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什么让人相信：文本的效果？
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如何让人相信，让人相信什么，以及为了什么让人相信？从总体上来说，这实际上是《历史》的地位及其作用的问题，首先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的地位及其作用，这也是历史学家的地位的问题。
第一种回答是我不大提到的，却是迪伊洛斯、琉善、普鲁塔克、优西比乌以及其他几位历史学家的回答，因此也就是间接的传统，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给予的回答：希罗多德做过演讲。他在雅典、科林斯、忒拜或者奥林匹亚真的朗诵过或者读过《历史》的片段吗？他为此真的得到过报酬吗？[156]由于当时还没有历史，历史学家也还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他占据的是一种中间的位置，介于诡辩哲学家、贩卖知识的商人和吟游者，也就是贩卖故事的商人（也可以说是使用散文的吟游者）之间。[157]
第二种回答是否定的回答，通过与我们提到过的其他的人物进行对质，并一个个清除的方法，不管这些人物是不是属于《历史》中的人物。这种办法不是旨在说明为什么让人相信，而是旨在说明为什么不让人相信。
在爱奥尼亚暴动的时候，米利都的暴君阿里斯塔格拉斯来要求斯巴达人给予支持时，他带来了“一块铜板，上面刻着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河流的范围”。[158]在强调了波斯人的弱点（他们不会打仗）和他们的财富之后，他在地图上“让人看到”，军事行动很容易，因为从爱奥尼亚的城邦一直到国王的首都苏塞，所有的部族都是“毗邻”的。他用地图让与他对话的克里昂米尼相信，具体的空间与语言的空间的确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具体的空间与他先后列数的没有遗漏、相互之间没有间隔的各个部族是对应的：爱奥尼亚人与吕底亚人“毗邻”（échontai），吕底亚人与东弗里吉亚人“毗邻”，东弗里吉亚人与卡帕多西亚人（Cappadociens）毗邻……卡帕多西亚人又与奇里乞亚人（Ciliciens）接壤…… 一直到苏塞。阿里斯塔格拉斯假装相信，这张地图是按照实物大小对空间的表现，好像阿那克西曼德画的这张地图“与帝国的大小一样，而且每一点都与帝国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正好比博奇提到的那些地图。这种骗术要想起到作用，克里昂米尼应该不“会”看地图，应该相信从图上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也就是相信他听见的话都是真话。的确，提出的见证只是虚幻的东西，因为实际上它只是“听说”（akoé）而已。但是，克里昂米尼最终没有落入圈套，他没有问诸如地图比例是多大之类的事，而是突然提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步行需要多少天？阿里斯塔格拉斯吃了一惊，回答说三个月。“在此之前始终表现得十分精明（sophós），想骗人的他，走错了一步棋。”于是克里昂米尼将他赶了出去。
因此，对于阿里斯塔格拉斯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地理是有用的学问，在“打仗”时有用，或者至少是在“让人打仗”时有用，不是为了向参谋部提供信息，而是相反，让参谋部变得神秘莫测。有的谎言是表述行为的，而他就是这类谎言的坚定信徒和实行者，但总起来说，他的表现很差。如果有人这样使用地图制图术的研究成果，阿那克西曼德会怎么想呢？
希罗多德让人打仗了吗？《历史》中包含的关于蛮族人或者遥远部族的知识，被阿里斯塔格拉斯之类的人物真诚地或者虚伪地用来打仗，或者让人打仗了吗？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初之间，我相信没有。但是相反，在菲利普（Philippe）的远征计划和征服亚历山大（Alexandrie）的准备过程中，希罗多德的文本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的。[159]
他占据的位置是他的前任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所无法比拟的，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是拥护（stasiōtéōn）阿里斯塔格拉斯的人之一。在一次会议当中，当需要决定是不是暴动时，他利用自己的知识说服人们不要参与暴动：“所有人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都倾向于参加暴动，除了杜撰故事的人（logopoiós）赫卡塔埃乌斯之外。首先，赫卡塔埃乌斯不建议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战争，在列数（katalégōn）受大流士或者其势力统治的部族之后，他见未能说服参加会议的人，便退而求其次，劝告参加会议的人确保用船控制海域”；[160]他也知道很多的名字。同样，当暴动的形势变得不妙时，他再一次向阿里斯塔格拉斯提出建议，而他的建议再一次没有被接受。[161]也许赫卡塔埃乌斯是以他的能力的名义讲话的（而且正如希罗多德指出的那样，他的能力未能带来任何成效），但是，如果说他可以讲话，那首先是因为他是米利都的公民，因为他属于一个贵族家庭。而希罗多德是一个流放者：是从哈利卡纳苏斯落难而来的，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他都是一个外国人，不管是在萨摩斯岛还是在埃及，不管是在本都还是在雅典。至少在他来到图里奥姆之前[162]，他始终是外国人，最多算是个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他被排斥在政治之外，而且他的知识不可能直接变成权力：他的话语不是直接的政治。
他是旅行者，但他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的旅行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Gênes）城堡塔楼里口授自己的回忆录之前，是大汗在帝国遥远省份的眼线，在他执行使命的过程中，他的确看到了大汗想知道的一些东西：“他像个仲裁员一样，像个知道主子的所有恶习的人一样，他用尽心思打听、了解所有可能讨大汗欢心的事情。他把该干的事干得很好，感谢上帝，而且他知道如何说一些新奇的、怪诞的事。而大汗觉得马可·波罗是个十分称心如意的人，这给马可·波罗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63]而希罗多德没有直接充当任何人的眼线，也没有受命于任何君王，以充当特使或者撰写宇宙志。
