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之启蒙运动
在兢兢业业于立法及行政的措施中，瑞典国王亦全心全意致力于文学及科学的蓬勃发展，这两方面的进步令18世纪瑞典的学术可足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这是植物学家林尼厄斯、化学家谢勒及伯格曼的时代；我们已在前面给予赞誉。但是，在科学方面，我们亦该述及当代最杰出的瑞典人斯韦登堡，他之声名鹊起是因身为科学家时所作的贡献。他在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生理学及心理学等方面都有创新的著作。他曾利用水银改良空气抽水机；他对磁力及磷火作了甚佳之阐述；他在康德和拉普拉斯之前，即已对星云作了某种假定；他开启了今日对于人体无管腺研究之先河。他比其后的科学家要早150年揭示头脑之震动是与呼吸同时发生，而非与脉搏同时。他将心智主要作用归功于脑下皮层，并指出脑中的特殊部分各控制着身体的每个不同的部位。他曾向贵族院演说，主张试用小数系统，改革币制及贸易平衡制度。其全部天才似均指向科学，但是当他发现其研究使自己走向心智及生命机械论，且其理论会导致无神论时，他之反应极为激烈，竟远离科学而走入宗教之领域。1745年，他开始有了天堂与地狱的幻想。他确实相信这类幻想，并在《天堂奇境与地狱》（Heaven and its Wonders and Hell）一书中加以描述。他告诉其众多读者，说在天堂中他们并非无实体之灵魂，而是有实体、有血有肉的男女，不但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而且享有物质上的快乐。他并未登坛讲道，亦未加入任何宗派，但是其影响遍及全欧，影响了卫斯理、布莱克、柯勒律治、卡莱尔、爱默生及布朗宁等人。最后（1788年）其信徒还组成了“新耶路撒冷教会”（“the New Jerusalem Church”）。纵使在他的反对之下，瑞典仍然日甚一日地走向启蒙运动。法、英著作的引进及译介，迅速造成文化的俗世化及文艺风格与形式的精练化。在古斯塔夫三世及其母亲的领导下，新的自由主义广泛为中产及上层阶级所接受，甚而亦为高级教士所接受，他们开始宣扬宽容及简单的自然神论。到处看到的标语是理性、进步、科学、自由及人间的幸福生活。林尼厄斯等人曾于1739年组成瑞典皇家科学会（the Swedis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德辛则于1732年成立皇家艺术学会（the Royal Academy of Fine Arts）。在皇后乌尔丽卡的赞助下，皇家纯文艺学会（Royal Academy of Pelles-Lettres）曾经有昙花一现的存在。但是其后古斯塔夫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恢复了它的生命（1784年），他还指定该会每年颁发价值20杜卡特的奖章，给予瑞典最佳之历史、诗歌或哲学著作。他本人因著古斯塔夫·阿道夫最佳大将托斯滕松（Lennart Torstenson）之颂辞，而获得第一面奖章。1786年，国王成立（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培养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以法语学会（the Académie Française）为楷模的新的学会。该学会宣告为瑞典语学会（the Swedish Academy），由18名会员组成”。该学会与纯文艺学会均有一笔专款，作为瑞典学者及作者之津贴。古斯塔夫亲自协助文艺、科学及音乐界的人才，他使他们感到国王的恩助是他们应得的。他邀请他们至宫中做客，使他们有了新的社会地位，而且他还亲自参与著作竞争，刺激他们努力。
在他之前，瑞典已有戏剧上演，特别是受到其母亲的鼓励，但是这些戏剧皆是法国剧本，并由法国演员演出。古斯塔夫解散外国剧团，要求本地人才为真正的瑞典戏剧提供剧本。他本人亦曾与维兰德合作写了一部歌剧。该剧于1773年1月18日首次公演，共演出达28晚之久。此后8年，国王又专心国事。1781年，他又再度执笔，编写了几部戏剧，至今仍为瑞典文学的顶尖作品，第一部作品是《高贵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s Adelmod，1782年），为瑞典戏剧发展之始。
国王的戏剧题材取自历史记载，教其人民国家之历史，犹如莎士比亚之教英国人英国历史一样。1782年，曾由国库拨款建立戏剧及音乐两用的超级戏院。古斯塔夫所写的散文剧本，由凯尔格伦（Johan Kellgren）改写为韵文，并由本国或外国作曲家加以谱曲，就这样其剧本一变而为歌剧了。这类合作编写的歌剧中最成功的是《歌颂一位伟大将领的爱情故事》（Gustaf Adolf och Ebba Brabe）及述说第一位古斯塔夫·瓦萨（Gustaf Vasa）驱逐丹丽人解放瑞典的故事。
