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
文明的产生、稳定和成长需要经过难以计数的时间。
伊斯兰教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伴随着穆罕默德而兴起的，这是一个事实，但另一方面，贸然做出这一论断也会使人误入歧途，且难以理解。与此类似，基督教伴随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诞生，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先于他而诞生的。没有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就不会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这两种新型宗教都依托于一个业已存在的文明实体，都从该文明实体中获得其灵魂。从一开始，它们就可以依托一个丰富的遗产，一个丰富的过去，一个活生生的现在，以及——已经如此——一个未来。
作为一个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近东的新形态
·恰如基督教承继了罗马帝国，是其延长部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近东，而这里或许当算世界上开化之民最古老的汇集地。
这一点意义至为重大。伊斯兰文明把一系列古代地缘政治义务、城市范式、制度、习惯、仪式和由来已久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信仰：即便从宗教本身而言，伊斯兰教也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亚伯拉罕家族、《旧约》及其严格的一神论联系在一起。对伊斯兰教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耶稣是穆罕默德之前最伟大的先知，只有穆罕默德才超过了他。
生活：直至现在，伊斯兰教仍保留了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古老仪式。在《天方夜谭》（《阿拉伯之夜》）中，向君王致意的方式是“跪吻大地”。这种做法在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oès I，公元531—579年在位）的宫廷中就已流行，在此之前无疑就已存在。16、17世纪及更晚的时候，欧洲驻伊斯坦布尔（Istanbul）、伊斯法罕（Ispahan）或德里（Delhi）的大使认为，这对自己尤其是他们所代表的君主是一种耻辱，力图避免向当地君主行跪拜礼。许多世纪之前，希罗多德[1]就对他在埃及见到的种种行为愤愤不平。“在露天街道上，他们彼此半拜倒在地，以示问候；他们把手置于膝下，其行为与狗无异。”这种问候方式至今仍然流行。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一些细节、实例。土耳其浴（hammams）事实上是古罗马浴的残存，阿拉伯征服者把这种洗浴方式带到了波斯及其他地方。穆斯林所说的相当于我们西方人所述“我们的圣牌与肩布”（nos médailles et scapulaires）的法蒂玛[2]之手（la main de Fatma），已经装饰着迦太基的墓石。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Emile Félix Gautier）记述过这些事实，他毫不迟疑地认为穆斯林的传统服装与巴比伦人的服装相同，与2400多年前希罗多德的描述完全一样。希罗多德写道：“巴比伦人首先穿的是长及膝盖的亚麻袍子。”戈蒂埃评论道，在阿尔及利亚，这种长袍被称为“冈杜拉”（gandourah）。“在冈杜拉的外面，他们再穿上一件用羊毛做的袍子［我们把它称为吉拉巴（djellaba）］；吉拉巴之外是一件白色小斗篷［我们可称之为白色小伯诺斯（burnous）］；他们头上戴的是一种圆锥形帽子（我们称之为fez，非斯帽，或tarbouch，塔布什帽）。”
如此一来，要分清伊斯兰国家中哪些东西真正属于穆斯林，哪些不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昨天还在强调，北非特产粉蒸羊肉（couscous）据说源于罗马人，甚或布匿人！具有典型穆斯林特征、在埃及和马格里布到处可见的带平台的低矮房屋，肯定无疑地问世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这种建筑既与带柱廊的希腊建筑相似，也与“我们时代最初几百年以来的阿拉伯建筑”非常相像。
这是一些具体细节，不过它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与西方文明一样，伊斯兰文明是一种衍生的文明（une civilisaiton dérivée），借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是第二程度的文明（civilisation du second degr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近东先于它的多变、充满活力而混杂的文明的熔岩之上。
因而，伊斯兰教的历史既不是开始于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也不是开始于穆斯林进行令人头晕目眩的征服活动的第一个十年（632—642年）。确切地说，它肇源于近东无从追忆的遥远历史之中。
