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作为表现的历史
在开始写这最后一章的时候，让我们先回到斯基泰王国再看一看。的确，我们是首先一步步从斯基泰的故事当中走过来的，我们进行了探索，探索这些游牧人在《历史》的行程当中所占据的“地点”。那是想象的斯基泰人，那是希罗多德的镜子中的斯基泰人：那是关于相异者的话语。从这一话语开始，我们推而广之，提出了一种相异性的修辞，及其方法和程序。修辞就是说服人的艺术：如何让人相信呢？让人相信的方法恰恰就是叙述者运用这些修辞的方法和程序。但是，让人相信的机制是会遇到限制的，而限制会否认这一机制的作用，产生不再让人相信的作用，就像水果当中的虫子一样，而由此产生的怀疑则可能没有极限地发展下去，至少在水果完全烂掉之前是没有限制的，或者一直到把整个建筑彻底毁掉。叙述者不过是个说谎者，故事也完全是虚构。不管怎么说，如果在《历史》当中控制着通篇文本节奏的表述标志只是虚构的，如果我说的事是“我看见过”“我听别人说过”的，或者之所以“我说”“我写”我说的事，这都不过是叙述的狡猾计策，也就是说，是为了让人相信的技术措施，因此也就是为了欺骗公众而采取的文学手法，如果我们放任这种虚构的螺旋向上升去，那它很快就会吞噬一切，《历史》也会变得像博奇的一个短篇小说一样，神秘而让人无法理解。菲林（D. Fehling）经过分析之后认为，希罗多德的资料来源都是虚构的。菲林的研究所要表达的，不也是这种意思吗？[1]只是为了创造一种严肃的效果，他才在阐述中引用了多个史料来源。因此，作者所用的方法，不是“调查”（historíē），只不过是简单的文学技术，或者他假装是在进行“调查”，而作品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构（Gesamt-fiktion）。
让人相信的机制什么时候转向了反面，发生了颠倒，成了让人不再相信的机制呢？找到这一时刻，也就相当于在说，游记以及历史话语也是受到相异性影响的：它们是通过与相异者保持距离而实现的，它们把相异者说成“神话”（mûthos），恰恰是为了与其相区别，并因此而让自己变得可信。因此，相异性不仅仅是相异者的问题，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个话语的相异者：一个剩下的故事，一种错误，一种虚构……
如何让人相信呢？为了彻底地提出问题，让人相信什么，为什么让人相信？这个双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提出：让人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或者《历史》是如何表现的？在这一问题的背景之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徘徊，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一个若以抽象的方式提出，则是徒然的问题，那就是历史文本的地位，以及历史学家的作用的问题。
什么？你竟然要思考《历史》的地位，或者如你所说，思考作为表现的《历史》，而你并没有谈到希波战争，只是间接地提到过，而希波战争怎么说也是《历史》的主题啊！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历史学家，那么他首先是，他尤其是“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2]史学所关注的，的确是这样的希罗多德：他讲述事实，叙述军事和政治事件。人们引述他的话，人们把他的作品当作资料的来源使用，坚定地纠正“他的错误”或者“他夸大了的事实”（尤其是在谈到战役时，关于双方投入的兵力），哪怕对他的资料来源进行调查。
的确，我说的，不是这样的希罗多德，我关注的是另一个，是走遍“边塞大地”（oikouménē）的旅行者，是歌唱相异性的吟游者，是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常常不知该如何对待的希罗多德，是他们让这样的希罗多德丧失了信誉，或者是他们原谅了的那个希罗多德。因此，是另外一个希罗多德，是具有相异性的希罗多德，是希罗多德的影子。我觉得把两个希罗多德摆在我们的视角之内，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两派人之间没完没了地争吵，一派主张说作品是统一的，另一派则反对这种说法。前者的故事（lógoi）是在之前形成的，而且是单独形成的（利比亚的故事、巴比伦的故事、埃及的故事等等），后来，这些故事与作品的其他部分连缀在了一起；相反，希罗多德从一开始便有一个整体的意思。争论也表现为以下的形式：开始时，希罗多德关注的是地理和人种志，后来，他才关注了历史，这是雅各比（F. Jacoby）的立场。这样一来，历史似乎是一只成熟的果实，当然这只果实只能在雅典成熟。因此，历史在希腊的诞生便来自希罗多德一生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事，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把他尊为历史之父，同时也把他当成前历史学家，甚至非历史学家（当他“仍然”是人种志学家，或者“只是”地理学家的时候）。[3]但是，在所有这些文字当中，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作者都是在解释或者排斥，或者避免人们想从《历史》当中作为相异者，作为神话和谎言的根源而分割出去的部分。
尽管如此，我很少谈到希波战争，只是在涉及与斯基泰的战争时才提起过，说希波战争的作用，是一种供人理解斯基泰战争的模式[4]，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波战争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此：要想分析希波战争，必须一步步地观察他如何为了讲述这一战争，并在讲述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的记忆：与史诗建立和传递的记忆不同的另一种记忆。
