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游牧人的问题
人怎么能是游牧人呢？传统的回答是：你只要是斯基泰人，那你就是，你就必须是游牧人。的确，传统认为，“游牧人”和“斯基泰人”这两个词是相当的：斯基泰人就是游牧人，游牧人就是斯基泰人。从斯基泰人的形象中，希腊人的共同知识就记住了这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变成了“真正的”斯基泰人的形象，异国的情调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没有两个截然分开的时刻：先是一种形象，然后是第二种，完全覆盖了第一种。的确，自从有人第一次开口说出“斯基泰人”这个词的那一天起，异国情调就开始产生影响了。
当普罗米修斯向伊俄讲述他经历的漫长的痛苦时，他向她说到“游牧的斯基泰人”：“从这里出发，你先向初升的太阳的方向转，走过没有耕地的草原，一直走到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地方。他们住的房子是用柳条编成的，高高地安置在轮子很大的车上，他们肩上挎着射程很远的弓箭。你要避开他们……”[1]同样，作为食客的诗人，《鸟》的作者（在想让人送他一件大衣时）也引述品达的诗，而且提到“游牧的斯基泰人”：“在游牧的斯基泰人那里，在没有用梭子织成的布做衣服的斯基泰人那里，我要远离牧群而流浪（alâtai strátōn）。”[2]品达还提到“载在车上的房子”。斯特拉波指出[3]，一般情况下，“凡是北方已知的部族，希腊古人（archaîoi）都用斯基泰人这样一个名字指称（荷马在作品中称之为游牧人）”。《苏达辞书》（Souda）的词条“游牧人”中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对游牧人的定义是这样的：“Boskómenai agélai”（边走边吃草的牧群），“kaì éthnē skuthiká”（以及斯基泰部族的人）。[4]因此，斯基泰人的的确确是游牧人。
但是，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斯基泰人的确是游牧人，可是《历史》中的游牧人不是只有斯基泰人，好几个其他的民族也有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些波斯人的部族（génea）是游牧人；有些印度的人种（éthnea）是游牧人；再往北，被西律斯攻打的马萨格泰人也是游牧人。在塔纳伊斯河的东边，与斯基泰人为邻的布丁人和安德洛法奇人是游牧人。在南边，利比亚人也是游牧人，他们在一片广大的地域内流动放牧，从埃及一直到特里多尼斯湖（Tritonis）。最后，希罗多德还提到过一次作为游牧部族的埃塞俄比亚人。[5]所有这些部族的共同点就是不种地、不播种、不住在房子里，在此基础之上，这些部族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是食物上的差异：很多部族都是以奶制品为食的（利比亚人、马萨格泰人和斯基泰人），但并不是所有游牧部族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吃熟食，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熟食（印度人和布丁人吃生食）；大部分人都吃肉，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肉（某些印度人就是素食者，而且布丁人吃松针）；安德洛法奇人是食人族，但是书中明确说这是一个例外，而且在希罗多德记录在案的所有北方部族中，安德洛法奇人的习俗最为野蛮（agriṓtata）。关于性方面的习俗差别也很大：有的部族有婚姻，有的没有；有些部族，比如印度人，“与人当众交媾”，像“牲畜一样”，其他的人在交媾时要单独躲在一旁。利比亚人埋葬死去的亲人，“和希腊人一样”；斯基泰人的埋葬方式不一样，但还是埋葬死去的亲人；印度人和马萨格泰人用老人献祭（húousi），而且趁机大吃一顿（kateuochéontai）[6]，可他们都是游牧人……因此，虽然游牧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人们各有各的生活规则；一旦提出没有农业这个根本性的区别之后，希罗多德笔下的游牧人并不都是一样的，从北向南，人们的行为也并非一成不变。另外，如果我们把斯基泰人和其他的游牧人放在一起来看，斯基泰人的游牧人特点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的确，他们的生活方式当中采用的一些方法所包含的相异性（相对于希腊的生存方式来说的相异性）并不是很大：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吃熟食，而且有祭祀。
斯基泰人是游牧人，他们和其他的游牧人一样只是游牧人，甚至并非永远是游牧人。我们还记得斯基泰人起源的第一种说法，斯基泰人自己的说法[7]：他们在那里接受了金制的物品（其中包括牛轭和犁），三兄弟当中最年轻的弟弟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了。总而言之，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游牧人。当然，希罗多德最终并没有把这种说法揽在自己名下，甚至也没有记在故事的名下，故事讲的主要是王权的起源，而不是斯基泰人的起源。
