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尔与艾迪生
狄克·斯特尔之作品比任何人更显出自复辟时代进入安妮女王时代文艺的转变。彼年轻时具有所有复辟时代喧闹嬉笑的本质：生在都柏林，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受教育于恰特屋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和牛津；敏感、激动、慷慨；他宁愿放弃取得学位而去参加政府在爱尔兰之军队。他饮酒如漏勺，曾与人决斗，几乎杀死其敌手。此种沉痛之经验使他有一时的觉醒，因而开始参加反决斗之运动，他还写了一篇小品文《基督英雄》（1701年），辩称一个人可以既为绅士又为基督徒。他描述当时腐败的情形，唤醒其读者应遵守《圣经》训示，把它当做真正信仰及纯正道德的源泉，并诉请男人尊重妇女之魅力及其贞操。
此时他已29岁。在发现他所属之中产阶级人士把他当做无聊传道士后，他决定将其立论编成戏剧。他对柯里尔之谴责色情戏剧赞扬备至，在其一连串的戏剧里，他竭力拥护德行并使恶人终局得到恶报。这些作品完全失败。它们固包含一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与机智，然其观众对其结局大表怀疑，他们不管是否合乎十诫，只要有娱乐价值就行；而那些可能会抱持同感的伦敦人却都很少上剧场。这样其论调怎会传达给广大民众呢？
他决心另寻适当之媒介，要使其主张在咖啡屋找到共鸣。1709年4月12日，他模仿笛福之《评论周刊》发布三周刊《闲谈报》第1号，亲自编辑，多半自写，并署比克斯塔夫（lssac Bickerstaff）之笔名。他志在争取咖啡屋观众，故宣称：
各种英勇、欢愉及享乐的故事可见诸依怀特（White）巧克力屋闲谈写成之文章；诗歌见之自威尔（Will）咖啡屋之闲谈写成之论述；研究则以希腊人咖啡屋闲谈为其题目；关于国内及国外新闻，则可得自圣詹姆士（St.James's）咖啡屋；至于本人提供之其他题材，则按期取自本人之资料室。
这是很聪明的计划：它引起咖啡屋常客的兴趣，它从咖啡屋的讨论取得新闻及题目，并且它容许斯特尔自由发表意见，而无中断或引起争执之虞。因而，在第25号（1709年6月7日）中，他曾谓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年轻女士写的……信中她为其爱人……之不幸而悲痛，其爱人刚在最近因决斗而受伤”；他继又说明，受害的绅士，还要邀请冒犯者于侮辱之外再犯谋杀罪，这种习惯极为荒谬，而挑战的意义只是：
先生，昨夜你那种不正常的举动，你对我的冒犯，令我今晨要采取行动。告诉你，因为你是一只无教养的小狗，我将在一小时后与你在海德公园相见……我希望到时候你手中会有一把手枪……并设法在我头上射一枪，这样你才会懂得更多的礼貌。
这是中产阶级嘲笑贵族阶级的论调，而我们也知道在咖啡屋经常走动的主要就是中产阶级。
斯特尔进而又撰文嘲笑贵族阶级的奢侈、诅咒、虚伪、装饰及衣服。他希望女人服饰简单，避开珠宝：“胸前的珠宝不会使白玉也似的美丽胸脯更增其美。”他对女人之喜爱足与热爱杯中物相比。他坚称她们不但漂亮而且具有智慧，但是他特别称颂她们的谦逊及纯洁——这些特质并未为复辟时代的喜剧所承认。他曾谓有一女士“谁爱上了她就等于受通才教育一样”——撒克里（Thackeray）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给予一位女士的最佳赞誉”。斯特尔笔带感情地述说家庭生活之愉悦，小孩快乐的脚步声，丈夫对其老妻之感激：
她现在每天给我的快乐，超过我年轻时占有其美丽的满足。其生命之每一刻，均令我重新感到她很顺从我的意愿，且对我的财产一向节用。对我来说，她容貌较我初次见到她时更为漂亮；她容颜之任何衰老，实来自非常关怀我的弗利的那时……爱自己之妻子，明显是较通称之“随意留情”强胜多多，犹如丑角之大笑较绅士优雅之欢笑实逊色甚多。
当斯特尔写这段文第时，他已两度结婚了。他致其第二任夫人之信件系充满挚爱之范文，虽然其中亦包含不回家吃晚饭之种种借口。他不是好的中产阶级，但是他却把中产阶级视为良好生活之模范。他饮酒过多，浪费奢侈，负债累累。为了避开借钱给他的朋友，他不敢走大道；他只会偷偷摸摸地回家，避免与其债权人碰头；最后终因负债过多被捕。《闲谈报》读者将其行为与其立论互相对照。遂有约翰·丹尼斯发表无情的讽刺文章，攻击斯特尔的论调。订户纷纷退报，1711年1月2日，《闲谈报》遂告停刊。然该报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存在，因为通过该报才有新道德出现，短篇小说亦因而渐成现在的形式，而艾迪生发展了——在《旁观者》杂志则是完成了——现代化的小品文。
