束缚；或许斯泰拉知道另有情敌后，要求结婚当做简单的制裁；证据显示他终在1716年娶了斯泰拉。显然他曾要她保守结婚的秘密，他们仍然分居，可能他们间并未完成真正的结合。斯威夫特仍旧访问凡妮莎，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浪子或衣冠禽兽，而是因为他不忍心让她绝望，或因深恐她会自杀。在书信中他向凡妮莎保证，他之爱她及重视她实超过一切，而且此心永生不变。因而此情继续至1723年；是时凡妮莎写信给斯泰拉，请其坦述她与教长的关系。斯泰拉把信交给斯威夫特。他骑马至凡妮莎之寓所，把信丢到桌上，露出令她恐惧的怒色，然后一语不发地离开，永远不再见她。
当凡妮莎从恐惧中恢复正常后，终于发现他过去一直在欺骗她。绝望加上破坏身体健康的倾向，使她在最后一面后的两月内即告病逝（1723年6月），年仅34岁。她在遗嘱中报复：取消较早以斯威夫特为其继承人的遗嘱；而将其财产遗交哲学家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及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但是请他们印行斯威夫特写给她的信及《卡迪那和凡妮莎》一诗，而不必加上任何评论。斯威夫特隐姓埋名至爱尔兰南方旅行，直到凡妮莎逝世4个月后，他才又回到教堂去。
归来以后，他将闲暇时间用来编写箭头指向人类的一篇最著名、最蛮横的讽刺小说。他写信给福特（Charles Ford）说，他忙着写一本书，那会“奇妙地震动这个世界”。一年后该书完成，他亲自把原稿带到伦敦，安排匿名出版，并接受了200镑的稿费，然后住进波普在翠肯汉（Twickenham）的寓所，等着看引起的风暴。就这样，1726年10月，英国首次见到《格列佛游记》出版。公众的首次反应，是喜欢这本小说里详尽的写实风尚。许多读者把它当成历史，虽然一位爱尔兰主教（斯威夫特说）认为该书充满不可能发生的事。多数的读者只看到小人国及大人国游历为止，这些好玩的故事旨在说明判断亦是相对的。小人国的人只有6英寸高，使格列佛有膨胀性的优越感。那里的政党是以穿高跟鞋与低跟鞋来分辨派别的，宗教派别分为圆顶派与尖顶派，因为一者相信打蛋该打圆顶那边，一者相信打蛋应打尖顶那边。大人国的人有6英尺高，使得格列佛对人类有了新的看法。他们的国王误以为他是一只昆虫，误以为欧洲是个蚁巢。而从格列佛所描述的人类行为，他遽下结论：“你们国人都系自然容其横行于世的那类最可恨的小毒虫。”就他本身说，格列佛（暗示美的相对性）为大人国美妇的“大乳房”所吓退了。
故事到了格列佛的第三次出游时就显得软弱无力。他被吊桶拉上空中浮岛拉布达（Laputa），有科学家、学者、发明家、教授及哲学家住在该岛，由他们管理；该书其他地方显得逼真的情节，此处却显得有点愚蠢，例如仆人用气囊打深奥的思想家的耳朵及嘴巴，俾在他们思想时如发生危险的失神情况，可适时加以唤醒。拉加度学院（The Academy of Lagado）有幻想的种种发明和学位，乃是对培根的《新亚特兰第斯》（New Atlantis）及伦敦的皇家协会的软弱无力的讽刺。斯威夫特不信科学可以改造或统治国家；他讥笑他们的理论，并笑这些理论很快就会消失；他并预测牛顿的宇宙论会被推翻：“自然的新系统事实上只是新流行的花样，每个时代都要不同；即使假装以数学原理加以证明（数学原理，1687年）的那类人，其兴隆亦只限于短期而已。”
格列佛继又踏入陆格那京人（Luggnaggians）的国土，该国人不是把重刑犯处死，而是罚他们永生。当这些称为斯他德布拉格（Struldbrugs）的人
