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
戴维·M.法夸尔[1]
外族人常常发现，用任何直接方式统治蒙古人都是极其困难的。在清王朝之前，没有一个民族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例外的话，突厥和契丹等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之前也许做到过，那时蒙古人数量极少，无足轻重。满族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清王朝对蒙古人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即为明证：起初蒙古人问题是一个外部问题，但到1911年，蒙古人问题已成为内部问题，虽然是一个特殊问题。要解释这种成功，我们有必要考察满族国家的创始人努尔哈赤（1559—1626年）和阿巴亥（逝于1643年）时代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清王朝蒙古政策的许多先例都形成于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前的数十年间。
1619年，努尔哈赤对明王朝感到极为愤怒：汉人一直干涉满洲部落的事务，并成功地诱使叶赫部落离他而去。他向天地发誓要攻袭中国，重新夺回叶赫部落。但是，实施这样大的一项行动，他需要有人帮忙。他求得了西南方一个蒙古人联盟（名叫喀尔喀五部）的王公们的支持。[2]他有充分的理由做这样的选择。喀尔喀五部既富裕又有实力，努尔哈赤自1594年以来就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年蒙古王公中的罗卜桑诺颜[3]开始定期向他派遣使者[4]；他送女孩子给他们，也娶他们送来的女孩子作妻妾——这是内亚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1605年，喀尔喀五部的另外一位王公——巴尤特部落的达尔汉·巴图鲁诺颜派他的儿子恩格德尔台吉前来向努尔哈赤叩首请安，并献上良马20匹。[5]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皇帝（满族称“汗”，蒙古族称“可汗”或“汗”）称号归功于喀尔喀五部；1607年[6]，恩格德尔台吉亲率由联盟的几位王公所派代表组成的一批使者向努尔哈赤进献牲畜和骆驼，向他叩首，称他为“昆都仑可汗”（“尊敬的皇帝”，满语为“昆都仑汗”）。[7]在此之前，他在满文文献中只是一个淑勒贝勒（智慧王）。从1616年开始，他起用了新称号：淑勒昆都仑汗。[8]
喀尔喀五部的这些行动应被视为外交行动，而非政治上的臣服行动；努尔哈赤仍然需要劝说他们与他共同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他在致喀尔喀五部的信中如是说：“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9]这个论点及其对文化异同点的强调，具有鲜明的东亚特征，它对于明朝的汉人和异族的蒙古人及满族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包含着仅在内亚才有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讨论满族早期政治理念的起点。
第一，中国、朝鲜、蒙古和满洲都是gurun（“固伦”，意为“国家”中国人称为“国”）。这意味着除财富、面积和风俗习惯不同外，它们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在早期的满文档案中随处可见。对这些国家的称呼从来没有差异：蒙古（此时它只是在种族和政治理想的层面存在着）一直被称为蒙古固伦（蒙古国）。中国被称为尼堪固伦（中国）、大明固伦（大明国），或阿穆巴固伦（大国）——这个称呼指的是面积，或者作为尊称，在致明朝皇帝的信中指“贵国”。[10]满洲被称为女真固伦（女真国）、满洲固伦（满洲国）、爱新固伦（金国，从其祖先金代女真人而名之），或者诸申固伦（女真语，指国家）。[11]中国人的“天下”观有时被早期的满族人以“天下”（abkaifeilje）的名义加以利用，但其含意与中国人所指的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帝国大不相同。1619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函中谓：“普天之下，何国不有？岂大国独存之，而小国尽亡耶？”[12]此函及其他文献清楚地表明，只有天是天下各国的唯一统治者。
固伦——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的语意无疑包含了“国家”的所有内涵。[13]它可以单指一个国家的人民[14]或领土[15]；它也可以指王朝[16]。固伦还可以指一个固伦的附属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编年史《满洲实录》中，哈达部、叶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称为固伦，无论它们是否已被努尔哈赤征服。[17]后来，当努尔哈赤对它们的控制日益严密时，有时也用其他名词称呼它们：aiman（部落）、tatan（部落之领土）或golo（省）。[18]这些名词也以同样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19]
如果各国在名称上无法互相区分，那么统治者又如何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虑。中国皇帝被称为尼堪汗，或者具体称为万历汗（万历皇帝）、秦二世汗（秦代的二世皇帝），等等。[20]朝鲜国王被称为Solhohan（朝鲜皇帝）[21]，虽然我们发现在阿巴亥时期（1627—1643年）致朝鲜的最高统治者的函中曾用过Solhoguruniwang（朝鲜国王）的称呼，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国王自称为“王”。[22]蒙古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由于当时蒙古没有一个被所有蒙古人承认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满族人在实践当中把自称为可汗的所有蒙古统治者都称为“汗”。[23]其他蒙古统治者被称为贝勒（王公，蒙古语为诺颜），实际上，在蒙古人尊他为帝之前，努尔哈赤就自称为贝勒。
