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理
尽管伊斯兰世界覆盖的区域互相连接，但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在远离中心的边远地区，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伊斯兰的历史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
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些不同是相对的。就整体而论，伊斯兰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体系，可以说它自己提供了一系列的实例和解释。
伊斯兰世界的土地和海洋
地图标出了基本的情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曾经控制的区域，以及后来他们面临外来的敌对文明时所抛弃的区域。这些对抗包括在西西里、伊比利亚半岛、塞蒂马尼亚[17]、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西部与西方的冲突，在克里特和巴尔干半岛与东欧和东正教的对抗，以及在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中部及西部与印度教世界的对抗。
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如同在开始时一样，至少在很长的时期内如此——至今依然非常广袤。这些地区并非一直富庶，但它们自摩洛哥和撒哈拉大西洋沿岸向东延伸到远至中国和印支半岛，引用新近一部书的副标题——“自达喀尔（Dakar）到雅加达（Djakarta）”。
在进行本概括性叙述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宽阔的公海，伊斯兰国家曾程度不同地对它们加以开发利用，但现在除非常有限的沿海航运外，大都放弃了。海洋属于那些在它上面扬帆起航的人，而现在海洋上实际上没有几艘伊斯兰国家的船了。回顾往昔，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里海，尤其是在印度洋，情况迥然不同。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船（les boutres），这些船的木壳板用棕榈绳系牢，没有帆，利用季风圈进行活跃的大规模贸易。到了9世纪，他们已经抵达中国广州。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18]追上并抢劫了他们。但无论葡萄牙，还是很晚之后的荷兰和英国，都没能够把他们从印度洋的低成本贸易中驱逐出去。只是到了19世纪末，他们才被蒸汽船超过。
因而，阿拉伯的航海史诗是长存的。伊斯兰古代的荣誉不仅归功于其骑兵，而且归功于它的水手。水手辛巴德[19]就是一个象征。
·地中海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大型冒险主要是在地中海上演的。
辛巴德叙述的惊险离奇的历险故事，属于在印度洋上遇到的种种神奇经历、不可思议的怪事和灾难。不过确切地说，伊斯兰国家作为世界海上强国的地位是在地中海确立的。在那里，穆斯林首先成为主宰，而后进行殊死的斗争，最终沦为败军之将，失去了一切。
伊斯兰征服的重要地区不仅包括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和西班牙，而且几乎包括整个地中海。825年，它占领了克里特（Crète），并在那里安下身来，如此看来它的胜利似乎是永久性的。但在961年拜占庭收复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并牢牢地控制住罗得岛（Rhodes）和塞浦路斯（Chypre）——这几个地方扼守着通往爱琴海的海路。
随后，在东方，伊斯兰也遭受了挫折。拜占庭继续控制着布满岛屿的爱琴海，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两侧，控制了水域辽阔的黑海和亚得里亚海，后者是通往意大利的门户，威尼斯人正是经由这里靠为富裕的拜占庭运送木材、盐和小麦挣得了第一笔有限的财富。
然而，另一个地中海，即西地中海，却臣属于海上强国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它们此时悬挂的都是伊斯兰的绿旗。825年，安达卢西亚人（les Andalous）征服了克里特。827—902年，突尼斯人拓殖西西里。在他们的统治下，西西里空前地繁荣起来。该岛及其最为辉煌的城市巴勒莫（Palerme）成为“萨拉森人的”地中海至关重要的核心；巴勒莫位于孔卡多罗（Concad’Oro）的边缘，而今在水渠的灌溉下，那一群山环绕的平原变成了伊甸园。
穆斯林还抵达了科西嘉岛（Corse）和撒丁岛（Sardaigne）不同的地点，并曾短暂地据有普罗旺斯（Provence）。他们对罗马形成了威胁，并曾向它发起攻击，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台伯河（le Tibre）河口登陆。他们还以武力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Baléares）；该群岛享有中途停靠港的地位，对西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并使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有可能直接通航，而不是进行沿岸航行。