至于第二个版本，也就是本都的希腊人讲述的版本，和前一个版本一样，主要也是与王国的起源有关，而不是斯基泰部族，叙述者也没有把这一版本记在自己的名下，但是与第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在这个版本中没有农业问题，也不牵涉斯基泰人的定居问题。文中只是说，斯基泰斯一个人成了整个领土的主人，他的两个兄长阿伽锡索斯和盖洛诺斯不得不离开。总起来看，这个由本都的希腊人打造的故事并不违背希腊人共同的知识，希腊人都认为，斯基泰人是游牧人。
另外，希罗多德还明确说——他说得十分明确——斯基泰人不仅是游牧人。这话是在他开始探索斯基泰王国，并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部族的时候说的：“我们认为，我们将讲述我们听说的范围尽可能广阔的所有准确信息。”[8]因此，他是要把“听说”（akoḗ）来的所有信息都收集在一起，条件是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准确的处理（atrekéōs）。从奥尔比亚出发[9]，首先遇到的是卡利皮德斯人（Kallipides），卡利皮德斯人是“希腊斯基泰人”（Helléno-Sythes），然后再往上（húper），是阿拉综人（Alazons），这两个部族的人都“播种，并以小麦为食”（speírousi kaì sitéontai）。再往上，是“种地的斯基泰人”（arotres），他们播种小麦，但是并不以此为食。[10]这是第一群部族的人，再向东，过了波里斯泰内河之后，就是“种庄稼的斯基泰人”（geórgoí）。[11]从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说，“arotres”和“geōrgoi”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也许是这样的：从事“arotres”的人播种，也耕地，但是从事“geōrgoi”的人只播种，不耕地；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不吃面包，连小麦也不生产。叙述者的确说过，在潘迪卡佩斯河以远遇到的“斯基泰游牧人”，他们“什么庄稼也不种，也不耕地”（oúte ti speírontes oudèn oúte aroûntes），也就是说，这些人不吃面包，不生产小麦，而且根本就不懂任何形式的农业。
就这样，我们根据以上的统计划出了游牧生活的范围：游牧人的地盘（chṓrē）位于潘迪卡佩斯河和盖尔罗斯之间，也就是相当于步行14天的路程。在盖尔罗斯人之后，最后是“王家斯基泰人”：“他们是最高贵的（áristoi），也是人数最多的（pleîstoi）群体，他们把所有其他的斯基泰人都看成他们的奴隶。”他们如何生活呢？文中没有明确说，只说他们是王家的人，这就是他们的整个存在：他们就是权力。因此，从西向东，可以相继遇到四个斯基泰人的群体：前三个群体是根据他们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定义的，最后一个根据与权力的关系定义。根据口头文学的传统（akoḗ）从事研究的人种志学家，会从以上的清点统计当中得出结论：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是游牧人。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与人们共同的知识分别了开来。斯基泰人看起来是一个游牧部族，似乎与其他游牧人的部族一样，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游牧人。然而，从文本所表达的整个意思来看，他们让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游牧人：说到底，斯基泰人是游牧人，甚至只是游牧人。举几个例子：从文本一开始，他们便被介绍成游牧人。文中甚至提到他们的游牧生活，以解释一种不寻常的做法（虽然什么也解释不了）：如果说斯基泰人把俘虏的眼睛弄瞎，那是“因为他们不耕地，而是游牧人”，[12]这是用一种奇怪现象解释另一种奇怪现象，用来解释的奇怪现象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引申的范围更大。据希罗多德接受的斯基泰人起源的版本说，“游牧的斯基泰人”从亚洲来到欧洲，占据了一片荒漠。[13]当大流士越过伊斯特罗斯河之后，向东“追踪”一部分斯基泰人时，正常情况下（也就是根据对各个部族位置的描述），他本应当穿过耕地的斯基泰人的地盘、播种的斯基泰人的地盘、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地盘，然后到达王家斯基泰人的地盘，最后才能进入萨尔马提亚人的地盘，然而，事情恰恰相反，文中明确说，在一路穿越的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抢劫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个荒芜的国家（chérsos）”。