在最初的满文档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们在此又发现han（“汗”，即皇帝）之称呼[24]，但更常见的是一个具体的词语：hanniyalma（皇帝本人）。在致中国人（明朝）的一封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的信中，努尔哈赤说：“自汗、贝勒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25]一直到顺治和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才开始使用huwangdi（源自中文之皇帝）或abahaijui（天子）来称呼中国的满族皇帝。[26]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描述的早期满族人对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观念与明王朝的观念不同，或者说，落后的满族人是在更先进的文化影响下形成这些观念的，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类似政治词汇的只有蒙古人。蒙语ulus与满语gurun的含义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纪就已面世。[27]与gurun一样，ulus可以指人民，不过，蒙语中有一个更精确的词：irgen，它有时与ulus合起来组成一个词组：ulus-irgen。满族人借用了这个有用的词（irgen），组成了一个意思相似的词：gurun-irgen，它是半意译半直译的一个词。[28]
蒙语可汗或汗（皇帝）的使用也与满族的汗类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国皇帝译为汗。它既被用于称呼蒙古帝国的皇帝（yekeMongyolulus），又被用于称呼帝国分裂后的大块封地（也称为ulus）上的首领。[29]它被平等地用于称呼蒙古帝王和外国帝王。[30]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代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征服大业，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观念，有专有名词称呼之：gürqan（普天皇帝），或dalai-yinqayan（大海一样大的皇帝）。[31]在16世纪，随着佛教知识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观念，即转轮圣王的观念为人们所熟悉，转轮圣王或其别名都被用于称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与努尔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时代的那些首领。[32]1616年之前，满族人似乎很少如此自负自大（虽然努尔哈赤肯定很熟悉中国的普天君王观），但在1616年，努尔哈赤自封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由此拥有了多民族统治者的头衔。[33]
满族人关于王权的一个观念显然与中国人相同，即他们的统治权乃上天所授（汉语为天命，满语为abkaifulingga）。此处再次表明，直接的来源似乎不是中国，而是蒙古，因为自13世纪以来成吉思汗最常用的别称之一是tengri-yinjayayatu（天命）。[34]满族人以基本上相似的方式采用了这些别称——用于称呼他们的统治者，特别是努尔哈赤。[35]
在蒙古人中，任何以世袭权利统治其领地和人民但不是可汗的人，都被称为诺颜（noyan，复数为noyad），意为“王公、贵族”。自成吉思汗到15世纪，诺颜一直指官员或军官，也指被委任的职位或赐予的地位，但在蒙古的贵族化潮流中，noyad逐渐演变成了世袭统治阶级。[36]满族的beile（贝勒）头衔不仅准确地直译了noyan的后面几个含义（贵族、王公、部落统治者），而且有相同的演化：一直到明朝末年，贝勒也指官员。[37]
满族早期关于“国家性质”的明确表述包含于词汇dorošainj（管理和法律）中。[38]除（正确的）治理、管理等词意之外[39]，doro也指途径、正确的道路（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道”）[40]和礼仪、仪式（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礼”——“正确的行为规则，礼俗”）[41]。šainj（法律）似乎指的是上天制订的律条，高山仰止，永恒不变，继而又指宗教法，如fucihišainj（佛教法）。如果统治者违背它，或者允许臣民违背它，将使上天恨他，或认为他“失德”（wakalambi），上天甚至有可能颠倒宇宙的秩序。推而广之，皇帝确立的所有根本原则也被称为šainj（法律）。[42]
dorošajin这个词汇是直接借用了蒙语中的töröšasin或töröšainj（世俗管理和宗教法），它是15世纪和16世纪蒙古书写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双重法则（qoyaryosun或qoyarasay）。[43]这个概念也许早在13世纪忽必烈时代就已为蒙古人所熟悉，它可能来源于西藏：它认为国家（实为世界）分为世俗和宗教两界[44]；“喇嘛是神圣宗教（šainj）和教主的根本，而皇帝是伟大的（世俗）政府（törö）的最高统治者和（世俗）世界最强有力的人。”[45]甚至在元代，törö（与满语之doro一样）就被用于翻译汉人之“道”和“礼”。[46]至少从14世纪开始，šainj（法律）就被蒙古人用于指称佛教了。[47]虽然佛教在努尔哈赤时代已为满族人所熟知——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本人信仰佛教[48]，但佛教在满族人中的影响没有在蒙古人中那样大。因此，满语词汇šainj不具有蒙语中固有的那种强烈的佛教色彩。它指的似乎是天律（或者天地律，abkana），而天律是满洲萨满教的核心内容。
为满族人早期的政治观念寻找蒙古之根源，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中国理念之根源。上述事例中包含的观念，即治理[49]是一种发挥善行的功能和普及正确行为的规范，其最初的来源就是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些理念似乎主要是通过蒙古的“过滤器”传给满族人的。这些理念看上去是中国的，但经过了蒙古人300年的改造和重塑。的确，这些最初源于中国的理念（如天地的作用，皇帝是宇宙的一分子，等等）的古老色彩，表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对内亚产生影响后留下的遗存，在成吉思汗出生之前，其影响持久且广泛。