但是，我怀疑把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另一个希罗多德，或者与他的相异者分割开来的做法是不是有切实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眼光、用同样的声音来看，来读作品的“人种志”部分和“历史部分”，两个部分都是在同样的距离之外。将两个部分的距离错开，让其中的一个先于另一个，或者将一个掩藏在另一个后面，这样做，说到底是让希罗多德成了修昔底德的受害者，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历史是当代一场伟大战争的历史；写历史，就是讲述一场重要的冲突。另外，我相信（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当然是作品的统一的拥护者）做法是一样的：的确，当希罗多德调查希波战争时，他为希腊人表现了他们不久之前的过去；当他调查世界的边缘地带和奇怪的部族时，他是在建立对世界的表现。在两种情况之下，话语所产生的效果是相似的。
提出这样的问题——让人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也相当于在提出作品的问题，提出作品的接受，公众的接受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莫米利亚诺在思考历史学家及其公众的时候[5]，开始先回顾说，历史在所有文体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这一特殊的地位恰恰就是没有它特有的位置：的确，其他的文体“是为特定的境况而写的，而且具有内在的仪式性特点……”相反，历史学家“既不是职业，也没有仪式任务，也没有明确定义的知识类型要发现和传达”。[6]他提到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以得出“某些明确的结论，知道历史学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的地位”。因此，当代对古代史学了解得最多的学者也承认，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并不了解问题。比如：希罗多德是谁？“好奇的旅行者？大胆的商人？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事实上，他是地理学家，是雅典帝国主义的情报员。”[7]如果我们忽略这段引文的特殊背景，这一研究的潜在的意义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文本是社会以及社会上发生的斗争的反映。无论如何，帝国主义使人们很快“脱离”文本，只关注现实的斗争。这就是文本的作用，其他的只是表面文章。
“脱离”文本，莫米利亚诺也是这样建议的，只不过他建议的方式不一样。的确，因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的作品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作品、作者和公众之间存在何种关系[8]，后来的人们将收集所有围绕历史学家，所有关于历史学家及其作品而写的见证，尤其是文学的见证（但不仅仅是文学的），以间接地知道他们及其作品在社会上的地位。
但是，不管是有意地“脱离”，还是不知不觉中“脱离”，总之在“脱离”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在文本“当中”，在如何“利用”文本的问题上，仍然有事可做。涉及古代史时，这种假设可以变成必然性：不仅利用文本有事可做，而且必须用文本来做，因为几乎不可能脱离文本。我们想到荷马的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利用背景，如果利用互文性呢？我们只有认真地对待文本，完全依靠文本时，才有可能对“尤利西斯的世界”有所了解。[9]在此之后，才提出了“如何”的问题：如何认真地对待文本？也就是说，读什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代表的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研究《历史》时，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文本上，我不相信我们会失去什么，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脱离作品的背景，虽然在文本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不“脱离”文本，不急于“脱离”文本，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禁闭”在文本当中，像待在一间舒舒服服的房子里一样，将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我们也不能发展对文本的“崇拜”，对文本的崇拜只不过是“英雄崇拜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几乎算不上是现代的形式”。[10]但是总起来说，我认为，如果说古代史对历史从理论上能够有所贡献，或者对我们所说的文献或者资料来源的思考有所贡献，那就是认真对待文本（历史文本或者其他的文本），并制定认真对待文本所需要的程序。