近东的历史
曾由亚述人予以统一的近东，在很长时间内（公元前546—前486年），随着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3]、冈比西[4]和大流士[5]的征服活动而进一步连接在一起。两个世纪过后，由上述阿契美尼德王朝（Achéménides）诸王创建的庞大结构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所率希腊和马其顿联军的攻击下（公元前334—前331年）分崩离析。亚历山大所取得的胜利甚至比一千年后阿拉伯人的征服还要迅速。
从广义上说，这一千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殖民”时期，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作为殖民者，他们建造了像安条克（Antioche）、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e）那样的城市的大型港口，创建了类似塞琉古王朝（Séleucides）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Lagides）的马其顿那样庞大的国家。尽管他们在其臣民之间游移不定，但他们并没有与臣民融合在一起；他们从不在乡村居住，那里仍然是异域土地。实际上，就像后来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那样，人数不多的希腊—马其顿人拓殖了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其语言、行政管理方式强加在那里，并把他们的一些活力赋予那里。
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继续存在下去；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庭——另一个希腊文明——取而代之之后，它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不久之前，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为这一大规模的殖民冒险活动所缠扰：历史终有一天会把这些冒险推到一边，仅留一些遗迹在其身后。
作为一个殖民地，近东并不喜欢其外来的主子。自公元前256年起，帕提亚阿尔萨克王朝（Parthes Arsacides）［自公元224年起是波斯萨珊王朝（Perses Sas-sanides）］控制着横跨伊朗、自印度河边缘到叙利亚摇摇欲坠的边界的广袤地区。罗马和拜占庭与这一强大、有组织和好斗的邻居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战争，后者实行封建官僚制度，有一支庞大的骑兵，在远东与古代印度、古代蒙古和古代中国相连。波斯骑兵使用的弓箭可以击穿罗马人的护胸甲，这种弓所用的箭镞可能来自古代蒙古人。波斯人在“优越的琐罗亚斯德教（la religion supérieure de Zoroastre）的鼓舞”下，顽强地抗击着“入侵者的希腊化主义（hellénisme）”。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敌对并不妨碍它偶尔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被查士丁尼[6]放逐的希腊哲学家们在底格里斯河畔大都会泰西封（Ctésiphon）找到了避难场所；另外，正是经由伊朗，遭到拜占庭迫害的基督教异端分子聂斯脱利派[7]到了中国，后来在那里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
·在多事的近东，为了反对希腊人的存在而皈依基督教，招致持续不断的、激烈的宗教斗争。阿拉伯最早的征服者（634—642年）迅速找到了同盟军。
叙利亚在634年、埃及在639年分别向这些新来者张开了欢迎之手。更出人意料的是，波斯在642年迅速表示臣服。这一旧的帝国因与罗马和拜占庭进行的长期斗争而精疲力竭，尽管拥有马和大象，却无法卓有成效地保卫自己，或者说面对骑着骆驼的阿拉伯战士的凶猛进攻根本无法保卫自己。近东投降了，把自己交由入侵者支配。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阿拉伯人发现，征服北非更为困难一些。但在此之后，他们于711年极为迅捷地侵占了西班牙。
总之，除小亚细亚受到拜占庭保卫和救援的山区之外，阿拉伯征服者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了整个近东，随后由那里向西方大规模推进。
阿拉伯人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
（1）他们的突然袭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他们的进攻把城镇孤立起来，快捷而有毁灭性，迫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称臣，此为这种进攻自然而然的结果？
（3）为在近东发生的现在可以称为“非殖民化”的渐变累积到顶点所致？
图3 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