我们有理由预期，满族人从蒙古文化中借用了许多词汇来强调关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这些崇高观念。事实上，我们在《满文老档》等早期满文档案和文献的每一页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努尔哈赤把蒙古的头衔授予他的王公大臣[50]；蒙古的法律[51]和税收词汇被普遍使用[52]。蒙古文字（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载体）可能是这些新词汇和观念的最大来源，因为在努尔哈赤于1599年发布著名的命令以蒙文为基础创造满文之前，蒙文一直是满族人的书写语言。[53]（女真文字似乎早已失传，至少自1444年以来，蒙文一直是多数女真人书面交流的常用工具。）[54]这里自然就出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在早期满文文本中出现一个蒙文词语，并不能证明这个词的词意借用自蒙文；蒙古文字的声誉非常之好，足以让满族人用蒙文中的同义词称呼本民族创立的一些机构和制度。同样，许多真正借用自蒙语的词是其“翻译”词，比如把颜色和动物名结合起来以计时的方法[55]，或蒙古人把官员明确区分为两类的风俗：大臣（蒙语为sayid，满语为amban）和官员（蒙语为tüsimel，满语为hafan）。[56]
15—17世纪的蒙古人与早期满族国家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像12—13世纪的突厥人与早期蒙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大量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其中一些是披着异族外衣的中国文化。[57]
在16世纪和17世纪（及更早以前），早期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其他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前者借鉴后者的结果，也许是源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拥有类似的生活方式。试将其中一些共同特点列举如下：满族人和蒙古人（特别是元代以前的蒙古人）都信仰智慧天，智慧天授予他们的统治者以统治之权，他们的统治者则向智慧天负责。[58]满族人和蒙古人都以向天（或天与地）庄严宣誓的方法缔结政治同盟，宣誓时常常伴之以宗教祭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59]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参加部落的正式狩猎活动和参加军队，是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必不可少的统一行动，他们都把军民视为一体。[60]对满族人和蒙古人来说，所有王公大臣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立皇帝或发动战争一类极其重大的决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机构。[61]
满族所有制度中最著名的是八旗制度。八旗是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其完整建制为：每个gūsa（固山）7500人，gūsa之下依次为jalan（甲喇，每个jalan1500人）、niuru（牛录，每个niuru300人）。八旗制度似乎是几个不同制度的综合体，那些制度最初是没有人数定制的。[62]八旗制度发展成为满族用于管理和动员的工具之后，也被运用到了归顺满族统治者的所有蒙古人中。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满族的旗（gūsa）[63]都不能被解释为是从蒙古人那里借用的[64]，试图把它的来源归于明朝的指挥体系（卫所）的做法也是不令人满意的。不过，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蒙古的盟旗（qosiyun）制度——把部落（otoy）视为军队——实际上与满族的八旗制度是相同的，因为在整个满洲时代，在所有满文和蒙文文本中，这两个字词是互译的。[65]不同的蒙古部落归顺满洲当局时抱持的想法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无论他们的归顺是何时和怎样完成的，建立八旗制度以管理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困难，而且蒙古人似乎从未因此项制度而对满族人的控制产生不满。
满族人加之于蒙古人的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制度，而是与蒙古的传统制度非常相似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蒙古人自己创造出来，再由一个拥有与他们基本相同的政治语言和许多共同的风俗习惯的民族补充完成的。在努尔哈赤的满洲[66]或在努尔哈赤逝世后演变了两百年的蒙古管理机制中，中国的直接影响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因素对1691年前满族处理蒙古问题的方法几乎没有产生过影响——到1619年，绝大多数蒙古人都归顺了满族皇帝。
文献概观
关于最早的满蒙关系（1644年之前），最重要的资料是《满文老档》，时间涵盖1607—1636年；此书由神田信夫和其他人翻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满文老档：加圈点字档》（7卷，东京：东洋文库，1955—1964年）。这部档案资料可由保存下来的各种实录（如《满洲实录》）作为补充。
关于1644—1800年间的满蒙关系，最珍贵的档案集是官方出版的两部大书：《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0卷），时间涵盖康熙初年至1691年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归顺清朝；《平定准噶尔方略》（3编，173卷），涵盖卫拉特战争时期。另外，《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也是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关于管理和法律，各种版本的《大清会典》（1690、1732、1764、1818、1899年）是重要的基础史料；更为珍贵的是《大清会典则例》（1764年）和《大清会典事例》（1818、1899年）。有用的补充材料是清代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出版的《理藩院则例》（1789、1817、1826、1841和1908年）。实际上，第一个版本在1789年之前很长时间就以《蒙古律例》为书名广泛出版和流传了。这些律例的蒙文和满文版也出版了，蒙文版《理藩院则例》（ГadayaduMongyol-untörö-yijasaquyabudal-unyamun-uqaulijüil-ünbiig）对确定正确的词汇有很大的价值。要追寻蒙古贵族在清代的谱系，另外一部官修书籍是很有用处的，即《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还有它的蒙文版ГadayaduMongyolQotongayimay-unwanggüng-üd-uniledkelšastir）。这是一部谱系著作，有好几个版本。