受惠于皇室的领导及三家大学（艾柏沙拉大学[Uppsala]、艾伯大学[Abo]及兰德大学[Lund]）的贡献，瑞典乃有了自己启蒙运动。达林（Olof von Dalin）在刊物上匿名提供作品，并定期予以出版。该刊除政治外无所不谈，其亲切之风格仿自《旁观者》杂志，可谓艾迪生式文学的先驱。几乎每位读者都很喜爱它。国会亦投票奖励其作者，他也立即显露其真面目。皇后乌尔丽卡立刻聘之为宫廷诗人及未来的古斯塔夫三世的家庭教师。这样反而使他的诗才受到拘束而无法发挥，但是他亦才有时间及闲暇来提笔写其杰作《瑞典史》（Svea Rikes Historia），这是第一部瑞典王国批判史。
在新的诗人群中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位妇人海德维格（Hedvig Nordenflycht），她是瑞典的萨福、艾斯巴夏及夏洛特·勃朗特。她阅读戏剧及诗歌，使清教徒的双亲不悦。虽然他们处罚她，她仍继续阅读不辍，而且写了许多美妙绝句，他们只好听任耻辱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他们逼她嫁给丑陋而聪明的地产管理人。“我爱倾听像哲学家的他说话，但是做一个爱人，他的样子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她学着爱他，但是只不过结婚3年他就死在她的怀抱里。一位英俊的年轻教士追求她，这才结束其悲悼。她成为其妻子，并享受“在此一不完美的世界里，任何人所能过的最幸福的生活”。但是不到一年他就逝世了，海德维格悲痛得几乎发疯。她独自住在小岛的茅屋里，作诗发泄其悲伤。因其诗广受欢迎，她才移居斯德哥尔摩，每年（1744—1750年）都发表《北方一名牧羊妇人格言》（Aphorisms for Women,by a Shepherdess of the North），其家亦成为社会及学术精英之聚会场所。年轻诗人如塞伦堡及克罗伊茨（Gustaf Creutz）等，皆步随其后，采用法国的古典风格创作，并拥护启蒙运动。1758年，年已40岁的她竟爱上只有23岁的约翰·菲舍斯特伦（Johan Fischerström）。他供称他爱的是别人，但是他不忍见海德维格之孤苦无依，乃向她提议结婚。她拒绝接受这种牺牲，并为使事情单纯化，而试图自沉于水中。后虽获救，但仍在3年后逝世。《北方一名牧羊妇人格言》至今仍为瑞典文学的古典佳作。
克罗伊茨著有一套精选的诗歌《艾迪斯与卡米拉》（Atis och Camilla，1762年），浪漫情调的迸发完全取法于海德维格，该诗历经许多年一直是那种语言中最受赞赏的诗歌。月神狄安娜的女祭师卡米拉誓言守贞；猎人艾迪斯见她后就想念着她，在森林中绝望的徘徊流连。卡米拉同样有了激动的情怀，并问狄安娜：“自然法是否与你的命令一样神圣呢？”她遇到一条受伤的牡鹿，曾加以照顾疗伤，它舐了她的手。艾迪斯请求许予同样的舐手特权，她却责备他。他于是自悬崖往下跳，企图寻死，爱神之子丘比特救他生命免其下坠死亡。卡米拉遂服侍他并接受他的拥抱，一条毒蛇的毒牙深陷于伊人雪胸中，她死在艾迪斯的怀抱里。艾迪斯猛吸其伤口的毒液，亦濒临死亡关头。此时狄安娜始大动怜悯之心，设法让他们起死回生，并免却卡米拉坚守处女贞洁的誓言，一切皆圆满结束。这部田园诗甚受瑞典文人及伏尔泰之赞誉，但是克罗伊茨旋即转入政界，并成为瑞典总理。
假如海德维格是瑞典的萨福，则卡尔·贝尔曼（Karl Bellmann）就是瑞典的伯恩斯。他虽生长于安乐及浓厚的宗教气氛中，但是喜欢酒店的欢乐之歌实甚于家中严肃的赞美诗。在酒店里，生命及感情的现实情景尽情地宣泄出来，很少顾及传统及礼节的问题。在那里每人的灵魂均因喝酒而赤裸裸地显露，而且在幻想及愤怒交加当中竟有真理的流露。在人类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最悲剧的人物是弗雷德曼（Jan Fredman），此人一度曾为宫廷钟表匠，如今由于婚姻失败而想埋首酒城忘记一切。最快乐的是玛丽亚（Maria Kiellström），堕落的皇后。贝尔曼和他们一道唱着他们的流行歌，编写以他们为主题的歌词，并亲自谱曲在他们面前演唱。有些歌曲有点松弛无力，故那位尚未加冕的当代桂冠诗人凯尔格伦很责备他。但当贝尔曼于报章上发表《弗雷德曼·埃皮斯塔拉》（Fredmans Epirst-lar，1790年），凯尔格伦却在这些韵文上面加上热情的序言，其后该文曾获得瑞典皇家学会的大奖。古斯塔夫喜欢听贝尔曼的诗歌，呼之为“北方的阿那克里翁”，并给予政府中的高薪闲职。后国王被刺（1792年），诗人收入尽失，流落于贫苦绝境，并因负债过多而一度入狱，然终为其朋友所营救。