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启蒙运动
事情未必就此了结。除了教会所统属的几个邦国之外，教育已从教会的手里交由国家监督。大学教授由政府任命，由政府支付薪金（但微薄得可怜），并且也具有公务官员的地位。虽然全体师生都得皈依君主的宗教，但是在1789年之前，教职员就已享有了与日俱增的学术自由。德文取代拉丁文而成为教学用语。科学与哲学的课程逐日递增，哲学（在康德时代的科尼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宽大地被定义为“思维的能力，以及探讨万物的本性而不带有成见或宗派立场”。腓特烈大帝麾下尽忠职守的教育大臣卡尔·冯·策德利茨（Karl von Zedlitz），请求康德指示一些方法“来把大学生从他们对奶油面包的研究引开，使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具备哲学知识，他们会更轻易地获得他们那些法律、神学和医学的知识，而且还能运用自如，万无一失”。
有许多穷学生获得公家的或私人的援助而得以接受大学教育。埃克曼的故事读来令人愉快，那是描写在他奋发进取过程的每一阶段里如何受到了邻居的帮助。在学生团体里是没什么阶级区别的，任何有学位的人都可以在大学的赞助下举办演讲，然后从听众那里收取或多或少的费用，康德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教授生涯的。这种来自新教师的竞争，促使老学者们更脚踏实地工作。斯塔尔夫人认定日耳曼的24所大学是“全欧洲学术水准最高的。没有另一个国家，连英格兰在内，有这么多的教学方法，使人的能力发挥到完美的境地……从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大学无疑是优于天主教大学的。德意志文学上的光荣，所凭借的就是这些学院制度”。
教育上的改革这时已漫布四方。约翰·巴泽多（Johann Basedow）从卢梭的作品里获得灵感，1774年，他出版了4卷《基础作品》（Elementarwerke），概括描述了以直接亲近自然来教育儿童的计划。他们需从游戏和体能运动中获得健康与体力，他们应从户外得到更多的教育，而不应老是被绑在书桌旁边。他们应从日常经验所接触的事物与行为的名称与定义中去学习语言，而不应只凭背诵死记文法规则。他们须凭借着组织与管理自己的社团而学习道德。他们应学会一项职业技术以备生活之需。宗教应安排在课程里，但不像已往那般彻底。巴泽多公然怀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1774年他在德绍（Dessau）创办一所示范的博爱自然学校（Philanthropinum），它培养学生的活泼、敏捷、博学和自重，令他们的长辈感到后生可畏。不过，这种“进取的教育”与启蒙运动取得了协调，迅速传布到全德意志。
在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教育上的实验只是激发这个国家知识酵母的一部分。书籍、报纸、杂志、巡回图书馆、读书俱乐部等，都使狂热倍增。成打的文学运动萌芽了，皆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报刊和领袖人物。日耳曼的第一家日报《莱比锡时报》（Die Leipzige Zeitung）创始于1660年。到1784年时，德意志已经有了217家的日报或周报。1751年莱辛开始在柏林担任《佛西时报》（Vossische Zeitung）文艺部的编辑。1772年，默克（Merck）、歌德和赫尔德发行了《法兰克福文艺新闻》（Die 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从1773年到1789年之间，维兰德使《水星报》成为德意志最具影响力的文艺评论杂志。与此同时，文学事业也日趋繁荣。1773年有3 000名德国作家，到了1787年则达到6 000人。仅仅莱比锡这个地方，就有133人。其中有许多是业余作家，莱辛可能是靠文学生活了好多年的第一个日耳曼人。差不多所有的作家都是贫困的，因为版权只在他们自己的小邦国里有保障；盗印书严重地限制了作家的收入，出版商也是一样。歌德为了《葛兹·冯·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这本书亏了钱，《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让他赚了一点点钱，而他是那个时代在文学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人。
日耳曼文学的勃兴是18世纪下半叶许多大事件的一部分。1763年，达朗贝尔从波茨坦写来的信说，德国出版界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报道的。到1790年，德意志在产生现代文学天才方面已可与法兰西匹敌，甚至还要超过它。我们曾经注意到腓特烈嘲笑德语沙哑粗糙而且被许多子音糟蹋了，然而腓特烈自己由于戏剧性地打败了许多敌人，激起了德意志的民族骄傲，鼓舞了日耳曼作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踏步地走到了伏尔泰、卢梭等大文学家的前面。到了1763年，德文已纯化为文学的语言，也已经做好成为日耳曼启蒙运动的呼声的准备。