就蒙古方面而言，两部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北部和西北蒙古人在归顺满族人之前和归顺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情况：（1）1640年的卫拉特—蒙古法典《三旗大法典》及其补充史料——K.F.戈尔斯通斯基编译的俄文版《1640年卫拉特—蒙古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2）1709年的《喀尔喀法典》及其补充材料——C.纳顺巴拉珠尔编的《喀尔喀法典》（历史巨著丛书，第2辑，第1部；乌兰巴托，1963年），由策·扎姆察莱诺翻译的俄文本《喀尔喀法典》也已出版（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l部；乌兰巴托，1959年）。
未出版的清代蒙古档案可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集中找到。比较重要的有：（1）由列宁格勒的远东研究所收藏、由L.S.普奇科夫斯基编目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与刻本目录》第1卷《法律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特别是第171—220页；（2）由马尔堡的西德图书馆和德国其他图书馆收藏、由瓦尔特·海西希和克劳斯·萨加斯特编目的《蒙文手稿、旧版书和地图》（《德国收藏东方手稿目录》第1卷，威斯巴登：弗朗茨·施泰讷，1961年），第290—313、337—446页；（3）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蒙文文献目录不久将由瓦尔特·海西希出版；（4）入选东京东洋文库，由尼克拉斯·波普、郝理庵和冈田英宏编目的《东洋文库满蒙文献目录》（东京—西雅图：东洋文库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特别是第183—188、232—260页（满文档案尤其重要）；（5）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等三个单位无疑收藏有最大数量的有关清代蒙古事务的满文和蒙文档案。蒙文档案没有目录索引，但出版了一些档案选编，例如，O.西米德：《青衮杂卜（1756—1758年）领导的北蒙古独立斗争：原始档案选编》（乌兰巴托，1963年）；S.纳楚克道尔吉和C.纳顺巴拉珠尔编：《四盟均税政策档案》（历史巨著丛书，第3辑，第2部，乌兰巴托，1962年）。利用这些蒙文档案撰写的一批专著已经出版：M.桑斋多尔吉：《18世纪中国人的借贷贸易在喀尔喀的经营和繁荣》（乌兰巴托，1963年）；C.纳顺巴拉珠尔：《北蒙古对满族清王朝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691—1911》（乌兰巴托，1964年）。国家图书馆的满文档案已由L.米西奇编制了很好的目录索引：《国家图书馆满文书籍部满文书籍目录》（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29部，乌兰巴托，1959年）。当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尚有大量关于蒙古事务的汉文、满文和蒙文档案，但我们对这些档案的情况一无所知。
17—19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常常可当作确凿的证据加以使用，特别是早期的编年史，它代表着与其他汉文和满文史料不同的传统。瓦尔特·海西希在《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2卷，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9、1965年）一书中对这些编年史做了很好的概述。
19世纪的两部珍贵的中国二手史料应该在此提及：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22卷），是一部清代蒙古人编年史；张穆：《蒙古游牧记》（16卷），是一部分析大清帝国蒙古人口分布情况的著作。
研究清代蒙古人的大部头专著只有一部：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结构》（东京：文京书院，1954年）。这既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又是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学者关于这个课题的无数研究成果的指南。
【注释】
[1]戴维·M.法夸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助理教授。他在华盛顿大学攻读远东语言和历史，分别于1952年和1955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感兴趣的主要是蒙古政治和社会制度史、中国历史上的蒙古因素（13—18世纪）及蒙文古书。
[2]在蒙文中称为tabunotoyQalqa（喀尔喀五部）、tabunnutuyQalqa（喀尔喀五领地，满语为sunjatatanihahalQalqa）、qayuinQalqa（老喀尔喀）。另外还有其他名称。这些部落居住在内蒙古，但他们与17世纪末期以来生活在那里的两旗喀尔喀蒙古人毫无关系，与外蒙古的喀尔喀只有很少一点关系。喀尔喀五部由札鲁特、巴林、巴尤特、泓吉拉和兀济叶特部落组成，成为阿勒楚博罗特的世袭领地。阿勒楚博罗特是达延汗的第六子，于16世纪统一了蒙古。当满族人后来把他们的领地分割以后，这些部落就不再以喀尔喀为名了。另一方面，外蒙古的喀尔喀被称为喀尔喀七部（七旗喀尔喀，也被称为外喀尔喀、后喀尔喀七部等），是达延汗第十一子格埒森扎浑台吉的世袭领地。所有这些喀尔喀有时也被合称为“阿拉克十二部”。参阅瓦尔特·海西希《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第1卷，第16—18页；瓦尔特·海西希：《百年史》，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1959年，第156页；亨利·塞吕：《达延汗子孙后代谱系表》，海牙：穆顿，1958年，第151—152、154页；噶尔丹著、C.纳顺巴拉珠尔编：《宝贝念珠》（历史巨著丛书，第3辑，第1部），乌兰巴托，1960年，第65b页；神田信夫等编译：《满文老档》，东京：东洋文库，1955年，第1卷，第170页。