因此，《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历史》的意义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背景，首先是作者生平的背景（希罗多德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他被流放过，他旅行过，他到过雅典，后来他去了图里奥姆，他写了《历史》，后来他死了），其次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背景，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但是这些东西仍然十分模糊。虽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文本之间的互相联系，但是要想准确地说明其恰当性却并不容易。[11]而从长期来看，《历史》的地位是与说谎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作品引起人们怀疑的标志，但也是它的地位的标志，因为每次都应当标记出，都应当重申其作者的谎言。
只是考虑叙述者承认的打算或者声明的目的，显然是不够的。的确，从《历史》的前言开始，希罗多德便明说要与荷马和史诗一争高下，但是从一开始，实际上他做的事与他说的并不一致，因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当诗人援引缪斯的时候，他却要进行调查（historíē）了。[12]在写完九卷书之后，他用一种新的对城邦的记忆代替了史诗的记忆。也许在第七卷书中，对波斯军队的详细记录有点儿“像”《伊利亚特》第二章对战舰的描写[13]，但是后者是诗神缪斯口授的，而前者则是对某种计算的简单记录。因此，对于作者和公众的问题，我们代之以（至少是临时地代之以）叙述者和接受者的问题，我们用作品的效果来代替作品的作用，并充分地利用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于如何严肃地对待文本又不崇拜文本，我们以法伊为例来说明。法伊试图“抓住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叙述结构——不管叙述是不是虚构的——‘产生’了一个过程，而且通过叙述结构的‘变化’，在‘另外’一个方面产生了效果：这个方面就是行动及其‘现实的利益’。[14]但是，当然，话语的组合变化‘不是’行动。阻止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不是圣茹斯特（Saint-Just）和达利安（Tallien）的叙述组合，也不是一系列先后发表的讲话，而是司法执达员的手……但是，语言的一个领域形成了，有了这个领域，我们才可以研究决策的‘可接受性’。我们应当探索的，正是这些领域的形成过程——并由此对这些领域进行阐释和直接的探索，这就是话语的叙述功能”。[15]
我们以巴纳夫（Barnave）于1791年7月15日发表的讲话为例。他的讲话是替国王辩护，他在逃跑之后，也为君主立宪辩解。他的讲话首先是一篇自从8月4日夜以来，正在发生中的历史的叙述。讲话明确说：“带动群众参与革命活动的，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而是现实的利益。”因此，这意思也是在说，叙述和意识形态（指观念的表达）的层面不是行动；这意思也是在强调说，他自己的话“只不过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或者在更加‘现实’的层次上发生的事情的表面或者表象。但是同时，它是外壳，它容纳了在更深层次上或者在现实层面上发生的事，因为是它发现并表达了这种事。还不仅仅是如此，在它刚刚揭示的层面上，它‘产生’了某种效果：因为，在向国民议会揭示了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的同时，它带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委员会的报告准备的法案。宪法的颁布、立法议会的选举、一年的实际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效果，这就是叙述在这里产生的东西”。[16]
虽然对叙述过程的分析很简略（再加上通过我的介绍，就变得更加简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法伊还是指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同样清楚的是，对于提出叙述“效果”（Wirkung）问题的人来说，大革命的话语是一个极好的试验场。但是，难道大革命不是一个过于特殊的场合？在这个场合，当话语的权力变成权力的话语的时候，权力和话语互相联系得太直接了。的确，大革命是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权力掌握在以人民的名义讲话的人手中。这意思就是说，权力就在话语当中，因为从本质上具有公众性的话语是工具，它揭示了本来想躲在暗中的东西，因此也就是揭示了有害的东西，而且它形成了话语之间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赌注，话语是单独的、有资质的，所以才能把权力据为己有，但是话语是在征服人民的意愿这个转瞬即逝但又非常重要的场所互相竞争。大革命用‘为争夺合法性的话语竞争’代替了‘为争夺权力的利益斗争’”。[17]然而，如果说巴纳夫用他的叙述确实产生了“一年的实际历史”，他也深入地参与了这种“话语的竞争”：产生和参与是并列的。因此我认为，在分析时把革命者的话语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的话语，或者不把两者的话语进行对照），由此得出的分析结果是不能够直接推而广之的。