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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神权东山再起
专制统治结束了。欧洲的一整套体制土崩瓦解。
法兰西帝国沉入黑暗，可与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景象相比拟。仿佛回到了蛮族时代，又生活在黑暗的深渊中。不过，一八一五年的蛮族——应该直呼其小名反革命——持续的时间不长，很快便气喘吁吁，不知所措了。应当承认，法兰西帝国受到了哀悼，那是英雄们在落泪。如果说光荣在于用战争建立专制统治，那么，法兰西帝国便是光荣。它把专制可能散发的光芒，全部洒在大地上。那是阴暗的光。甚至可说是黑暗的光。与阳光相比，它就是黑夜。这黑夜的消失，犹如日食，是暂时的隐没。
路易十八回到巴黎。七月八日[61]的狂欢，使人忘记了三月二十日的狂热。那个科西嘉人和那个贝亚恩人[62]成了相反的两个人。杜伊勒利宫的圆顶换上了白旗。流亡的君主登上了宝座。那张哈特韦尔杉木桌，放到了路易十四的百合花宝座前。人们谈论布汶[63]和丰特努瓦[64]，就像在谈论昨天的事，而奥斯特里茨却已成为过去。祭坛和宝座亲如手足，威风凛凛。十九世纪拯救社会最无争议的一种形式，在法国和在欧洲大陆上确立起来。欧洲戴上了白帽徽。特雷斯塔翁[65]名噪一时。在奥尔赛沿河马路兵营的正面，高于一切[66]的箴言又出现在太阳图案的石拱门上。凡是驻扎过帝国近卫军的地方，房子都刷成了红色。骑兵竞技场凯旋门上，堆满了摇摇欲坠的胜利女神，它顶着这些新玩意，感到很不自在，想起马伦戈和阿科尔战役，也许有点羞愧，为了摆脱窘境，便竖起了昂古莱姆公爵[67]的塑像。马德莱娜公墓，那个九三年的万人冢，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铺上了大理石和碧玉，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骸也在那些乱骨中间。在万森公墓，有一块墓碑立在地上，提醒人想起，昂吉安公爵[68]死在拿破仑加冕的那个月。昂吉安公爵死后不久，庇护七世教皇为拿破仑举行了加冕仪式，现在又坦然地为他的坠落而祝福，正如当初为他的上升祝福一样。在申布伦，有一个四岁的小幽灵[69]，谁要是称他为罗马王，谁就是在煽动叛乱。这些事都已做了，国王们重新登上了宝座，欧洲的霸主关进了牢笼，旧制度又成了新制度，地球上的光明和黑暗互换了位置，只因夏天的某个下午，在一个树林里，一个牧童对一个普鲁士人说：“走这边，不要走那边。”
这一八一五年就像是阴沉的四月。各种有害和有毒的旧事物都穿上了新外衣。谎言也拥护起一七八九年，神权戴上了宪章的面具，小说也言必称宪章，各种成见、迷信和私欲，只要记住宪章第十四条，也就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其实那不过是蛇蜕皮。
拿破仑既使人变得伟大，又使人变得渺小了。在这物质灿烂的时代，理想也得了个怪名称，叫空想。嘲笑未来，是一个伟人不应该犯的严重疏忽。可是，人民，这个无限热爱炮手[70]的炮灰，却在用眼睛寻找他。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拿破仑死了。”一个行人对一个在马伦戈和滑铁卢战役中受伤的战士如是说。“他死了！”那战士嚷了起来，“您太不了解他了！”想像将这个败将神化了。拿破仑之后，欧洲陷入了黑暗。拿破仑的消失，使得很大一块地方长期人去楼空。
国王们乘虚而入。古老的欧洲乘机重新组织。于是出现了神圣同盟，而“佳盟”这个词事先已在倒霉的滑铁卢战场上出现过。
面对重新组织的古老欧洲，一个新法兰西的蓝图正在酝酿之中。拿破仑皇帝嘲笑过的未来，已破门而入。在它的额头上有颗星星，那就是自由。年轻人向它投去炽热的目光。奇怪的是，人们在热爱未来——自由的同时，竟也热爱起过去——拿破仑来了。失败反使败者的威望更高了。倒下的波拿巴似乎比站立的拿破仑更高大。获胜者却胆战心惊。英国派了赫德森·洛去看守他，法国则让蒙施尼去监视他。尽管他双臂交叉，无所事事，但那些君王们仍然坐卧不宁。亚历山大称他为“让我失眠的人”。人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身上蓄集着革命的力量。波拿巴分子的自由主义可从这里得到解释和谅解。这个幽灵使旧世界索索发抖。君王们身坐王位心里发虚。因为天边还有圣赫勒拿岛那块岩石[71]。
当拿破仑在朗伍德濒临死亡时，在滑铁卢战场上阵亡的六万人正在静静地腐烂，他们的宁静传给了世界。维也纳会议因此签订了一八一五条约，欧洲把这叫作王朝复辟。
这就是滑铁卢战役。
这对无限来说有什么关系？那场风暴，那片乌云，那场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和平，那种黑暗，一刻也没能惊扰无限的目光，在它的眼里，在草丛里跳来跳去的蚜虫，和在圣母院钟楼之间飞来飞去的雄鹰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