[3]罗卜桑诺颜是札鲁特部落的亲王，是乌巴什的儿子，前注中提到的阿勒楚博罗特的孙子参阅达尔马著、瓦尔特·海西希编《金轮千辐》，哥本哈根：埃吉纳尔·蒙克斯格拉德，1958年第4卷，第9v页。
[4]《大清满洲实录》，台湾：华文书局，未标明出版日期，第100页。科尔沁蒙古人也从此时开始向满族人派遣使者。
[5]《大清满洲实录》，第123页。
[6]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这年的起始日是1606年12月29日。
[7]《大清满洲实录》，第123—124页。
[8]在1607年之前的《大清满洲实录》中，满文和蒙文记录分别称努尔哈赤为“太祖淑勒贝勒”和“太祖英明诺颜”。把努尔哈赤的汉语谥号——“太祖”写在实录中，表明实录是18世纪的版本。关于淑勒昆都仑汗的例子，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1—66页各处。1616年努尔哈赤被满洲王公尊奉为英明汗（《满文老档》第1卷，第67页）。
[9]《满文老档》第1卷，第169页。
[10]《满文老档》第1卷，第189、143页；《大清满洲实录》，第101页。
[11]《满文老档》第1卷，第37、189页及各处。对于这些用法的研究，参阅今西春秋《满洲国考》，收入《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年，第63—78页。
[12]《满文老档》第1卷，第144页。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以日语译文为基础的。
[13]gurun不是满语借用的外来词，而是来源于女真人的一个老词：guruni，汉语为“国”，指“国家”。参阅威廉·格鲁贝《女真人的语言和文字》，莱比锡：哈拉索维茨，1896年，第2页注32。
[14]《满文老档》第1卷，第55页。
[15]《大清满洲实录》，第90页。
[16]《满文老档》第1卷，第313页：爱新固伦（金王朝）；《大清满洲实录》，第101页：大明固伦（明王朝）。
[17]《大清满洲实录》，第20—23、119页及各处。在描述努尔哈赤与乌喇、叶赫、辉发、哈达各部王公盟誓时（《大清满洲实录》，第103—104页），满语和蒙语文本只写部落名，而汉语文本则称为“四国”（四个国家）。
[18]此处的英文翻译只是常用的译法，并不令人十分满意。aiman，蒙语为ayimay，汉语为“部落”或“部”（参阅《大清满洲实录》，第87—88页）；tatan，蒙语为nutuy（或otoy），汉语为“部”；golo，蒙语为moji，汉语为“省”（参阅《五体清文鉴》，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2卷，第2713、2715—2716页）。但是，把三个版本的《满洲实录》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许多不同：第86页：满文为uyungurun（［满洲］九国），蒙文为yisunayimayulus（九部之国），汉文为九部；第98—99页：满文为jušerigoloi（朱舍里省），蒙文为juširiayimay-un，汉文为朱舍里部；第119页：满文为uyunhalaigurun（九氏族国，例如，满洲），蒙文为yisunmojiulus（九省国），汉文为九国。这些名词的含义显然是重叠的。
[19]除了用“蒙古固伦”指称蒙古人民和领土以外，我们发现固伦也被用于指称其自治的部分：korinimonggogurun（科尔沁蒙古国），见今西春秋编译《满洲实录》，新京：“日满文化协会”，1938年，第380页注72；menijuwegurun（“我们两国”，指喀尔喀五部和满洲，《满文老档第1卷，第198页）。无可否认，相同的表述更常见，例如，monggogurunisunjatatanika1ka（蒙古喀尔喀五部领土，《满文老档》第1卷，第170页）。甚至喀尔喀五部之下的部落也被称为固伦札鲁特固伦（札鲁特国，《满文老档》第1卷，第204页）。
[20]《满文老档》第1卷，第114、235、415页及各处；《大清满洲实录》，第101页。甚至古代的统治者，如商朝的最后一个邪恶统治者纣王，也被称为纣汗（《满文老档》第1卷，第415页）。在相同的地方我们发现了隋炀帝汗（隋朝的炀帝）的称呼。此处把汉语之“帝”（皇帝）包括进来，似乎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经常这样称呼他。
[21]《满文老档》第1卷，第144页。
[22]《满文老档》第4卷，第57、133页。在第一份档案中使用了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朝鲜，代替了更常用的Solhogurun。
[23]《满文老档》第1卷，第247页：察哈尔汗（察哈尔皇帝）《；满文老档》第1卷，第1079页：土谢图汗（［科尔沁］土谢图皇帝）；《满文老档》第1卷，第206页：Neici汗。在最后一个例子中，N的旁边加了一个小圆点，表示Neici汗不能与满洲皇帝相提并论（参阅译者按语，《满文老档》第3卷，第1228页）。但是，这个点也许是18世纪的抄写者加上去的。关于蒙古的可汗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早期在可汗与汗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差别，到1600年时似乎完全消失了。女真人早些时候借用可汗（13世纪时发音为Qan）一词来称呼“皇帝”。参阅威廉·格鲁贝《女真人的语言和文字》，第15页和注272。
[24]《大清满洲实录》，第171页。满文为bidonjici，ju1geìmergeseihenduhengge，mederimukdebendarakū，hanimuilenguwaliyandarakū（吾闻古人云：海水不溢，王心不变）；汉文文本用“王”翻译“汗”，而蒙文文本在此处则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指称皇帝，其含义在满语和汉语词汇中都未见过yirtniü-yinejenqayqn（普天额真可汗，即普天皇帝和圣主）。这个词汇及其包含的观念具有鲜明的佛教色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直译自西藏的jig-rtenmgon-po（世间救护主，梵语为Lokanatha），参阅H.A雅什科《藏英词典》，伦敦：基根·保罗，1934年，第92页。这个词是佛教之普天圣主“转轮圣王的一个别称。
[25]《满文老档》第1卷，第415页。令人惊奇的是，《孝经》的早期蒙文译本（译于元代？）也用相同的词语qankümün（皇帝）翻译书中出现的“天子”。参阅哈·鲁布桑巴勒坦编《关于〈孝经〉》（蒙古研究丛书，第3编，第12部），乌兰巴托，1961年，影印部分之第5、3a—3b页。
[26]1630年的一个满文碑上写的是han，而1658年的一个碑上写的是huwangdi。鸳渊一：《满洲碑记考》，东京，目黑书店，1943年，第66、70页。另外参阅18世纪出版的词典《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252页。在有清一代，满语之“汗”和蒙语之“可汗”一直被用于翻译汉语之“君”。关于较早时期的蒙语tngr-yiinköbegün（天子），参阅本书第190页注3。
