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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就业与工资

10.1 通往全面就业之路

强制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外延增长方式就是动员剩余劳动力[9.5]。0各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比例都有所不同，但下面基本列出了所有可以被公有制部门吸纳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1，公开失业。这包括所有曾经有工作、但由于某些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部分失业可能源自仍然残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公开失业都有官方记录，例如，职业介绍所里的登记。

2.潜伏（隐藏）失业。这种失业主要出现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类失业者一般都只有一份临时工作，或者依靠出售一些零散商品或服务获得收入，但他们都没有长期稳定的职业。他们也会在家庭农场里工作，但家庭农场可能随时都不再需要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半就业状态”主要出现在农村，但城市里也同样存在。与公开失业不同的是，隐性失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登记在职业介绍所里，尽管人数可能会比公开失业人数高出几倍。越是贫困、工业落后和处于停滞阶段的国家，潜在失业人口的规模就越庞大。

3.家庭企业工人。大规模集体化[5.5]和国有化运动将那些在小型家庭农场或中小工商企业工作的人都变成了公有制部门的职工。

对农业部门而言，即使在集体化之前，也有人从事全职工作，但他们都是为自己或家庭工作，现在却要为公有制单位工作。其他一些农村劳动人口实际上属于第2种情况，但他们的劳动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地位也没有得到公开认可，因为他们是在“家里”干活，集体化使他们未能充分利用劳动的情况逐步显现出来。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到当地的合作社或村里和城市里的其他国有企业里找工作。农业集体化为其他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①“剩余”是与“短缺”对应使用的。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中性词，“储备”一词有增值和批准的含义，而“过度”又带有贬义色彩。因此，只有在确实需要表达批准和谴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劳动力储备和劳动力过度这两种说法。
这一术语使用上的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商品、服务或资源[11.4]。

4.“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通常是革命过渡阶段，就剥夺了大资本家、地主和其他有钱人的财产。后来，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又紧接着没收了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即使没有将他们的个人财产充公，但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财产慢慢瓜分了。大规模集体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富农阶层并剥夺他们的全部财产[5.5]。

这一社会阶层的人部分被流放，部分被处死、关入监狱或送进劳改集中营。那些有幸逃脱厄运的人或后来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都进入了公有制部门。

5.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这部分人与2、3、4都互有重合。

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是导致妇女大规模就业的重要诱发因素。随着强制经济增长的不断推进，所有家庭越来越感到按照新社会规范所设定的标准要求夫妻双方都上班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单单靠一个男人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

6.人口增长。这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加，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适工人口也有大幅上升。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时期往往对人口增长速度不满意并采取了行政措施来提高人口增长率。而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政策却恰恰相反：使用极为残酷的手段人为抑制人口增长。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个传统上一直由家庭机制进行协调的领域也采取了官僚协调的手段来进行干预。

1—6构成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外部剩余劳动力来源。②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公开失业人口，而这其中很多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从来就没有“就业”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者”。

①例如，匈牙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都采取了强制性人口增长政策。典型的行政干预手段包括人为制造避孕产品的短缺，严格禁止流产（并非出于健康、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考虑，而是公开宣传是为了社会的经济利益和劳动力生产的需要）；国家还为鼓励生孩子出台了物质奖励办法。而中国在70年代后期采取了相反的干预措施，实施了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②这里之所以使用“外部”一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工厂内部的失业”，这构成了“内部”的剩余劳动力。

表10.1 40—44岁年龄组妇女的参与率：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由J. Kollo以国际劳工组织（1987）的数据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西德、荷兰、瑞典、卢森堡、英国；南欧包括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北欧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地区平均值没有进行加权。本表按地区进行的分类不同于ILO的最初分类。

表10.2 苏联劳动人数的增长

资料来源：由C.Kruger 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1927和1932：A.Nove（1969，第192页）；1937：A. Nove（1969，第226页）；1950和1955：A. Nove（1969，第342页）；1960，1970，1980和1985：Finane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7，第411页);1965和1975：Financ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计（1987，第463页）；1986和1987：Financ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计（1988b，第38页）；1988和1989：Finane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计（1989a，第48页）。