[18]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上来。《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对谁，针对什么产生了效果呢？《历史》首先影响的是接受者：文本就是要对接受者产生效果的。针对什么产生效果呢？不是针对行动领域产生效果，希罗多德并不直接激励人们行动，他不会带来战争，不会带来和平，也不会带来民主的扩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急匆匆地脱离文本，可以是错误地脱离，原因是进入文本的方式就错了，是由于总想着不要离开现实，或者很快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脚踏实地的境地。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对人们的想象产生了效果，而这里说的想象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再现能力。[19]产生了什么效果呢？当然，文本是承载着知识的：它明确地提供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如果只关注这种知识的效果，那就会导致不考虑文本是如何组织故事的，就会把它作为故事丢掉，而只保留话语的内容（评论者根据未明言的批判功用而武断地进行分割，比如可以分割成可信的内容、合理的内容、迷信的内容等等）。但是，我所说的效果，是在故事的结构层次上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组织故事的结构时产生的效果：是叙述者用以建构其故事的东西，也是接受者用以“解读”故事、算计语句的意义的东西，或者还可以说是组织故事的潜在规则。
比如斯基泰王国的故事，决定故事的结构的，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产生这一故事的，是游牧生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城邦里的人来说，什么是游牧人呢？或者，再比如，对斯基泰祭司牺牲的解读结构，若从供奉牺牲品来说，似乎只是有名无实的祭祀，但只是从文明的用牛做牺牲品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这是作者没有明言的。[20]当然，“斯基泰”一词不是希罗多德创造的一个新的能指，恰恰相反，它就像是一张渔网一样，其本身拖带着一大堆共同的知识。有的人认为，“斯基泰”指的是北方的一个民族，但是也意味着游牧人，两种意思是共同存在的，我们说不清楚两种意思里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对于这些人来说，斯基泰人象征着游牧人。[21]因此，叙述者一说出这个词，便在故事中引入了游牧生活的问题。但是，他不是仅仅满足于将这个词引入故事，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这个词不是死的，叙述者还会加工它，甚至使词的象征意义成为话语的规则。如果对于公元前5世纪人们的共同知识来说，斯基泰人的确代表游牧人，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斯基泰的故事不会表达任何其他的东西，只能是尽力地表达、展示这种象征性的等式：斯基泰人=游牧人。我们还记得：第一个阶段是人种志清点的阶段，斯基泰人不仅仅是游牧人；第二个阶段是大流士的战争的阶段，斯基泰人只是游牧人，而且最终，他们只能是游牧人（这是词的象征意义的压力，但也是在解释那个等式：游牧生活，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前，是一种战略）。这就是斯基泰的故事对接受者的想象产生的效果。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的效果，以使之区别于简单的知识效果，以说明它不需要明确地表述出来，以强调它是具有结构性作用的：他可以让人明白什么是斯基泰人。
但是，《历史》从整体上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能不能标示出一种总体的效果，或者贯穿整个作品的一系列的效果呢？
我们开始先迂回一下，先改变一下语域，或者我们先用水彩画家来做个比喻。我们假设田野里有个水彩画家正在画画，最前面是他的画板，而且画板上固定着一个呈网状结构的画框，他透过画框来看他正在画的景致。一篇讲透视法的论文是这样描写这一装置的：“有些艺术家使用一个画框，画框里有一个用等距离线形成的网格，画家便用该网格给大自然画上方格……这种做法是阿尔布雷特·丢勒（Albert Dürer）创造的。也可以用一块上面画了方格的玻璃代替网格画框。”[22]在完成了的水彩画上，网格是看不见的，因此，观众看不到网格，然而，画家是通过网格看到景致，而且从潜在的意义上说，也是网格让观众看到画家所看到的景致的；或者网格让观众相信画家看到的东西，因为网格确定了他看到的东西的结构，而且很可能他也是通过这种结构才学会了看事物的，所以他就更不会注意到这些网格。我们有一种检查的办法，那就是让网格出现，或者再现在画面上。
《历史》和任何透视法都无关，但道理难道不一样吗？只不过网格框和画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正如画家用网格框将画面分成了一个个的方格一样，《历史》也有一个或者多个“网格”。而且这里说的“网格”可以有两种意思；首先是确定被称之为《历史》的故事结构的网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历史》就是画家的画，那么从画出发，我们就是要试图让网格重新显现出来，网格就是画的规律）。然后，《历史》也可以成为一种网格，也就是说叙述者透过“它”看到并想让接受者看到世界、相异者、希腊的过去等等，但是，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历史》是不是起到了网格的作用，我是不是可以说，除了《历史》作品之外，或者我们再用水彩画家的比喻来说，在后来的各个时代，有没有水彩画家把《历史》作为网格框，并透过这个网格框来看他们想用图画表现的东西？