[27]这些词义中的大部分可在13世纪的《元朝秘史》中见到，在该书中，这个词指（1）人民；（2）部落；（3）国家；（4）人口。参阅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威斯巴登：弗朗茨·施泰讷，1962年，第163页。关于ulus指称“帝国”和“王朝”，参阅《大元：伟大的蒙古帝国》，转引自柯立夫《1362年纪念印度王的汉蒙文纪念碑》，《亚洲研究杂志》第12期（1949年），第62、83、94—95页注6；《明朝》，见洛米著、瓦尔特·海西希和查尔斯·R.鲍登编《蒙古博尔吉特氏族谱（1732）》，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7年，第52页。
[28]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163页；《满文老档》第4卷，第47页及各处。请注意，ulus-irgen也指“土地和人民”。参阅埃立克·海尼施《14世纪末以来的汉蒙文档案》（柏林德国科学院论文），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第45页：此词的汉文注解是“国土百姓”。然而，在清代的蒙文档案中，irgen（复数为irged）通常指“汉人”，且被译为汉语之“民”。参阅蒙文版《理藩院则例》第2册第43b页：irgenKijayar（中国边界）；第2册第44页：iredgmongyoluduntariyan（汉人和蒙古人的农田）。
[29]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54页；柯立夫：《1362年纪念印度王的汉蒙文纪念碑》，《亚洲研究杂志》第12期（1949年），第62页。在以上两处，汗和可汗都用于指蒙古皇帝。埃立克·海尼施：《14世纪末以来的汉蒙文档案》，第14和24页提到了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可汗。
[30]我们在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的第56页可看到Altanqayan（金朝皇帝）。在明代，蒙古人继续把自己的皇帝称为可汗，但也称明朝皇帝为可汗。参阅埃立克·海尼施《14世纪末以来的汉蒙文档案》，第13—17、24—26页；另外参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写于17世纪），见I.J.施米特编《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29年，第254—255页。
[31]这些名词在《元朝秘史》中就出现了（第141、280段）；另见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56、59页。
[32]关于成吉思汗的别称，最令人瞩目的是诗歌《成吉思汗大传》（作者和写作时间均不详）中列出的那些称号，该诗收入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蒙古文集丛编》，第14编）乌兰巴托，1959年，第73—87页，特别是第73—76页。这些别称中有不少是古已有之的。林丹汗多得有些过分的别称包括：上天之天、岱总、人主、大智大慧如文殊菩萨者、唐太宗、成吉思汗，等等参阅拉古·维拉《蒙梵词典》，新德里：印度文化国际科学院，1958年，第17—27页。另外参阅本书第188页注6。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天子”也许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别称，即使不是清代之前蒙古其他皇帝的别称的话。在另外一首写作时间不详的诗（《神圣的成吉思汗的教义和赞美诗》，收入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第48页）中，出现了Tngr-yiinköbegünsutuboydainggisQayan（幸运的圣主成吉思可汗，天子）。不过，Tngr-yiinköbegün也可以指“神的儿子”。
[33]AbkagerengurunbeujikinisemesindahaGenggiyenHan，见《满文老档》第1卷，第67页按：这个题目在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华盛顿：政府印刷办公室，194年）中被错误地引用了（第1册，第597页）。它也许有一个蒙文的先例，但我一直没有见到。
[34]《元朝秘史》常常说某些人或某些事是“命中注定”（jayayatu），或者“应天地之命而生（tngryiajar-aajayayatutörösegn），参阅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87—88页。后来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6世纪的《白色历史》（瓦尔特·海西希影印之第3页，《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第5页）：“成吉思可汗……应上天之命而生”；罗卜桑丹津：《大黄金史》（作于1650年前后，收入《蒙文手稿丛编》第1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2年）第27—28页：“成吉思可汗……承天命。”按：《大黄金史》，亦称《罗黄金史》，全名为《综述古代诸汗根源起自印度西藏迄于蒙古初代圣成吉思汗其孙忽必烈薛禅汗支脉达延汗以至林丹呼图克图〈黄金史〉》。——译者注
[35]《满文老档》第1卷，第161页：abkaifulinggaibanjihaGenggiyenHanhendume……（“应天运而生之努尔哈赤说……”）值得注意的是，abkaifuinlgga（汉语为天命）不是努尔哈赤生前使用的年号，尽管《太祖高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第5卷第2页是如此称呼的。关于努尔哈赤（或阿巴亥）的年号，目前没有发现注明该年号所涵盖的年月日的可信档案。用“天命”（abkaifulingga）指称努尔哈赤的一个时代，似乎是顺治朝和后来的汉人撰述者采取的一个方便易行的方法。
[36]例如，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119页。在我熟悉的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所有汉蒙文档案中，都把“诺颜”和汉语之“官”作为同义词。
