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院的背叛
舒瓦瑟尔被解职之后，“三人政治”继之，在“三人政治”中德艾吉永是外交大臣，莫普（René Nicolas de Maupeou）任首相，而泰雷（Abbé Joseph-Marie Terray）则任财政大臣。泰雷供应杜巴利夫人所要求的一切费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果敢地减低经费，停付偿还金，减低政府契约所有权的税。他订正新税则，核定期税和各项规费，加倍征收国内运送费。他总共节省了3 600万银币，并增加了1 500万银币的收入。实际上，他以让部分企业倒闭来延缓经济的崩溃，但是许多人却因政府拖欠债务而受苦，他们不满的情绪更加激昂。不久，赤字再度增加，而在他当政的最后一年（1774年）更高达4 000万银币。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财政稳定的国家来说，这似乎只是一笔极为普通的债务，而对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却是忧虑的原因，而这些人现在听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高时，也不再反对了。
路易十五在位最后10年不断增加的危机，是因为他的大臣们为了维护国王的绝对权力而努力奋斗，对抗正积极从事反叛的议院而引发的。就我们所见，这些议院并不像英国的国会一样是代表或立法的机构，它们是在法国的13个城市中作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团体。此外，像英国国会之对抗查理一世（CharlesⅠ），他们为防皇室之专制，要求制定他们地区内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或设立关税。而且因为摄政奥尔良公爵菲利普（Regent Philippe d'Orléans）曾认可他们有抗辩皇室和大臣们敕令的“谏疏权”（“right of remonstrance”），他们更进一步要求，这一类敕令除非经他们接受和认可，不得成为法律。
假如议院是由人民，或由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等少数人士所选出来的（像英国一样），那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过渡，而多少也能对中央政府产生有益的制约作用。因此，当他们与政府发生冲突时，人民通常会支持他们。然而，几乎全部是富有的律师所组成的议会，事实上是法国最保守的势力之一。这些出身贵族的律师，变得和贵族武士同样的排外；“议院相继宣称，出任显要新职者必须出身贵族家庭”。巴黎议院更是最保守的，在反对思想和出版自由一事上，它不断与牧师发生争执。它禁止哲学家们的书籍出版，有时甚至予以焚毁。它曾受制于耶稣教会，这教会把加尔文的神学带进了天主教会。伏尔泰说图卢兹詹森教派的议院（Jansenist Parlement of Toulous）虐待并杀死了卡拉斯（Jean Calas），而巴黎议院签署了拉巴尔（La Barre）的死刑执行，而舒瓦瑟尔内阁取消了卡拉斯的判决，并维护《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巴黎的主教博蒙（Christophe de Beaumont）命令他管辖下的教士，只为那些曾向非耶稣会教士忏悔过的人士主持圣礼，以至于更加重了耶稣会会员和正统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巴黎议院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意，禁止教士们服从这项命令。它控告主教以煽动分裂教会的罪名，并扣押了他部分财产。国王的国家议会称这为不合法的没收行径，而命令议院退出宗教的纷争。议院不但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相反，它起草了“严重抗议文”（“Grandes Remontrances”，1753年5月4日），这多少预示了革命的来临。他们声称效忠于国王，但告诉他：“如果臣民必须服从国王，那么，国王必须服从法律。”这暗示着，身为法律的保护和阐释者的议院，应位居国王之上。5月9日国会发布了一道御令（lettres de cachet），把巴黎议院中的大部分议员放逐出国都。各省的议院和巴黎的人民群起支持被放逐者。阿尔让松侯爵于12月间记述称：“巴黎的人们处于一种被抑制的激昂状态。”政府唯恐群起作乱，命令军队巡行街道，并保护主教的住宅。1754年3月，阿尔让松写道：“内战正酝酿形成中。”枢机主教拉罗什富科（Cadinal de La Rochefoucauld）想出了一个不失面子的妥协办法。政府召回了被放逐者（9月7日），但是命令议院和教士不可再起争端。这项命令并未被接受。巴黎的主教仍继续反耶稣教会的活动，他的行为过分激烈，以致路易把他放逐到孔夫朗（Conflans）（12月3日）。议院宣称天主教教皇反耶稣会的训谕不合信仰之道，所以吩咐教士不必予以理会。政府犹豫不决，但是最后，由于需要向教士贷款以进行“七年战争”，遂命令议院接受天主教教皇的敕令（1756年12月13日）。