水彩画的比喻当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的网格不是用线条或者丝线做成的，而是用语言。而且，不管蒙田（Montaigne）怎么说，因为没有个人的词典，没有“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语言是人们的共同知识塑造的。的确，语言操纵并加工人们的共同知识，同时语言也让人们的共同知识成为可能：语言纠正、补充人们的共同知识，甚至在必要时还会有助于改变人们的共同知识。因此，斯基泰的故事通过组织故事的规则，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共同知识当中“斯基泰”这个词的象征意义进行了修整和澄清。
这样一来，反作用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不是共同的知识对作品的反作用，而是相反，是作品对共同知识的反作用。的确，从逻辑上说，对希罗多德的斯基泰故事起组织作用的规则反过来也可以丰富人们的共同知识（通过某种战略，斯基泰人＜＝＞游牧人）：这是从作品的形成（象征性形成）向作为制度（象征性的制度）的作品的过渡，也就是向使人看到世界的网格的过渡，而通过网格来看世界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样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如何“脱离”文本的问题，但是这是通过语言，是在语言当中进行的脱离，而且是在想象的层面上起作用。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从影响的角度来考虑，或者没有从观念的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而且还是“气垫上”的观念的历史[23]，同时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把“想象”“网格”这些词当成奇迹一样的词来使用，认为只要一用了这些词，就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
我只是尽力想说明，在谈到《历史》时，我们说的“故事的效果”是什么意思，因此，我是有意地停留在文本的层面上。如果有人说，过程实际上要更加复杂，我当然是同意的，我只是再回到关于斯基泰人的问题上来，说明其复杂性。斯基泰的故事“丰富”了“斯基泰”这个词的象征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为了想象象征的等值性（斯基泰人=游牧人），作者参照了希波战争（斯基泰人捍卫自己，希波战争的作用就相当于对大流士远征斯基泰王国这一事件的一种理解模式），参照了伯里克利的战略（至少从岛屿特点的比喻上来看是这样）。如果说在希罗多德之后，斯基泰人的确仍然是游牧人，但是我们不能肯定的是，一旦远离了这一背景（作为事件的、想象的和象征的背景），希罗多德的“丰富”仍然能在人们的共同知识中起作用。从埃福罗斯作品中的斯基泰人来看，我们甚至倾向于完全否定这种说法。的确，埃福罗斯认为，重要的不是思考游牧生活的问题，而是指出，除了野蛮的、吃人的斯基泰人之外，还有别的野蛮人，但是这些野蛮人是素食主义者，而且是正义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和荷马描写的阿比奥伊人（Abioi）类似[24]，因此，他让荷马的标注有了意义，并在正义的阿比奥伊人和正直的斯基泰人之间具有了连续性。
对《历史》中的每个故事，也许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解读，一个一个地分析，但是这样做所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工作很有可能会枯燥无味，而且收益也可能会有限。然而我认为，在斯基泰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内容可以适用于整部《历史》。
游牧生活的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交集，那就是权力和无法想象游牧人的权力的问题。文本的确一致地说，游牧生活（也就是游牧生活的表现）与权力的结构是互相排斥的，斯基泰的空间是无区别的空间，各个地点都是一样的，而且斯基泰人的国王处在社会和地理空间的中心。对游牧生活和国王权力的表现两者之间似乎是互相排斥的，然而，希罗多德的故事让这两者共同存在着，甚至在两种命题之间建立了一种从空间上有所表达的折中：国王的确“处在中心”，但只是在死后，在被埋葬在斯基泰王国的边塞之地的时候。[25]为什么故事中不能“省略”国王呢？
因为斯基泰人是“为战争而生的”，而且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这样说，因为他们是蛮族人。这是我提出的假设，的确，蛮族人是有国王的。然而，我觉得，与城邦世界相比，权力，蛮族人的权力，因此也就是国王的权力的问题，贯穿整个《历史》，而且是作品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部件，正如水彩画的网格分割和组织画面一样，权力的问题确定了（至少是部分地确定了）《历史》的空间结构：有一种权力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