[37]关于满洲之“贝勒”=蒙古之“诺颜”=汉人之“头目”（首领），参阅《大清满洲实录》，第95页及各处。关于金代时“贝勒”即是“官员”，参阅《金国语解》，见中华书局编《金史》卷20，第1a—1b页。关于明代的情况，参阅威廉·格鲁贝《女真人的语言和文字》，第15页注277：女真语之biteh（贝勒）=汉语之“文官”。在格鲁贝的书中，部落首领不称为beile，而是称为ujulahai（第18页注334）；满语之ujulambi是“担任头领、位居第一”之意（郝爱礼：《简明满语词典》，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2—1955年，第950页）。
[38]例如，《满文老档》第1卷，第415页：aiaidorošainjgenggyeinof，iabkamimbegosimbi（而我政法明正，蒙天嘉祐）。
[39]特别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161页：abka，musebegosif，idorobuhebikai（遂蒙天佑，授以大业）；《满文老档》第1卷，第198页：menijuwegurunidorojafahabeise（执政贝勒，执掌二国大政）。在这些早期的文本中，beise只是beile的复数，虽然后来beise（贝子）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爵位。
[40]《满文老档》第1卷，第160页：banjiredoro（生活方式）。另外参阅《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418页。
[41]《满文老档》第1卷，第191页：tubade，acahadoroiambasarinsarilaha（设大宴庆贺）。后来演变成的一个词dorolan用于翻译汉语之“礼”，《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423页。
[42]《满文老档》第1卷，第243—244页：tondošainjakdunof，iduiuerinbejucerakü（信守禁约，四时不违）；《满文老档》第1卷，第226页：abkaišainjioncotondomujilenbejaaffibanjiredeabkasaišafisuwembeambagurunobuhabidere。（存以宽宏公正之心，故蒙天佑，俾尔成为大国也！）关于作为禁令的šanjin，参阅《满文老档》第4卷，第31页，第5卷，第859页。
[43]例如，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年）于16世纪末编撰的《白色历史》，见瓦尔特·海西希《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第13、17—22页；参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见I.J.施米特编《东蒙古史》，第120页。另外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
[44]参阅保罗·拉齐涅夫斯基《蒙古可汗与佛教》，《魏勒亚洲研究纪念文集》，莱比锡：哈拉索维茨，1954年，第493页和注37。我怀疑qoyaryosu（两种态度，双重原则）是从藏语lugs-gnyis（两条路）翻译过来的，例如，ig-rten-gyilugs（世俗世界之路）和chos-kyilugs（宗教之路），还有“俗人和僧侣”（参阅H.A.雅什科《藏英词典》，第548页）。我还怀疑词组töröšainj（世俗管理和宗教法）脱胎于较早时期指蒙古人之管理的类似词语töröyosun（管理和习惯法），见《元朝秘史》，第263段；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151页之töre条（töre即后来的törö）。töröyosun也被满语借用（doroyoso），用于翻译汉语之“道”（正确的道路）。《五体清鉴文》第1卷，第418页。
[45]《白色历史》，第3v页：degedüšasin-uündüsünnom-unejenblamaba，yeketörö-yinerkimyirtinü-yinerkitüqayankiged（参阅瓦尔特·海西希《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中之影印件）。
[46]参阅早期的《孝经》译本，第2b页：汉语之“孝道”译作toroyosuyaryabun（关于töröyosun，参阅本页注3）；《孝经》，第36b页：汉语之“丧”译作belbisulekutörö。另外注意《孝经》第6b页：汉语之“先王之法言”译作boydasqad-unügülegdegsedtörö-tüüges。
[47]例如，不太重要的居庸关碑刻上就有šan（等于šain）。参阅尼古拉斯·波普和约翰·H.克鲁格《八思巴手书之蒙文碑铭》，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7年，第61页第2行、第104页注79。
[48]今西春秋：《满洲国考》，收入《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第64页。该书认为用于指称这些女真人的满族（Manju）之名，来源于当地人对文殊菩萨（Mañjušri）的称呼。
[49]满语之“治理”，是指“有秩序”。后来满语中通用的词是dasan（源于动词dasambi，指“带来良好秩序”，参阅郝爱礼《简明满语词典》，第183页），这个词被用于翻译蒙语之jasay和汉语之“政”《（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414页）；但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满文老档》中似乎很少见。在蒙文中，jasay一词早期还有“法律”之意，特别是成吉思汗的法律，参阅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86页jasah条。
[50]《大清满洲实录》，第100页：baturu（蒙语为bayatur），意为“英雄”；jargūci（蒙语为jaryui），意为“裁判官”。《大清满洲实录》，第105—106页：taiji（蒙语为tayiji），意为“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成员，贵族”；hungbaturu（蒙语为qungbayatur），意为“皇家英雄”；jorigtu（蒙语为joriytu），意为“勇敢的”。《满文老档》第1卷，第263页：darhan（蒙语为darqan），意为“免责”；hiya（蒙语为kiya），意为“保卫”。《满文老档》第1卷，第216页：baksi（蒙语为baysi），意为“教师、统治者的写作顾问”。《满文老档》第1卷，第203页：elcin（蒙语为elcin），意为“使节，信使”。《满文老档》第2卷，第476页：hošooci（蒙文为qosiyui），意为“部落军队首领”。还有许多例子，其中一些似乎只是被满族人用作适当的姓名。
[51]《满文老档》第1卷，第98、352页：kooli（蒙语为qauli），意为“先例”（法律意义和一般意义上都适用）。
