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意大利最有势力的阶级，继歌剧第一女主角和伟大的阉歌人之后，即是教士。他们穿着特殊法衣，戴着宽边帽子，骄傲自由地在意大利昂首阔步，他们了解他们所施与人类最珍贵的恩惠——希望。在本世纪里每200个法国人才有一位教士，但在罗马每15人就有一位教士。在博洛尼亚每17人有一位，在那不勒斯和都灵每28人亦有一位教士。当时一位宣称是正教徒的那不勒斯人抱怨说：
教士数目如此的大，君王们如不是采取步骤限制他们，即将让他们吞噬了整个国家。意大利最小的村庄难道亦应该受50位或60位教士的控制吗？……大量的钟楼和修道院使阳光透不进来。许多城市里，拥有圣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士和修女之修道院25座，7所耶稣会大学，戴蒂尼会（Theat-ines）亦有7座，圣方济教派的修道院约有20或30座。四五百个教堂和小聚会所不说外，尚有其他50余种两性之各种不同宗教修道会。
或许这种数字在争论中被夸大了，我们听说在那不勒斯有400所教堂，米兰有260所，都灵有110所，但这些都包括小教堂。修道士比较穷，但世俗的教士一般而言，比贵族还有钱。那不勒斯王国的教士接受1/3国家总税收；在帕尔马公国约一半土地，在都灵几乎3/4土地，都归属于教士。威尼斯在1755—1765年的11年间，教会教产增加了价值330万镑的新的遗赠物。部分枢机主教和大主教列入意大利最富有者之林，但枢机主教和大主教原来是行政首长和政治家，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会有圣徒。下半世纪里有一部分枢机主教和大主教抛弃了他们的财富或奢侈生活，自愿过着贫穷的日子。
意大利人民阻碍了少数政论家和讽刺家，对于教士的财富稍作抗议，而对于他们的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们之光辉显赫却引以自傲，对于宗教带给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他们似乎仅付出很少的贡献。每一家庭都有一个十字架和圣母像。父母、子女和仆人们每个傍晚都跪在圣母像前祷告膜拜，有什么东西能代替这些祷告者的道德影响力呢？每星期五禁食肉类，封斋期的星期三和星期五也是这样，它是有益于心智的意志训练，对于健康人和传道人也是恩惠。本身了解女人魔力之教士对于肉体上的罪不太严肃，在放纵的狂欢节里他们霎眼示意。甚至妓女在星期六也在圣母前点燃烛光，并且为弥撒捐钱。布罗塞斯在维罗纳城观赏歌剧时，教堂奉告祷告钟声响起表演亦随之停止，他大吃一惊，这时所有演员都跪下来祷告。一位女演员在戏剧性地晕倒后，仍旧爬起来参加祷告，之后再度晕了过去。在意大利没有别的宗教比天主教更为人所热爱。
但它有另外的一面——监察制度与宗教裁判所。教会要求每位意大利人至少每年一次履行他（她）的“复活节义务”——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六去忏悔并在复活节早上接受圣餐。在所有大都市里，如不能履行此义务，会遭到教会的谴责。私下谴责与劝诫皆无效，则将违反者姓名公布于教区教会门口。如继续拒绝则被驱逐出教会，在某些城市里还受监禁。但此种宗教裁判所已失去其大部分权力和控制力。在大都会里，教士之控制能够规避，监察制度也减少了，知识阶级正静静地散布着怀疑与异端，甚至教士本身亦有此倾向——因为部分教士不顾教皇之敕书而私自成为詹森派教的教徒。
当许多教士和修道士过着舒适的生活，且对犯罪并非全无经验之时，尚有许多人忠于他们的誓言，信守信心，为其任务效命。新的宗教团体证明了僧侣经过冲击尚能残存，贵族出身之律师圣阿方索（St.Alfonso de'Liguori）在1732年创设了赎世主会（Redemptorists）——即是“最神圣救世主教会”（“the Congrega-tion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而“十字架的圣保罗”（“St.Paul of the Cross”）亦于1737年创设了“圣主蒙难会”（“Passionist Order”）——即神圣十字架和救世主蒙之牧师。圣保罗本人曾实行最严格之制欲。
耶稣会在1750年有2.3万多会众，3 622人在意大利，其中半数是教士，他们的权力与其人数很不成比例。他们因是听国王、皇后和显赫家族告解的神父，于是影响国内和国际的政策，有时他们是仅次于民众本身最急迫的力量，以迫害异教徒。但是他们是天主教神学家中最为自由的，我们在别处看到他们是多么耐心地与法国启蒙运动寻求妥协，他们国外传教的任务，亦有相同适应弹性之特质。在中国，他们使数百万人改奉天主教，但他们对祭祖、孔教和道教之聪明让步，使得其他教派之教士震惊。此等说服了贝尼狄克特十四世教皇以《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1743年）敕书考核和谴责耶稣会。但他们在反对新教和不信教者上，仍是最强有力最博学之天主教信念之护卫者，也是教皇最忠实之支持者，以对抗国王们。在民族国家与超国家的教会之间法律和权力的斗争中，耶稣会在国王们的眼中是最聪敏、最顽强的敌手，他们无心消灭耶稣会，但此场好戏的第一幕是在葡萄牙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