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
这一时代的日耳曼人，在艺术方面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相似。他们从意大利带进巴罗克艺术，从法国带来洛可可，他们送温克尔曼和门斯到意大利，而他们亡命国外的大卫·伦琴（David Roentgen）、“让”里瑟诺（“Jean”Riesen-er）和亚当·魏斯魏勒（Adam Weisweiler）被法国国王和王后请去当家具设计师，法王路易十六付给伦琴身边的一个秘书8万利维尔。慕尼黑的首府、腓特烈在波茨坦的新宫以及富裕的日耳曼人家里，都挤满了精心雕刻而成的家具，直到这时代的末期，才从英格兰输入了齐本德尔（Chippendale）和谢里丹（Sher-aton）风格的家具——梅森的工厂在战争期间损毁了，但是宁芬布格、路德维希堡、波茨坦和其他中心继续发展瓷器与彩陶的技艺。日耳曼的衣架、壁炉架、餐桌和书桌，点缀了带有喜气的优雅地舞着、唱着和轻吻着的小人像。
也有大规模而可观的雕塑艺术。马丁·克劳尔（Martin Klauer）于歌德在魏玛的早期替他塑了一个半身像——热切、眼睛明亮有神、充满信心。马丁的儿子路德维格（Ludwig）也替席勒做了一个，但做得不太好。目前设置在斯图加特广场的席勒像倒是好些，那是由约翰·丹内克尔（Johann von Dannecker）雕塑成的。在这个时代的日耳曼雕刻上获得最高成就的是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88年他成为柏林的宫廷雕刻师。1791年，他做了一个腓特烈头像；1793年他雕出了全像；1816年他铸了一个较小的腓特烈铜像——真是令人难忘的杰作。他为勃兰登堡门铸了一个铜身的胜利的战车（Quad-riga of Victory），而他为王太子妃路易丝（Luise）和她妹妹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雕成的大理石像，近乎成就了古典的美致。
德国的画家就太多了，即使派12个人到意大利去，还仍然可以留有几位好的在国内。蒂施拜因（Tischbeins）家族有那么多拿画笔的兄弟，所以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们弄混了。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Johann Heinrich Tischbein）是赫塞·卡塞尔宫廷的画家，画了一幅很好的莱辛像。他的侄儿约翰·腓特烈·蒂施拜因（Johann Friedrich Tischbein）到卡塞尔、罗马、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海牙、德绍、莱比锡和圣彼得堡各地去作画，也替撒克逊·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大公的孩子们画了一幅可爱的群像。从1787年到1789年，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住在意大利，作了一张名画《在罗马旷野的歌德》（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后来回国当了奥尔登堡公爵的宫廷画师。
日耳曼回奔意大利运动（Drang nach Italien）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亚当·腓特烈·奥塞（Adam Friedrich Oeser），他是雕刻家、画家、蚀刻师、教师和古典艺术改造的斗士。温克尔曼在德累斯顿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批评他的画风，欣赏他的性格，还说：“关于意大利以外的人，人家能知道的他都知道。”1764年，他当了莱比锡的艺术学院的指导，歌德到那边访问他，才产生了意大利狂热。
