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危机
毛泽东并没有选一位新的接班人，他从对中国未来前景持不同看法的两派人中间提拔干部，让中国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争夺战。一边是周恩来和后来的邓小平领导的务实的行政干部，另一边则是围绕在江青和她的上海帮（日后被毛泽东斥称为“四人帮”）激进分子四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们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居于两派当中的就是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华国锋，他能娴熟掌握和处理毛泽东所珍视的各种“矛盾”。这一近乎不可能的（后来证明是谁也应付不了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下一章会讲到他短暂的接班人生涯）。
这两大派对文化、政治、经济政策和与权力相关的特权——简而言之，就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过多次争论，但背后根本的潜台词则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思考的哲学问题：如何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外国人那里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四人帮”主张向里看。他们想从中国文化和政治中把一切可疑的影响因素（包括凡是他们认为是外国的、“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或有反党可能的因素）全盘滤出，重振中国革命斗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道德规范，并使社会生活重新回归到对毛泽东宗教般的崇拜上来。毛泽东的妻子、演员出身的江青总抓对传统京剧的改革，发展革命样板戏，并编排革命芭蕾舞剧——包括1972年为尼克松总统演出并让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得目瞪口呆的《红色娘子军》。
在林彪身败名裂后，江青等“四人帮”未受波及。他们旗下的理论家基本上掌控了中国的媒体、大学和文化领域，而这些人利用这一影响乘机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所谓的中国“修正主义”倾向。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过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煽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1]
“四人帮”的对立阵营是以周恩来及其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者。虽然周恩来本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追随毛泽东左右达数十年之久，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所代表的却是秩序和节制。不论是他的批评者还是崇拜者，在他们眼中，周恩来都是中国长期仕宦传统中的最佳代表——温文儒雅，学养深厚，个人生活作风正派，政治立场不偏不倚。
邓小平的作风虽不同于周恩来的文质彬彬，但他与周恩来一样，期望在革命原则与秩序之间求取平衡并追求繁荣的中国远景，并且在这方面甚至比周恩来走得更远。最终，也是他厘清了极左意识形态与务实的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曾涌现出许多革新志士，他们想在保留中国精髓的同时，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创新来振兴国家，有人因此指责他们“卖国”。[2]周恩来被视为中美关系改善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力图恢复国内事务正常运作的推手，而这两件事都被“四人帮”斥为背叛革命原则之举。邓小平以及一些与其理念相同的官员主张经济实用论，“四人帮”则指责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的身体日益衰弱，中国领导层忙于权力斗争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辩论，这一切深深地影响着中美关系。当激进派得势时，中美关系就降温；当美国的行动自由受国内动荡限制时，激进派就更振振有词，他们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上妥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个国内争吵不休并且无助于中国安全的国家扯在一起。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设法一方面维护他的革命理论，一方面保全与美国的战略接近，设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仍然相信后者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他给人的印象是，既同情激进派，又出于国家利益不得不维系与美国的新关系，而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也让他感到泄气。
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本有能力消弭内部冲突，但年迈的他却对自己一手造成的复杂局面越发感到左右为难。追随毛泽东四十年的周恩来便成了他矛盾心态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