艾迪生及斯特尔均生于1672年，自恰特屋学校同学以来，两人之友情甚笃。约瑟夫·艾迪生之父系英格兰国教会神父，曾灌输给他抗拒复辟时代病根的虔诚观念。在牛津就学时，他因擅长拉丁文得到奖学金。在他22岁时，其才华震惊了哈利法克斯，故公爵劝请马达兰学院设法使这位青年由热心神职转为替政府工作。哈利法克斯曾说：“我被称为教会的敌人，但是我使艾迪生先生脱离教会，乃是我惟一对教会的伤害。”由于这位拉丁奇才的法文极为贫乏，而法文知识为外交家所必需，故哈利法克斯只好替他取得每年300镑津贴维持他在欧陆的生活。在两年内，艾迪生环游法国、意大利及瑞士等地。
当他在日内瓦时，适逢安女王登基，其朋友因而去职，津贴遂告断绝。其收入骤减至微薄程度，只好担任一位英国年轻旅行者之家教，随之至瑞士、日耳曼及联合行省。等到结束此职务后，他即回到英国（1703年），有一度他过的是穷人摆阔的生活。但是他系一幸运之人，当马尔巴勒赢得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1704年8月13日）时，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要找人写庆祝胜利诗篇。哈利法克斯就推荐艾迪生；这位学者当即写下雷霆万钧的诗篇《战役》（The Campaign），印行于马尔巴勒班师凯旋回京时，该诗的成功促成英国的继续参战。该诗是艾迪生诗才宏发的最高表现，乔治·华盛顿在众诗中独喜此诗。请看最驰名的几行：
但是，诗人呀！你将以何种诗篇，
来歌颂在战役中集结而狂怒的军队？
我好像听到战鼓如雷的声音，
胜利者的呼声混合着死者的呻吟，
战炮可怖的响声掠过了天空，
于是雷动天惊的战役开始。
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伟大的马尔巴勒雄迈的灵魂，
面对成千上万的敌军，处变不惊，神志不懈，
处身慌乱、恐惧与绝望的场合，
依然故我，冷静检讨战争中可怕的场面。
探测死亡的战场，何其冷静，
为无力的骑兵队及时送上支援，
鼓动后退的连队鼓勇趋前，
教以制敌取胜，化腐朽为神奇。
就像身负神命的一位天使，
在狂风四起中扫荡了有罪的国土，
（犹如最近英国越过国界的出征），
冷静、严肃，带来了狂风暴雨；
乐意地执行全能上帝的命令，
在旋风中奔驶，指挥暴风雨前进。
最后一行诗及那位天使的微笑安全地把艾迪生送入政府，其后10年他一直为政府服务。1705年，受命为上诉委员会委员，取代约翰·洛克之位置；1706年，他任副国务大臣；1707年，他是哈利法克斯赴汉诺威代表团的团员，该团为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铺路；1708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因在政府中有职务的关系而任议员至死为止；1709年，成为爱尔兰大臣之主任秘书。1711年他家财丰足，乃在拉格比（Rugby）一地购置万镑价值之房屋。
当他富裕时，并未忘记其好友斯特尔。彼叱责其罪过，但是替他在政府中找了一个职位，借给他一笔数目很大的钱，但是有一次还诉请法院令他还债。当匿名出版之《闲谈报》重上市面时，他发现里面一篇关于维吉尔之诗评，是他说给斯特尔听的；从比克斯塔夫的笔名，他认出了其生活奢侈但是贫穷的朋友；不久他亦投稿给这本杂志了。1710年，民权党失势，斯特尔失去政府职位，艾迪生除了上诉委员会委员外，亦失去其他职务。《闲谈报》遂停刊庆祝新年。斯特尔及艾迪生此时是不幸与希望交加，1711年3月1日，他们又出版了英国文艺史上最著名期刊的第1号。
《旁观者》杂志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出版，4至6页对折。一反从前取材自各类中心的文章，现在其匿名的编辑却发明了想像的俱乐部，其会员代表了英国不同的阶级：科维利爵士（Sir Roger de Coverley）代表英国乡绅；弗里伯爵士（Sir Andrew Freeport）代表工商阶级；森特里上校（Captain Sentry）为军队代言；杭尼康伯（Will Honeycomb）是时装代表人；一位中寺法学家代表学术界；而旁观者先生以温和幽默、机警有礼的态度，负责综合他们的意见，因而使他进入英国人的家庭及内心里。该刊第1号，旁观者自我介绍，乃使俱乐部及咖啡屋诸君猜疑其人为谁的问题：