激烈的争论四起。1757年1月5日，达米安（Robert François Damiens）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袭击国王，以一把大的削铅笔刀行刺，然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路易吩咐他那失职的侍卫：“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国王仅受极轻微的伤，而攻击者宣称：“我无意杀死国王。如果我存心杀他，那么我很可能已杀死他。我那样做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得他能把一切事物恢复旧观。”他从监狱给国王的一封信中，反复说：“由于拒绝行圣礼，巴黎的主教是一切圣礼纷争的原因。”他说他曾被在议院中所听到的演说所唤醒。“如果我未曾进入正义的法庭……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那些演说令他如此激动，以致他请求医生来为他放血，但没有医生肯来。（他说）假如他被放了血，他就不会袭击国王了。议院的大法官执行审判，宣告他有罪，他的父母、姐妹则被判终生放逐。依据法律所定的弑君罪，达米安遭受了种种苦刑。他的肌肤遭火热的钳子撕裂，身上被溅以滚烫的铅液，并遭四马分尸的死刑（1757年3月28日）。出身高贵的小姐们争看此刑罚的执行。国王则表示对这种刑罚感到恶心，而致送被放逐的家人补偿金。
这事件为国王赢得了一些同情：犹太人和新教徒也为国王的早日康复祷告；但是当大家知道了国王的伤如伏尔泰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针孔”（“piqûre d'épingle”）而已，群众的支持又转向了议院。人们开始讨论以代议的政府来对抗绝对的君主专制。阿尔让松写道：“他们看出议院可以解救他们所遭受的烦忧……反叛的怒火正在内心燃烧。”1763年6月，巴黎的议院再度确定：“国王所依据而得以存在的法律不容违反时，则议院通过之法律所确认的事项亦属不能违反的法律之一种。”图卢兹议院更进一步宣称，法律必须获得“国家的欣然同意”。但此所谓“国家”乃指议院而言。1763年7月23日，一个重要的司法机构税务法院（the Cour des Aides），在勇敢而诚实的马勒泽布（Malesherbs）的领导下，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报告，说明国家的贫困和国家财政管理之不当与腐败。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国民大会议，听取由人民代表所表达的人民的心声”。第一次有人直接公开地请求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但此一会议自1614年以来一直未曾召开。
在把耶稣会逐出法国（1764年）的这项艰苦奋斗中，巴黎议院展开了攻势，并迫使国王采取行动。在6月和11月，布列塔尼（Brittany）的最高法院，即雷恩（Rennes）议院，向路易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反对当时的省长德艾吉永所征收的苛税。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议院停止了开会，而且大部分议员都辞职（1765年5月）。议院的首席检察官沙洛泰（Louis-Réne de La Chalotais）发布了对中央政府的一项攻击。他的儿子、三位律师和他被控以散布煽动暴乱的言论而遭逮捕。国王命令雷恩议院审判他们，但议院拒绝了，并且以全民为后盾的所有法国的议院都支持这项抗议。1766年3月3日，路易出现在巴黎议院上，警告不得纵容煽动叛变的言行，并声明他要以绝对君主专制治国的决心：
至高无上的权力只系于我一身……立法权，只属于我一人，无任何条件并且不容分割。所有的命令由我发出。我的人民和我是一样，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必须与我的权力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只存在于我的掌握之中，而有人竟敢将之与君王分离自成一体。
他接着又说，他的誓约并非如议院所主张的对国家而发，他只是对上帝宣誓。巴黎议院仍然继续维护雷恩的抗拒，但在3月20日，它正式承认这原则为“必然的真言”，即“最高的权力仅属于国王。而国王只对上帝负责……立法权完全存在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舒瓦瑟尔和其他的人都力劝国王做相对性的一点让步。沙洛泰和同时被捕的人都获得开释，但被放逐至拉罗谢尔（La Ro-chelle）附近的瑟特斯（Saintes）。德艾吉永被从布列塔尼召回，而加入了舒瓦瑟尔的敌对阵营中。雷恩议院又重开院会（1769年7月）。
伏尔泰由于在1769年发行了一本《巴黎议院史》（Historie du Parlement de Paris,par M.l'abbéBig）而陷入了冲突。他否认是该书的作者，并为文批评此书为“错误和愚笨的大作，是对语言的亵渎”。即使这样，那还是他的作品。虽然是仓促间写成的，这本书仍显示出作者研究历史下过相当的工夫，只是仍有欠公正而已。那是长篇控诉，指责议院为保守的机构，每次都反对进步的措施——例如，法国学院之设立、天花疫苗的接种和公平的自由经营。伏尔泰指责议院之阶级立法、迷信和宗教的偏执。他们宣告法国早期的印刷业者有罪。他们曾赞许“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他们曾判决安克尔（Maréchal d'Ancre）为女巫而处以火刑。伏尔泰说，议院之被设立，纯粹是为了司法，而无权立法。如果他们获得立法权，那么他们将以多数律师组成的寡头政治取代国王的独裁政治，而且不受任何民众的控制。伏尔泰这篇冗长的纲要是在舒瓦瑟尔当政时期写的，他宽厚的品性使得人们相信国王在这位开明大臣的开导下，可以达到许多的进步。狄德罗并不同意伏尔泰的说法，他极力主张，不管议会有多么保守，他们之拥有监督立法的权力可以比较好地控制君主暴政。
