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与手段：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实践
前文强调中国的观点，即认为帝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因此每一个同中国接触的国家，都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观点以文化为根据，以政治为指针。在设法使它盛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统治者曾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们又衍生出诸多有趣的问题。
在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的优越性，是中国人在政治上遇到的主要问题。解决的办法包括：中止接触；凭借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多种手段，以中国的观念教化外国人；以各种荣誉进行收买，或以物质加以利诱，或两者兼施；通过外交操纵以夷制夷；最后迫不得已时，只好承认蛮夷为中国的世界之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异族要想统治中国人，只有在某些环境下，在一定地区才能办到。那么，某些环境或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利益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中国统治者通常宣称，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内容以保持政治形式。他们一般不肯承认对于贸易的任何依赖，所以在形式上贸易一直是从属于朝贡的。但是，经济利益的非正式互动一直在持续。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
其他不时发生的问题，是由中国与某些朝贡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这些差异导致双方看待彼此的关系时各执一词。总的说来，来自内亚和外圈的朝贡国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只是部分地——或者是表面上，或者是默默地——接受中国人的观点，以为权宜之计。当皇帝德行的神秘性在越过文化鸿沟后变得淡薄时，其他政治理论便在拉萨、莫斯科或巴达维亚得到确认，有时甚至同中国的学说发生冲突。同中国接触的异族经常面临着如何调整的问题。最后，随着西方舰队的到来，中国在更深远的意义上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风俗习惯、看法和价值观，双方各有多大的调整能力和忍受能力呢？
简言之，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式。由于这个观念在中国的记载中所在多有，我们的研究只好大部分用来考证它在事实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宏伟构想，其实际功用究竟如何？
我在这里插入一个表，作为经验之谈的补充。它按中国人的设想，列出主要的对外关系，以及维持这种关系的主要手段。此表是我的发明，与其他人相比，此表对我具有更大的意义。
表2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与手段
续表
此表列举了中华帝国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中使用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显示出左右两个极端：要么是军事征伐、行政同化，要么是不理睬、不接触。总的说来，中国的外交关系（就西方的意义而言）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不是把异族人并入官僚帝国之内，就是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什么是外国并不那么关心，因为天子无论如何都高于所有的统治者和人民，后者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他们同天子这个权力中心的亲疏程度。
例如，中国通过军事征伐和行政同化，一直把北越控制到10世纪，然后才代之以朝贡关系。可是从1406年到1428年，明朝的入侵和统治又在北越重新确立了这种控制。后来又转为朝贡关系，除1789年清朝的短暂入侵外，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5年。总的说来，中国的掌权者发现，让越南正常纳贡比对它实行直接统治要好。
对于遥远的俄罗斯帝国，中国也是先用武力加以对付，最后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借此限制俄国人的扩张。俄国人成群结队前往北京做生意，清朝利用此点要求俄国人进贡和磕头。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终于达成更为稳妥的办法：准许俄国人不纳贡，在边界地区的“买卖城”从事贸易。两相比较，北京宁愿在外人不纳贡的情况下，让贸易活动在帝国周边地区继续进行，而不是采取要么纳贡、要么中断贸易的做法。
被1818年版《大清会典》列为贸易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商船在这些地方贸易，但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不用像明朝初年那样向中国进贡。广州是欧洲人聚居之地，其中荷兰人曾于1795年进贡和磕头。据记载，英国人也于1793年这样做过。美国人在记载中没有被提及。
重要的一点是，此处列举的各种手段都被运用于清廷与蒙古人的关系中。蒙古人是大清最早的盟友，也是满族统治力量的主要竞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