他也不是某个君王的历史学家。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他没有和任何有权势的人签订合同，以接受人家的授权，或者应人家的需要而撰写历史。[164]比如，他的地位与布列塔尼人纪尧姆（Guillaume le Breton）没法比，纪尧姆是替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管理小教堂的神父，是第一个将布汶战役（Bataille de Bouvines）说成是一个重要事件的人。[165]与很多人的作品中写的相反，希罗多德不是一个效忠于伯里克利的人，他没有因为城市过去的光荣而捍卫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政策，或者，如果像雅各比（Jacoby）一样，在两个希罗多德之间进行区别，那在人们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做准备的时候，他也不是雅典的使者。[166]因此，他不是某个君王或者城邦的宇宙志作者、史学家和顾问。即使我们按照普鲁塔克对《历史》的解读来看，他的“恶意”也没有放过任何人，包括所有的个人和家庭，或者城邦，也包括雅典和阿尔克马埃翁家族（Alcméonides），而且他对蛮族人的关注（philobarbarie）甚至使他成了希腊人的叛徒。[167]
以上都是否定的确定，是他没有占据的地方，因此，以上也是人们不相信他的一些理由。总而言之，问题的困难来自历史之父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这一事实。如果说某个地方“会导致”产生某种效果，同时也“禁止产生其他的效果”[168]，但是对于他的情况来说，我们不能将某个文本和某种位置直接联系起来，不是为了让文本来将就位置，而是为了通过将它们放在一起，抽提出他的话语的组织规律。但是，我们不应当从在空间意义上说的表面上的不在现场，过渡到司法意义上的不追究：不能由于缺乏证据，就把案件了结掉。
的确，到目前为止，为了什么的问题（为了什么而让人相信）有两个回答，而且我们对两个回答都感到不满意：一个是因为答案求助于外部的，而且明显是后来才有的传统；另一个是因为答案只满足于圈定了否定的问题（为什么他不让人相信）。但是还有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前边一些论述指明的道路，把希望完全放在文本上面。的确，我相信前边一些章节的分析结果为这个为了什么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回答的元素。我们说的不是希罗多德对自己，对他的作用明确地说了什么，因为，除了前言之外，对他自己和他的作用，他什么也没有说（当然这种态度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文本对接受者产生的效果，我们可以评估这一效果，尤其是通过叙述者在故事中让自己起到的作用来评估，通过所有的表述标记所起的作用来评估。因此，我们不是要将一个地方和一个文本联系起来，或者让文本去凑地方，而是要勾勒出叙述者在故事内部的地位，这样，在文本范围之外，便可以指出一个位置，并“禁止”其他的位置，或者划定一个地方的范围。
前言是从荷马的作品中照抄来的，十分清楚的是，史诗的模式在希罗多德的企图当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如果史诗是他要与之竞争的对象，他也要与之划清界限。叙述者也许是一个吟游者，甚至是个行吟诗人，但是，他是一个使用散文的吟游者。两种文本使人相信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对于一种情况来说，缪斯是最后的担保者[169]，而对于另一种情况，叙述者是最终的担保者。“我知道，因为我目睹了”，这是见证；“我知道，因为我曾耳闻”，这是调查（historíē）。在史诗当中，缪斯通过诗人之口在说话，而在《历史》当中，是叙述者说“我说，我写”；与史诗不同的是，叙述者是话语的唯一主语，“调查者”（hístōr）看见和听见，说和写，而叙述者只是通过这些不同的表述标记才存在的，而这些表述标记是文本让接受者相信的动力。
他是表述的唯一的主语，他什么都知道。正如荷马和赫西俄德整理了神的世界的秩序，“勾画”了诸神的形象一样，而他则制定了各种不同的部族，为他们分配了角色，确定了国界：他让可见的、可勘察的和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事物重合在一起；他建构了一个对世界的表现，这个世界既是知识又是权力（dúnamis）。在叙述者一边，叙述者通过产生对世界的表现，或者是在确认知识与权力，或者是想得到这种知识与权力，但是在一个或者相继而来的多个接受者一边，这样的知识与权力也是有的，那是在他或者他们阅读这一对世界的表现的时候。在叙述者一边，以最好的方式综合了这种知识与权力的文字，就是“sēmaínein”（揭示）。的确，叙述者通过在故事中直接和间接的参与，目的就是要“揭示”，就是为让人看见，让人相信。因为所谓“揭示”，就是让没有看见过某件事的人们看见和知道这件事：正如在某个海角窥伺敌人的舰队，并警告人们舰队动向的人一样；[170]这就是见证。但是，这也是让不拥有此类知识的人看见和知道：超人的知识，比如来自神示的知识，像特里通（Triton）那样的知识；[171]不同寻常的知识，好比克洛伊索斯为了向西律斯提供建议所拥有的知识那样；[172]或者“调查者”的知识，调查过的而且知道前人犯了错误的人；[173]或者知道在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最先采取敌对行动的人的名字；[174]或者知道斯基泰王国海岸线的长度；或者知道海边一直到苏塞的王家大道准确距离的人。[175]而且，在勘察的技术和皮提亚的知识之间，有一种比喻的关系，如果真像给克洛伊索斯的信使的答复中说的那样，皮提亚知道有多少粒沙子，知道大海有多大。因此，“揭示”的意思就是说，叙述者既是吟游者，又是勘察者。
叙述者是表述的唯一的主语，是表现差别的人；他是彼处和此处之间的渡越者，或者是叙述者所在的世界和叙述者叙述的世界之间的“通道”（póros）。在叙述者所在的世界里，为了让人相信他叙述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展示和使用一系列相异性的修辞法，而说到底，这种修辞法的句式和程序是以两个项之间的极化为基础的，这两个项就是“他们”和“我们”，是“相异者”（不管他们是如何多种多样）和“希腊人”。比较、相似性就是这样运行的，“thma”（奇闻逸事）（我就是相异者的实在）、翻译、颠倒也是这样起作用的，颠倒是极限，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反面，如果“他们只是”我们的反面的话。
这种极化（他们/我们）的倾向是如此之大，甚至超出了这种修辞格的表达，因为这种极化最终证实，对斯基泰王国的解读是根据系统的差别原则进行的。只有假设是希腊“文化”将形式赋予了斯基泰的文化，我们才有可能开始理解什么是斯基泰的“文化”。将这两种文化以及“其中一种文化当中有的东西，而另一种文化当中必然没有的模式”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差距。在解读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再试图明确这种差距的意义，同时分析其组织的规律。对斯基泰国王的葬礼及其丧葬祭祀就是这样，祭祀中的牛“自己煮自己”的奇怪景象，或者围绕阿瑞斯的神像组织的战士祭祀使这种相异性达到了顶峰。
有“他们”，而“他们”恰恰具有多样性：显然，波斯人与埃及人不同，埃及人又与斯基泰人完全不一样，如此等等。即使是在游牧部族内部，生活方式也不同。但是同时，故事在暗地里小心翼翼地排除了第三者。[176]斯基泰人和阿玛琮女战士的情况就是这样。斯基泰人的相异性是相对于希腊人来理解的，在接受者的共同知识当中，希腊人作为第二个项，从潜在的意义上产生影响，作为参照项起作用。但是，阿玛琮女战士一出场，机制便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变化，斯基泰人变成了几乎和希腊人一样的人。好像故事无法相对于斯基泰人的相异性，来想象处在第二个层次上的阿玛琮女战士的相异性，斯基泰人的相异性是相对于希腊世界来理解的，那么为了让接受者理解这另外一种相异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重建一种二元的结构：她们/我们，也就是说，她们/斯斯泰人，而这时的斯基泰人又几乎与我们一样。