50岁时死于肺病，临终前坚持至其喜爱之酒店作最后的巡礼，在那儿他引吭高歌直至声竭音哑为止。不久即逝世，时为1795年2月11日。有些人称他为“瑞典最有创作力的诗人”，就其种种不利的条件说他是使王国增光的“诗人圈里最伟大的人物”。但是当代之人认为在学术成就方面仅次于其国王的是凯尔格伦。他是一位传教士之子，但是置基督教的教条于不顾，追随法国启蒙运动的流风，他希望享受生命的种种快乐，而几乎无任何懊悔。其最早的一本书《吾之欢笑》（Mina Löjen），赞颂欢乐，包括色情的欢乐在内。凯尔格伦颂扬欢笑为“神圣之事，人性的特征”，希望它会伴随他终生不离。1778年，他27岁，与伦格伦（Karl Pe-ter Lenngren）共同创办《斯德哥尔摩邮报》（Stockholmsposten）。在17年中，其生花妙笔使该报成为瑞典学术生活的重要传声筒。该报大肆宣扬法国的启蒙运动，古典风格被推许为最精美的标准笔法，德国的浪漫主义被嘲为非宫廷文学，而凯尔格伦的情妇在其诗中被提升至崇高地位，内地的保守派分子在这些诗中却成为被羞辱之对象。其敬爱的国王的被刺，使得诗人的享乐哲学蒙上伤心的阴影。1795年，其中一段恋情在失去自我控制的情形下，进而沉醉于热恋之中。凯尔格伦乃开始承认恋爱、理想主义及宗教权利。他收回对莎士比亚及歌德之责难，认为畏惧上帝即可能为智慧的开端。不过，当他临终之际（1795年），年仅44岁，即要求死后别为他摇动教堂的钟声，所以他最后还是伏尔泰的信徒。
其个性可爱的一面是，他竟愿意在《斯德哥尔摩邮报》中，刊登其敌对者的意见。在其敌对者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托马斯·图里尔德（Thomas Tho-rild）。他曾向启蒙运动宣战，认为那是对一种肤浅理性不成熟的偶像崇拜。当图里尔德23岁时，即以《热情》（Passionerna）一书震惊斯德哥尔摩。他说：《热情》一书“包括了我之哲学的全部力量，及我之想象的一切灿烂光辉——那是无韵节、出神入化的、奇妙绝伦的”。他宣称“其一生尽瘁于……宣泄自然之奥秘，并改革此一世界”。尤其左右是一群文艺叛徒，他们为了满足心中那股火焰，只有紧随狂飙运动的潮流，崇拜克洛普施托克更在歌德之上，崇拜莎士比亚更在拉西纳之上，崇拜卢梭亦在伏尔泰之上。这种见解不为古斯塔夫三世所同意，不得已图里尔德乃移居英国（1788年），以阅读汤姆森、爱德华·杨格及萨缪尔·理查森等人的作品来陶冶心灵，并与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急进派为伍。1790年，他返回瑞典，出版了许多政治宣传作品，竟促使政府驱逐他出境。在德国流亡了两年后，他获允再入瑞典。在担任教授的职务以后，他终于慢慢地消沉下去。在文艺的天地里，另有几颗熠熠光华的星星，值得一提。卡尔·古斯塔夫·利奥波德（Carl Gustaf of Leopold）的诗歌采取古典形式，格调谦恭，善于颂扬，因此颇为国王喜爱。本特·林德（Bengt Lidner）与图里尔德一样，比较喜欢浪漫的情调。由于其人胆大妄为，一度曾遭兰德大学开除学籍（1776年）。后来他在罗斯托克继续研究，然其行为仍然与常人有殊，曾被置于开往东印度群岛的船上，但终得脱身，回到瑞典以一卷寓言诗引起古斯塔夫的注意。他曾担任瑞典驻巴黎大使馆克罗伊茨的秘书。在那里，他研究妇人比研究政治还多些，不久被遣回本国，年只35岁，即死于赤贫当中（1793年）。他著有充满拜伦烈焰的3册诗，有此死亦可以瞑目了——此外还有那位羞怯的安娜·玛丽亚·伦格伦（An-na Maria Lenngren），乃是凯尔格伦创办《斯德哥尔摩邮报》的合伙人之妻。她曾在该刊中写诗，这些诗得到瑞典皇家学会的特别准许。但是其诗才并不影响主妇应做的家庭杂务，她曾在一篇致其想象中的女儿的诗中，劝她勿干预政治和介入社交，而应以家事及家庭的快乐为重。
在瑞典的艺术发展方面，是否有任何足可力追文学和戏剧发展的运动呢？那几乎是没有。德辛以洛可可式（约在1750年）修饰由其父尼科迪默斯·德辛（Nicodemus Tessin）于1693年到1697年间营建的皇宫，而且他曾搜集图画及雕像等作品甚丰，这些作品现在是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院（the Stockholm National Museum）收藏之一部分。塞格尔（Johan Tobias Sergel）的维纳斯及酩酊的农牧之神范恩（a drunken Faun）之雕像，具有古典风格。他还以大理石镂刻约翰·帕施（Johan Pasch）粗豪之外貌，借资留念。帕施家族共出了4名画家：老大洛伦茨（Lorenz）、其弟约翰（Johan）、其妹乌尔丽卡及最小的洛伦茨，每人均为皇室及贵族作画。他们在使本朝增光的灿烂辉煌的启蒙运动中，所占的比重仍只平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