留在德国的艺术家中，丹尼尔·乔德凯维奇（Daniel Chodowiecki）是领导人。他是波兰人，生于但泽，身为孤儿，他得靠作画和木刻谋生。1743年他到柏林，除了名字不改之外，整个变成了德国人。他用华丽而纤巧的彩饰画来讲述基督的生平，名满全国，此后，他以更近于伏尔泰的格调画出《耶安·卡拉斯及其家人》（Jean Calas and His Family）。他的画供不应求，几年间普鲁士的任何巨著出版都附有他亲笔的插画。在他最美好的蚀刻画中，他勾画了他的家居生活：他自己在工作，他太太骄傲地照料她的5个孩子，墙上挂满了艺术品。他用红色笔画了那位歌德爱过又失去了的萝特·凯丝特诺（Lotte Kestner）。他的作品里有细腻的线条和温柔的感情，这使他和霍加斯有了区别，由于他有许多描绘平民生活的画，使得人们常拿他与后者作比较；他反对把他们两人拉在一起，这是对的。他经常受到华托的影响，《动物园中的聚会》（A Gathering in the Eoological Garden）这幅画有着华托对辽阔的天空和女性衣袍在风中飘扬的迷人心魂的嗅觉。
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留下了一幅柯勒维奇的画像——满面笑容、鬈发、身体肥壮——还有一张自画像，从工作中抬头仰望，但是服饰有点像要赴舞会的样子。他付出了更多的精神在他太太的可爱的画像上面——带有女演员科洛瑙·施勒特尔（Korona Schröter）的傲气，穿着金黄色的衣服而有霍芙拉德·伯姆夫人（Frau Hofrat Böhme）的尊荣。
阿斯穆斯·雅各布·卡斯滕（Asmus Jakob Carstens）是那半个世纪这条战线上的最后一位，他吸收了温克尔曼在书信和精神上的思想，完成了德国画的古典复兴。他生于石勒苏益格，在哥本哈根和意大利上学，而主要是在吕贝克和柏林工作。1792年他回到意大利，在古代雕刻和建筑里享乐。他不知道时间已洗去希腊艺术的色彩，只留下线条。于是，像门斯一样，他以铅笔代刷子，一心只求完美的形式。因为在他画室里摆姿势的模特儿身材上的缺陷而使他受到阻挠，他决定信赖自己的想象，他喜欢把希腊诸神和希腊神话中的景致画成他和温克尔曼所想象的样子。接着他转而绘制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插画。他追求线条与形式的热情常常使他的画失去了色彩与生动，即使他成就了近乎米开朗琪罗对神圣人物的眼力，譬如《光明的诞生》（The Birth of Light）这幅画，我们也只能称赞他精确地记住了西斯廷教堂的壁画，像莫扎特记得他的音乐一样。罗马报答了他的深情，在1795年给了他一个任何近代艺术家所能得到的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画展。3年后他死在那里，只有44岁。艺术像性一样，是耗尽生命的一把火。
新古典主义的气氛支配了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波茨坦和柏林。1755年他就开始新宫（Neues Palais）的工程，而不曾让战争阻挠他的计划。3个建筑家——布林（Büring）、贡塔尔（Gontard）和曼格尔（Manger）——共同负责设计，他们在一座堂皇的大厦上混合使用了古典式与巴罗克的风格，而使人想起古代的罗马宫殿。内部装潢方面，他们真可媲美法国洛可可式的最佳样本。柏林的法国教堂（Französische Kirche）有古典的柱廊，贡塔尔和他的学生格奥尔格·昂格尔（Georg Unger）为它增建了一座古典的塔（1780年到1785年）。从1774到1780年，昂格尔建设皇家图书馆（Königliche Bibliothek）而益增柏林的威风。勃兰登堡门，1788到1791年间由卡尔·朗汉（Karl Langhans）所建，坦率地模仿雅典卫城的入口（the Propylaea of the Acropolis）。它有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留存下来，但是闻名的“战车”却毁损了，这座四轮战车是建筑家用来作为大门的冠顶的。
其他德国城市是让各邦国君主、贵族和过世的人栖止的新建功业。腓特烈的妹妹，威廉明妮·蜜奈以迷人的洛可可式的皇宫美化了拜罗伊特（Bayreuth）城（1744—1773年）。在加塞尔，西蒙—路易（Simon-Louis du Ry）设计了（从1769年始）豪华的舞厅及赫塞·加塞尔领主官邸的蓝厅（Blue Room）。在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畔，尼克劳·庇加盖（Nikolaus von Pigage）建筑了气派十足的本德拉宫（Schloss Benrata，1755—1769年）；在靠近鲁特维须斯堡的地方，菲利浦·奎庇埃尔（Philippe de La Guépière）建筑了美丽的蒙雷坡宫（Palace of Monre-pos，1762—17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