在分析大流士的波斯人在斯基泰王国的行为时，两个项之间的这种极化已经在产生作用。在斯基泰王国，波斯人的行为几乎和重装步兵一样，而在希腊，他们的行为则像蛮族人一样，因为他们不会打仗。[177]这种行为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按照故事的逻辑，斯基泰人简直就是捍卫自由的雅典人。因此，我们看到的，难道是几乎与重装步兵一样的军队和几乎与雅典人一样的人对垒？斯基泰人的战略具有相异性，波斯人打仗的方式也具有相异性，那该如何表现斯基泰人的战略在面对波斯人打仗的方式时的情景呢？因为这两种相异性都是相对于希腊的模式思考的（斯基泰人来无影、去无踪/不以排兵布阵的方式对敌）。但是，如何相对于其中的一种来思考另一种呢？如何让“来无影、去无踪”的斯基泰人和“不以排兵布阵的方式对敌”的斯基泰人这两者发生关系呢？如何让人看见和让人相信呢？故事将两个项当中包含的相异性最少的那个项清除掉了：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就是波斯人，于是波斯人就变得与重装步兵几乎一样了。剩下的还有面对方阵时的“来无影、去无踪”的斯基泰人（从今往后，“来无影、去无踪”被提升到了真正的战略的地位），其相异性由此而得到了更好的突出。
最后，谈论相异者，这显然是一种谈论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故事真的无法摆脱“他们”/“我们”的极化，这种极化也建立了故事坚不可摧的结构。因此，文本的一种效果，至少是间接的效果，就是有助于圈定这一“我们”。[178]
的确，谈论相异者，就是一种让人看见对世界的表现的一种方式，确定这个世界的极限，清点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民族，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假设希腊人占据着中间的位置：我们再次想到的是《历史》中的地理，想到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的流向，想到对称原则的应用；这就意味着根据意识当中的希腊空间来建构对世界的这一表现，而希腊的空间当中总是包含有一个观察者（一个希腊的观察者）。
谈论相异者，也就是让人知道在“他们”和“我们”之间，除了文化的不同之外，最深刻的差别是政治或者权力的差别：与平等民权相对立的，是君主制与暴政；相异者是王权。更加准确地说，那就等于是建立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围绕着一个因素发展，这种因素对于“我们”是一个问题，甚至使“我们”成为问题。比如斯基泰的故事就是这样。斯基泰人的做法，故事中的修辞格和程序表明了这一点，而且总起来看都是围绕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他们怎么能是游牧人呢？对于生活在城邦中的“我们”来说，这些奇怪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对于《历史》的叙述者来说，游牧人的存在并没有化简为非存在，那是因为，由于岛国的比喻，游牧生活可以翻译成战略的内容，在“我们的”战略中是这样。
因为，虽然说文本发挥的是种族优越的作用，说的是“他们”和“我们”，是“他们”相对于“我们”之类的事，叙述者讲述的世界被翻译成叙述者所在的世界，但是，文本的特殊之处是，文本没有故意地，也没有系统性地以希腊为中心。“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未来：希罗多德不像修昔底德一样相信，今天的蛮族人生活得像从前的希腊人一样。[179]相对于他们来说，他也不认为自己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他的文字并不是蛮族人话语的真理，他也没有把蛮族人的话语统统归在神话一类。反过来，对于“我们”，相异者也不是真理；相异者不是我们应当模仿的某种符合天性的生活之模式。希罗多德的阿纳卡西斯既没有向希腊学习，也不是古希腊文化的殉道者，不过，他也不是犬儒主义生活的代表，不是蔑视城邦生活及其萎靡精神的人，他不是希腊人应当仿效的模式。[180]不，他与同胞斯基莱斯一样，也是一个违规的人，他以为能够跨过边界而不受惩罚，或者他“忘记”了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边界的。因此，总起来看，有“他们”和“我们”之分，而且希罗多德既不是文化的热衷者，也不是天性的捍卫者。
相异者，“他们”，在故事中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以非人称的方式出现的。[181]对此，没有任何奇怪之处：相异者是由叙述者作为语句的主语引入故事的，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他们都不是表述的主语，他们是为了我们（我+你）而被产生出来的。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常常被第三人称代替：不是“我们”，而是“希腊人”，因此，也就成了非人称的形式：相异者和希腊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他们”和“他们”。[182]
［“Héllēn”和“Héllēnes”是单数和复数形式的“希腊人”的意思，而句子中的“他们”和“他们”（eux et ils）则是“他们”的宾格和主格的两种形式。——译者注］
是谁在使用这种称呼呢？是叙述者在讲话，在讲述从前的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希腊人做了这种事或者那种事，认为这种事或者那种事如何如何……“希腊人”的意思也是指居住在某些地区的“某些”希腊人（比如本都的希腊人），或者具有某些希罗多德认为是错误的或者愚蠢的观点的“某些”希腊人。[183]说希腊人，对于叙述者来说，总而言之是一种把自己从中分离出来的方式。如果的确，“我们”就是“我”+“你”的话，也就是说，就是“不与其他人区别的一种从总体上的说法”的话[184]，说“希腊人”，就等于是加强叙述者作为唯一的表述主语的作用，作为唯一知道是他在叙述的地位。
通过一系列表述标记而运用的相异性修辞的格和程序，他是看见的主人，是知道的主人，是相信的主人，他命名、清点、分类、计数、测量、勘察、整理，他划出界限，他分配赞美和谴责，他并不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记得曾经说过的话，总而言之，他知道。他让人看见，他让人知道，他让人相信。
[1] 参见菲林：《关于希罗多德研究的参考书目》，柏林—纽约，1971年（D. Fehling, Die Quellenangaben bei Herodot, Studien zur Erzählkunst Herodots, Berlin-New York, 1971）。
[2] 碑铭和文学科学院于1891年组织了一次会考：“研究希波战争的传统；确定战争形成的因素，分析希罗多德的故事以及其他作家提供的资料”。奥维特的书《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auvette, Hérodote, historien des guerres médiques）是会考的答卷。