这三种假说无疑都有其道理。不过，从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短时段的解释是不够的。无论是被征服一方的默许、放任，还是厌倦，都不能说明为什么阿拉伯人的这一成功如此持久。由于长期的共存，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由来久远的宗教和道德认同感，有一种密切的关联，这种说法不是比上述几种假说更有意义吗？穆罕默德传播的这种新宗教实际上是在近东腹地锻造成型的，与其根本性的内心冲动相吻合。
在其扩张的初期，伊斯兰教仅仅是复活了曾经长时期极为强大的古代东方文明，至少是大厦的“第二神柱”（阿拉伯自身是第一神柱）。作为一个文明，它牢牢地以极其富裕的地区为根基，当时阿拉伯半岛则看上去非常贫瘠。
伊斯兰教的命数就是在一个不同的轨道上为这一年迈、衰老的文明重新注入活力，并把它带到难以想象的高度。
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直接起因使我们马上面对一个人、一部书和一个宗教。
·穆罕默德决定性的成就是在公元610/612年（这一年代存有疑问，但大致可靠）至632年他去世之间取得的。
当时，阿拉伯地区因敌对部落和联盟的纷争而陷入分裂状态，大门洞开，对外来影响不加任何防备，向波斯、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Éthiopie）、叙利亚和拜占庭帝国所属的埃及进行殖民活动的种种努力打开了大门。没有穆罕默德，它永远不会实现统一，并在借此加强力量后向北方广阔的边界派出劫掠队伍。
拜占庭和帕提亚这一对争斗了数百年的宿敌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贫瘠的一个近邻地区会出现一个大敌，也没有对此表示过丝毫的担心。阿拉伯人确实进行过凶狠的劫掠活动，但这些从事劫掠活动的人来去匆匆。看上去没有任何令人感到惊慌的理由，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边疆地区——往往是无人荒地（no man’sland），处在“肥沃新月地带”的边缘，波斯人和希腊人曾进行过拉锯式的争夺？
随着穆罕默德取得的成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关的学术研究使我们可以透过后人的渲染美化而了解他的生平，但去掉金色涂层之后的真实画面却显得更加生动、引人。穆罕默德出生在公元570年左右，在其人生的前40年历经了许多苦难。只是到了40岁那年，即在610—612年之间，他才从不为人知的模糊状态中崛起。“斋月（Ramadan，伊斯兰历九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在离麦加（La Mecque）不远的“希拉（Hira）山一个山洞里”，正在他熟睡之时，“永恒的声音（la Parole Incréée）注入了无际的世界，同时圣书出现在这位先知的怀中”。在睡梦中，一位神秘的人物向他出示了“一卷盖满印迹的布书，命令他好好阅读”。穆罕默德说：“我不识字。”天使则一边打开环绕着穆罕默德的布书一边说：“读吧，读吧。”“我读什么呢？”“以创造人类的主的名义去读吧。”……“安拉的选民静思冥想，意识到一部书深入到了他的内心。”［德尔芒让（E.Dermenghem）］这里应补充一个细节：此处译为“读”的那个词也可译作“传教”，因而我们仍然不清楚先知本人到底是否会识文断字。
这种神圣的历史已经广为人知。穆罕默德如何在听了大天使哲布勒伊来（l’Archange Gabriel，即那位神秘来客）[8]的话之后自认为是安拉的使者，是《圣经》传统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如何在开始时，他的追随者唯有他的妻子赫蒂彻（Khadidja），而他的亲戚，麦加城富裕的商人，几乎马上对他采取敌对态度；在那时他的命运如何完全难以预料，处在失望、发疯的边缘，差点自杀身亡。我们没有必要通过追溯同时代人的叙述，通过先知的说教（hadits），通过《古兰经》的章节（sourates）——后人辑录而成的穆罕默德的启示——来一步一步地再现穆罕默德“朝拜圣地的历程”。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这一“无与伦比的”文献（此为其神圣起源的证明）以及穆罕默德说教的优美、爆炸性力量和“纯粹的乐感”。穆罕默德曾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这些说教往往先于这一阶段。诗歌非同寻常，节奏非常有力：即使在译文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一特点。就这种含义来说，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阿拉伯地区相当于荷马史诗阶段：诗歌开启了它的耳目和心智。
在若干年中，先知仅仅向人数不多的忠诚于他的小圈子传道，其中一些人是他的亲戚，一些人非常不幸，一些人异常贫穷。埃及、叙利亚和海湾之间的长途商队使商人致富。除他们之外，麦加也有劳工、艺匠和奴隶。这些下层人士中有一位叫比拉尔（Bilâl），他是一位黑人奴隶，阿卜-巴克尔[9]替他赎回了自由；阿卜-巴克尔是先知的朋友，后来成了他的岳父。比拉尔是伊斯兰教第一位穆安津[10]，他负责召集穆斯林进行祈祷活动。