因而，西地中海这一财富通道是由伊斯兰国家主宰的。它给类似亚历山大里亚（迄至那时是大都市开罗的一个沿海口岸）、巴勒莫和突尼斯（离海10英里，似乎有意要与它保持距离）这样的海港带来了活力和繁荣。其他城市也发展起来或重新振兴：贝贾亚（Bougie，布日伊）及其附近的森林，是造船业所必不可少的；阿尔及尔和奥兰（Oran）这两个城市当时仍不占有重要地位；阿尔梅利亚（Almeria）为充满活力的西班牙港口；以及繁华城市塞维利亚，它位于流入大西洋的瓜达尔基维尔河（le Guadalquivir，意为“大河”）河畔，处在其适于航行的河段。
伊斯兰的支配地位持续了一百多年。确实，不久它就成为基督教海盗行为的牺牲品：富人总是招引穷人的抢劫。10世纪及10世纪前后，与后来人们熟悉的情况相反，富人是穆斯林，海盗是基督教徒。阿玛尔菲（Amalfi）、比萨和热那亚是所有大黄蜂的巢穴。随着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形势变得戏剧化了。诺曼人的快船与海盗船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令穆斯林的独桅三角帆船筋疲力尽。事实上，诺曼人占领西西里是“异教徒”（Infidèles）对地中海的控制中最早出现的裂痕。
接踵而至的是慢慢地被窒息而死，逐渐逐渐地收缩，其恶果不久就在整个“穆斯林湖”显现出来。约1080年，在熙德[20]的时代，就在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es）到来——他们从苏丹和北非前来帮助西班牙的穆斯林——之前不久，西西里的一位阿拉伯诗人对是否接受邀请前往西班牙迟疑不决，尽管托莱多（Tolèdo）国王莫塔米德（Motamid）允诺给他50第纳尔。他这样写道：“我的头发因忧伤而变白，睹此不要惊奇；把惊奇留给下述事实吧：我双眼的瞳孔竟依然褐黑！地中海属于基督教徒，我们的船要冒极大的风险才能在那上面航行。阿拉伯人现在所拥有的仅仅是陆地。”时过境迁，局面确实已经逆转了。
不久就出现了十字军东征（1095—1270年）；除拜占庭据有的那些水域外，东征使得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舰队能够收复其固有海域。大型历史插曲有：1099年十字军战士占领耶路撒冷，建立圣地国家；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异乎寻常的大分裂后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插曲而忽略了另一重大事实：他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海上贸易路线。1291年，随着阿卡的圣约翰（Saint-Jean-d’Acre）的陷落，基督教失去了它在亚洲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不过它在整个地中海依然维持着无人可以匹敌的霸主地位。
伊斯兰世界直到两三个世纪后才做出反应。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竭尽全力去恢复海上霸权。1538年他们在普雷韦扎（Prévesa）的胜利似乎有希望让他们控制地中海，但1571年他们在勒班陀（Lépante）战役中的毁灭性失败很快就阻碍了他们的复兴，这种复兴无论如何是纯粹军事性的。面对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拥挤的舰队，土耳其人所能做的只是集结起数量有限的商船，它们大都来自希腊，仅仅在伊斯坦布尔、黑海和埃及之间往返。
当然，接下来出现了土耳其海盗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阿尔及尔异乎寻常的优势。即使如此，伊斯兰世界从此再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商船队。
因而，在地中海，胜利与灾难彼此相承。在印度洋，生活较为平和——直到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在那里出现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自那时起，伊斯兰世界的侧翼受到了包抄。
·散文作家艾萨德·贝伊（Essad Bey）正确地评论道：“伊斯兰世界就是沙漠。”但沙漠或者沙漠群周围，一面是两个适于航行的盐水水域地中海和印度洋，另一面是三个人口相当密集的陆块—远东、欧洲和黑非洲。
最为重要的一点，伊斯兰世界是一块连接这些广袤地区的“居间大陆”。
非常明显，在大西洋与华北或西伯利亚森林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沙漠：南部的炎热沙漠，此为阿拉伯单峰驼的故土，与北方寒冷的沙漠迥然不同，后者的骆驼是名副其实的双峰类型。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大致在里海到印度河河口。
当然，在每一个沙漠中，在某处都会有河岸或海岸，有其“萨赫勒地区”[21]，定居农民生活于其间，有大平原及其绿洲，在那里锄头和平衡犁能够平整出土地，人们在其上播种收获。在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度里，甚至有田园般的河流绿洲，比如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阿姆河（Amou Daria）和锡尔河（Syr Daria）肥沃的谷地，那里的土地肥得流油——尽管常常因过长时期的耕种而枯竭。假如气候不好，这些地区易于受到影响，同时太易受到哪怕最小的人为恐怖或自然中不幸的影响。一次入侵，一次长期的战争，一场暴雨或者人口过多——有了这些因素中的任一个，大片大片的农耕地区实际上就有可能失去：沙漠同样会吞噬并埋葬城镇和乡村。