[3] 雅各比：《古典古代时期百科全书》，352—360（Jacoby, R.E., 352-360）。参见雷德菲尔德：《游客希罗多德》，见于《古典语文学》，第80期，1985年，第97—118页（J. Redfield, “Herodotus the Tourist” , Classical Philology, 80, 1985, pp. 97-118）。
[4] 参见本书前文第98页及以后部分。
[5] 莫米利亚诺：《古典世界的历史学家及其公众，几点建议》，见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年鉴》，第八卷，1978年1月，第59—75页（A. Momigliano, “The historians of thd classical world and their audiences: some suggestions” ,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VIII, 1, 1978, pp. 59-75）。
[6] 莫米利亚诺：《古典世界的历史学家及其公众，几点建议》，见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年鉴》，第八卷，1978年1月，第59—60页。
[7] 拉科斯特：《希罗多德》，第一卷，1978年，第5页（Y. Lacoste, Hérodote, I, 1978, p. 5）。拉科斯特并不是古代史的专家，而且他的目的是研究地理，而不是希罗多德本人，但是在这里，这些都不重要。另外我们很奇怪地注意到，拉科斯特及其团队选择了希罗多德的名字作为一本以研究地理专业的考古学为主旨的批判性杂志的名字；同时他们已经说明希罗多德（作为拉科斯特的例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地理学家，也就是说，是为总参谋部服务的。
[8] 参见前文所引莫米利亚诺的作品。
[9] 芬利：《尤利西斯的世界》，新版本，巴黎，1978年（M.I. Finley, Le Monde d’Ulysse, nouv. Ed., Paris, 1978）。
[10] 法伊：《叙述理论》，第130页（J.-P. Faye, Théorie du récit, p. 130）：“除了两个对称的暗礁之外——一个是天真的机械主义的观念（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观念产生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另一个是对‘文本’的崇拜，是古老的‘英雄’崇拜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几乎算不上是现代的形式——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两个方面共同前进，在语言的‘社会学’和‘历史’的语义学这两个方面共同前进，这种方法将可以用来破解意义的物质性，用帕斯特纳克（Pasternak）的话说，就是在整个世纪都被意义充满了的时刻来破解它。”
[11] 托多洛夫：《符号学和解释》，第60—61页（T. Todorov, Symbolisme et interprétation, pp. 60-61）。
[12] 斯文布洛：《话语与大理石》，隆德，1976年（J. Svenbro, La Parole et le marbre, Lund, 1976）。
[13] 《伊利亚特》，II，484及其以后部分；希罗多德，VII，60及其以后部分。
[14] 这种说法是从巴纳夫那里借用的（1791年7月15日的讲话）：“带动群众参与革命活动的，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而是现实的利益。”但是，恰恰是在讲这种话的同时，他在这方面“产生”了某种效果（他向国民议会揭示了他自己的现实利益）。
[15] 前文所引法伊的作品第112页。
[16] 法伊：《叙述理论》，第107页。
[17] 孚雷：《思考法国大革命》，巴黎，1978年，第73页（F.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 p. 73）。
[18] 法伊（第111页）的确考虑了历史及其“根本过程”，从初始的叙述一直到“历史化的故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故事）：“在作为行为的历史之链条的两端，而且将交叠或者交织在一起的、相关的各种层面包裹在一起：一方面是初始叙述或者直接叙述的网状结构，该结构产生了基本过程，并将基本过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历史化的叙述，该叙述将同一事实的各种版本化简为唯一的一种版本”，并“以真实故事的名义消除初始叙述永久性的、产生作用的网状结构”。但是，他更加明确地研究了链条的第一个端部（巴纳夫），而不是第二个；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他以希罗多德为例提到了这第一个端部，说希罗多德的故事作为对初始叙述的消除，从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真实”故事的定义范围。我觉得，法伊是正确的，他认为历史的“古典时代”开始于修昔底德。
[19] 效果：我们也可以想到台球的比喻，对某颗台球施加某种效果，让该球撞击另一颗球，以将另一颗球打向算计好的方向。想象：这是历史学家们开始喜欢用的一个词。人们从心理历史过渡到了想象的历史。这个词的好处是它的意义比“心理”更加模糊（因此从潜在的意义上说，也就更加广泛），可以建构历史的新的客体。至少在过多的不确定事物产生损害之前是这样。
[20] 参见本书前文第280页及其以后部分。
[21] 托多洛夫：《符号学和解释》，巴黎，1978年，第11页（T. Todorov, Symbolisme et interprétation, Paris, 1978, p. 11）。
[22] 迪博夫：《论透视法》，巴黎，第208页（G. Tubeuf, Traité de perspective, Paris, p. 208）。
[23] “气垫”是从沃维尔（M. Vovelle）那里借用的一种说法：“阿里耶斯的《新历史词典》（Ph. Ariès，Dictionnaire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1978, p. 343）让人们对死亡的态度根据某种‘集体无意识’所特有的活力，在气垫上发生了变化，而没有另外定义什么是集体无意识”。关于对“影响”概念的批判，可以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巴黎，1969年，第32页（M.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1969, p. 32）。
[24] 《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品残篇汇编》中埃福罗斯，（F. Gr. Hist., 70 F 42，Jacoby）说，他是第一个撰写通史的历史学家（约公元前4世纪）。
[25] 参见本书前文第236—239页。
