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哥之得势（1727—1774）
杜尔哥是个重农主义者吗？他的财富和特殊背景摒除了所有对他的称谓。他出身古老的家庭——路易十五称之为“优秀的血统”（“une bonne race”），他们家有数代人都担当了显要的职位。他的父亲是国家顾问兼商会会长（prévôt des marchands）。他的哥哥是掌理诉愿事件的大臣，在巴黎议会中也是领导人物。他的父母原希望这较小的儿子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当牧师。他在路易学院、圣叙尔皮斯（St-Sulpice）神学院和索邦神学院通过所有的考试而获得学位，在19岁时即成为布吕克尔（Brucourt）神父。他研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并且能说流利的意、德、英三种语言。1749年他被选为索邦神学院的副院长，以这一身份他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有两则演讲在宗教范围之外都引起了反响。
1750年7月，他用拉丁文在索邦神学院中发表演说《基督教的设立所加诸人类的益处》。它使古人脱出了迷信的束缚，保存了许多艺术和科学，并给予人类以超越人类偏见和兴趣的正义法则的解放观念。“有谁能希望从宗教以外的其他任何原理中获得这个吗？……只有基督教……使人们明白了人的权利。”在这虔诚恭敬的信仰中有一种哲学上的呼应。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副院长曾经读过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伏尔泰的著作，以致影响了他神学方面的观念。
1750年12月他在索邦神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人类心智历史发展里程”（“Tableau philosophique des progrès successifs de l'esprit humain”）。这对于一个23岁的青年来说，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在孔泰（Comte）之先——也许是在维科（Vico）之后——他把人类心智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
在人尚未了解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之前，很自然地，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由睿智的、非肉眼所能见但形体类似人的神所创造的……当哲学家们认识了有关神的这些寓言传说的荒诞后，但还无法洞悉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就想以诸如本质和功能等抽象的措辞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期，借着观察人体交互的机械动作时，才形成了可以数学来发展、以经验来证实的学说。
这位才气纵横的青年说兽类并不知道有所谓进步，它们世世代代相衍不变。但是人类，由于学习到积累和传播知识，已能改善他们应付环境和充实生命的工具。虽然有时可能会有自然的灾难和国家变化的阻挠，但只要这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以及人类的工艺技术持续着，就免不了会有进步。进步并非一致，也不是普遍的。当某些国家进步时，有些国家可能在退步。当科学往前推动时，艺术可能停滞不动，不过整体上却是向前推进的。杜尔哥颇有依据地预言了美国的革命：“殖民地就像水果一样，只有未成熟时才会依附着树木；一旦自足了，总有一天美国会步迦太基（Carthage）的后尘。”
受了进步思想的启发，当杜尔哥在索邦神学院时他就计划要写一部文明史，然而他只遗留下一些有关部分的笔记。从写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他曾打算除了国家的兴亡外，把语言、宗教、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历史也写进去。他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一笔可观的收入。1750年末，他决定要结束教会的神职。一位修道院长加以反对，并答应他很快可以升职，但是杜尔哥根据杜蓬所说的话回答道：“我不能判定自己戴一辈子面具。”
他只接受次要的职务，而自由从事政治事业。1752年1月他成为代理首席检察官，同年12月当了国会顾问。1753年，他捐得诉愿主管官员的职位，居此职时赢得了勤勉和公正的声誉。1755—1756年间他与古尔奈到各省巡行，这期间他从和农人、商人及制造业者的直接接触学习了经济学。由于古尔奈的关系他认识了凯奈，又由凯奈认识了米拉波、杜蓬和亚当·斯密。他从未把自己列入重农学派中，但是他的钱财和文章却是《伊弗米迪》（Ephémérides）杂志的主要支持力量。