因而，伊斯兰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上。它那过分拥挤的城镇随着贸易而增加，其分散的农业地区及其关系总是很紧张的文明都面临持续不断的难题。现今一份人口统计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伊斯兰世界包含少数人口密集的地区，大片大片的空地把它们彼此分开。尽管具有巧夺天工的灌溉系统，尽管旱地农作取得了成功，尽管有任劳任怨和坚强不屈的农民，尽管种植了类似橄榄树和棕榈树这样的适应性极强的树种，伊斯兰世界却从未享受到稳定的富足，至今仍不太丰裕。任何丰裕都只是临时性的，是由一阵风般的对某种奢侈品的时尚追求造成的，或者是某一特别幸运的城市所特有的。
因朝圣客云集而获得巨额财富的麦加城就是这种情况——初看上去这自相矛盾。非常不可思议，在那里任何事情看来都是可能的。1326年，伊本·拔图塔[22]，所有阿拉伯旅行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这样赞美麦加的富裕：其“大块肉食美妙的味道”，其不同寻常的水果、葡萄、无花果、梨和枣椰，“不见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此外还有无与伦比的瓜类等等。他这样得出结论：“总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商品，在这一城市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其他地方，司空见惯的是饥饿每日相伴。一位阿拉伯诗人写道：“我可以把饥饿感封存在肚子的深处，就像一位精巧的织工可以弯曲手指把线缠在手上那样。”穆罕默德的一位战友阿卜·霍莱伊拉（Abou Horaïra）这样评说先知：“他未曾有一次用大麦面包填饱过肚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是，就像我们在阿拉伯半岛看到的那样，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居主导地位。除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外，在伊斯兰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所有沙漠中情况都是这样（mutatis mutandis）。各种限制非常苛严。尽管具有高贵的血统，贝督因人一无例外地被描绘为野蛮人。如果说他们未能理解定居的农民，那么反过来农民照样回敬他们。伊斯兰问题专家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很有道理地写道：“这些常常遭到诋毁的贝督因人，是多么的高贵啊！”确实，他们是人类动物中卓越的分子。不过，对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却是难以驯服和领导的盟友！但他们是极为有用的盟友，因为没有他们，伊斯兰教就会失败……
然而，尽管他们因其极端清苦和俭省的生活而受到谴责，但他们没有多少机会取得今日会称为“社会进步”的发展，尤其因为这将要求他们去采取定居生活之时——实际上现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规模宏大。且不论好坏，奥斯曼帝国早在16世纪就遵循这么一条道路，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都建立了安顿游牧的优鲁克人（Yourouks）的殖民地。这种做法结束了严格的游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不可避免的命数降临到优鲁克人身上。用阿诺德·汤因比的术语来说，这些人是其自身“回应”的囚徒。
·作为一种缺少人力的文明，伊斯兰教不得不从它能招募到人的地方招募人员。这种人力缺乏是其根本性贫困的一个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现在伊斯兰世界人口过剩：信奉伊斯兰教的总人数在3.65亿—4亿之间，占世界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相对于其有限资源来说，人口过多了。
但在过去，在其繁盛时期，伊斯兰世界至多只有3000万—5000万人，而全世界总人口在3亿—5亿人之间。这并不算太多，因为非常粗略地说，如果这一比例保持不变，相对而言，那时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它实际上是由欧洲、非洲和亚洲构成的旧世界（le Vieux Monde）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而这三个洲在美洲被发现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星球。
这赋予它种种难以承受的责任：行政管理、贸易、战争、军事安全。为了负起这些责任，伊斯兰世界在各个地方都吸纳人口，并表现出为人口众多的西方所不知晓的宽容。此外，它还在其疆域之外每一处寻找他们，并决心把古典伊斯兰教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奴隶文明。