[26] 作为这种种判断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瓦特在《希罗多德与政治》［见于《希腊与罗马》，1972年，第150页（K.H. Waters, “Herodotus and Politics” , Greece and Rome, 1972, p. 150）］中说的话：希罗多德“没有宪法的等级制度；对传统暴政的仇恨被证明是海市蜃楼，对民主的赞美也被证明是合适的”。亦可参见乌斯特：《希罗多德的政治思想》，慕尼黑，1935年（K. Wust, Politisches Denken bei Herodot, Diss, Munich, 1935）。
[27] 希罗多德，II，147。
[28] 希罗多德，I，96。
[29] 希罗多德，IV，102，106。向南，利比亚人有国王（IV，159）；向东的印度人表面看起来没有国王，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波斯大王的臣民；对于向西的凯尔特人，作者什么也没有说。
[30] 希罗多德，III，80—82。关于这一文本参考书目非常多，我们可以参见拉塞尔最新发表的文章《希罗多德与普罗泰格拉：关于宪法的争论》（F. Lasserre, “Hérodote et Protagoras : le dabat sur les constitutions” , Museum Helveticum, 33, 1976, pp. 65-84），文中有参考书目的说明。
[31] 希罗多德，VI，43。我们可以注意到希罗多德使用的是动词“dèmokratésthai”，因此，对于他来说，奥塔尼斯的平民政权=民主政权。
[32] 奥塔尼斯开始时使用的词是“moúnarchos”（君主）和“mounarchiē”（君主制），后来又用“turannos”（专制暴君），最后又回到“moúnarchos”（君主）。
[33] 当奥塔尼斯讲到君主制度的时候，他的意思也是指暴政，但是当奥塔尼斯提到平等民权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群众的权力”（plḕthos）。他认为，这是比真正的暴政还要糟糕的暴政，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群无知的“húbris”（傲慢的人）。关于第二点，大流士的理解也是一样的。
[34] 奥塔尼斯说，掌握了君主制权力的“最好的人”（aristos）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个暴君；大流士回答说，或者大流士说的话并没有回答奥塔尼斯的话：“任何事物都不会比一个唯一的政府好，如果它是最好的。”
[35] 瓦特：《希罗多德的暴君和独裁者：关于客观性的研究》，威斯巴登，1971年，第41页（K.H. Waters, Herodotos on Tyrants and Despots, a Study in Objectivity, Wiesbaden, 1971, p. 41），其中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参考书目。瓦特也提到了那场波斯的争论，以证明在权力词汇的使用中，没有任何稳定性。亦参见费利尔：《希罗多德论暴政》，见于《历史》杂志，第27期，1978年，第385—399页（A. Ferrill, “Herodotus on tyranny” , Historia, 27, 1978, pp. 385-399）。下面这段话也是瓦特说的：“关于他如何对待暴君，他如何对待波斯大王的详细研究，只证明他的一种完全客观的立场，只证明他关注事实及其理性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第100页）
[36] 希罗多德，V，92。
[37] 希罗多德，V，93。
[38] 希罗多德，V，78。
[39] 希罗多德，IV，137。
[40] 希罗多德，III，44。
[41] 希罗多德，V，96；VI，107。
[42] 希罗多德，VII，6；VIII，52。
[43] 希罗多德，IV，70。我们知道，他后来在薛西斯身边扮演了“翻译”的角色：因为薛西斯对希腊人的行为一窍不通，有好几次要求他“翻译”，薛西斯认真地听他说，但是并不相信他说的话（VII，101，209，234）。
[44] 在关于国王和暴君之间的关系的这份材料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入童年的故事：比如，西律斯的童年（I，107及以后部分）和库普赛鲁斯的童年（V，92）之间的比较；参见德尔古：《俄狄浦斯或者征服者的传说》，巴黎，1944年（M. Delcourt, Œdipe ou la légende du conquérant, Paris, 1944）。
[45] 贝纳戴特：《希罗多德研究》，海牙，1969年，第137页（S. Benardete, Herodotean Inquiries, La Haye, 1969, p. 137）。
[46] 希罗多德，III，53。
[47] 希罗多德，I，96。
[48] 希罗多德，V，32。
[49] 希罗多德，III，31；II，108；IX，108。
[50] 希罗多德，VI，62：他让朋友发誓，说他们二人可以在对方的财产当中选一件“物品”，对方选了什么一定要给。在这伙国王和暴君当中，这是又一个斯巴达的国王。
[51] 希罗多德，I，8。他过分地赞美她，以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想让自己的心腹巨吉斯看见身体赤裸的她。
[52] 希罗多德，I，205。冈比西斯则声称要跨过沙漠去攻打长命的埃塞俄比亚人，沙漠也是一种海（III，25）。
[53] 参见本书前文第119页及其以后部分。
[54] 希罗多德，VII，34。在这些“勇敢的修桥者”的队列当中，还有克洛伊索斯，他跨过了哈里斯河（Halys）——这条河是吕底亚与米堤亚之间的边界——从而破坏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也就是他自己的帝国。
[55] 希罗多德，VIII，109。
[56] 希罗多德，V，102。
[57] 希罗多德，VII，53。
[58] 希罗多德，I，8。
[59] 希罗多德，III，16，27，30，37，等等。
[60] 希罗多德，I，61。
[61] 希罗多德。在III，130；VII，22，35，54，56，223；VIII，109（赫勒斯滂海峡）中都提到鞭子，西律斯的正式的身份还是牧牛人的儿子的时候，被一起玩的孩子们选中当国王，他立刻用鞭子抽打一个不听他命令的米堤亚贵族的孩子；这个典型的“国王的”举动使他得到了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的承认（I，114—116）。
[62] 希罗多德，III，16，29。
[63] 希罗多德，VI，81。
[64] 希罗多德，IV，3。这是斯基泰的故事，不过也是希腊式的斯基泰故事。
[65] 希罗多德，IV，71—73；参见本书前文第240页及以后部分。
[66] 希罗多德，IV，202。经过如此残忍的报复之后，尤其是作为一个希腊女人，费雷蒂姆的下场很惨：她的全身上下爬满虫子，活生生地被虫子吃了。其他用木桩钉死人的例子：III，132，159（大流士）；IV，43；IX，78（薛西斯）。
[67] 希罗多德，III，48。施密特-庞戴尔：《暴君的历史，或者城邦是如何建设其边缘的》，见于《历史上的边缘人和被排斥的人》，巴黎，1979年，第217—231页（P. Schmitt-Pantel, “Histoire de tyran ou comment la cité construit ses marges” , Les Marginaux et les exclus dans l’histoire, Paris, 1979, pp. 217-231）。关于买卖阉人的商人以及做这种行业所遇到的麻烦，希罗多德，VIII，105—106。