德艾吉永返回巴黎，带来了新的危机。雷恩议院控诉公爵渎职，于是他受到巴黎议院针对这些控诉的审判。当事实显示他将被判有罪时，杜巴利夫人请求国王出面干涉，莫普首相也支持她。于是在1770年6月27日，国王宣称，这项审讯会泄露国家机密，必须即刻停止。他取消双方相互的控诉，宣布德艾吉永和沙洛泰都无罪，并命令各派不可再有更多的争端。由于认为这些命令为对于公正法律过程的专制干涉，议院宣称证言已严重危及德艾吉永的荣誉，而建议他废弃所有贵族的名分，直到适当的法律程序澄清一切为止。9月6日议院公布了一项决定，给予国王一个判断的准则：
施之于各处的专制权力的种种行为，若违反了君主政治基本法律的精神和含义，就是预谋要改变政体的显明证据，且要以专制权力的不合法行为来取代一向平等的法律的力量。
然后议院停会至12月3日。
莫普利用这段时间为皇室的权利准备了一项坚定的防卫。12月27日，经国王签署后，莫普发布了一道敕令，声明政府认可谏疏的权力，但是谏疏之后再行发布的敕令，则禁止任何抗辩。议院要求国王将朝中邪恶的顾问交付法律制裁以为回答。12月7日，路易将议院召至凡尔赛，在正式的议会上，他命令他们接受并通过11月27日的敕令。回返巴黎之后，这些官员决定自动停止议院一切活动，直到11月的敕令被撤销为止。路易命令他们复会，议院则不予理会。舒瓦瑟尔试着使国内保持和平，以便对外的战争更顺利，路易把他革职了。现在莫普支配着国会，而杜巴利夫人则烦扰着国王。她拿凡·戴克（Van Dyck）所绘的英国查理一世的画像给他看，警告他将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你的议院也会砍掉你的头。”
1771年1月3日，路易再度命令他们接受11月的敕令。议院则回复说这项敕令违反了法国的基本法律。1月20日，在清晨1时至4时之间，国王的步兵送给每位议员一份专制的下狱令（lettre de cachet），让他们选择服从或自巴黎被放逐。他们大多数人都郑重声明对国王的忠心，但态度仍然强硬。随后两天之内，巴黎议院的165人被放逐到法国各地。当他们离开法院时，人们夹道为他们欢呼。
莫普现在正筹划以一个新的司法组织来取代议院，借着一道皇上的敕令，他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由国会和一些顺从的法学家组成的最高法庭，并在阿拉斯（Ar-ras）、布卢瓦（Blois）、沙隆（Châlons）、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里昂和普瓦提埃（Poities）设立各省的高等法院。一些司法的恶习被改革了，贪污也被遏止，从此正义不必有控诉也能得到伸张。伏尔泰为这一番改革而欢呼，并轻率地预言：“我绝对相信首相会得到完全的胜利，而人民也将为之欢欣。”但是像议院这样一个古老的机构一旦被毁，人民无法满意地接受。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比议院更常受谴责，也更为人所喜爱。大多数的民众都蔑视新的法庭，认为那是为皇家的独裁增添的羽翼。狄德罗对于议院虽然没有什么妄念，他仍惋惜它的逍逝：“法治政府告终……一刹那间我们从君主政治的状态陷入了完全专制的状态。”有11个贵族，甚至还有一些皇族，表示不赞成莫普废弃议院的企图。人民间并没有明显的暴动，但是近来在议院中常听到的自由、法律、合法等字眼却广传了出去。对好色的国王的讥讽愈来愈大胆，也更苛刻。普拉卡（Placards）拜访了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希望他出面领导革命。
议会虽然很保守，也几乎未曾希望会有这种事发生，其中却也酝酿着革命的思潮。卢梭的《论文》，莫雷利的共产主义，马布利的建议，兄弟会（Freema-sons）的秘密会议，《百科全书》编纂者对政府和教会恶习的揭发，首都和各省中到处可见的无数小册：这一切都猛烈地反对一个好色淫乱的国王所声称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权利。“民意”，在历史上已形成一股力量。
一直到1750年，批评的对象都是教会，可是从那以后，由于《百科全书》受抑制的刺激，而猛烈地转向了国家。1765年10月，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自巴黎写来的报道中说：
嘲笑已经过时……好人已经没有时间嘲笑。首先他们要倾覆上帝和国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热心地从事于破坏工作……你知道谁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这名词是什么含义？首先，它包括的几乎是每一个人。其次，它指的是向罗马天主教宣战的人，同时大部分都意在毁灭所有宗教，更有许多人意在摧毁王权。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大部分的哲学家（狄德罗尤其不包括在内）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他们都设法避免革命。他们攻击贵族和一切传统的特权，他们指出无数的恶习，并且要求改革，但是想到要把所有的权利给予人民时不禁不寒而栗。虽然如此，格林在1768年1月的“通讯”（“Correspondance”）中写道：
在各地，尤其是天主教国家里，已明白显示出对于基督教普遍感到厌倦，隐约地激动着人心，引致他们攻击宗教和政治的腐化——（这一切）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现象，就好像改革的精神是16世纪的特色一样。它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而无可避免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