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普鲁士
历史上没有别的统治者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勤奋不已，也许他的学生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例外。腓特烈像训练他的部队那样训练自己，通常5点起床，有时是4点，工作到7点，吃早餐，然后与他的助手们集议到11点，接着检阅皇宫卫队，2点30与部长们、大使们聚餐，然后工作到5点，接着才在音乐、文学与会谈中轻松自己。战后，他的“午夜”晚餐始于9点半，过了12点后才结束。他不允许任何家庭的束缚扰乱他，不容宫廷礼仪劳累他，也不容宗教假日来免除自己的辛劳。他监督大臣们的工作，对政策上的每一项进展几乎都有指示。他留心他的财库，他在政府整体之上设立了财政部或会计局，赋予随时可以检察任何部门的权力，并且训令它们报告任何不轨的疑点。他严惩不法行为与无能，以致那时漫布欧洲其他各地的官僚腐化，在普鲁士则近乎绝迹。
对于以上的作为，以及他那饱经战乱的国家的迅速复兴，他很感自傲。他从国内的经济开始建设，这件事曾受到战败的法国与奥地利奢华浪费的宫廷的嘲笑。皇族家务采取商人家里那样俭约的管理。他的战袍不过是士兵的制服，有3件陈旧外衣，背心积尘而闻得出气味，仅有的一件庆典用的外袍被他穿了一辈子。他取消了曾经扈从他父亲的猎人与猎狗，这位斗士喜爱诗歌胜过打猎。他没有建设海军，不寻求殖民地。他的官员与僚属俸给微薄，而他供给柏林朴实无华宫廷的是极度的俭省——自己却留在波茨坦。然而查斯特菲尔德伯爵还评说它是“一个年轻人在欧洲所能找到的最优雅、最光耀、最有用的宫廷”。他更补充说，“你会看到此时（1752年）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艺术与智慧比起欧洲其他各国都要好”。然而20年后，英国驻普鲁士公使马姆斯伯里爵士（Lord Malmes-bury），也许为了安慰伦敦，报道说：“在那个首都（柏林）里，既无诚实的男人，也没有贞洁的女人。”
当国防有虑时，腓特烈核查他的俭约情况。一面劝说一面募款，他很快地使他的军队恢复了战前的力量。唯有掌握此一武力，他才能在约瑟夫二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虎视眈眈之下维护普鲁士疆域的完整。这支军队同时也维持了普鲁士人生活的秩序与安定。他认为，有组织的核心武力，才是取代无组织且具破坏性私人武力的唯一途径。他希望因畏惧武力而产生的顺从会转化为因习惯法律秩序而培养的顺从——也就是说，使武力转化成律则，同时藏起了它的利爪。
他更新他的命令，一再要求法学家们把各省和几个世代以来的种种互相冲突的土地立法编成一个法律系统，即“普鲁士土地法总则”（“Allgemeine Preus-sische Landrecht”）。这个工作因塞缪尔·科克采伊（Samuel von Cocceji）的去世（1755年）与战争而中止，后来又由约翰·卡默总理（Chancellor Johann von Carmer）与K.G.斯伐雷茨枢密顾问官（Privy Councilor K.G.Svarez）恢复，并且于1791年完成。这个新法条采纳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但是除了这种限制之外，它试求保护个人使之免于私人的与公众的压迫与不公平。它废除多余的法庭，减少而且加速法律程序，缓和刑罚，而且制定了任命法官的条件。死刑的判决若无国王的批准则不准执行，而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向国王申诉。他的公正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普鲁士的法庭不久也被公认为是全欧洲最公正最有效的法庭。腓特烈在1763年颁布了《全国乡村学校规程》，批准并延长了他父亲在1716年到1717年所要求的强迫教育。普鲁士的每一个小孩，从5岁到14岁，必须上学。腓特烈的教育思想正好反映了他的性格，他规定小学课程里不授拉丁文，年老的军人受命为学校教员，而所有的学习都是半军事训练。他附加说明：“乡村的学校教师教年青一代宗教与道德是一件好事……乡下的百姓只要学一点读和写就足够了……教学必须有计划地……来把他们留在乡间而不要促成他们离去。”