注释：劳动人数包括集体农庄成员。

图10.1就业率与发展水平，1980

资料来源：图中数字以J. Kollö整理的资料为基础。

随着强制增长的不断向前推进，它从上述6个来源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直到最大承载限度，更准确地说，是直到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为止。0表10.1和10.2列出了有关资料。2实际就业人员占可就业总人口的比率，即所谓的参与率，已经达到了最高极限。图10.1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达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参与率，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妇女就业。3这里需要对图10.1中的数据作一个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参与率之间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参与率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阶段都拥有最高的参与率。图10.1中的数据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剩余劳动力只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变成真实的劳动力。这种转化需要有以下几个诱导因素：

第一，现实中的机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在附近的新工厂建起来之前，只能在村子里懒散地晃荡着。机遇就像一个磁石，许多人在没有碰到好机会之前都会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样，他们就成为劳动供给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

第二、长期工作岗位的物质保障（利益）。第1组中的失业人员急于找到工作就是为了生活。长期稳定的工作对失业者而言是巨大的宽慰和救助。生活同样迫使第4组劳动力（他们曾经是社会精英阶层）去寻找工作。出于物质收入考虑（前文提到过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原来在家中操持家务的妇女也要出来工作。

第三，官僚机构的各种强制措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工作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也是一项义务。在实际中，这意味着（除了后文提到的少

①考虑到第6个来源（人口增长），我们不能够说人口外延增长方式会被全部耗尽。即使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吸纳了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只要人口继续增长，它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

②苏联的参与比率（即就业人口占中15—64岁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86.6%，而同期OECD欧洲国家的比率为66.5%，美国为70.9%。妇女的工作参与比率为87%，而同期OECD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比率分别为48.5%和59.7%。见G. Ofer（1987，第1793页）。

③从表10.1的40—44年龄组的分布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妇女工作参与率相当高。这一年龄段的妇女已经超过了进行自我接受再教育的年龄，孩子多半10多岁（不太需要父母照顾），而此时离退休还早。正如表中所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参与广度也要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

数特殊情况之外）在公有制部门工作是一项义务。那些不工作的人被称为“寄生虫”，当局会强迫他们工作。

在微观层次上，供给关系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工资就会刺激劳动供给[10.5]。但在本书所关注的宏观层面上，就看不到这层关系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不是因为雇佣者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即使平均名义和真实工资长期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劳动力总供给仍然会增加，①因为诱发劳动力寻找长期稳定工作的因素依然存在。

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妇女们之所以要去工作，恰恰可能是因为男人们的工资太低。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曾承诺要彻底消除没有工作的现象并保证实行全面就业计划。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稳定下来以后，这一承诺被写入了宪法。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一体制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设计过一个旨在实现全面就业的政策，从而可以最终吸纳剩余劳动力，那只是强制增长的一个副产品。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社会主义体制将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最快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第1种外延式扩张，即尽快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公有制部门进行生产。

一旦这一进程开始起步（而且官方意识形态将之列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成就之后），工作就成为了工人们“已经获得的权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既不能也不想否认这项权利。这样，全面就业也就变成了一项得到保证的权利（以及有永久性的工作单位）。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利，而不是名义上宣称的权利。这项权利不仅有就业政策原则和实际实施的保障，而且得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行机制的支持（毕竟那里总是存在持续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就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最终道德价值而言，长期全面就业是该体制的重要成就之一。这项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可以获得稳定的物质收入，它还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给人们带来了收入的安全感，坚定了工人们为单位工作的决心和恒心，帮助妇女获得了同等的权利。

但这一成就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第1、2和6组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处于公开失业和潜在失业状态的人以及刚刚开始寻找工作的人，他们是受益者。但对于第3组剩余劳动力（其中包括成千上百万的农民和独立职业者）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被集体化彻底改变。大多数人是在当局的铁碗政策下，被迫进入公有制部门工作。第4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旧社会的富人和所谓“特权”阶层，遭受了极为悲惨的折磨。第5组的妇女们则离开了家庭，她们有所得，亦有所失。这些就是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部分代价：有牺牲者，也有半输半赢的人。此外，当全面就业逐步稳定下来，而且下一代人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时，这种劳动配置方式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后面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最后还需要提一下增长与全面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实现了全面就业。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例如中国。当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全部吸纳到公有制部门的时候，这些国家就走上了改革的进程。

第十章 就业与工资10.2 劳动力持续短缺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