这种持续不断地大量征召人员的做法在很长的时期里是穆斯林种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周围的各个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海上或陆上被穆斯林亲手抓获的欧洲基督教徒，或者通过转手买到，比如9世纪时凡尔登（Verdun）的犹太商人转售的斯拉夫人战俘；还有非洲黑人、阿比西尼亚人、印度人、贫穷的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高加索人。16世纪时，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劫掠中捕获的俄罗斯人被送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充当奴隶。
此种奴隶往往挣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财富。埃及的马木路克（Mamlouks）就是一个实例，1250年他们在路易九世[23]即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遭受失败之时夺取了权力。马木路克的大多数有土耳其人血统，后来有高加索渊源。他们虽然身份是奴隶，但被训练成为士兵。他们在1517年被奥斯曼征服之前一直非常成功地治理着埃及，但即使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波拿巴·拿破仑（Bonaparte Napoleon）在金字塔战役中与他们交过手。当今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马木路克是些暴发户，但并不卑微。”同样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在不止一个方面与他们相像。
实际上，每一个伊斯兰城市都辟设专门的区域，供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人居住。1651年，奥斯曼素丹的宫廷里发生了一次政变，此时“巴别（Babel）的诅咒降在了素丹后宫的侍从官（Icoglans，素丹的年轻侍从和军官）头上，并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力”。在极端的压力下，他们忘记了后天学会的奥斯曼语言，而且，保罗·里科（Paul Ricaut）在1688年写道：“见证者满耳听到的是嘈杂的不同的声音和语言。一些人用格鲁吉亚语大喊大叫，一些人用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一些人用的是波斯尼亚语，一些人用的是明格列尔语[24]，还有一些人用的是土耳其语或意大利语。”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而且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土耳其海盗统治下的阿尔及尔同样有着众多的语言）！
居间大陆或空间运动：城市
伊斯兰世界没有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穿越其沙漠的道路，它就基本上什么也算不上：道路把它连接在一起，并赋予它生命。这些道路是它的财富，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它的文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们赋予它“支配”地位。
至美洲被发现之前，伊斯兰一直在旧世界居支配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命运。如我们前文所述，单单它就把分散在旧世界各地的几大文化带连接在一起。这几个文化带是：远东、欧洲和黑非洲。未经它的同意，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任何东西都无法从它中间穿过。它是它们的中介（intermédiaire）。
·船队、沙漠商队和商人：尽管伊斯兰的政治局势有时——而且相当经常——非常困难，但它持续不断地从它所处的别人不得不从它那里经过的地理位置中获利。
显然，它未必总是充分认识到它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因而，在亚洲寒冷的沙漠中，伊斯兰国家罹受它对极其骚动不宁的游牧民族——“处于边缘地位”——控制非常脆弱之苦。沿绿洲向外伸展的突厥斯坦（Turkestan）是一片前哨地区，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边疆。实际上，要想把土耳其人、土库曼人或蒙古人从由咸海通往黑海和里海的道路上赶走是不可能的。这些游牧民族中最为凶猛的一支蹂躏了伊朗，并对巴格达形成了威胁……图4（本书第98页）显示出13世纪蒙古人入侵规模巨大的程度。
虽然如此，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伊斯兰国家把苏丹的黄金和黑奴送到了地中海，把丝绸、胡椒、香料和珍珠由远东运到了欧洲。在亚洲和非洲，它控制了与黎凡特[25]的贸易。意大利商人只是从亚历山大里亚、阿勒颇、贝鲁特或叙利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接手。
因而，伊斯兰文明首先是一个建立在运动和中继之上的文明。这意味着长途旅行和众多的沙漠商队路线——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从黑海到中国和印度，从黑色大陆到北非。
尽管东方有大象，各个地方都有马和驴子，但这些沙漠商队主要是由骆驼组成的。一峰驮驼能够运送300担（约300千克）的货物。由于一支沙漠商队可能由五六千峰骆驼组成，因而其总运输量相当于一艘非常大的商用帆船的载重量。
