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退却
同时，哲学家似乎暂时赢得对基督教之战的胜利。那位可钦佩的公平历史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描述1762年的法国人为“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代”。1770年，总检察官塞吉耶（Sèguier）报告道：
哲学家一手企图震动王座，另一手希望推翻神坛。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公众对于朝廷及教会的观感，而所谓的革命也受到了影响。历史及诗歌、侠义小说，甚至于辞典，都染上了怀疑的毒素。他们一出版著作，便使各省泛滥成灾。不良的影响也传布到工厂及农舍。
西尔万·马雷夏尔似乎为了说明这项报道，而于1771年编辑一本《无神论者辞典》，这本辞典他曾略有增订使其包含阿贝拉尔（Abélard）、薄伽丘和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的言论。1775年，图卢兹大主教宣称“丑恶的无神论，变成意见的控制者”。杜德芳夫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奇迹，和相信希腊神话一样都已绝迹了。魔鬼变成咒骂词，地狱成为笑话；宗教家所谓的天堂，被新兴的天文学在太空中推翻了，就像由于现代的行星探险，使天堂在太空中退却一样。1856年托克维尔谈及“普遍的怀疑，使所有宗教信仰于18世纪末叶崩溃”。
所有这些叙述都嫌夸张，且可能发自巴黎及上流和文人阶级。莱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行。”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其辛苦生活的支柱及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同时也接受新的奇迹。小贩发现这是出售神话制品——圣母玛利亚小雕像的理想市场。雕像及圣徒遗物出现在人群行列中，用以防止或平息公众的灾难。每个教堂，甚至巴黎的教堂也不例外，在宗教节日都门庭若市，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表示邀请前往之意。宗教团体成员众多，至少省城如此。塞尔旺从格勒诺布尔写信给达朗贝尔（1767年），向他保证道：“兄弟，你将为哲学在这些野蛮地区获得进步而吃惊。”在第戎有60套的《百科全书》。但是这些情形只是例外；自各方面看来，各省的中产阶级仍旧对教会保持虔诚。
在巴黎，新运动达于每一阶层。工人反对宗教者愈来愈多，各咖啡馆早已摒弃上帝。一位贵族谈及他的理发师在他的头发上搽粉时这样表示：“阁下，你看，虽然我是一位不幸的小人物，我比其他任何人没有更多的宗教。”劳动阶级的妇女信奉其古老的宗教，天真地数她们的念珠。时髦的妇女则跟随哲学的潮流，把宗教扔得一干二净；但在她们临终前，几乎都延请牧师来祈祷。大部分的沙龙都属于哲学家所有。杜德芳夫人轻视这些人，然而若弗兰夫人则待哲人为她款宴中之上宾；达朗贝尔、杜尔哥及孔多塞围绕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周围主持大事，而格里姆则替埃皮奈夫人管理业务。贺拉斯·华尔波尔于1765年，描写沙龙的智慧气氛道：
上帝和国王被人贬低……男男女女受雇热烈参与毁坏之举。他们因为我尚有一些宗教信仰存在而认为我太凡俗了……哲学家们是无理的、浅薄的、自大的、盲目狂热的；他们不断地讲道，他们矢志不变的教条为无神论；你将不相信他们有多公开。因此，如果我重归耶稣会，你不必为之惊奇。
然而，法国科学院从1760至1770年的14次选拔中，仍然选出9位哲学家为该会会员；1772年，该会任命达朗贝尔为其永久秘书。
贵族以反对宗教的喜悦消耗了智者的贡献。“无神论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中，”拉摩特—朗格（Lamothe Langon）报道说，“信仰上帝就会招致嘲笑。”“1771年以后，无神论流行于贵族阶层中。”登维尔（d'Enville）女公爵与舒瓦瑟尔的女公爵、格拉蒙（Gramont）、马特松·泰塞（Montesson Tessé）等公爵夫人都是信奉自然神教者。位居高官者——舒瓦瑟尔、罗昂（Rohan）、莫雷帕斯（Maurepas）、博沃（Beauvau）、沙维林（Chauvelin）——都和蔼地与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合流。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人说，封建制度实行太久，业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且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
甚至教士也受到这种感染。1769年，尚福推测各级教阶组织人员不虔诚的程度：“僧侣必定虔诚一些……教区牧师能对反对宗教的建议报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枢机主教另还出言讥讽。”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朋友中，有几个是怀疑宗教的神父。托尔内（Torné）、富歇（Fauchet）、莫里（Maury）、德博瓦（de Beauvais）与德博洛涅（de Boulogne）等神父“是哲学家群中最直率的人”。他们据说还有“哲学牧师团体”；这些富于机智的牧师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梅列耶复活了。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与杜尔哥一起进餐。沙特鲁侯爵告诉普里斯特利说：“对面的两位绅士，一为艾克斯主教，一为图卢兹的大主教。但是‘他们跟你我一样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认，我是教徒，而哲学家勒罗伊（M.Le Roy）告诉我说，我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唯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就是在修道院里，无神论也有其知音者。僧侣科利格侬（Collignon）为了避免遭受诽谤，只有在访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时，才敢让他的两个情妇一起用膳；他不容许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乐，但是他以为教会是一个维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团体。1769年，狄德罗叙述有一天他和两位僧侣交游的经过：
他们之中有一位朗读一篇非常新鲜而振振有词的无神论论文，内容充满了创新而大胆的观念；我第一次获知，这是他们修道院中的教条。其次，这两位僧侣都是他们寺院中的“大人物”。他们洋溢着智慧、欢乐、敏锐感觉，学问丰厚。
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叶“天主教世界中，由伟大修道院长期灌输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种轻浮、夸大而普遍的观点所替代”。
容忍异端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式微；当我们无动于衷的时候，是较容易忍受别人的。由于伏尔泰在卡拉斯及席翁两案的胜利，使得几位省长向中央政府建议减轻反对新教徒的法律，结果照办了。反对异教的诏书并未撤销，可是执行得很温和。法国胡格诺新教派安然存在下去，这正是伏尔泰所要求的。图卢兹议会放宽对异教的容忍到令国王为之震惊的程度，以表示其忏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例如1757年苏瓦松地方的菲茨詹姆斯（Fitzjames）主教——发布一封信件，呼吁所有基督教徒把每个人都当成兄弟一样看待。
伏尔泰以哲学为此项胜利的光荣所在。“就我而言，”他于1764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哲学家使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要是没有哲学家，每世纪将会发生两次到三次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我们在此必须再度申明，哲学家自己有时是不宽容异己的。达朗贝尔与马蒙泰尔劝告马勒泽布禁止费内龙出版刊物（1757年），而达朗贝尔又请求他检举《百科全书》的一些评论（1758年）。爱尔维修夫人请他关闭一家杂志，因该杂志曾攻讦她丈夫出版的《论智力》（1758年）。伏尔泰几次恳求当禁止讽刺及诽谤哲学家刊物的发行；就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诽谤而论——伤人的虚伪不实——他是对的。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是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至于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由于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像汉堡、阿姆斯特丹与伦敦，发现它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国家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以维持社会秩序。对于不同文化及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之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条进行无人道的做法——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以及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18世纪上叶，胡格诺新教的牧师在法国虽然仍被吊死，但在1776年及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却被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召唤来救国，这就是哲学家成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