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的反击
有许多言论替基督教辩护。辩护者振振有词，有时对时代作盲目不公的批判，有时文雅而明晰地强调法国还期待着神学。某些传教士仍旧主张：违背天主教规定的教义，应该受到国家的处罚；并谓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与外科手术同样合法。某些传教士则以绅士般的风度接受挑战。他们容许对手选择武器——理智。那实为英勇的表示，因为一旦宗教同意推理，无异开启凋谢之门扉。
1715年至1789年间的法国，大约出版了900件为基督教辩护的作品。其中仅1770年一年中，即印行了90件著作。狄德罗的《哲学思想》、爱尔维修的《论智力》、卢梭的《爱弥儿》，各招致10种反驳。豪特维尔（Houteville）神父在《基督教徒对宗教的事实证明》（1722年）一书中，和一个世纪后的惠特利（Whately）大主教一样，声称由奇迹证实基督教的上帝，就像尘世历史中被承认的事实一样值得采信。居永（Guyon）神父发表2册讽刺口吻的《新哲学家的预言》（1759—1760年）。普吕什（Pluche）神父所著的《自然景观》（1739—1746年），共有8册流传于世，计出版18次，所费不赀。此书道出科学的奇迹，以及自然界安排的证据，以证明智慧及权力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存在。如果人类在浩瀚的环境中感到迷惑，就让他谦逊为怀。我们不可因为无法了解，便否认上帝的存在。同时让我们感谢上帝创造壮丽荣耀的万物。戈沙（Gauchat）神父在15册《书信评论》（1755—1763年）中攻击布封和狄德罗等的进化论假设。他鲁莽地指出：“假设人曾一度为鱼……就引起两件事情中的一件：不是人类没有抽象而不朽的灵魂，就是鱼类也具备这种灵魂——二者都是对上帝不敬的推断。”哲学家高兴地同意这段话。西格内（Sigorgne）神父在《基督徒的哲学》（1765年）中，强调为支持道德，宗教不可或缺；纯粹俗世的抑制，对于不再相信上帝无所不知的罪犯而言，适足以加强其犯罪的心计。1767年，迈耶尔·尚东（Mayeul Chandon）神父发行《反哲学字典》，一共出版7次。1770年，前耶稣会士诺诺特（Nonotte）神父与该会几位饱学会员，发行了他的《伏尔泰的谬见》一厚书。第一年即售完4版，8年里售罄6版。到1857年，福楼拜把它列为他小说中的人物爱玛·包法利读物的一部分。盖纳（Guénée）神父在《某些犹太人的书信》（1776年）中，以灵魂、情趣、文雅、知识四点替《圣经》辩护。他声称这些信札来自有学问的犹太人。伏尔泰承认盖纳“一针见血”。拥护天主教的善男信女与教士，出版了《宗教报复》，展开每月一次对哲学家猛烈的攻击；到了1771年，这批人又开始发行《方法论百科全书》，这本书比狄德罗著的《百科全书》还浩瀚，对疑神论者的弱点展开挞伐。
唯物论者遭遇到一个高明的对手，那就是尼古拉·贝尔吉耶（Nicolas Sylvestre Bergier）。他是法国东部贝藏松教区的神父。他所著的《自然神教本身之辩驳》（1765年），是“一位真正的教区司祭，对于卢梭想象中法国萨伏伊地方代理主教的答复”。他的《基督教证据的确实性》（1767年），获得教皇致函赞许。他51岁时（1769年）调升为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并成为听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告解的神父。同年他发行《维护基督教反对揭穿基督教一书的作者》——吹起一阵反对霍尔巴赫的烈风。教士大会于1770年欣然通过让他获得一笔每年2000利维尔的恩俸，以便他有更多的余暇用来护教。一年之内他发表2册《审查唯物论》，这是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的答复。