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计划、管理和政治
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即商业世界）界限分明，尽管存在部分重合。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两者之间没有区分，经济完全处于政治的笼罩之下。
正如我们在7.2部分曾提到，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要得到最高政治当局的批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准备计划的早期就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它首先确定了基本框架，并在决定计划的主要趋向方面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所谓“计划法”，其本身就是一个表达党的总路线和经济政策的政治档案。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的计划往往反映了获胜者的立场（或者是胜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妥协）。①
①有些关于计划制定的理论模型假设计划者都拥有清晰明确的偏好次序，并长时间保持不变，计划者将根据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来优化该计划。
事实上，计划决策（包括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做出的修正）常常会随着现行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整个路线都会完全改变。事后的政治路线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偏好的变化。当然，这也并不是全部事实，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现象完全不是当初政策制定者想要的东西。
政治事件并不总是与计划周期相吻合，很可能因为某一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就需要对计划进行修改。特别是在实施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原来确定的计划目标往往会因为政治变化而过时。
上述关于计划所谈到的所有情况也都适用于计划的执行以及整个的经济管理工作，这些活动也都是政治的附属品。
我已经提到过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官僚等级体制的领导人所处的位置与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所处的位置具有很大差别。在此仍有必要指出它们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尽管资本主义企业高层经理的活动也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们始终面临着经济责任：他们必须提高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利润水平、财富和“净价值”，他们必须改善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商业前景。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任务只是共产党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经济上的考虑往往要服从于其他国内和国外政策目标。不同的政治任务和经济目标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重，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比重体系—领导层的偏好次序，“党的路线”—常常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重大转折。
下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动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就是强制增长［9］。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①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现数量目标。②片面追求数量驱动不仅有来自上层的指示，而且一直受到产品使用者的鼓动。但数量驱动会带来很多有害影响，例如忽视产品质量，很少考虑扩大产品的种类等等。
这里有一个涉及动机冲突的生动例子。领导人把一半心思放在提高产量上，因为他／她知道这是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务。但他还要留着另一半心思琢磨其他事情。他也要刻意保持产量不变（见关于讨价还价和“计划编制”的讨论）。当他不顾质量或没有采取措施节约投入时，他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专业荣誉。他也不能指望上级领导永远只关注产量而不管别的。如果有一天质量下降或成本提高，他也会遇到麻烦。所有这些都会让领导人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③
基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说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区分所谓的“政治家”、“官僚”、“技术专家”或“管理者”等社会角色没有什么意义。这些角色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党的总书记、整天忙着运输原材料的企业党委书记、监督新的生产单位开工的党委书记，如此等等。①与此同时，企业或部委的领导人也要采取政治方式激励同事努力工作。如果某一领导想为自己的单位争取额外的资源，他／她需要说明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何在，如果可能的话，去争取党组织的支持。作为一项“游戏规则”，纯粹的经济或技术理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治理由来加以补充，有时侯政治上的理由完全可能替代经济计算或技术原因。经济管理过程的“政治化”常常会导致信息扭曲（本章在开始部分就提到的信息扭曲问题）。
①关于严密的计划编制，可参见H．Hunter（1961）和M．Keren（1972）。
②匈牙利“斯大林”式的独裁者马加什·拉科西在1950年曾这样说到：“一个严密的计划才是一个好的计划……一个好的计划只有掂着脚小心翼翼地走才能实现。”引自I.Birta （1970，第140页）。
③这些利益冲突是导致无法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的部分原因之一。传统的“委托一代理”模型（见本书，第60页注释①）通常都假设所有者的目标是清晰和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建立一种鼓励代理人尽力实现委托人目标的激励机制。但这一假设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上下级”关系是不成立的。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类似问题的早期讨论可参见M．L．Weitzman（1976）、J．P．Bonin （1976）、A．Bergson（1978b）、B．R．Holmstrom（1982a）以及D．Conn（1979）等。最近的研究可参见P．Liu（1986）和K．Osband（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