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的战略
毛泽东从1965年就开始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口气，不过当时的观察家们能注意到这点的寥寥无几。他既然被奉若神明，他的口气哪怕有一个最细微的变化都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喜欢通过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向美国传话。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会过面，斯诺把他的经历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其中把毛泽东描写为一个浪漫的农民游击队员。
1965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把斯诺请到了北京，发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言论，可惜当时华盛顿没有人注意到这番话。他对斯诺说：“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两国人民被分开了。15年了，老死不相往来。今天，隔阂更大了。不过我是不相信最后会以战祸告终的。”[3]
15年来，毛泽东一直不惧怕美国的“核讹诈”，要与美国斗争到底，态度之强硬把苏联及其欧洲的同盟都吓得纷纷与中国拉开距离。而现在这番表示确实一反常态。由于苏联的咄咄逼人，毛泽东其实已经在考虑远交近攻，向远敌美国靠拢，不过当时没有什么人看出这一点。
在跟斯诺谈话时，美军正在中越边境上集结。虽然这次挑战相当于15年前毛泽东所面临的朝鲜局面，但这一次他决定克制。中方对北越的支持限于非战斗性质，提供了物资和道义上的积极鼓励，并派出了10万后勤兵去修筑北越的通讯设施和基础结构。[4]毛泽东对斯诺明言，中美战争应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越南。他说：“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5]
毛泽东怕美国人不明白，还重申，中国认为，越南“自己可以对付”。他说，“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越南人自己可以对付。”[6]
毛泽东接着又猜测越战各种可能的结果，不像一个处理国界上军事冲突的领袖，倒更像一个分析自然现象的科学家。朝鲜战争中，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把朝中两国的安全问题密切相联，与这次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几个可能的结果他是可以接受的，其中之一是举行会议，但“美军还留在西贡不走，像他们在朝鲜那样”。换句话说，也就是延续两个越南的状态。[7]这样的结果是处理越战的每个美国总统都会乐见其成的。
没有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提到过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或者打越战的历届美国政府（包括尼克松）是否考虑过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仍然认为中国的威胁大于苏联。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说的一番话典型地反映了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问题不同于苏联。中国的核试验（指的是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以及中国对邻国的姿态，使它成为所有热爱和平人士面前的一大难题。”[8]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为了阻止北京与河内联手，为美国在越南的干涉行动作了一番辩解。他说：“这场战争以及整个亚洲的上空都笼罩着中国的阴影。北京对河内的统治者不断进行怂恿。对越南的争夺战是其更大的扩张计划的一部分。”[9]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一年以后的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又把这个主题重复了一遍。[10]
毛泽东对斯诺讲的话背离了共产党关于世界革命的一贯理论。他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11]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如果严肃看待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否会影响到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略。而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未把这些话化为官方政策，其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就必须推翻15年来的政治宣传，而此时他在国内的战斗口号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苏联的冲突则是以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话基本上是一种试探，但斯诺并不是这种侦察行动的最佳渠道。北京很相信他，至少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信任，可是华盛顿却把斯诺看成北京的宣传干将。正常情况下，华盛顿的直觉应该是：等一等，等到中国政策的改变有了更具体的证明再说。
任何清醒的战略评估都会认为毛泽东把中国推向了极大的危险。如果美国或者苏联进攻中国，另一方也许只会作壁上观。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存在；日本跟中国宿仇甚深，而且经济上正在腾飞。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似乎也拿不定外交问题上的主意了，这实为罕事。1968年11月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时，他一反平时以说教形式表达的信心，而表现出一种困惑。（不过，毛泽东的举动总是复杂的，也可能由于别的中国领导人会看谈话记录，因此他想向他们表示他在探索新的路子。）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的间隔已超过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间隔，他好像担心很快会出现一次世界大灾难。他说：“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12]他又提了个问题：“你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会怎么做吗？会打世界大战吗？或者现在不打，过一阵再打？据你在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经验，你觉得怎么样？”[13]换言之，毛泽东在思考中国是现在就作出抉择，还是说静观形势变化是个更明智的办法。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想知道，他后来所称的“天下大乱”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觉悟。美国停止轰炸北越，驻越的美军士兵高兴得很，欢呼雀跃。这说明他们士气不高嘛！美军的士气高吗？苏联军队的士气高吗？法、英、德、日军队的士气高吗？学生罢课在欧洲历史上是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一般是不会罢课的，可是现在天下大乱啊。[14]
简而言之，中国和潜在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他问起美国和欧洲士兵的士气，是否表示怀疑他们不足以完成中国的战略分配给他们的任务——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说起来好像矛盾，但其实这与美国的战略中他们承担的任务很相似。但如果美军士气消沉，学生罢课又反映出政治意愿普遍低落，那苏联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有些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要与苏联和解。[15]不管冷战结局如何，也许西方低落的士气表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占了上风。中国是应该借革命浪潮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一心驾驭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斗呢？