[68] 希罗多德，III，69，79；VII，35，238；VIII，90（118）；IX，172。
[69] 希罗多德，III，154—155。亦参见III，118：一个波斯人擅自动用这种国王才有的权力，并因此付出了代价。
[70] 希罗多德，IX，78—79。
[71] 希罗多德，VII，233。
[72] 色雷斯人除外。色雷斯人认为，身上有标记（stízein），说明是贵族（eugenés）；相反，如果没有标记，那说明出身贫贱（希罗多德，V，6）。
[73] 比如VI，83（阿尔戈斯的奴隶和他们的主子）；V，78（雅典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IV，127（大流士要求斯基泰国王承认他是独裁者，斯基泰国王回答说，他只承认宙斯和赫斯提亚是独裁者）；同样，马萨格泰人承认太阳是独裁者（I，212）；似乎只有蛮族人才与神有这样的关系。这一标志也说明，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权力只能通过国王权力的模式才能想象；最后，VII，104（法律的自由对斯巴达人的强制作用，比恐惧对国王的臣民的强制作用更加可靠）。
[74] 希罗多德，VII，104。
[75] 希罗多德，III，80，142；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巴黎，1965年，第一卷，第185—229页（J.-P. Vernant,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Paris, 1965, t. I., pp. 185-229）。
[76] 参见前文所引瓦特（K.H. Waters）的《希罗多德与悲剧》（Herodotos and Tragedy）第86页及以后部分。作品中列有参考书目。瓦特当然是反对这样一种看法的：希罗多德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文学——“vivant res, pereant tragoediae might have been his motto”（第100页）。
[77] 见于前文所引乔斯的作品第35页。
[78]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索福克勒斯：悲剧》，巴黎，1973年，前言，第17页（P. Vidal-Naquet, Sophocle, Tragédies, Paris, 1973, préface, p. 17）。
[79] 热尔内：《希腊法律和道德思想的发展研究》，巴黎，1917年（L. Gernet, Recherch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ensée juridique et morale en Grèce, Paris, 1917）；阿特金：《古希腊的道德价值和政治行为》，伦敦，1972年（A. Atkins, 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Ancient Greece, Londres, 1972）。
[80]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821—822（Eschyle, Les Perses, 821-822）。
[81] 希罗多德，I，8（坎道列斯）；II，61（阿普里伊）；III，40，43，124，125（波利克拉特斯）；IV，79（斯基莱斯），205（费雷蒂姆，apéthane kakôs）；VI，84（克里昂米尼，apéthane kakôs），135（米尔蒂亚戴斯Miltiade）；IX，109（玛西斯戴斯，Masistès）；III，65（冈比西斯，凡是应该发生的事，人力是无法阻挡的）。
[82] 希罗多德，VI，132—136；参见皮埃尔·维达尔-纳凯：《索福克勒斯：悲剧》，第18页（P. Vidal-Naquet, Sophocle, p. 18）。
[83] 希罗多德，III，66。
[84] 让-皮埃尔·韦尔南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巴黎，1972年（J.-P. Vernant et P. Vidal-Naquet, Mythe et tragédi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1972）。
[85] 希罗多德，III，33；V，42。可以为这两个违规的伙伴写两本《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里借用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体史书《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注）
[86] 希罗多德，VI，75。
[87] 希罗多德，III，16，27及以后部分，37。
[88] 希罗多德，V，70。
[89] 希罗多德，III，31—33。
[90] 希罗多德，III，64。
[91] 希罗多德，VI，75。
[92] 克劳德·勒弗尔：《作品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巴黎，1972年，第68页（Cl. Lefort, Le Travail de l’oeuvre : Machiavel, Paris, 1972, p. 68）：“《君主论》中的切萨雷·波吉亚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英雄，他让人想到君主的作用，而且他的特点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其他人物的特点不一样，比如与吉奥冯帕果罗·巴利奥尼（Giovompagolo Baglioni）或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相比。”但之所以说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英雄，还有另外一种意思，不是因为同一作品内部的人物之间的不同，而是因为英雄和“历史上的切萨雷·波吉亚”之间的不同：差别与歪曲是“作品象征形成的一个难得的标志”。同样，如果说希罗多德的冈比西斯是个疯子，“历史上的冈比西斯”似乎并不是这样。
[93] 参见本书前文第253—259页。
[94]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品残篇汇编》，F 58/Nicolas de Damas, F. Gr. Hist., F 58, Jacoby）暗示说佩里安德是七圣人之一，但实际他本人是拒绝承认这一点的。
[95] 主要参见欧里庇得斯：《哀求者》，452及以后部分（Euripide, Suppliantes, 452 sq）；柏拉图：《理想国》，565 d及以后部分（Platon, République, 565 d sq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e, Politique, livre V）。
[96] 柏拉图：《法律篇》，694 a及以后部分（Platon, Lois, 694 a sq）。