商队在行进时就像一支军队，有其首领、参谋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设立了强制性的旅站，采取了应对靠打劫为生的游牧民族的预防措施——与这些人达成协议是稳健之举。除沙漠腹地之外，沿途每隔一天的行程就设立一个固定的营地，那里有庞大的建筑，叫做商队旅馆或“可汗”（khans），人和牲畜均可找到合适的歇脚地。这实际上是商队路线上的旅站。欧洲的旅行家没有一位不用笔墨描述这些宏伟的大厅、描写其比较方便的起居设备的。其中一些，比如阿勒颇的引人瞩目的可汗，至今仍然存在。
除非通过一种半资本主义的庞大组织，否则这种商队体系是无法与海上贸易连成一体的。伊斯兰国家有它自己的商人，一些是穆斯林，一些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1099年）开罗的犹太商人的书信保存了下来。它们表明人们知道有关信贷和支付的所有方法，展现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这不像人们过于轻易地相信的那样是后来由意大利人发明的。）它们还证明存在着长途贸易：珊瑚由北非到了印度；奴隶是在埃塞俄比亚购买的；铁是从印度带来的，同时带来的还有胡椒和香料。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金钱、商品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
因而阿拉伯人游历范围如此之广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尽管这在当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伊斯兰教充当了开路先锋，它总是处在运动之中，靠运动而生存。伊本·拔图塔是一位摩洛哥人，1304年出生在丹吉尔（Tanger）。1325—1349年，他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到了埃及、阿拉伯半岛、伏尔加河下游、阿富汗、印度和中国。1352年，他到了黑非洲和尼日尔河沿岸，在那里他抱怨说，苏丹人尽管是穆斯林，却对“白人”太不够尊重。在黄金之城西吉尔马萨（Sijilmassa），他非常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来自休达（Ceuta）的同胞，此人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某位叫作布赫里（al-Buchri）的人的兄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盛产”这种漫游者，他们自大西洋到太平洋都一无例外地受到穆斯林的款待和欢迎（其好客程度与俄罗斯人相同）。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城市，这种流动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城市自然而然地在伊斯兰世界兴盛起来，是使人的流动、货物和金钱的流通成为可能的发动机。
因为所有东西都从它们那里经过：商品、驮驼、人和珍稀物品。在后者之中，开列一个不完全的单子，到达欧洲的就有：异域植物（甘蔗、棉花）、蚕蛹、纸张、罗盘、印度（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可能还有火药，以及——除某些非常著名的药之外——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可怕的传染病病菌，这两个地区是天花和瘟疫的故乡……
就广义而言，所有这些城镇看上去都很相像。它们的街道非常狭窄，普遍呈斜坡状，这样雨水可以自动地清洗它们。让我们看看街道狭窄的情况：常常两头负载货物的驴子无法错身而过。根据先知一个圣训的规定，街道应宽7腕尺（约合3.5米），这样满载物品的两头驴子错身而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尽管有法律条文的规定，两侧的房屋还是蚕食着街道，它们通常有挑头部分突出出来，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房屋那样。这部分是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兴建多层的楼房［除开罗、麦加及其港口吉达（Djedda）等城市外］；把房子建得太高是其主人追求虚荣的一个标志，应受到谴责。
由于这种混乱无序状态，由于缺少整体的市政管理，一个城镇中任何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会导致这种低矮房屋的四处蔓延，它们纷纷侵占空地，彼此互相逼近，造成一种杂乱无章的结果。
1657年，一位名叫泰弗诺（Thévenot）的法国旅行家吃惊地注意到，“开罗没有一条优美的街道，却有不计其数的弯弯曲曲的小巷，看起来显然所有房屋在兴建时都没有经过任何规划，哪里有空就在哪里建造，至于是否挡道则不管不顾”。
一个世纪后，1782年，另一位名叫沃尔内（Volney）的法国人又记述了这些同样狭窄的街道：
由于街道没有铺砌过，人群、骆驼、驴和狗群从那里经过时，扬起一股让人非常难受的尘土。人们经常把脏水就泼在自己的门外，这样尘土就变成了泥浆和散发恶臭的雾气。与东方通常的习惯不同，这里的房屋有两三层楼高，顶部是一个铺砌过或用黏土涂抹的平台。它们大都是用泥或烧制不精的砖头建成，余者使用的是产自附近的莫夸塔姆山（Moqattam）的软性石料。它们看上去都与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面对街道的那一侧都没有窗户。
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呈现出类似的图景：“且不必说马车，就连两匹马也几乎无法错身而过。迪宛大街（rue du Divan）在当时是该城最宽的一条街，在某些路段宽度也不超过两三米。”