到达该国年龄的极限80岁时，他们不仅具有其他老人的愚行及虚弱，而且情形只有更为严重，那是令人恐怖的不死的远景所引起的。他们不但意见很多、脾气乖张、贪婪、忧郁、虚荣、噜苏，而且没有友情亦无自然的感情，对他们的孙儿亦复如此。他们显现的只有嫉妒及虚弱无力享受的欲望……无论何时他们看到葬礼，就悲叹和怨恨他人得到永久的安息，而他们自己却无望如此……他们是我曾看到的最可耻的人物，而女人比男人更加恐怖……从我听到和看到的情形，使我想延年益寿的欲望顿时减低很多。
到了第四部，斯威夫特放弃幽默而对人类施以讽刺性的责骂。呼以冷国（the land of the Houyhnhnms）为一群干净、俊逸、和蔼的马所统治，它们能说、能想、具有文明的象征，而他们的贱仆，称为“耶胡”（Yahoos）的，却是一群肮脏、恶臭、贪婪、酗酒、悖理及残废的人。这些堕落的人当中（斯威夫特写于乔治一世时代）
有一位……统治的“耶胡”（国王），彼与他人相比，躯体更为残废，性情更为乖张……这位领袖常常要找一位像他的人做其宠臣，他的任务就是舐主人的脚……并驱使女“耶胡”充其“狗舍”；为此他不时获得一片驴肉的报酬（贵族的头衔？）……而在找到更恶劣的宠臣之前，他是继续在位的。
比较起来，呼以冷群马较富理性，显得较愉快和有德行；因此，他们不需要医生、律师、教士或将军。这些彬彬有礼的马群，听了格列佛述说欧战的故事大为震惊，而对于引起战争的纠纷尤觉惊讶——例如“是否肉为面包，或面包是肉（圣餐礼）；或某些果汁究为血或酒”的纠纷；而当格列佛夸言人类已因神奇的发明而获益匪浅，他们马上要他别再说了。
当格列佛返回欧洲时，他几乎无法忍受街道和人群的恶臭，现在人们看起来就像“耶胡”。
我的妻子和家人意外欢喜地欢迎我的归来，因为他们以为我非死不可；但是我愿冒昧地承认，他们样子令我怨恨、讨厌和轻蔑……我一进屋里，内人就拥吻我；由于几年一直不曾受到恶臭的动物（人）的拥吻，一旦为之顿觉晕眩了将近一小时……头一年我无法忍受妻子与小孩侍候一旁，因为他们的异臭极难忍受……我第一次用钱是用来购买两匹……骏马，置于好的马房内；其次我最喜欢的是马夫，因为我觉得他从马房带回的气味，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奋。
《格列佛游记》之成功实超过作者之梦想，可能稍缓其嗅觉上的恨世。读者欣赏其简约清楚的英文、详尽的情节及热闹的色情描述。艾布斯诺预言该书“与布尼安的作品一样伟大”——那是指《天路历程》而言。无疑地，斯威夫特之成名赖该书之处甚多，较笛福之赖《鲁滨孙漂流记》更甚，或许就等于西拉诺（Cyrano de Bergerac）之《月球帝国讽刺史》（Histories comiques des tats et empire de la lune）。该书较新奇的部分是后部可厌的讽刺，然即使这部分亦有它的激赏者。马尔巴勒公爵夫人，此时已垂垂老矣，宽恕斯威夫特之攻击其夫，理由是他连整个人类都要攻击。她声称，斯威夫特给予“国王、大臣、主教及法官最逼真的描述”。盖伊谓“她对这本书极端欣赏，有此已可满足，不再梦想其他”。
《格列佛游记》出版的同年，《卡迪那与凡妮莎》亦告出版，使得斯威夫特的胜利美中不足。赫克托尔（即凡妮莎）遗嘱执行人遵嘱将之付印，并未得到作者之同意。该诗在伦敦、都柏林及爱丁堡均有不同的版本。这对于斯泰拉是很残酷的打击，因为她看到用在她身上的许多爱的词句，续又用之于凡妮莎。故该诗出版不久，她就生了病。斯威夫特越海回爱尔兰安慰她，等她身体转好，他又回到英格兰（1727年）。不久消息传来，谓她濒临死亡。他立即给予教堂助手训示：“斯泰拉不得死于教长官邸。”他回到都柏林，她又一次从病中复原了；但是1728年1月28日，她终告不治，享年47岁。斯威夫特亦告崩溃，病得太厉害，无法参加她的葬礼。