[9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5 a 20（Aristote, Politique, 1285 a 20）。
[9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3 a 4。
[99] 希罗多德，II，127。关于测量的技术（一个斯塔得的长度是多少，等等）参见奥尔特尔：《希罗多德的埃及故事》，波恩，1970年（Fr. Oertel, Herodotos ägyptischer logos, Mit einem metrologischen Beitrag und Anhang, Bonne, 1970）。
[100] 希罗多德，IV，85。其他测量的例子见于I，93；II，31，149；V，52。
[101] “帕拉桑日”（parasange）是阿拉伯文的音译转写，波斯（伊朗）的距离单位，等于5.6千米。——译者注
[102] 希罗多德，II，6；V，53。
[103] 希罗多德，IV，45。
[104] 希罗多德，II，142，143。
[105] 希罗多德，I，47。
[106] 比如赫卡塔埃乌斯，参见《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品残篇汇编》，1 F 49, 113 a, 116, 207, 229（F. Gr. Hist. 1 F 49, 113 a, 116, 207, 229）。
[107] 希罗多德，I，5。
[108] 希罗多德，IV，30。关于离题话，参见雅各比：《古典古代时期百科全书》，第379—392页（Jacoby, R.E. 379-392）；勒格朗：《希罗多德，前言》，第234—235页（Legrand, Introduction, pp. 234-235）；格贝：《希罗多德的主题及其一致性的问题》，载《历史》第17期，1971年（J. Cobet, Herodots Exkurse und die Frage der Einheit seines Werkes, Historia, 17, 1971）。
[109] 离题话的例子，希罗多德，II，35；III，60；IV，30。
[110] 希罗多德，IV，82。其他的例子：I，40（áneimi es tòn lógon）；VII，137（épáneimi），239（áneimi）。
[111] 蒙田《随笔集》（Montaigne, Essais）恰恰是想避免这样的批注（“内容”本身应该足够）；参见前文所引查理（M. Charles）的作品第15页。
[112] 前文所引吉奈特的作品第252页。
[113]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enys d’Halicarnasse, A Pompée, 3, poikilèn eboúlethe poisai tḕn graphḗn）。
[114] 希罗多德，IV，44。
[115] 希罗多德，IV，40。
[116] 希罗多德，IV，45。
[117] 希罗多德，III，115。
[118] 希罗多德，IV，181，185。
[119] 希罗多德，IV，17。
[120] 希罗多德，IV，25。
[121] 希罗多德，IV，197。
[122] 希罗多德，185。
[123] 儒勒·凡尔纳：《征服者罗布尔》（J. Verne, Robur le Conquérant）：这种计划恰恰是地理学家能够做得很好的事，如果他有一艘“信天翁号”飞艇的话。
[124] 希罗多德，II，6—9。劳埃德在《评论集》第41—59页（A. Lloyd, Commentary, pp. 41-59）对这些测量的困难之处做了一个小结。
[125] 希罗多德，IV，99—101。
[126] 勒格朗，对第四卷书的说明，第40页。
[127] 希罗多德，IV，181，185。
[128] 希罗多德，III，25，26；IV，150，179。
[129] 希罗多德，II，33—34。
[130] 雷姆：《希腊的风之花》，载巴伐利亚学院的《会议报告》，第3期，1916年，第1—104页（A. Rehm, “Griechische Windrosen” , Sitzung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3, 1916, pp. 1-104）。尼尔森把这个主题接过来也做了一些研究，参见《风在希腊和拉丁语中的名称》，见于《中世纪古典作品》，第七期，1945年，第1—113页（K. Nielsen, “Les noms grecs et latins des vents” , Classica e Medievalia, 7, 1945, pp. 1-113）。
[131] 希罗多德认为，北风（Borée）就是北边来的风，或者北方地带的风，而不是像在希波克拉底的文章中那样（perì hebdomádōn），指东北风；参见II，26——假设我们把Borée和Notos颠倒过来；III，102；IV，99。
[132] 希罗多德，II，25。
[133] 希罗多德，II，26。
[134] 《论空气、水和土壤》第12页（这里指的是小亚细亚的希腊）。
[135] 希罗多德，IV，42。
[136] 希罗多德，IV，17—25以及IV，99—101。
[137] 比如，在IV，17—25，希罗多德使用“apṓ”（3次），“hupér”（3次），“katúperthe”（8次），“parà”（1次），“epí”（7次），“ana”（1次），“metà”（2次），“mechrí”（3次），“ek”（1次），“es”（1次），“émprosthe”（1次），“pérēn”（1次），“sunechées”（1次）。除此之外，还使用了一些复合动词，比如“uperoikeîn”“diexeltheîn”“diabaínein”；总共是36种这一类的空间确定方式。
[138] 希罗多德，IV，20。
[139] 希罗多德，IV，19，21，22，23。
[140] 希罗多德，IV，181，185。
[141] 行吟诗人是古希腊的艺术家，大多用乐器给自己伴奏，演唱史诗。和吟游者的区别是，行吟诗人是诗人，他演唱的史诗是他自己写的。荷马就是典型的行吟诗人。——译者注
[142] 希罗多德，II，。
[143] 作为可以指某种特殊知识的“sēmaínein”，尤其参见II，53；IV，179；V，54；VIII，41。我们也想到赫拉克利特在谈到德尔斐的上帝时说的话，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隐藏，他只表达意思（sēmaínei），fr. 93；更何况在前文第501—502页，在丈量者和皮提亚的知识之间，出现了一种至少是比喻的关系。
[144] 参见本书前文第98页及以后部分。
[145] 关于在文学历史领域提出问题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方式，参见姚斯：《接受美学》，法译本，巴黎，1978年（H. R. Jauss, Pour une esthétique de la réception, trad. Paris, 1978）。
[146] 修昔底德，I，6，6。
[147] 《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品残篇汇编》，133 F 128（F. Gr. Hist., 133 F 128，Jacoby)；参见皮尔森：《亚历山大大帝丢失了的历史》，伦敦，1960年，第112—149页（L. Pearson, 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res, 1960, pp. 112-149）。更加普遍的论述见于穆雷：《希罗多德与希腊文化》，见于《古典季刊》，第22期，1973年，第200—213页（O. Murray, “Hérodotus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 Classical Quarterly, 22, 1973, pp. 200-213）。