这次启蒙运动并非是新妇初度生产。它是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所提供的温和理性论的基础上由英国的理神论（译按：理神论[de-ism]为信仰理性即足以证明神之存在的一种哲学理论）与法国的自由思想结合的艰苦产品。托兰、廷德尔、科林斯、惠斯顿和乌尔斯顿等理神论的主要作品，到1743年时都已译成德文，而到了1755年，格林的《文学通讯》把近期的法国观念传遍了日耳曼的中等阶层。1756年，德意志已有了足够的自由思想家可供出版一部《自由思想家名录》（Freidenkerlexikon）。1763年到1764年间，巴塞笃发行了他的《真理之爱》（Philalethie）一书，拒绝自然本身以外的任何天启。1759年，柏林的一位书商克里斯托夫·腓特烈·尼古拉（Christoph Friedrich Niko-lai）创刊《有关新近文学界的信札》（Briefe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因为载有莱辛、赫尔德和摩西·门德尔松等人的文章而更加丰富。这个刊物持续到1765年，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文学指标，为反抗文学上奢华和宗教的权威而战斗。
互助会运动也加入了这次启蒙运动。互助会的第一个支会于1733年设在汉堡，其他的分会相继设立。会员包括腓特烈大帝、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和撒克逊·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公爵、莱辛、维兰德、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歌德和克莱斯特。一般说来，这些社团都是赞同理神论的，但是都避免公开批评正统信仰。1776年，因戈尔施塔特的教会法教授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组织了类似的秘密会社，他将之命名为人类完美论者（Perfektibilis-ten），不过后来还是采用光明派（Illuminati）旧名。老耶稣会的创办人，模仿耶稣会的模式，依入会礼将会员区分等级，而要求他们服从他们的领导人来从事“联合所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使人“成为理性的杰作，并且达成统治的最完美的艺术”。1784年，巴伐利亚的选侯卡尔·西奥多废除了对所有秘密结社的法律保障，于是光明会教团就英年早逝了。
甚至教士也受到了这个“清理运动”（“Clearing Up”）的影响。哈勒地方的神学教授约翰·赛姆勒（Johann Semler）对《圣经》作了更上一层的批判：他（与沃伯顿主教正相反）论辩说，《旧约》不可能受到上帝的灵示，因为除了最后一段外，它忽视了不朽问题。他暗示基督教从使用没见过基督的保罗神学来教导基督的教义时就已步入歧途，他还劝告神学家要把基督教当做人努力达成道德生活的一种过渡形式。当卡尔·巴尔特（Karl Bahrdt）和他的一些学生否认所有基督教教条而只相信上帝时，赛姆勒却返回正统，而从1752年到1791年长占了神学的讲坛。巴尔特把耶稣描述为：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就像摩西、孔子、苏格拉底、赛姆勒、路德和我自己一样”。约翰·埃伯哈德（Johann Eberhadt）也将基督与苏格拉底一般看待，他被赶离了路德教的教职，但是腓特烈让他在哈勒当哲学教授。另一个教士W.A.特勒（W.A.Teller）把基督教变为理神论，还邀请任何信仰上帝的人加入他的礼拜会众，犹太教徒也不例外。约翰·舒尔兹（Johann Schulz）是路德教牧师，他否认耶稣的神性，还把上帝变为“现世的充足理由”。他在1792年被革除教职。
这些发表意见的异端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人，也许沉默的异端分子还多的是。因为有那么多教士欢呼理性，因为宗教在德意志比在英格兰或法兰西强得多，也因为沃尔夫的哲学已为各大学供应了理性主义与宗教的协和，所以日耳曼的启蒙运动没有走极端。它不求毁灭宗教，只求从神话、荒诞和祭司制度中把宗教解放出来，免得像在法国那样，天主教是那么深得一般大众的欢心，而又那么激起哲学家的愤怒。日耳曼人追随卢梭甚于服从伏尔泰，他们的理性论者深深体会到宗教是诉诸人的情绪的。日耳曼的贵族比法国贵族少了公开的怀疑，他们支持宗教并认为它是有助于道德和政府的。继起的浪漫主义运动校正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使莱辛之于德意志不至于像伏尔泰之于法国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