他再度指出心灵为我们认识的真实体；为何心灵应被贬为只有经由本身才知道的其他事物？他指出霍尔巴赫犯了几个矛盾：（一）这位男爵宣称上帝为不可知，然后又把无穷和永恒的特性赋给物质——但在他判断对上帝的观念时，他早已发现无穷及永恒为不可知。（二）他接受决定论，却又劝人改造行为。（三）他说宗教源于：甲、原始的无知，乙、教士玩弄狡猾手段，丙、制定法律者的奸诈——而这种认识又仅仅只是他自己的错误。这位神父不对《旧约》吹毛求疵。他解释道，由于笔录上帝话语的人运用东方诸国的隐喻，因此，《圣经》不可老是逐字接受。《新约》为基督教精髓所在；基督的生活及其奇迹，证明了基督教上帝的存在。但是教会的权威不仅在于《圣经》，也寓于自基督使徒以来经由主教牢不可破的神权递嬗，以及信仰的传统。在《基督教的审视》（1771年）一书中，他强调不论贝尔所表现的非常特质为何，无神主义必然破坏道德。
18世纪的法国，卫护天主教最卓越的教士当推纪尧姆·贝尔捷（Guillaume Berthier）。他12岁（1714年）进入设在布尔热的耶稣会学院就读，当时就以才思敏捷闻名。他的聪明对他的宗教虔诚并无显著的影响。17岁时，他告诉父母希望加入耶稣会。双亲劝他从长考虑一年，他照做了，但一年后仍然坚持夙愿。他在巴黎见习修行期间，勤于读书、学习、祈祷，每天睡眠不超过5小时。他发展极快，19岁那年即被任命为布卢瓦学院的人文学教席。他在该校逗留7年，又再见习修行1年，然后被派往雷恩，后又转赴鲁昂担任哲学教授。1745年耶稣会任命他为《特勒乌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在巴黎发行。在他的领导下，这本杂志成为最受敬重的法国知识分子喉舌之一。
该杂志文字，大都由他自己执笔。他住在寺院中一小室里，室内并无炉火取暖，起床后每小时都在工作。他的房门敞开，来者不拒。除了温暖他生命的信仰外，他思索每一件事情。伏尔泰的学生拉哈尔佩（La Harpe）形容纪尧姆为“学者诸君普遍崇敬此人之渊博知识，全欧人士敬佩他之谦逊美德”。他具有法国人礼貌的风采，就是在辩论时也不例外。他抨击观念，而非人身攻击，他也赞美对方的才华。但他依然赞成宗教排斥异端。他相信上帝之子基督创立了天主教会。他主张基督徒应以任何和平手段，防止教会过失的传播。在基督教国度里，反基督教的宣传应该制止，因其伤害了道德行为及国家。他认为“把天主教排斥异端与狂热的宗教迫害混为一谈，实属谬误”。但他并未许诺宗教迫害不再重演。1759年，他驳斥哲学家的指控。他说：“不信教的人呀！你指控我们为宗教狂热者，但我们并没有神鬼附体的着迷样子。反过来说，仇恨宗教的人却鼓励你们反对我们的教会，煽动你们成为明目张胆、漫无节制的狂热者，那真是不可思议。”
他不承认理智的普遍目的论。甚至就洛克的激情主义者一词而言，理智能及的范围也仅止于感觉而已。超过这个限度，所有的真实对理解力有限的人类必然永远保持着神秘。所以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在他无法凭理智彻悟的地方，就不再继续探讨下去”。试图促使宇宙抑或人类的传统及普遍信仰归属于个人理智的试验之下，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傲自大行径。一个谦虚的人将接受他同胞的信条，就是他不了解那些信条也无妨。在一个稀有卑鄙的时代里，纪尧姆提示说，很多不信神者所以否认宗教，乃是因为后者妨碍他们的享乐。他预言，倘使这些不信教者得势，道德信条必然荡然无存，纵情纵欲，文明将消失于自私自利、快乐主义、欺诈与犯罪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会有道德责任；“因为它（决定论）不承认任何约束良心的法律，唯一有罪的人，将是不成功的人”。那么道德将仅仅成为权宜之计；没有公正的意识用以阻止聪明的少数人去滥用头脑较简单的大众；除了剥夺人民革命的企图外，没有统治者认为对老百姓还负有其他责任。