[14]因此，随着对战争的叙述，似乎空间变了，到处都是走马放牧的地方：从伊斯特罗斯河到萨尔马提亚的边境，到处是一片荒芜之地。为了应对波斯人的进犯，斯基泰人的计划是“让孩子和女人们坐着车”一直向北[15]，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是游牧人。最后，伊丹西尔斯在回答大流士的问题时，是以游牧人的口吻讲话的，而且是纯粹的游牧人的口吻：“我今天所做的事，从根本上说，与我平时做的事并无不同；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一样，我们斯基泰人都是走马放牧的人。”[16]因此，除了游历和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种学小插曲之外，这些人只是一些游牧人。是什么让我们从“不仅是游牧人”过渡到了“仅仅是游牧人”的呢？尤其是，为什么大流士战争的导演者把斯基泰人说成仅仅是游牧人呢？
当然，人们的共同知识是起了作用的。人们的共同知识认为，斯基泰人和游牧人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但是这还不够。应当指出的是，在战争叙述开始时，他们再没有别的形象，他们只是游牧人，这的确使我们再次回到叙述的限制上来。正如我们前边所看到的那样[17]，叙述的限制，就是来自要使斯基泰人成为“雅典人”，要使斯基泰战争成为另一场希波战争；相对于斯基泰战争来说，希波战争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理解的模式。但是，将斯基泰人认同为雅典人的倾向，尤其是作为自由的捍卫者，在一定的时候，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局限。雅典人是本地人，他们生活在城邦里，而斯基泰人不懂农业，不了解城邦的生活。在这一点上，纯粹叙述的限制（斯基泰人几乎等于雅典人）遇上了人种学的话语要求（斯基泰人具有游牧人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差别是存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限定性。
但是，我认为必须分析得更加深刻。认为他们仅仅是游牧人，这也属于叙述的限制。在这场战争中，的确，斯基泰人必须占上风，在这一点上，它是希波战争的重复。波斯大王从亚洲来到欧洲之后，便不可能不受惩罚地走出斯基泰人的领地，但是，又不大可能让斯基泰人大规模地列队和波斯军队开战：也许是因为波斯的军队比他们强大得多，但也是因为传统上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换句话说，斯基泰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不让敌人找到他们，让敌人找不到通向他们那里去的道路（póros），他们来无影去无踪。雅典人有“用木头制成的城防”，也就是他们的战船，而斯基泰人最为可靠的防护[18]，那就是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从结构上说，一边是让敌人没有办法找到他们，另一边是海上的舰队，这两种手段有着同样的地位，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在叙述中起着同样的作用。比如，对战争的叙述便牵涉如何迷惑敌人的问题，而且这是叙述限制的一部分。然而，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人（áporoi）只能是游牧人，而且游牧人的特点在叙述中具有某种作用。
如果说斯基泰人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人，那他们只能是游牧人；如果他们是游牧人，那他们必然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叙述者的人种学话语将系泊在这两个命题的联系当中，我这里说的人种学话语，指的是希罗多德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以思考游牧生活。在理论上，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和游牧生活的基础一样，希罗多德在策略上将两者标示了出来；让敌人无路而进，这至少是策略上的选择，也是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人们共同的知识假设的这种特点（斯基泰人=游牧人），是叙述的要求（斯基泰人必须是大流士抓不住的人），希罗多德的人种学话语将斯基泰人的这种特点理论化了（游牧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也是一种战略，而这种战略的空间形象恰恰就是让敌人无路可进），因此，人们共同的知识、叙述的要求和人种学的要求，以及各自的限制就这样聚在了一起。[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