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 证明
前面部分包含了以下几个观点：
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是它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与特定的体制有关。
2．社会主义各种特定的体制现象之间具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在相互关联的复杂影响内部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主线。
3．社会主义体制诞生和发展具有某些充分必要条件。“基因计划”的种子是特定的政治结构和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和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观念包括建立霸权、公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4．“基因计划”将根据自己的模式重塑整个社会，它创造出了一个连贯统一的体系，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并相互加强。
从一方面来看，这一理论具有演绎推理的特征。最初的基本假设和中间性结论是进行下一步分析研究的前提。因此，完全可以对这种思考论证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质疑：分析中是否包括了相互矛盾的假设？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理论又具有某种实证分析的特征，它力图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现实出发来观察各种现象。因此，需要特别关注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研究阐述的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希望给出一个理论模型框架，尽管历史现实总会与理论描述有所偏离，但基本没有脱离这一模型框架所涵盖的范围。因此，即使某一个国家的情况与理论描述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历史事件与模型假设有所不同，这一理论并不会被证伪。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本书是一项理论研究呢，还是仅仅是在定义概念（“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哪一个是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同科学实证理论的标准，①特别是这样一个标准：理论必须能够被证伪。定义和论证不能是结论上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就排除了以某些方式证伪结论的可能。
就本书而言，理论必须要面对许多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和经验现象。完全可以（或需要）利用数学—逻辑模型来证明或推翻这一理论。可以利用基于经济统计数据的数学—逻辑分析对部分理论进行经济计量检验。②但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人）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①见卡尔·波普（1959）。
②即便是统计检验证伪了部分结论，我们还是需要考察一下现象与理论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兼容的。如果有必要，就必须进行修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局部现象的统计检验是支持或反驳更一般的理论假设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一过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非常普遍。有些最基本的理论是无法直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但还是可以对一些从基本理论演绎出来的逻辑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如果检验证实了这些假设，那么就可以成为支持基本理论的间接实证检验。
1．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并没有表现出本书在第2部分所介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特征？
前面章节中曾经提过，本书主要参考了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1．2］。如果能够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长期稳定下来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朝鲜和古巴，那么可能会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本书第3—15章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呢？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很少能得到这五个国家的可靠资料和相关信息。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和越南正在进行改革。相信，在此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有关这些国家的更多资料和经验信息。
这里需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本书只是介绍了基本的趋势和倾向，而不是描述这些趋势和倾向在实际中全面发展的详细情形。例如，波兰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但这并不能证伪第5章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波兰政治领导人一直试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农业集体化。
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提供了最重要的检验机会。图15.1方框1所包含的“基因计划”是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许多社会主义在进行改革时，主要是针对方框2、3、4中的有关内容，但仍然继续维持着方框1中的主要特征。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已经潜伏着深刻的变革。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限制、内在矛盾、前进过程中遭遇的失败，以及不断出现重回经典体制的倾向，这些都是理论描述的主要间接证据。如果整个体制能够在方框2、3、4内发展出与经典体制完全不同的全新特征，而且在不改变方框1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以一种修正后的体制模式继续生存并顺利成长，那么就会构成对理论的严重挑战，或者说能够将理论完全证伪。
本书提出了一个革命理论。用图15.1来解释，那就是如果方框3、4、5发生了深刻、持久和有效的经济变革，必然要求方框1、2进行彻底变革，即政治结构和产权关系的革命。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我仍然坚信，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据还无法反驳1—4点中所总结的基本论点。本书在后半部分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某几个国家开始偏离社会主义体制的经典模式，然后进入改革阶段，最后就是革命。后面的这些分析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观点，当然，最终能够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只能是未来的历史进程以及对此进程所进行的科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