[52]《满文老档》第1卷，第55页：alban（“税赋”，此处为jekuialban，意为“粮食税”）来源于蒙语之alban（下级对上级承担的任何正常义务）。应该注意到，像蒙古人一样，满族人也用这个词来指称“朝贡”，参阅《大清满洲实录》，第107页。
[53]《大清满洲实录》，第108—109页。关于早期满族人使用蒙语的情况，参阅路易斯·利格蒂《清太宗的两块匾》，（布达佩斯《）东方学学报》第8卷第3期，第201—239页，特别是第203页。
[54]亨利·塞吕：《蒙古风俗习惯在明初的遗存》，《华裔学志》第16卷第1—2期合刊（1957年），第141页。
[55]例如，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7页。关于蒙古的方法，参阅卡雷·格伦贝克和约翰·H.克鲁格《古典蒙语介绍》，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5年，第102—106页。
[56]《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312、313页；《满文老档》第1卷，第54页。此二处记载努尔哈赤于1616年从“正直之人”中挑选8名昂邦（anban）来决定国家大事。在同一道谕旨中他委任了40名裁判官（beidesi），他也许是模仿蒙古的成例而这么做的。蒙语中的裁判官是jaryui（参阅本书第193页注2），满族人熟悉这个词，使用时的含义也相同。
[57]关于中国—回鹘—蒙古文化互相借鉴的优秀研究成果，请参阅柯立夫的论文《一份早期蒙古向哈拉浩特（黑城）借款的借贷合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第1—2期合刊（1955年），第1—49页。
[58]天在蒙语中为tngr，i在满语中为abka。蒙语的例子参阅17世纪无名氏写的《黄金史》见C.R.鲍登编译《〈黄金史〉——蒙古编年史》，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5年，第121页及各处。满语的例子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67、161页及各处。
[59]参阅《元朝秘史》第123段；亨利·塞吕：《蒙古人的箭和誓言》，《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78卷第4期（1958年），第279—292页。关于满族人的例子，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69、162、226页；《大清满洲实录》，第103—104页。在满族人中，庄严宣誓通常伴随着杀白马（祭天）、杀黑牛（祭地）和其他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满族人不但互相宣誓，而且在与蒙古人和汉人结盟时也宣誓。“宣誓”在蒙语中为ananaldaqu，满语中为gasumbi，但有时候也用不太正式的akdulambi（保证）。
[60]《满文老档》第1卷，第50—53页。阿巴亥曾说：“我国兵民合一。”转引自王锺翰《清史杂考》，北京，1957年，第117页。
[61]《满文老档》第5卷第515页记载：满族官员和蒙古王公决定向不出席此类会议的人处以罚金。另外参阅《满文老档》第5卷，第528页。“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满语中为culgan，借自蒙语之iyulyan，这表明这个制度源于蒙古。满族的土语isan似乎被用于不太正式的场合（参阅《满文老档》第5卷，第615—616页）。关于蒙古的这项制度，参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见I.J.施米特编《东蒙古史》，第144页；B.I.夫拉基米尔佐夫著、M.卡苏译：《蒙古的社会制度：封建游牧制度》，巴黎：阿德里安·梅松纳夫，1948年，第227页。另外应注意蒙古的早期议会——quriltai或qural（后者目前仍在使用），见海尼士《蒙古秘史词典》，第72页。
[62]论述早期满族八旗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著非常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日文论著。例如，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收入氏著《清朝前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5年，第283—322页。应该注意，jalan（下辖5个niuru）一词是后来出现的，在1644年以前的档案中没有出现过，参阅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收入氏著《清朝前史研究》，第289页。
[63]gūsa不是指“旗帜、旗子、军旗等”。在满语中，只是指“八旗”，即军事单位。它也不同于蒙语之qosiyun（意为“旗帜、军旗”）。由于军旗（满语为turun）对gūsa特别重要，所以汉人似乎特别创造了一个词——“八旗”来翻译gūsa。
[64]一些日本学者试图从语言学角度探寻gūsa一词源于蒙语之qosiyun，但他们受到hošo（角落）一词的误导：满族统治王公被称为gūsaibeile（固山贝勒）和hošoibeile（和硕贝勒），这两个词有时被译为同一个汉语词。事实上，gūsa及hošo都不是来源于蒙语之qosiyun，两者之间也没有关系。参阅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收入氏著《清朝前史研究》，第290—303页。他对固萨的翻译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65]关于早期的参考资料，参阅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结构》，第94页和第99页注8；另外参阅《大清满洲实录》，第95—96页。
[66]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奉天军政府的官员们就已经有了汉人的头衔：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参阅《满文老档》第1卷，第296页；英文翻译依据W.F.迈耶斯《中国政府》，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878年，第60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事头衔的汉族来源到18世纪时变得模糊起来，因为这些源于汉人的老词被以满语词根为基础的一些新词所取代，这些新词分别是ukerikadalaraamban、aisilamekadalaraamban、adahakadalarada、dasihirehafan。见《五体清文鉴》第1卷，第384—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