富人对穆罕默德的说教先是感兴趣，继而感到困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不久就对此感到惊恐。在他们的威胁之下，穆罕默德的一些门徒到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避难，另有60余人逃到了麦加以北的雅特里布（Yatrib）绿洲。穆罕默德到那儿与他们会合。雅特里布更名为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这一逃离事件或“希志来”（l’Hégire，另作赫吉拉）成为伊斯兰历纪元的起点（622年9月20日）。请注意，这里也可补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麦地那城似乎得名于真正的希志来出现之前。
在那一时期，麦地那四分之三的居民是农民，同时存在着两个敌对的阿拉伯部落，另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大都是商人。穆罕默德对犹太人起初非常友好，继而表示蔑视，最终则持敌视态度。伊斯兰教的礼拜从前面向的是耶路撒冷，现在则转向了麦加。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持续纷争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生存，逃难的穆斯林劫掠了他们的邻居，洗劫了麦加的长途旅行队。经过十年的战斗，先知穆罕默德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麦加。在种种巨大的困难面前，他显示出了非凡的决断能力、审慎态度和耐心。
·作为一种启示宗教（religion révélée），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的含义是“顺从”，即顺从真主安拉）逐渐根据未来的《古兰经》的章节和先知的言行举止而形成。这一信仰具有一种堪称典范的简朴特征。
伊斯兰教的“五个支柱”是：信奉单一的神安拉，除他之外，别无神灵，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即chahada）；每天礼拜五次；伊斯兰历九月即斋月的29天或30天禁食；天课，即救济穷人；到麦加朝圣。护教战争（jihad）即圣战不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但后来变得异常重要。
伊斯兰教的宗教象征体系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性，但其中的许多观点互相矛盾，这导致人们对其神秘主义做出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解释。就此而论，伊斯兰教神学与基督教非常相似：两者都潜在地涉及困难的灵修道路。
至于礼拜，先知受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关做法的启示。然而，在朝圣方面，他维持了阿拉伯人和麦加的传统。他实际上保留了更早的互相关联的朝圣习俗——到麦加的克尔白古庙（la Kaaba，即天房）和该城附近的阿拉法特山（le mont Arafat）朝圣，可能是古老的春季节期和古老的秋季节日，其中前者类似于《旧约》中的住棚节[11]。这些由来已久的仪式的深层含义已因时间久远而不为人所知，现在则转化成了新的形式。“穆罕默德归并了这一旧的制度，并在事后通过一种文化传奇证明它的合法性。他宣称，亚伯拉罕及其子以实玛利[12]（阿拉伯人的祖先）在他们那个时代就组建了圣克尔白祭坛，组织了相伴而生的朝圣活动。这样，相对于摩西创建的犹太教和体现在耶稣身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取得了优先地位。”把对亚伯拉罕的祈求解释为政治考虑，解释为仅仅是一种断称伊斯兰教拥有优先地位的愿望，这还不足够吗？难道宗教不是有其自身的宗教逻辑，有其自身的真理吗？优亚基姆·穆巴拉克（Youakim Moubarac）就是这么断言的（《〈古兰经〉中的亚伯拉罕》，1958年）。路易·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则认为：“伊斯兰教把亚伯拉罕尊为第一位穆斯林——确实是这样，从神学上讲确实是这样。”
伊斯兰教向穆斯林施加了严格的宗教戒律。关键的一点，同样是要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宗教惯例在穆斯林的生活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包括法律在内，所有的一切都肇源于《古兰经》。比起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宗教习俗在伊斯兰世界的活力要大得多了。1955年路易·马西尼翁写道：“在1360年里，每年到阿拉法特山朝圣的各国人士计有15万人。”在复活节，法国一个典型村庄中有多少人去教堂，在埃及一个典型村庄，就有同等数量的人进行上述这种朝圣活动。优势显然在伊斯兰教那一方。但这必定意味着更强烈的宗教信念吗？往往由于所承载的文明，基督教罹受了内部的磨难。这些伊斯兰国家迄今大都没有遭受过这种苦难。这难道不是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古老、不变的社会为根基，而在这些社会中，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本身的其余方面一样，宗教仪式持续未变吗？
