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
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1]
罗伯特·K.酒井[2]
琉球王国在近代早期的地位不仅令西方观察家感到迷惑，而且让日本人也难以把握。18世纪的学者林子平注意到，处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琉球王国，“同时臣服于两国，并向两国朝贡。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她使用日本历，与中国接触时则使用中国历。”[3]
在日本，最西边的萨摩藩政府不计较政治形式，以最实用的方式控制琉球群岛，最大限度地为萨摩藩争取利益和名望。因此，萨摩藩在幕后掌控着这个岛国与中国的关系。例如，1710年萨摩藩递交琉球的一份正式备忘录称，德川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琉球使节，因为萨摩藩大名提醒说，琉球国王是一位受到中国皇帝册封的“外国”君王，所以该国的使节必须得到外国代表应该得到的尊重。与此同时，将军接到报告说，由于萨摩藩对该群岛的军事占领，琉球向他派遣了朝贡使团。1710年的备忘录提醒琉球人：“对大中国无所畏惧的将军特别接见琉球国王的使节，是一件极不寻常之事。这完全是由于萨摩藩大名得到了将军的尊重。中山王（琉球国王）应谨记此点并心存感激。此事应让（琉球）官民共知之。”[4]
夹在两个强邻之间，琉球政府非常善于寻找外交借口，这使她的地位一直混沌不清。当1873年这个小王国的主权问题在中国与日本之间造成危机时，三司官（冲绳的三位重臣）致函日本外务省说，琉球把中国视为父亲，把日本视为母亲。[5]
陈大端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考察了琉球群岛与中国的关系，我将在本文中描述德川幕府时期琉球（用这个名字的日语直译：Ryukyus）与萨摩藩之间的确切关系。简言之，萨摩藩把琉球群岛视为藩属国，琉球必须通过每年向鹿儿岛的首府朝贡和时常向江户的将军朝贡来确认萨摩藩的优势地位。不过，萨琉之间的这种关系与中琉之间的朝贡关系是同时共存的。这两篇论文描述的矛盾现象揭示了中国之世界秩序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点。
在分析日琉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通过对日本政治与中国政治的比较，来观察日本政治的主要特点。第一，德川将军的领土和政府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中央王国”。他对许多隶属于他但拥有一定自主权的藩国进行中央控制，这些藩国的位置体现了君主希望它们达到的亲密程度和忠诚程度。因此，亲藩（德川家一门及分家成为大名者）和谱代（世袭）大名形成了值得依赖的领主内圈，而具有潜在威胁的外样大名被授予远离中心的封地。与将军关系密切或在他的政府（幕府）中担任职务的大名也是那些最服从将军领导的人。亲藩和谱代大名经常从一个封地被调往另一个封地，他们的财产有时增加，有时减少。外样领主虽然无权在幕府中担任职务，但也较少受到幕府的干涉。
日本封建制度内部的封地安排与中国的世界秩序有一些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与向中国朝贡的君主一样，大名在形式上应由将军授权，因此他们必须按照所谓的“参勤”制度，在江户留下人质和每年到江户居住一段时间，以此向将军表示忠诚和臣服。与中国外围的藩属一样，各藩政府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每位大名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行政体系和税收权。
然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与德川封建体系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区别。与中国的藩属国不同，日本的将近300个藩国都是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大国之中的小国。将军与大名间的关系远比使节和宫廷之间礼节性地交换贡品和赏赐更加复杂；将军—大名关系更直接，更具私人性质，定位更明确。每位大名都必须定期到江户“参勤”。中国自称为一个比较松散的天下帝国的中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皇帝具有道德优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最先进。而德川将军控制日本完全是依靠其强大的实力。出于政治和防卫目的而形成的德川与各藩的关系，旨在维持一种绝对的权威。
琉球
由于缺乏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观念，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倾向于在进行主动扩张和有意收缩之间转换。中国一般认为儒家生活方式的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将自然而然地普及到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而德川政治家们对外来势力的潜在威胁不抱幻想。特别是在认识到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后，他们于17世纪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臣民与外国进行任何接触，除非在受到严格掌控的情况下。
然而，琉球王国是个例外。琉球群岛在德川体系之外，因为琉球国王是由中国皇帝册封的。不过，该群岛仍在将军的控制范围内，因为琉球依靠萨摩藩，萨摩藩又臣属于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