[148] 希罗多德，II，5；那尔肖斯（Néarque, F. Gr. Hist., 133 F 17）；阿里安：《远征记》，V，6，6—8（Arrien, Ababase, V, 6, 6-8）；阿里安：《印度》，II，5—6（Arrien, L’Inde, II, 5-6）：“在印度的西部，边界是印度河，一直到海洋，印度河的入海口有两个，这两个入海口之间并不像伊斯特罗斯河的五个入海口那样相距很近，而是像尼罗河那样形成埃及三角洲。”或者III，9，“印度河比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加起来还要宽。”
[149] 希罗多德，II，5。
[150] 阿里安：《印度》，VI，5—8。
[151] 希罗多德，II，19—28。
[152] 阿里安：《印度》，XXV，5。
[153] 希罗多德，IV，42。
[154] 希罗多德，III，102。
[155] 阿里安：《印度》XV，4。
[156] 详见莫米利亚诺：《古典世界的历史学家及其听众》，第62页（Momigliano, “The Historians of the Classical World and their Audiences : Some Suggestions”, p. 62）。
[157] 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些诡辩派哲学家。也有人谈到古典时代的吟游者，比如，理查德森：《诡辩派时代荷马式的教授》，1975年，第65—81页（N.J. Richardson, “Homeric Professors in the age of th sophists” , Proc. Cambr. Philol. Soc., 1975, pp. 65-81）；西利：《从费米奥到伊翁》，载《希腊研究杂志》，LXX期，1957年，第312—351页（R. Sealey, “From Phemios to Ion”，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LXX, 1957, pp. 312-351）——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相对于这两个群体的人来说，希罗多德具有何种地位的问题。
[158] 希罗多德，V，49—50。
[159] 穆雷：《希罗多德与希腊文化》，见于《古典季刊》，第22期，1972年，第206页注1（O. Murray, “Herodotus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 Classical Quarterly, 22, 1972, p. 206, n. 1）。
[160] 希罗多德，V，36。参见南奇：《希罗多德关于爱奥尼亚暴动起源的观点》（Nenci, “Le fonti di Erodoto sull’ insurrezione ionica” ,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Rendiconti, 5, 1950, pp. 106-118）。
[161] 希罗多德，V，124。
[162] 参见前文所引莫米利亚诺的作品第61页。从间接的传统来看，希罗多德是图里奥姆人，而不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对他的出身缺乏决断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所谓的。
[163] 马可·波罗，第14页（Marco, Polo, Éd. I, Hambis, p.14）。
[164] 参见马林：《故事是陷阱》，巴黎，1978年和《故事的权力和权力的故事》，见于《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25期，1979年1月，第23—43页（L. Marin, Le récit est un piège, Paris, 1978, et “Pouvoir du récit et récit du pouvoir” ,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5, janvier 1979, pp. 23-43）。
[165] 迪比：《布汶的星斯天》，巴黎，1973年，第14—18页（G. Duby,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Paris, 1973, pp. 14-18）。
[166] 斯特拉斯柏格：《希罗多德与伯里克利的雅典》（H. Strasburger, “Herodot unddas perikleiche Athen” , in Hérodot, éd. Marg, Wege der Forschung, XXVI, Darmstadt, 1965, pp. 574-608）；福尔那拉：《希罗多德解释》，牛津，1971年，第37—98页（Ch. Fornara, Herodotu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Oxford, 1971, pp. 37-98）。
[167] 参见本书前文第446页。
[168] 德·塞尔托：《历史的书写》，第15页（M.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 15）。
[169] 参见前文所引斯文布洛（J. Svenbro）的作品。亦可参见克洛德·卡拉姆：《古希腊的故事》，巴黎，1986年，第70—79页（Cl. Calame, Le Récit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1986, pp. 70-79）。
[170] 希罗多德，VII，92，219。
[171] 希罗多德，IV，179。
[172] 希罗多德，I，89。
[173] 希罗多德，II，20。
[174] 希罗多德，I，5。
[175] 希罗多德，V，54。
[176] 参见本书前文第392—394页。
[177] 参见本书前文第112页及以后部分。
[178] 在前四卷书中，像这样的情况不少于160次。
[179] 修昔底德，I，6，6。
[180]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I, 101（Diogène Laërce, Vies des philosophes, I, 101）。
[181] 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第一卷，第228页（É.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 I, p. 228）。
[182] 根据鲍维尔（Powell）的统计，有不少于539处“Héllēn”和“Héllēnes”的情况；虽然不能把所有这些情况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但总数还是很能够说明问题。
[183] 希罗多德，比如II，2，10，45。
[184] 前文所引本维尼斯特的作品第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