我过去一直住在本城，许多公共场所都可以见到我，虽然我的知己不会超过六人以上，这几位朋友的故事，我将在下期详细叙述。我经常在大众游憩的地方露面，有时候有人会看到我跻身于威尔咖啡屋的一群政客中，洗耳倾听环坐听众的谈话。有时候我在“赤子”咖啡屋抽只烟斗，而像是心无旁骛，径自看着《邮人报》（Postmen），实际上却在窃听房中每张桌子的谈话。星期天晚上，我必登临圣詹姆士咖啡屋，有时候参与内边斗室的政治小委员会，宛如去听人谈天和改正观念。同样的，在希腊人咖啡屋、可可树咖啡屋，及在杜鲁利巷及草料集两地的戏院里，我的脸孔亦是很熟悉的。有10年以上，我曾被视为买卖股票商人，有时候在乔纳森俱乐部股票商集会中，我简直被看成一名犹太人，因为，不管何地我与人群相处，总与他们混在一起，虽则我除了在自己的俱乐部外，从不开口说话。
因此我活在世界上，像是人类的旁观者，而非人种之一分子，这就是说我已使自己成为幻想中的政治家、军人、商人、艺匠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未扮演任何这类角色。我很了解为人丈夫或父亲的道理，并能透视经济商业、及其他事务的毛病，较之从事其业的人更见透彻，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从不以暴力支持任何党派，而且决心在民权党及保守党间严格保持中立，除非受了任何一方之敌视不得不表明立场。总之，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在这份报刊里，我亦希望保持这种性格。
随着事业的进展，《旁观者》杂志渐渐将社会的闲话、礼俗人物的研究与文艺及戏剧评论互相混合。艾迪生曾写下一连串的小品文论述弥尔顿，令全国吃惊的是，他把《失乐园》的地位看得比《伊利亚特》及《奥德赛》要高。这些论述均避开政治，惟恐因而造成敌视和发生变化，但是它们均强调——艾迪生则自动参与——斯特尔改良道德的呼吁。某些清教徒精神在受了逆境的磨炼后，又再恢复旧观，成为复辟时代反动的反动；但是现在已非拉长了脸训人以撒旦及天谴的那类宗教偏见，而是乐观机智地呼吁要节制和行为要正当。第10号杂志开始时就这样说：
令人满意的是，听说这个伟大城市日益需要这份报刊，且能相当严肃和集中精神地接受每天早晨我作的讲述。发行人告诉我现在每天发行数达3000份；所以假如每份有20位读者（这只是保守的估计），那么我在伦敦及西敏两地就有6万名门生，我希望他们会小心地避开那群麻木不仁、无知及毫不在意的兄弟们，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已有这么多的听众，我将努力使教训悦耳，使供给之消遣有用场。基此理由，我要设法用机智来使道德增辉，使机智与道德混合为一。假使可能的话，我的读者会在每日的沉思中发现包括此二者的记述。而到头来，他们的道德及慎行或许不会那样短暂、昙花一现和老是停在开始阶段。我已决定每天都要刷新他们的记忆，直到我从导致时代堕落的邪恶、愚蠢的绝望情况救出他们为止。除了偶有一天的清醒外，常年无用的心灵，必陷于愚蠢的状态，那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培育才可望一改旧观。有人说，苏格拉底曾把哲学带到人间；我也想让人家说我已从研究室、图书馆、学校及学院中把哲学带出来，让它在俱乐部、各种集会、茶桌及咖啡屋内受人讨论。
因而我愿以很特别的方式把我这类冥想推荐给规矩的家庭，就是每天早晨都拨出一小时来用茶、面包及牛油的家庭；并热切地希望它们为了自己的好处会订阅定期出版的这份报刊，并把它当做用茶设备之一部分。
《旁观者》杂志不但以男人而且亦以女人为其对象，意欲处理爱情及性爱的问题，并要使“虚伪爱情较朋友不忠或商业欺骗……更担恶名”。《旁观者》说：“假如富有理性的女士，把本刊看成茶桌间谈话之资料，我会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光荣。”该刊邀请读者来函并加以刊载，斯特尔还开辟刊登失恋信栏，其中部分是他写给贵妇的信，部分则由编辑虚构，颇富现代化风格。该刊将宗教与爱情混合，并提供温和的神学，给予开始猜疑上层阶级宗教信仰衰落对于道德有何影响的这一时代的人，它建议科学自扫门前雪，让教会自成明智和有经验的道德保卫者；同情的权利及秩序的需求不是幼稚的个人理性所能加以了解的。谦逊地接受旧宗教、参加其礼拜、谨守其假日，并协助在每一教区建立安息日的安静虔敬和有益健康的气息，凡此均对道德和幸福有益。
