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进步
耶稣会既已消失，现在谁来教育法国青年？时值混乱，正需要敞开教育革新的大门。
因告发耶稣会而得意的路易斯抓住这个良机，以一册《国民教育论文》（1763年）呈献给法国。该书受到哲学家的表扬。他建议，法国学校不应由一个宗教团体手中落入另一宗教团体的掌握——例如落入基督教兄弟会或祷告会的控制。他绝不是无神论者，他至少赞美教会对道德的支持。他希望道德观念深植人心，受到尊崇，但是他不愿看到僧侣操纵教育。他承认许多传教士都是出色的老师，其耐心和虔诚无可匹敌，但他指出，教士的控制学校，迟早会禁闭心灵，令人无法产生新观念，并使学生忠于外国的权力当局。教导道德规范，应摆脱宗教色彩；“道德法的重要性，远胜于神和人为的一切法律，又即使这些法律未曾公布，道德典范仍旧存在”。路易斯也希望以国家主义者的理想去从事教育，国家主义便是新宗教。“为国家着想，我主张国家当局自办教育。”教师须由俗人担任，如为教士，则须住在俗界，而非属于某一教派。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怎样生活，而不是教他如何升天堂，不在教他盲目服从，而是要他努力于专业、行政及工业艺术。教学用法文，而不用拉丁文；拉丁文课应减少，英文、德文课加多。课程须包括很多科学，科学从最低年级教起；就是5到10岁的孩子也能吸收地理、物理及自然史的知识。学校应增添历史科目；然而“写史家与史书读者均感不足的，厥为哲学思想”；路易斯在此把胜利归于伏尔泰。较高的年级应学习艺术与鉴赏力。应多做准备，让妇女受教育，但没教育穷人的必要。农夫的儿子在田里学到的东西，胜过他在学校得到的。更多的教育，仅足以使他不满意于他本身所属的阶级而已。
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都为这最后的意见而震惊，但是伏尔泰则持赞成的立场。他在致路易斯的信中说：“谢谢你禁止劳动阶级受教育。我耕种土地，需要的是动手操作的工人，而不是削发受戒的僧侣。把特别无知的弟兄送到我这里，让他们驾我的大马车。”他在致主张教育普及的达米拉维尔信中说：“我怀疑那些只能靠臂力过活的人，是否有多余的时间受教育，在他们变成哲学家之前，将死于饥寒……我们必须教导的不是劳力的工人，而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在其他论著中，他迁就初等教育应普及大众的建议，但是他期望中等教育要有充分的限制，以便让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担当社会的劳力工作。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第一项工作，在于结束教会的灌输信仰，他认为后者乃是大众迷信和宗教狂热的起因。
由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要求，狄德罗于1773年草拟《俄国政府大学计划》，他和路易斯一样公开指责传统课程，这和我们今日所听到的说法相同：
大学的文理学院依然教授……两种死文字，这两种死文字只对少数公民有用，而且学了六七年都学不透彻。在修辞学的名义之下，说话的艺术教授在先，思想的艺术施教于后；在逻辑的名义之下，满脑子填满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狡辩……在形而上学的名义下，把无关紧要而使人困惑的问题拿出来讨论，铺下怀疑论及偏见的基础。在物理学的名义下，无休止地争论世界上的物质和系统，对于自然的历史（地质学、生物学）却只字未提，对于化学、个体的运动和重心也毫不提及；实验课极少，解剖标本几乎没有，地理学也未被列入课程中。
狄德罗呼吁教育由国家管理，聘请世俗教师，教授更多的科学知识；教育应该切合实际，产生优秀的农艺学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及行政管理人员。拉丁文应于17岁以后才学习；如果学生将来用不到拉丁文，则不必学；但是“一个文人若没有希腊和拉丁文的知识，则不足以为文人”。由于天才在任何阶层都可能出现，所以学校应为所有人开放，不收费用；穷家子弟应得到免费的书籍和食物。
法国政府在如此驱策之下，努力防止因放逐耶稣会士可能引起的教育中断。耶稣会遭没收的财产，大量用来重建法国500所学院。这些学院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路易大帝学院改为师范学校，用以训练师资；薪水合理，教师免于市税，退休后有养老金。圣贝尼狄克特教团的僧侣、祈祷会会士、基督兄弟会会员可担任教师，但是哲学家极力表示反对，获得一些效果。天主教教义仍列为课程的一部分，然而科学与现代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一些俗界教师开始灌输哲学家的思想。学院里建立实验室，并拥有实验物理学的教授。技艺及军事学校见于巴黎及各省。有人警告说新建的课程将改善智力而非品格，将削弱道德及纪律，并导致革命。
然而，哲学家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的改革。大体说来，他们相信人性本善，一些虚伪而邪恶的教会方术及政治活动令人败坏；他应该做的是使自己不使用诡计，归于“自然”——自然一词并无令人满意的定义。正如我们将明白的，这便是卢梭学说的精华。我们曾经指出爱尔维修坚信“教育能改变一切”，甚至于持怀疑论的伏尔泰，有时也认为“我们为猿猴的一类，能经由教育做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行动”。相信扩展及改良教育能促进无限的进步，成为新宗教一贯的教条。天堂与理想国是两个相对的水桶，在命运的水井中七上八下；一个水桶沉下去，另一个上来；它们轮流成为人们希望的对象。当两个水桶空空地升上来时，恐怕文明就会失去重心，趋于凋谢。
杜尔哥于1750年12月11日，在巴黎索邦神学院讲演他的新信仰，题目是“人类心灵不断的进步”：
人类，从其最早的起源看来，在哲学家眼中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就像每个人一样，有其幼年期及成长期……举止逐渐温和；心智愈有教养；至今仍各自分离的国家间，关系较为接近了；贸易及政治关系使地球上各角落息息相关；而人类的整体，经由治乱的变迁，透过苦乐的交替，仍继续其前进的旅程，虽然脚步缓慢，但一步步迈向更接近完美的境界。
伏尔泰表示迟疑的同意：
我们可以相信理性及工业总会一再进步；有用的艺术将获改善；使人们感到痛苦的邪恶、偏见——这些并非我们最小的祸患——将逐渐从统治者之间消失；而流传广远的哲学，将给多灾多难的世人以精神安慰。
1774年，这位行将就木的哲学家，对于杜尔哥的得势表示欢迎，因为伏氏对大众毫无信心，他所殷殷期待的是国王的开明。我们不能教育下等社会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普通人类社会；在他们知道用脑筋思考之前，已因一天的辛苦工作而累倒了；但是我们可以教育少数人，他们位居高贵，我们也可以教导王君。这个“开明君主”为人类进步的领袖之梦想，正是大部分哲学家期望人类进步之憧憬所寄。他们屡次预感到革命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害怕革命，而非希望它发生；他们相信理性将战胜统治阶级，牧师和统治者将听命于哲学，同时，他们将使可以防止革命并让人类走上康庄大道的改革获得实现。因此他们赞扬腓特烈二世的改革；他们谅解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罪恶；而且要是他们健在，他们将为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感到快乐。我们对于政府的信仰除了只是那种复活的希望以外，还有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