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对工资的影响
从前两部分可以看出：在劳动力的配置上，同时存在着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两者相互结合一起，其中官僚协调占据着支配性地位。0在考察这两种机制如何影响工资的时候，首先要区别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举例来说，总劳动和总资本之间的价格比率就是宏观层面的相对价格；而按职业、劳动难度、危险程度或其他标准来衡量的不同劳动工资比率就属于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
官僚机构基本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宏观（平均）工资水平。目标是编制与投资和消费的宏观规划相适应的年度平均工资增长计划[9.3]。当中央管理层确定了投资数量之后，它必须同时防止消费的增长，以免侵占投资资源。由于要有效地控制住价格，②因此，工资计划就非常重要。中央管理层在这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决策权：它能够控制住名义工资、价格水平以及真实工资的上升、不变和下降。其他任何体制下的中央行政当局在如此关键的领域都没拥有这么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
基本生产要素的宏观相对价格（包括平均工资）无法反映出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和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8.6]。在决定这些相对价格时，很少考虑每一种要素是充足还是稀缺，没有资本市场、生产者或投资者或者是免费得到资本，或者是支付随意确定的利息（尽管资本非常稀缺，但利息水平却很低）。正如前文所述，最高当局的工资政策是根据计划实际消费比率（以及市场上消费品的正常短缺规模）来调整平均工资规模的。
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主要是通过实证描述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它们的相对边际生产力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衡量生产效率。随意确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使得在技术选择上根本无法以成本和价格为基础进行合理的计算。在进行日常生产和长期投资决策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③
①这就是为什么表6.1中关于国有部门的工资支付我们用了“B+M”来表示。
②但价格往往没有像工资那样规定得特别严格。见8.6关于隐性价格上涨的叙述。
③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对收入极不敏感，而且面临的是预算软约束），还是他们的上级机构都没有进行这种计算。
与工资制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消费占集体消费的比例[13.3]。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很强的倾向去缩减家庭用货币直接购买个人消费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当局会不断增加由官僚机构分配的集体消费比例。①
①本书从协调机制、预算资金和企业内部的父爱主义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6.7，8.2，10.4]：
当然，按规定工资拿到家里的钱根本不足以支付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和服务。用官方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说，国家“提供”住房、休假和医疗。但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扣除了成本、平均利润和税收之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的话，那么工人仅仅靠日常工资是根本买不起的。所以每个家庭都别无选择，只有把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作为国家免费提供的资助。
这进一步扭曲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劳动力耗费的真实社会成本相比，工资成本非常之低，极不合理。
对工资的行政控制还包括整体的计划和相应的管理（前面两部分所讨论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这里我只再强调一点，对工资的控制包括了成千上百万的局部工作和各种措施，但制定工资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
下面我们转向讨论市场因素对工资的影响。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关于在宏观层面上平均工资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平均工资在微观层面上又是如何决定的呢？不同工作领域的工资比例如何确定？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别如何确定？与业绩相关的不同工资水平如何确定？一句话，相对工资水平如何确定？
经验研究发现，相对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全部吸纳之前，劳动力供求关系还是会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劳动力持续短缺时期，供求关系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人们在进行短期决策时，会极为认真地衡量各种情况，如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如何，劳动的艰苦程度和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工资水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事实上，很多人都做出了选择），他们会“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很差的地方而去更好的单位。他们不仅会在舞台上发出不满的“声音”或者消极怠工，还会直接与上级领导进行大肆的讨价还价。工作任务越重要、越紧迫，对职工的依赖程度越高，他/她的谈判地位就越强。
市场力量同样影响着个人的长期决策，如职业选择和地点的选择。有些工作的申请者越来越少，有些则越来越多；有些地区人口不断减少，有些则越来越拥挤。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前景和一些其他条件对申请者产生影响。
各级官僚机构不得不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企业内部必须要认真评估所有工作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具备哪些优惠条件或不利因素。上级机构在决定工资比例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可以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相对的过度需求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相对工资水平也对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不同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区劳动力总供给分布的变化（但对需求影响不大，原因前文已有讨论）。总而言之，市场协调在此发挥了重要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在抽象层次上区分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相对工资，以及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名义工资几乎处于完全刚性状态，很难下降，公开削减工资非常罕见，尽管在特定时期也会这么做（例如，斯大林时期进行生活模式调整）。0因此，上文所介绍的相对工资的调整通常是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保持不变，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则不断提高。相对工资的调整是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工资上涨实现的。首先是第一组人的工资得到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第2组人的工资会落在后面，随着劳动力短缺状况的不断加重，第2组人的工资迟早也会提高，接下来是第3组，依次类推。每一组都会轮番要求更高的工资，就像蛙跳游戏一样，逐级攀升。
上面的描述有助于理解工资的纵向讨价还价过程[10.3]。蛙跳伴随着工资自下而上的自发攀升。所有中下级的经济领导人都努力要求提高工资，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相对工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上面”却反对这种工资上涨趋势。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将取决于当时的权力关系。
①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公开削减工资也同样很少使用了，尽管在萧条时期，一些公司还是会削减部分职工的绝对名义工资总额。
工资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下来，至少名义工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可以说是行政力量干预名义工资制定对市场的反作用，即官僚协调的影响。
中央管理当局反对工资上涨主要是想节约资源，把钱用于其他目的（投资、国防开支），而一旦消费能力超出了计划范围就会对上述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对此采取的措施多半是有意识地提高价格（或者任由价格自发上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通货膨胀（公开或隐蔽）的产生发挥了重要影响。
对劳动力配置和工资问题的考察已经基本结束，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宣称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了。
根据本章的分析，上述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市场协调对劳动力配置和工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如果说市场影响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正确的判断，因为官僚协调的影响的确远远大于市场力量。
而又该如何评价官僚协调大于市场作用这一现象呢？马克思思想的早期信仰者幻想着有一天劳动力能够不再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被买卖，他们也不想看到劳动者在摆脱市场关系之后，又被国家权力和经济计划的武器所统治。而事实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后者的压迫要远甚于单一的市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