阿拉伯半岛：一个几乎没有城市化的文化的问题
在穆罕默德所取得的成功和伊斯兰教的扩张过程中，广袤的阿拉伯半岛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对此做出回答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伊斯兰世界中，城镇起着首要作用：穆罕默德生活在麦加的城市世界中，在那里经营（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麦加位于仍然保持原始状态的阿拉伯半岛的边缘。
当时，麦加的繁荣仍是为时不久的事，这种繁荣因它与遥远的异域城市的联系而产生，且仅仅与大规模的贸易和麦加商人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相关。无疑，正是在叙利亚的城镇里，而不是在阿拉伯半岛本身，穆罕默德在得到神祇的启示之前首次接触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圈子。
不管怎样，他的种种戒律——穆安津的宣告，星期五集体做礼拜，妇女头戴面巾，信徒和率穆斯林做礼拜的伊玛目（imans，准确的写法应是imam）的尊贵——正是以城市背景为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是城市人群的见证，指的是拥挤的城市人群。
“这些严格而过分拘于礼节的理想是禁欲的汉志（Hedjaz）商人的理想。在这里伊斯兰教寻求的同样是城市的正派得体，而不是田间的无序。”［德普拉诺尔（X.de Planhol）］我们必须从这一背景出发去理解先知的某些习惯。“我担心我的子民的是，牛奶里有潜伏在泡沫和奶油之间的恶魔。他们将急不可耐地喝掉它，然后回返沙漠，离开共同做礼拜的中心。”（着重部分系本书作者所加。）被归结到先知穆罕默德头上的还有一段话，说的是他看到犁铧时的情景：“那从不会进入虔信者之家，而是令人卑微、退化。”正如《古兰经》上所载，用一句话来说：“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冥顽不化，死抱住不洁行为和伪善不放。”因而，在伊斯兰教兴起的那些早期岁月中，信仰的中心在城镇，这一点让人回想起西方基督教刚刚开始时的情景：那时不信教的人不是农民，paganus[13]，即异教徒吗？
·确实，阿拉伯半岛上的贝督因人（Bédouins）是被视同外人的“农民”。20世纪初，仍有可能碰到按其一贯方式生活的他们。时至今天，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仍有可能看到他们。
一位研究伊斯兰教问题的专家罗贝尔·蒙塔涅（Robert Montagne，1893—1954年）撰写过一部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一沙漠文明的著作——对这一文明，任何人种史学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称之为文化。
那里实际上没有什么城镇，即使有，事实上也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在穆罕默德由麦加大逃亡之时，雅特里布甚至连伊巴密浓达[14]时代维奥蒂亚（Béotie）的底比斯城（Thèbes）也比不过！围绕着这些“城镇”，在拥有勉强维持生计水流的谷地，有一些定居的农民，他们是固着于土地上的奴仆，但人数非常少。大多数阿拉伯人是游牧民，“像蜂群一样”，组成了非常小的社会集团——父家长制的家庭、亚氏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由研究阿拉伯问题的那些人发明的这些标签纯粹以人数为依据：一个氏族指100—300顶帐篷；部落则有3000人，它是任何社会聚合中最大的单位。在那一规模上，还有可能维持严格的结构，贝督因人承认的唯一的虚虚实实的血缘关系终于维持下来。部落是大型战斗单位，包括兄弟、堂表兄弟和扈从。另一方面，部落联盟则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成员分散在相隔遥远的地区里。
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之所以能够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过下去，可能完全依靠饲养骆驼。骆驼所费甚少，而且非常耐渴，能够使人们有可能由一个牧场到下一个牧场做长途迁移。在进行劫掠活动时，它们驮运饲料、皮制水囊和粮食。马则留在最后才使用，用于进行最后的攻击。
日常游牧生活逐“消逝的牧草”而游移不定。贝督因人借助他们的驮驼和白色的善于奔跑的母驼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奔波，每次行程均多至上千千米。在北方，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肥沃的新月地带的边缘，随着与定居农民频繁的接触，游牧习惯受到了削弱。除骆驼外，他们还饲养了羊；同时他们迁移的区域非常有限。一旦贝督因人成为养羊的农民，他们就不再是chaouya，即牧民。他们的地位仅仅比牢牢固着于一地的饲养公牛或水牛的人高一等。