此后他住在都柏林（如他写给博林布鲁克的），“像一只洞中中毒的老鼠”。他续施慈善于人，给丁利夫人养老金，当年轻的薛里登（Richard Sheridan）陷于困境时，施以援手。虽系一残忍的人，却也对于爱尔兰人因赤贫引起的愤怒颇有所感，并为都柏林道上充满了乞丐而觉震惊不安。1728年他发表了最猛烈的讽刺文章：《免于穷人子弟成为其父母或国家之负担的谦逊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我深信经过好好看护的健康的1岁小孩，乃是最可口、最丰盛及最合于卫生的食物，不管炖、烤、烘或煮皆好；无可置疑，它亦可做成炖肉或蔬菜炖肉。因此，我愿谦逊地提请公众考虑，在估计12万名小孩中，2万名可以保留作为面包，其中只有1/4是男孩……其余1万名等到1岁，可以卖予王国中富有和高尚的人；永远得请母亲让孩子在最后一月吮饱一点，以便它们上桌时又肥又胖。招待朋友时，一个小孩可以做成两道菜；而当家庭进餐时，前面和后部可以做成一道不坏的菜，如果加上胡椒或盐，会是很好的……
较节省的人……还可以剥了尸体的皮，经过人工硝制成为仕女可爱的手套，及潇洒绅士夏天的长靴……
某些丧胆的人非常关怀年老、生病或残废的广大贫民，我愿意尽力去想，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剔除我国这样可悲的累赘。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此事可悲；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了寒冷及饥馑、肮脏及害虫，已如预期的濒临死亡和老朽……
我认为我之建议的优点极为明显，而且优点特多……因为第一……它会大大地减少天主教徒的人口，而这些人每年都日益滋蔓，乃是本国主要的生育者，且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第三，要养育10万名小孩，自2岁以上，每年每人花费不会少于10先令，要是采行上项建议，除了使讲求口味的……有钱的绅士饭桌上多增一道新菜外，全国每年还要增加5万镑的收入……
斯威夫特笔下奇异和时而反叛的著作，尤其是斯泰拉死后的著作，显示其脑中已埋下精神反常的种子。“爱尔兰一位名人（彼愿意屈尊观察我的心灵）常常告诫我，谓我之心灵就像被施法的灵魂一样，假如我不加以适当的安排是会作怪的。”这位不幸的恨世者，其明显的毛病使他在玻璃房里写报复人类的讽刺文章，竟问一位朋友说：“腐化及恶毒的人类是否吃了你的肉和耗尽你的精神呢？”他对世界的愤怒就是他对自己愤怒的延长；他知道，纵然他是个天才，却无补于其躯体及灵魂有病之事实，而且他无法原谅生命本身未给他健康、正常器官、心灵和平以配合其智力的显达。
生命最后待他的残酷，见之于其精神的日益散乱。1728年以后，其贪欲增长至与其乐善好施相等；他吝惜招待客人的食物及招待朋友的酒类。其晕眩症日益严重，他不知在哪个不幸的时刻会在圣坛上或街道上晕眩倒地。他拒绝戴上眼镜，而现在他的眼力坏到极点，不得不放弃读书。他的一些朋友逝世了，一些则避开脾气阴沉的他。他写信给博林布鲁克说“我以前常常想到死亡，但是现在死亡永远不会离开我心了”，而且他开始期望它的来临。他把自己的生日当做悲哀的日子。他写道：“聪明人都不会希望越来越年轻。”其一生最后几年，通常这样和访客道别：“晚安，我希望不再见你。”
1738年，疯狂的确定症候出现了。1741年，已须指定监护人照顾其事务，并照料他，免其在狂暴中伤害自己。1742年，左眼发炎，肿得像个鸡蛋那么大，使他受了很大的苦；要用5个看护人才能阻止他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他又活了一年，未曾说一句话。1745年，他不幸之一生终告结束，享年78岁。其遗嘱将财产共1.2万镑捐建一所精神病院。他葬于自己的教堂，墓志铭自撰：
其剧烈的愤慨不能再撕裂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