经济的重建最先需要的是时间与金钱。最初原为另一次战争而收集募款，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腓特烈以财政支持城市与乡村的重建，分发食物给饥馑的社区，供应种子以利农耕播种，他从军队里拨出来6万匹马分配给各地农场。总共花了2 038.9万泰勒来从事公共救济。受到战乱摧残的西里西亚免税6个月。此地在3年间新建了8 000户住宅，一家土地银行以宽厚的条件贷款给西里西亚农民。在各地的中心成立了许多信托会社，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沿奥得河低处的多沼泽地区得到排水处理，为5万人提供了可耕的土地。许多官员奉命到国外邀引移民，结果来了30万人。
由于奴隶制度使农民受地主的束缚，所以，普鲁士的农民不像英格兰农民那样有迁往城市的自由，能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腓特烈试过了上百种途径要克服这一层障碍。他以优厚的条件贷款给工商业主，容许暂时的垄断。他输入工人，设立工技学校，在柏林开了一家瓷器工厂。他拼命地建设蚕丝工业，但是桑树在寒冷的北方凋萎了。他在西里西亚奋力开矿，因为那里矿藏极丰。1777年9月5日，好像一个商人对另一个商人那样，他写信给伏尔泰：“我刚从西里西亚回来，我对此地很感满意……我们卖给外国人价值500万克朗的亚麻布，与价值120万克朗的衣料……我们发现了比雷奥米尔更简易得多的程序，可以把铁炼成钢。”
为了促进贸易，这位国王废除了国内的过境费，拓宽港口，开挖运河，还辟建了3万英里的新路。对外贸易因对进口货课以高税和禁止军略物品出口，受到阻碍。国际上的乱局迫使政府保护国内工业，以便保障战时工业的负荷能力。然而，除了政府中枢之外，柏林仍然成为贸易中心：1721年，它的人口有6万，1777年有14万，柏林已准备作为德意志的首府了。
为了要在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贵族政治的混合制度中理财，腓特烈向他的人民所收取的重税差不多就像他在社会秩序、补贴和公共工程上还给他们的那么多。他为国家保留了盐、糖、烟草和咖啡（1781年后才有）的专卖权，他还拥有全部可耕地的1/3。他样样课税，连街头的卖唱人亦无法幸免，还任用爱尔维修设计的一套万无一失的征税制度。“新的操作（课税）计划，”一位英国大使写道，“新的课税方法实际上分离了百姓与他们君王的感情。”腓特烈去世时留给国库5 100万泰勒——等于全国岁入的两倍半。
访问过柏林3次的小米拉波，在1788年出版了《论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君主政治》（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sous Frédéric le Grand），对腓特烈大肆抨击。从他父亲那里承继了重农主义的自由企业原则，他谴责腓特烈政权是警察国家，是滞碍创进和侵犯私权的官僚制度。腓特烈似乎回答说，在“七年战争”之后的混乱的普鲁士，经济无政府主义的放任政策会使他的胜利变成乌有。领导是必要的；他是唯一能有效地指挥的人；而除了采取军事的铁腕指挥方式之外，他不知道别的指挥方式。他使普鲁士免于战败和崩溃，却以失去人民爱戴为代价。他体会到了这个结果，而以公正来安慰自己：
人类受到催促才会往前走，只要你一停止驱策，他们便会马上停下来……人们读书少，也不爱学习如何能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任何事务。至于我，只做对他们有益的事，绝不做危害他们的事，然而每当我实施改革或推动革新时，他们都以为我要拿刀子搁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他们非做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所依靠的是诚正的目的、我的良心以及我所具有的知识，因而才能平静地坚守我的方针。
他的意志获胜了。普鲁士当他还在世时就已富强，人口倍增，教育普及，宗教歧视埋首隐匿。这个新秩序的确依赖于开明的专制，而当腓特烈死后，专制依旧，却不再开明。因处于像腓特烈那样坚强的意志统治下，国家的结构在那时已经欲振乏力，后终于崩溃。然而那同样依恃一个人的意志与脑力统治的“拿破仑大厦”，也崩溃了。到后来，还是腓特烈的远房继承人和受益人俾斯麦，他惩罚了拿破仑继承者统治的法国，而把普鲁士和其他上百个诸侯国联结成强而有力的德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