就我们所知，纪尧姆对《百科全书》第1册备致欢迎称赞之意。他以无可置疑的学问揭发其不正确处，以及该书抄袭之处。他指出由伊冯神父执笔的“行动”条目，占对开纸3栏篇幅之多，乃“全然而逐字抄自比菲埃（Buffier）神父的《最初真理专题论文》”。他称赞有关阿拉伯哲学的条目，但是他对“无神论者”条目表示失望。因为在该条目里，拥护和反对无神论的文字，其长度和生动有力，可谓旗鼓相当，因而使读者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依然抱持莫大的怀疑。而在《百科全书》第2册里，反基督教的倾向更为明显。他努力运用技巧攻击此点；他指出，《百科全书》谓政府当局的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纪尧姆认为这一见解对于世袭的君主政治构成危险。对于《百科全书》的被压制，他可能是促成者之一。
1757年4月份的《特勒乌杂志》中，他批评伏尔泰的《风俗论》一书：“当我们发现一个当代作家，滥用其值得尊敬的才华于重要的事物上时，真令人感到遗憾。”他以为伏尔泰的作品，目的在“破坏教会和宗教，同时在他们所破坏的废墟上，建立哲学的大厦——一座忠于思想自由、誓言独立于所有权威、减抑及限制崇拜与道德的纯粹人类而世俗的哲学殿堂”。他指责伏尔泰的偏见污辱了历史学家；伏尔泰几乎全然无视于基督教的美德和服务贡献，且感情用事地专门挑剔基督教教义和教史的每一桩可能的过失。他表示，伏尔泰托言信仰上帝，但是他的著作却致力于推崇无神论。在同期的该杂志中，纪尧姆又提及伏尔泰的《处女》，他生气地嚷道：
地狱从未喷出更致命的瘟疫……此处色情轻率地展示其最淫荡的画面，淫秽的文字来自市场……最粗俗的笑话，正和其不恭敬上帝的言行相得益彰……这些诗篇散发的气味，足以感染社会上每一阶层、每一年龄段的人，而使其腐化。
伏尔泰并不急着答复。他仍然满心喜悦地怀念他的耶稣会老师们，依旧把仁慈而诚挚的波雷神父肖像，挂在他在费内的书房的墙壁上。但是在法国政府压制《百科全书》的发行时，他响应达朗贝尔的呼吁，拿起武器反抗纪尧姆。他指责纪尧姆之所以反对《百科全书》，乃是因为该书和《特勒乌字典》分庭抗礼。伏尔泰认为后者是耶稣会的产物（其实只有部分内容如此，且非代表该会发言），而且他请求耶稣会和这位《特勒乌杂志》的“新闻记者”断绝来往。“这个教士干什么事情……每月从书店出售诽谤性而轻率批评事物的文选。”1759年7月，纪尧姆答复说：《特勒乌杂志》的编辑们和主持字典的编辑们毫不相关；他承认身为一个“新闻记者”，“既不惬意，也难讨好”，但是他主张一位教士有权利用杂志以赞美好作品，同时谴责不良文字。他遗憾伏尔泰自贬人格而唯利是图；最后他希望这位“具备优良才华的人”，将在“上帝给他的有生之年”，重归“那个神圣的宗教——不但是自然教徒，也包括基督徒及天主教徒——那个他所由来的宗教”。11月间，伏尔泰发表一篇庄重的《疾病、忏悔与死亡的关系、与耶稣会教士纪尧姆的幽灵》（无疑是记取斯威夫特想象的埋葬约翰·帕特里奇[John Partridge]的情节），伏尔泰在此文中告诉读者，纪尧姆如何在对着杂志打哈欠时死去。他在一封致埃皮奈夫人的信中，指出他采取这种方法辩论的原因：“我们必须促使无耻之徒及他的拥护者显得可笑。”
1762年法国各议会下令抑制耶稣会士。纪尧姆怀着喜悦的心情卸下他的编务重担，他到达特拉皮斯特（Trappist）修道院，希望过安静而沉思的隐居生活。他请求耶稣会许其所求，但是该会检察长拒绝让他投闲置散。法王路易十五延请他担当皇家子女的家教，但是当法王于1764年下诏放逐所有法国耶稣会教士的时候，纪尧姆乃移居德国，1776年他获准返国。他和他的弟兄在布尔热地方过着退休的日子，并在1782年在该地逝世，享年78岁。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