毛泽东的这些问题并不像往常那样意味着他在考验谈话对方，也不表示他知道答案，只是暂时不泄露天机而已。泛泛地谈了些别的话以后，在结束会谈之前，他提出了一个困扰着他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你也来回答一下。我来想一想，你也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个国际问题，是个战争问题，是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16]
如果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需要定下立场。的确，他也许就是战争的第一个目标。但如果革命会席卷全世界的话，毛泽东则必须推动革命，这是他一生坚定的信念。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也没有完全作出抉择。
几个月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小心翼翼地采取了两个步骤以扭转20年以来的政策：一个是象征性的，另一个是实质性的。他以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为契机，向中国民众暗示，对美国有了新的思路。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微妙地提出要对华开放，他把此前在《外交》杂志中的文章略作改动，说道：“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本届政府将开通一切联系渠道。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乐于接受各种想法，乐于接受人员与贸易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活于孤立状态之中。”[17]
中国方面的反应暗示北京有意结束孤立状态，但并不急于收起满腔的愤怒。中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尼克松的讲话。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但这还不足以软化中国愤怒声讨的口气。1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挖苦道：“尼克松虽已黔驴技穷，却还厚颜无耻地大谈未来如何……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用天堂的美梦来自我安慰。这不过是一个没落阶级的幻觉和垂死挣扎。”[18]
毛泽东注意到了尼克松的姿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将此告知于民。但光作口头表示是不够的，他需要作实质性的接触，特别是因为中国若对美国靠拢一步，中苏边境上每周一次的军事冲突就会大大升级。
几乎同时，毛泽东开始摸索他的决定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他会见了四位解放军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这四位老帅在“文革”期间都受过冲击，被派到外地的工厂里从事体力劳动，美其名曰“蹲点儿”。[19]毛泽东请他们分析一下中国的战略选项。
四位老帅得到了周恩来的保证后才相信毛泽东不是在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因为自我批判也是“文革”的一项内容。一个月后，他们写出了材料，说中国自毁人才，损失惨重，同时也对国际局势作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估。在研究了几个大国的实力与战略意图之后，他们把中国的战略挑战总结如下：
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的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外衣掩护之下进行。同时它们的互相勾结并没有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相反，它们互相的敌意更为强烈了。[20]
这也许意味着元帅们对现行政策的肯定：毛泽东可以对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提出挑战。四位元帅说，苏联是不敢侵略中国的，因为它面临重重困难：民众不支持战争，后勤补给线太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的态度也心存疑虑。元帅们把美国的态度总结为一句中国成语：“坐山观虎斗。”[21]
可是几个月后，到了9月，他们又改变了这一判断，与尼克松几乎在同时达成的立场不谋而合。元帅们认为，若苏联入侵，美国无法只作壁上观。美国必须拿出明确的立场。“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22]换言之，为了保卫国家，跟美国接触是必要的，不管中国媒体如何抨击。
这一番敏锐的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个略显谨慎的结论，尽管说在“文革”期间它如此挑战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已是很大胆的了。1969年3月，元帅们主张中国结束孤立状态，阻止苏联或者美国的冒险主义，“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23]
毛泽东对他们提的这些笼统的恢复国际外交的建议并不满意，他有着更宏大的计划。1969年5月，他又把四位元帅叫回来，要他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建议。这时，中苏边界上的冲突大大增加了。中国应怎样应对日益加剧的危险？毛泽东派给元帅们的私人秘书、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兼外交官熊向晖后来写道，老帅们从战略角度讨论了若苏联大举侵华，中国是否应打美国牌。[24]陈毅想为这样离经叛道的举动找出个先例，建议参考当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
叶剑英提出中国三国时代的一个例子。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争夺天下。有趣的是，描述这段历史的14世纪小说《三国演义》在当时“文革”期间还是禁书。叶剑英举其中一位主人公的战略为例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25]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批判中国的历史，此刻几位受过冤屈的元帅却请他从“古人”那儿获得战略灵感，重组同盟。
元帅们接着又说，与美国建立联系将是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他们认为，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26]元帅们还提出了一个观念大胆而且政治上危险的建议，说应恢复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他们还是根据现行的理念，把两个超级大国看成是对和平的同样威胁，但从元帅们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苏联才是当时最主要的危险。陈毅元帅还交出一份补遗。他指出，虽然美国过去曾拒绝中方的友好姿态，但新总统尼克松似乎有意“赢得”中国。他提出了几个他自称“大胆”的想法[27]：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推向更高的层次，至少应是部长级，也许更高。最具革命性的建议是放弃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战略性的问题。”[28]
苏联方面的压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局势的发展。苏联军队加紧集结，在新疆边境上又打了一仗。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28日，中共中央下令调动部署在全国边境线上的所有部队。此时与美国恢复接触已具战略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