我总是很喜欢乡间的星期天，并想到假如星期日成为圣日只是人类的制度，那应视为可以使人类更优雅更文明的最佳方法。假如没有固定的时间使全村的人集合在一起，人人洗净容颜，表现最干净的习惯，彼此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听听别人解释他们的义务，并一起礼拜上帝，当然乡民不久亦可能堕落为野蛮人。星期天洗尽了一周来的丑恶，不但使人们心中重温宗教的理念，且使两性均显现最温文尔雅的面目。
40年来文学一直是猥亵不堪，现在却转入道德与信仰的一边；《旁观者》杂志参与礼仪及风范的革命，此一革命在安妮一朝，共历经一世纪之久，预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朝气蓬勃的精神开路，使可敬的人物真正可敬，并改变英国人对绅士的观念，由有色狼头衔的人变为有教养的市民。中产阶级的德行在《旁观者》中找温文和优美的辩护。谨慎及节俭较之金边粉饰及机智对于社会更有益；商人是派至落后民族的文明大使，商业及工业之盈利乃是国家之最大财富。
在一年内，《旁观者》杂志受到好评，为英国新闻界所难比拟。其发行额虽然很小，不会超过4000份，但是其影响却很大。其装订本每年约售出9000份，仿佛英国已经承认它是文学瑰宝。但是新奇感渐渐随时间而消失；“俱乐部”中的人物已开始重弹老调；疲惫的作者热情渐渐减退；他们的讲道越来越索然无味；发行额亦告衰退。1712年开征的印花税使该刊支出超过收入，至1712年12月16日，《旁观者》遂告停刊。斯特尔继以发行《卫报》（The Guardian）奋斗不屈，而艾迪生则于1714年恢复《旁观者》杂志。两种期刊均很短命，因为到了此时，艾迪生已成为成功的剧作家，并恢复了政府中的职位与薪金。
1713年4月14日，杜鲁利巷剧院上演艾迪生的《加图》剧。其友波普为它写了充满波普式警句及英国爱国主义的序言。斯特尔试图使剧院挤满热心的民权党人；这点他没完全做到，但是保守党与民权党却共同称许《加图》争取罗马人自由的最终立场（公元前46年），而保守党《检讨者》（the Eexaminer）期刊之盛赞该剧，并不比斯特尔之《卫报》稍逊。这个悲剧整整上演了一个月，观众蜂拥而入。波普说：“《加图》在当日之罗马还不如在今日之英国来得伟大。”欧洲大陆将《加图》剧誉为英语中最佳之悲剧作品。伏尔泰赞许该剧能遵守古典戏剧统合论，对于英国人看了艾迪生的戏剧后，还能容忍莎士比亚的存在，颇觉惊奇。今日之评论家讥评该剧为平淡无奇的演说，但是有一位读者发现该剧有结构严谨的剧情，还有爱情故事与大战的技巧连贯，故能从头看到尾而不中辍。
此时艾迪生极受欢迎，故斯特尔说：“我相信要是他想做民选的英王，也不太可能为人民所拒。”但是艾迪生总是温和派的典范，被任命为政府中的秘书他已感到满足了，不久又升为爱尔兰事务之主要秘书，然后就任贸易专员之职。彼甚受各俱乐部之欢迎，因为其酗酒使他没有成为“世人永远不会喜爱的无瑕怪物”。其光荣之极致是与一位女伯爵结婚（1716年），但是与这位骄傲的贵妇住在伦敦的荷兰大厦（Holland House）却并不幸福。1717年他复出任国务大臣，然其能力受到置疑，不久只好去职，而每年得到1500镑的退休金。纵然他有耐心而且风度良好，最后还是与其朋友闹得不欢，包括斯特尔及波普在内——波普讽刺他是一个文贼，惯于“用模糊的赞许来胡骂一通”，并
像加图一样，发表无关紧要的元老院法律案，
并静静地欣赏他自己鼓的掌声。
斯特尔的结局较不高尚。1713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但是保守党控以言辞具有煽动性而逐其离开国会。一年后民权党获胜，介予政府中某些肥缺表示安慰之意，故有一时其收支恰好能够相抵。接着其债务又超过收入，因其债权人追索甚急，只好退隐于其妻在威尔士之房产内。在那里，他死于1729年9月1日，较其合作人晚死10年。综合而言，斯特尔具有创作力及活力，艾迪生则具有洗练的文艺技能，此二人将短篇小说及小品文提高至精良的程度，并助成当时道德的再生，且在一世纪内引导英国文学之流风及形式——但当代最具威力和忧愁的天才则是其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