总体而言，这些都是事实。然而，11世纪的开罗拥有一些高达7—12层的房屋；9世纪的萨迈拉（Samarra，位于伊拉克境内）有一条长数千米、宽50—100米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这些事实是一些已知规则的例外！
在伊斯兰国家中，街道尽管看上去很窄，却总是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它们是人们永久的聚会场所，尤其是那些喜爱表露自己看法的人。它们是“主动脉……（是）说书人、歌手、玩蛇人、江湖艺人、游医、江湖骗子、理发师和所有那些在伊斯兰道学家和教规学家眼中非常可疑的职业人士聚会之地。此外，它们还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是他们玩耍嬉戏（这些活动常常很激烈）的地方”。除街道外，露台也是互通消息的地方，尽管它们是专门留归妇女的。
虽然一切杂乱无章，但它们从未把整体规划排除在外——尤其是因为这个规划以城镇的结构和居民的生活为根基。在城市的中心是大清真寺，供每周的讲经之用。“它就像心脏，万物通往它，并由那里流出。”（雅克·贝尔克语）离此不远是集市（bazar），即商人区，那里有店铺街［“苏克”（souq），露天市场］，还有商队旅馆或库房。另外，尽管经常遭到非难和被定罪，公共浴室在那里兴建起来并得到维持。由大清真寺开始，艺匠按照同心圆方式聚集起来：先是制作和出售香水和熏香的，而后是出售织物和小地毯的店铺、珠宝店和食品店，最后是最卑下的行业——制革匠、补鞋匠、铁匠、陶瓦匠、马鞍匠、染匠……他们的店铺位于城市的边缘。
在原则上，每一行当都有它的固定的地点，永远不会改变。同样，王公区（maghzen）原则上位于城市的郊区，远离骚动或平民暴动。在其附近，而且受到他们保护的，是犹太人区（mellah）。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居住区构成了一幅镶嵌画，这些居住区根据种族和宗教来划分：仅安条克就有45个区。“城镇是不同居住区的集合，它们都生活在残杀的恐惧之下。”因而，西方殖民者在什么地方都不开启种族隔离，尽管他们实际上在什么地方都不压制它。
尽管处于明显的无序混乱状态，但由于下述事实这种刚性被强化了：城市通常被圈在带有奢华城门的围墙之内，四周是大片大片的墓地，在那里建设城市非常困难。现在车辆交通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改变——时常超出了所有比例，没有任何限度。在展宽街道的狂热下，伊斯坦布尔近来变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工地：房屋被一切为二，所开的房门不冲向任何空地，有了一条新的主要通道，其横向的支道“像冰河谷地那样”悬在那里；由于挖掘仓促，密密麻麻的管线悬在空中……
从广义上讲，伊斯兰城镇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建筑规划意识，而西方城市一旦有了足够发展后就为此而斗争。不过，假如说这是事实，那么它们确实拥有真正城镇生活的各种要素：一个具有正统观念的资产者阶层，另加较为贫穷的大众、穷困的艺匠，还有扒手，他们或多或少都靠捡拾富人餐桌上的面包碎屑为生。它们享受到文雅讲究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受到的限制都要少，这种乐趣在严守戒律的人看来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邪恶。它们还是教育的堡垒和支柱，有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它们的经学院（médersas）和它们的大学。最后，它们一直在吸引来自周围乡村的人前往，驯化、制伏他们，就像城市产生以来一贯做的那样。“世上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受到惩罚的了，因为他们是窃贼、浪费者和罪犯。”塞维利亚的一位市民这样写道。他这么讲，无疑是想到了在城门甚或集市上与乡下人无休无止的争吵，这些人前来出售动物、肉类、皮革、腐臭的黄油、矮小的棕榈树、“绿草”或鹰嘴豆。他本不必如此忧虑的：十次有九次，城里人的警惕性或狡诈占了上风。劫掠者接着也遭到了劫掠，而且毫不留情，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居民，对城门以外处于非常原始状态的农民的控制甚至比西方还要严。因而大马士革控制着古达（Ghouta）附近的农民和杰贝勒德鲁兹（Djebel Druze）的山民；阿尔及尔控制着海盗以及法赫斯（Fahs）、米蒂贾（la Mitidja）和卡比利亚山区（massifs Kabyles）的农民；与此类似，格拉纳达（Grenade）穿着丝绸的资产者与来自附近山区的穿着破烂衣服的贫穷农民形成了对比。
然而，这又一次可以说是所有城市的典型特征，西方世界这样，伊斯兰世界亦然。就其本质而论，伊斯兰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是它们发展较早，城镇的规模异乎寻常地大。
城市在伊斯兰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它们是其文明的根本所在。城市、道路、船只、商队和参拜圣地是单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它们都像路易·马西尼翁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是运动的各个因素，是穆斯林生活中的各个“实质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