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和南部，饲养骆驼的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习性不变，未受外来影响的玷污，保持着其高贵的特性。这些具有贵族派头的部落不停地进行着战争：强者驱赶走弱者。沙漠上人满为患，超出了它所能供养的能力，因而剩余人口只好向外迁移，他们大部分向西迁移：西奈半岛和狭窄的尼罗河并不构成阻止人们前往撒哈拉沙漠和西方国家（les pays du Couchant）地区的障碍。
阿拉伯地区的居民向西迁移，既有地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根源。从地理上讲，在习惯了南方的炎热之后，北方沙漠地区气候寒冷，不适于居住。阿拉伯人7世纪时之所以未能征服小亚细亚，是因为他们的骆驼忍受不住现今安纳托利亚平原的寒冷，那里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更多的是待在家中。然而，撒哈拉沙漠实际上是阿拉伯沙漠向红海以外地区的延伸。从历史上说，北方和中亚的沙漠已经为当地的游牧民族占据，他们有双峰骆驼、马和骑马的战士，既凶猛又机动性强。新来者想在这里找到一片空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并非不加迟疑，贝督因人的阿拉伯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支非同寻常的战斗力量。游牧民族并不是马上就皈依伊斯兰教的。他们依然好战和难以预测。甚至在西班牙，在倭马亚哈里发（Omeyyades）统治时期（661—750年），来自也门（Yémen）和来自盖斯（Qais）的不同派别之间由来已久的纷争重新燃起，而这里离其发源地有数千英里之远。另外，先知去世时，那些声称接受他的权威的游牧民族举行暴动反对他。战斗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惨烈；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欧麦尔哈里发[15]（634—644年在位）发现，要解决这些恶魔般的纷争，只有派遣这些骑马民族和骆驼民族去进行护教战争或圣战，借此把他们从阿拉伯半岛支走，并超越部落之间的争斗，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就这样，贝督因人完成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征服。他们这些小的集团，微型的民族国家，带着其沙漠卫队，带着其羊皮或骆驼皮帐篷，带着其风俗习惯，怀着其荣誉感和对维持游牧生活、着力避免过上不高贵而且令人窒息的定居农民生活的深切关心，穿行了成千上万里。他们就像雹块那样降落在伊斯兰教将要征服的西方广袤地区。不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都带去其语言、民歌，带去其缺点和美德。他们最大的美德之一就是非常地好客，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个例子是贝尼希拉尔（Beni Hillal）部落长期流浪的故事。7世纪时他们离开了汉志以南的地区，约公元978年他们活动于上埃及，处境不佳，但11世纪时他们像蜂虫那样成群结队地降落在北非。12世纪时，他们在1151年的塞提夫（Sétif）战役中败在柏柏尔人（Berbères）手下，散布在马格里布地区（le Maghreb）各处。他们的史诗至今仍存在于民歌之中——“自外约旦（Transjordanie）沙漠到毛里塔尼亚（Mauritanie）的比斯克拉（Biskra）和艾蒂安港（Port-Étienne）”，均传唱着这些民歌。
·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与“文化”：阿拉伯部落的作用值得注意。不久就变成极为精良优雅的文明的伊斯兰教能够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几乎完全应当归功于其好战“文化”的力量，归功于每次它都迅速地同化了这些原始的阿拉伯民族，并使之迅速“开化”。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拉伯部落给伊斯兰教带来了最初的这些胜利。随后，北非粗野的山民即柏柏尔人帮助它征服了西班牙，并组建了法蒂玛王朝的埃及。最后，它利用了中亚游牧民族突厥—蒙古人，他们位于其边界地带，几乎处在其边界线之内，使其能够加以伊斯兰教化。自10世纪起，突厥雇佣军构成了为巴格达哈里发效劳的军队的主体。他们是一流的士兵、弓箭手和非同寻常的骑手。
9世纪阿拉伯伟大作家贾希兹[16]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这些粗人，以令人难忘的话语描述他们。但历史又一次重复了自身。穷人变成了富人，游牧民族变成了公民，他们都栩栩如生地说明从奴仆变为君王时常仅仅是一步之遥。昨日是雇佣军，今日一跃成为主子。先是塞尔柱突厥人，随后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新君王。西方人把奥斯曼领导人称为“大公”或“大土耳其”。他们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从而完全彻底地证实了土耳其人的力量。
伊斯兰世界的命运或许就在于吸引并利用处在其周边或穿越其区域的原始民族，而后沦为其暴力的牺牲品。最后，秩序得到了恢复，创伤得到了治愈。获得成功的原始民族战士被伊斯兰世界全能的城市生活所驯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