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德
一项棘手的问题存在着：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及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则国家能否存在？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则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呢？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以外）声称此种动机不是道德所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所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于他们前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呢？
哲学家们为自然道德的效能而打赌。伏尔泰对自然道德表示怀疑，但是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伯利及杜尔哥及其他人都主张可以脱离神学而独立的道德，因此虽历经信仰的盛衰，仍足以坚强存在。贝尔主张无神论者可能与信教者一样有品德；但是他认为道德就是和理性协调的习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理性为何物，他并未解释。社会或个人之间，谁应该是理性的裁判者呢？如果“社会”或个人不协调，除了权力之外，谁能判决是非曲直呢？社会秩序只是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刑罚者之间的竞争吗？道德仅仅用来计算侦知犯案的可能性吗？图桑（F.V.Toussaint）在《道德》（1748年）一书中阐释自然道德；他也解释品德就是“忠于实践由理性所加诸的责任”；但有多少人是理性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理性他们理性了吗？而且决定行动的人格，是否比理性形成得早呢？理性不是具有最强烈欲望的发泄对象吗？这些都是自然道德之前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哲学家同意自爱的普遍性，为所有意识行动的基本渊源，但是他们相信教育、法律及理性足以使自爱转变为互相合作及社会秩序。达朗贝尔相信自然道德寓于：
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人们的互相需要，以及该需要所加诸的互惠责任。由于这道理大部分被接受，因此所有的道德法有秩序而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关联。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其解决与否，全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感情有时候阻遏问题的解决，但是从不能破坏问题的解决。而每一则特殊问题的解决……导致基本的原则，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利。后者则为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
某些哲学家认为这就是假定在一般人之中，理性普遍占优势——那就是说，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充分的启迪，足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使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团体的好处调和，不生冲突。伏尔泰对这种自私主义者的理性，不表赞同。对他来说，推理似乎是一种很不平常的行动。他宁愿把他的道德建立在与利己主义无关的利他主义之上，他说这种利他主义源于上帝灌输于我们的公平意识。他的哲学家朋友责难他在这个论题上，无异于向宗教投降。
假定利己普遍性的哲学家们，大体上认为快乐至善，所有的快乐都可以享受，只要它们无损于团体或他个人自己。借用教会的方法，格里姆、霍尔巴赫、马伯利及圣朗贝蒂相继撰写问答教授法，以解释新道德。圣朗贝蒂以《一般问答教授法》为题，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发表演讲：
问：人是什么？
答：具备感觉及理解力的生物。
问：如果这样，他应该做什么？
答：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问：这不是利己吗？
答：这是必然的结果。
问：利己欲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吗？
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人均以自卫及获得快乐为目的。
问：你认为快乐是什么？
答：一种享乐多于受苦的持续状态。
问：要获得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培养我们的理性，并且依此行动。
问：理性是什么？
答：认识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真理。
问：利己不是常常引导我们发现那些真理，并依据那些真理而行动吗？
答：不，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实行利己。
问：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利己正确，有的人错误。
问：谁是利己正确的人？
答：那些致力于互相了解的人，那些不使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幸福脱节的人。
哲学家把道德的实践建立于回忆基督教道德之上。因为崇拜上帝、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间接有助于道德，哲学家代之以对人类的直接忠诚。圣皮埃尔曾经建议以一个新词代表旧道德——那就是慈悲，此字我们约略翻译为慈善，但这意指在互惠的事项上互助及合作。哲学家同时强调人道，人道意为博爱主义、仁爱。这源于基督所宣布的两道圣诫之第二道。雷纳尔在责备欧洲人虐待黑人及东、西印第安人为不人道时，必然业已知道有一个西班牙主教拉斯·卡萨斯（Las Casas）率先于1539年发出过同样的责难了。但是帮助穷人、病人及被压迫者的新热心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所引起的。法国法律的改革，归功于他的长期奋斗。法国的教士以慈悲闻名，但是如今他们看到的是，由于哲学家的提倡，使得基督教道德的实践获得可观的成就。道德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人道、同情、容忍、博爱、和平诸道德，其基础由宗教性转为世俗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前所罕见。
面对由战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哲学家们在主张和平时避免提及绥靖主义。伏尔泰赞成为自卫而作战，但是他认为战争无异抢劫，它使胜败双方都变得贫穷，它只使少数的王子、战争缔约者及皇家的情妇富有。在哲学字典“战争”一文中，强烈抗议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以及可能早就有入侵的念头。他说明皇族的良心多么容易趋于侵略：
一个系谱家向一个王子证明，他是一个伯爵的嫡裔。这个伯爵的祖先在三四百年前与一家族签订协定。那个家族，甚至在记忆里都不复存在了。那个家族从前对一个省有管辖权……这个王子和他的顾问立刻知道他的权利所在。距王子住处大约有几百里格（1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这个省，无用地抗议它不认识他，它不愿被他统治，要管理该省人民，至少要先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位王子马上召集一大群一无所有的人，让他们穿上粗糙的蓝布……训练他们向右转向左转，然后向光荣进军。
然而，伏尔泰却仍劝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他写过一篇爱国的挽歌，以哀悼于1741年为法国战死的军官；他也赞美法军队在方泰诺的胜利。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及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及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尔德、歌德与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人或德人。像一种宗教及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就由法语及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1755年，卢梭提到“那些伟大的大同思想者，减少国与国间的隔阂，且像创造他们的上帝一样，把全人类拥抱在他们博爱的怀抱中”。另外，他以显著的夸张，写道：“再也没有法人或德人之分了……有的只是欧洲人。”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只适用于贵族和知识分子，在那些阶层里，大同的思想从巴黎扩展到那不勒斯及圣彼得堡。甚至在战时，贵族和文人也越过国界，互相交往；休谟、贺拉斯·华尔波尔、吉本及亚当·斯密，于英、法交战时，仍然在巴黎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且利涅王子在几乎任一欧洲的首都，都感到有如在家一样自由自在。士兵们也有一点国际主义观念。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说：“每一位德籍军官，在法国旗帜下服务应该感到光荣。”一团的法国军队全由德人组成。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部分由于道德的剧变——反对神及传道者的残酷。这种背叛开头否定旧宗教的价值，终而发扬四海一家的新道德。这个新道德则源于接替的信仰之最好概念。但是道德信条如无宗教支持能否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问题仍未获得解答。今天这个问题仍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这个重要的实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