同时（1751年），他的心智和优雅的态度使得他在若弗兰夫人（Mme.Geoffrin）、格拉菲尼夫人（Mme.de Graffigny）、德芳夫人（Mme.du Deffand）和莱斯皮纳斯小姐（Mlle.de Lespinasse）等人的沙龙中大受欢迎。就是在这些沙龙里，他认识了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格林。与这些人交往的早期结果是他在1753年出版了两部《图靳昂斯》（Lettres sur la Tolérance），他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提供了生存、语言学、市集和市场等论文，可是当这一计划受到政府的责难时，他以投稿人的身份引退。在瑞典和法国旅行时，他拜访了伏尔泰（1760年），这段友谊于此开始后一直持续到伏尔泰去世时为止。这位“费内圣人”（“The sage of Ferney”）[1]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说：“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可爱、更有见识的人。”哲人们宣称他是他们的同派人物，并希望借他以影响国王。
1766年他为两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学者写了本100页的《经济学大纲》（Re-flexionssa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在《伊弗米迪》（1769—1770年）上发表后，被认为是重农主义的学说中最简明、最有力的阐释之一。杜尔哥说，土地是财富独一无二的根源，除了土地耕作者外，各阶层都依赖耕作者所生产超出他们自己所需的剩余。这些剩余构成了付给匠人阶层的“工资基金”。下面是我们所知道的“工资铁则”（“the iron law of wages”）的早期说明：
在与同行竞争之余，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一个工人除了他的双臂和勤劳外一无所有，除非他能把劳力卖给别人……雇主尽可能付给他最低的工资，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所以他喜欢请那要价最低的工人。工人们因此不得不降低工资以与他人竞争。每一项工作都难免如此（而事实上也都是如此），工人的工资所得仅限于能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
杜尔哥继续强调资源的重要性。有些人在能雇用工人之前必须以他自己的储蓄来供应生产的工具和材料，而在卖出产品补充资金之前，他必须让工人能活下去。因为没有一种企业有绝对成功的把握，因此，利润必须要能平衡丧失资金的冒险。“这种资金的不断流转构成了金钱的循环——那种维持社会上所有劳工生命的有用和有利的循环。”这种循环不能受到干扰。收获和利益，像工资一样必须要按照供求的情形达到正常的标准。资本家、制造业者、商人和工人都应该免税。税应只加于土地所有者，他们可以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以获取补偿。消费物品的运输和售卖都不应上税。
在这些“评论”（“Réflexions”）中，杜尔哥在劳工的有效组织之先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立下了理论的根据。他是那个时代最仁慈最诚实的人之一，能够看出工人们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要的工资外没有前途。这也是他成为忠实的公仆的原因。1761年8月，他被任命为利摩日——全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地方首长（the généralitéof Limoges），为国王钦命的监督官。他估计土地收入的48%—50%缴纳了税款，10%归入教会。地方上的农民面有愠色，而贵族则显得很古怪。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当了地方官对我来说实在很不幸。我说不幸，因为在这充满了争吵和抗议声的时代里，只有在书堆和朋友间过冷静的生活才可能得到快乐。”伏尔泰回答说：“你将赢得利摩日人民的人心和荷包……我相信地方首长是唯一有用的人。修复公路，耕种田地，排干沼泽，鼓励制造业者，不都全靠他吗？”
那一切杜尔哥全做到了。他在利摩日热心地操劳了13年，赢得了平民的爱戴，也换取了贵族的怨恨。他不断地——也是徒然地——向国家议会请求减低税率。他改善了税的摊派，补救了不公正，组织了一个民众服务站，开放谷物贸易，修筑了450英里长的路，那是全国性道路修筑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政府从1732年开始的一项计划），由于这项计划我们才有今天法国可爱的林荫大道。在杜尔哥就任地方首长之前，道路是强迫劳役修筑的——农民被迫做没有报酬的劳役。他废除了利摩日的强迫劳役，并以从一般人身上所收的税来偿付工资。他劝导居民种植马铃薯作为民食，而不要只种给动物吃。在1768—1772年的饥荒时期，他那有力的赈济赢得了普遍的敬仰。
1774年7月20日，新登基的国王邀请他加入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为之欢腾，都希望能仰仗他来挽救崩溃边缘的国家。
[1]费内（Ferney）位于法国瑞士交界之市镇，伏尔泰晚年居此，很多重要著作于此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