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
读者应该记得，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本书所描述的外交礼节和待客之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耐人寻味的是，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待客之道比现在更符合中华帝国的传统。当今中国的待客之道不那么复杂了，没有那么多的敬酒，政府方面的语气也不是那么热情奔放了，但准备工作还是一丝不苟，论点还是复杂精微，长远规划和对无形因素的敏感度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国事访问很少能给国际事务带来重大影响，但尼克松访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又回到了世界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机会，这都给国际体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了中国。《上海公报》里包含了反霸的内容，这就说明实际上联盟的组成有了变化。虽然这个进程首先限于亚洲，但一年以后就遍及全世界。中美之间磋商的频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间都是极其罕见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都有着一种兴奋激动的情绪。很多美国人认为对华开放让中国又回到了国际大家庭（的确如此），并把新的局面看成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一部分（并非如此）。不轻易相信人的尼克松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如前几章中所描述的，中国执行之前的政策时是跟执行现在的政策一样坚定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现在那么优雅可亲地对我们以礼相待，但他们其实不久前还在以同样坚定、同样解释得通的方式走着截然相反的道路。不能假设毛泽东或者他的接班人会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将来中国政策的方向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混合体。对华开放造就了一个机会，使双方能在利益一致时加强合作，在发生分歧时缩小分歧。苏联的威胁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动力，但两国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必须建立起几十年合作的信念。这样，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会出于同样的必要而积极努力，并促使美国方面也这么做。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这需要双方领导人的不断努力。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还能在价值观上达成更大的融洽。
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都会在自己与莫斯科的关系中把对方作为筹码。毛泽东总是说，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失衡是自然规律。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反映出了这个观点，说通过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利用了矛盾，分裂了敌人，壮大了自己”。[44]
双方的利益会真正趋向一致吗？双方能不能把利益跟意识形态分开，以避免对立情绪掀起大风大浪。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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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的答复：1980年4月21日和23日”。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第326~327页。
[2].“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史蒂文·菲利普斯编，“中国：1969~1972”，《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7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363页。
[3].“会谈备忘录：1971年10月21日上午10∶30~下午1∶4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504页。上述谈话的美方原始记录中将“周”用当时流行的韦氏音标拼为Chou。为避免在本书中出现拼法不一致的现象，中方参加会谈人员的名字以及所引的中方用词一律用汉语拼音。
[4].“会谈备忘录：1973年2月17~18日晚11∶30~早1∶20于北京”，戴维·尼克尔斯编，《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8卷，“中国：1973~1976”（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7年），第124页。
[5].“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页。
[6]. 同上，第390页。
[7].“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0页。
[8]. 我于1971年7月访华后不久，周恩来就去了河内，向北越领导人介绍中国的新外交姿态。据说此行并不顺利。后来周恩来与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河内前线上的影子外交部长、强硬派阮氏萍女士的会谈也不顺利。 见陈兼，“中国、越南和中美和解”，载于奥德·阿恩·韦斯塔、索菲·奎因–贾奇编，《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1972~1979）》（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53~54页；翟强，《中国与越南的战争：1950~1975》（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9].“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368页。
[10]. 同上，第367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369页。
[13].“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8日上午8∶30~9∶30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23页。
[14]. 这次午餐讨论会的部分记录见《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16页。
[15]. 自那以后，福建成为海峡两岸经金门、马祖建立贸易和旅游联系的中心。
[16].“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3~404页。
[17]. 陈兼，《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18].“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30~431页。
[19].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纽约：兰登书屋，2007年），第22页。
[20].“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1页。
[21]. 同上，第678~679页。
[22]. 同上，第681页。
[23]. 同上，第680页。
[24]. 同上，第681~682页。
[25]. 爱德华·希思，1970~1974年任英国首相。此后，希思在1974和1975年间访问了北京，会晤了毛泽东。
[26]. 戴高乐，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1959年至1969年任法国总统。法国在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7].“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79~680页。
[28]. 同上，第684页。
[29]. 同上，第683页。
[30]. 同上。
[31].“尼克松总统和驻台湾‘大使’马卫康的谈话：1971年6月30日中午12∶18~晚12∶35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49页。
[32]. 同上，第351~352页。
[33].“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5∶58~晚6∶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8页。
[34]. 同上，第689页。
[35].“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2日下午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700页。
[36].“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4日下午5∶1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770页。
[37].“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14日下午4∶09~晚6∶19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66页。
[38]. 高文谦，《周恩来》，第151~153页、第194~200页。
[39]. 见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毛泽东对美国心态和政策上的变化（1969~1976）”，《外交史》，第34卷，第2号（2010年4月号），第407页。
[40].“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之后的联合声明：1972年2月27日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12~816页。
[41]. 同上，第814页。
[42].“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2日下午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97页。
[4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之后的联合声明：1972年2月27日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15页。
[44]. 中共中央，“1972年3月7日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说明”，载于杨奎松、夏亚峰译，“在革命和缓和间摇摆”，第3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