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体制）原型与国家变体
鉴于上文所述，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本书似乎也赞同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天命论，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特定历史路径的偏离；二是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大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某个社会是否会走上经典社会主义之路取决于当时诸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如前一部分所提到的，共产党必须在获得了绝对的政治统治权力之后，才能够为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开辟道路。这一历史构建过程就像是携带着一组“基因计划”，它会将体制的主要特征传递给体制内的每一个细胞。②新社会播下的种子将发育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
①卡尔·马克思［1875］（1966年，第563页）。
②这一模拟受到了现代生物学基因理论的启发。根据基因理论，遗传特征是由一种叫做DNA的物质负责传递的，DNA的分子具有控制自我繁殖的能力。它能够在控制别的分子的形成过程中传递遗传特征。遗传基因计划是用一种特殊的DNA化学“语言”进行编码的，这种基因计划将在生物体的所有单细胞体内进行复制。在生物体的发育生长过程中，所有的生物化学特征、解剖结构特征、生理特征，甚至是某些行为特征都取决于隐藏在DNA内部的基因计划所发出的命令。在生物世界里，每一类物种都有自己的DNA。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J.D.Watson的名著（1968）。这里的简单描述基本引自N．A．Campell的大学生物学教科书（1987）。
这种分析方法与人们通常表达的观点多有抵触，一般都认为经典体制的每一项基本特征都是人为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而社会始终在抵抗这种强制行为。按照这种肤浅的看法，不过是残忍的独裁者及其后任通过恐吓和暴力手段将他们的统治强加到人民头上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完全可以轻易地将外部压迫阶层彻底摧毁，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反抗行动虽然时强时弱，但从未停止过，而且掌权者每次都使用武力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新的体制结构是靠着自己的基本要素不断繁殖并复制自身，从而侵入了社会关系的所有领域。①一旦强加于社会的体制构建过程开始启动，它将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向前迈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动生根发芽”。如果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起始条件类似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基因计划”，那么其结果将完全不同。请想一想南北朝鲜，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经济状况几乎没有差别。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和朝鲜不仅经济起点相同，而且在政治和行政结构方面也相差无几：残酷的独裁统治，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派；国家官僚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贸、投资和信贷都要插手干预。但两国之间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朝鲜截然不同；韩国的集权统治集团不仅无意消灭私人产权，而且愿意与之合作，帮助它更好发展。尽管官僚协调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不仅没有取消市场，反而让市场充满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最终具备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关键特征，而韩国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流血牺牲之后，终于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韩国逐步走上了日本式的发展道路，其未来成就与后来的朝鲜可谓天壤之别。
我们再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如果在某些国家里，当共产党的权力稳固之后，社会将偏离其原先的历史发展轨迹并按照自己的“基因计划”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根据本书的理论，它们将来肯定会表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
①匈牙利诗人Gyula Illyes 曾在他的诗《暴君之歌》中生动有力地描写了这一现象：“你是一个囚犯，同时你也是狱卒.……奴隶亲手打造了镣铐并自己带上……暴君到底在哪儿，所有人都被镣铐锁在一起；肮脏腐朽之气同样发自你的身体，因为你也是暴君。”Illyes［1950］（1986年，第380—388页），1956年第1版。
的国家迟早会走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45年之后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人心存疑虑；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之初，人们对这个国家究竟会走向何方也有争论，但到今天，这两个国家显然都变成了“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
尽管本书在第3—14章里探讨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共同特征，但其中必然会存在偏差，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多自己的独特之处。仍然可以用生物—基因学来做个模拟：即使是拥有同一父母的单卵双生体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特定结构及其内部经济问题：地理和自然条件，新掌权者所采取的政治路线，领袖的个人质量，外国针对本国的政策和行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如此等等。如果认为有了特定的“基因计划”，即共产党掌权，那么一切都已注定，历史将从此“安然上路”，这种想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就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而言，社会主义“基因计划”的实施力度以及本书所指出的各种趋势的特定组合都会有很大变化。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每个国家在各个时期都曾有过镇压行动，但有些国家可能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而在有些国家或有些时期，镇压会相对平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指令经济，但有的国家过于教条，太注重细节问题；有的国家则懒懒散散，三心二意。到处都会经常出现短缺现象，但食品短缺在有的国家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有的国家，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本书描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趋向。一种趋向可能会盛行起来，也可能会遇到某种程度的反抗。某些互为补充的趋势的真实组合会受到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例如，经典体制都趋向于强制增长。领导层推进强制增长的
力度越大，公众供给的问题就越严重，由此引发的反抗就需要进行更残酷的
镇压。如果领导层能够适当控制扩张动力和投资饥渴（某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的情况），那么它就可能放松政治压迫和思想限制。因此，尽管范围和程度有限，但也有“回旋的余地”。
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前文提到过的一个观点［1.6，2.2］：本书是在描述一个理论模型，介绍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型，这并不能代替针对具体国家的历史分析。这类工作将留给其他研究者。本书作者的目的仅仅是想清晰阐明决策选择始终要受到哪些限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哪些限制是来自“基因计划”，来自社会主义体制的共同特征。
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家和批评者时常会问道，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引人更好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他们认为完全可以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委托一代理”模型。①如果委托人的目标非常清楚，那么就可以设计出一套为该目标服务的最优激励机制，这样整个体制就能够更好地运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在暗示委托人都很愚蠢，他们没能事先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
本书在一开始就没有去研究领导层的“目标”是什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目标本身很难观测。从公众决议和政治讲话中，我们很难发现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些东西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了解领导层“真实”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那里意图（以及对最初意图的修正）已经内化于行动之中。此外，也没有什么集体目标，因为领导层内部就存在着各种冲突。
所有控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人，从位于官僚体制金字塔顶端的领导到最基层的普通干部，没有一个是傻子。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方面，他们不逊于任何人。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这样演进，恰恰是因为这种结构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功能使命。如果认为引入新思想对社会主义进行重组之后就能够改变其主要体制特征，这未免太天真了。
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则集中关注于极端事例。坚持这种研究方法的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最大的敌人、无法无天的全民恐怖统治或极大的浪费等问题上来，认为这些极端事例最有效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他们也乐于探讨这些反面的极端事例，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抑制这些“极端”或“过度”行为来解决问题。而我力图尝试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着重点
①本书作者主要是通过西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了解到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熟悉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却都很感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常常有类似的想法。由于一直在西方世界长大，他们立刻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甚至开始出谋划策。事实上，这个想法很早就已经出现在苏联数理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他们曾费劲心思，想为当时在任的领导人编制出一个“最优的经济体制”。关于这一学派的情况介绍，可参见M．Ellman（1973）和P．Sutela（1984）。
是体制的一般规律、典型特征和正常状态。换句话说，是随机波动的可能平均值。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无法让读者心潮澎湃，但我希望它可以使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在围绕改革以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能否避免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为了让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生存，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斯大林统治造成的巨大牺牲）是否值得？对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和道德争论，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本人却不想回答这类问题。本书所描述的理论模型并不必然导出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但也不排除会出现这种极端事例。本书的社会主义原型分析基本是按照以下思路进行的：在给定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财产（权）关系之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或者说，至少具有哪些趋势或趋向？所谓的“基因计划”（特定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引发上述趋势或趋向的充分必要条件吗？我认为这一系列问题比本段开头所提出的关于“极端情况”是否必要或能否避免等问题在逻辑上更为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