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伊斯兰世界黯然失色，变成了现在生活着的人类的地狱或炼狱，我们委婉地称之为“第三世界”。说它黯然失色，是因为从前它在世界上享有的地位无疑比现在要高得多。
这一衰退，假如说或多或少姗姗来迟，却是确定无疑的。伊斯兰世界因此在19世纪陷于耻辱境地，罹受各种痛苦与灾难，而后是各地区普遍为外来势力所控制。此类事实众所周知。只有土耳其逃过了这一命运，它在穆斯塔法·凯末尔[51]帕夏（Pacha）的领导下，在灾难降临之际，做出了勇敢的、出色的反应。这一事件为后来民族的反应和民族胜利提供了一个实例。现在，伊斯兰国家的解放接近于完成。
不过，尽管获得了解放，确保独立却是一个问题；另外，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清清楚楚地看到未来，是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殖民主义的结束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现在最容易不过的是追溯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遭到殖民，而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除苏联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加盟共和国外）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
·苏联的殖民主义？从习惯上说，本节标题中使用“殖民主义”这一词时，通常指的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或荷兰的殖民主义。它们当然构成了整个殖民运动的一大部分。但此处也存在着俄国殖民主义，然后是苏联的殖民主义，对此人们讲得不多。从表面上看，它控制了至少3000万穆斯林，甚至比现在整个马格里布的人口还要多。
使用“殖民主义”一词，在这里是否恰当？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做出了种种努力解放其控制的地区，并实行非中央集权化。为了地方自治，它做出了各种让步，由此也出现了巨大的物质进步。“现在，苏联和各伊斯兰加盟共和国，尤其是突厥斯坦人和高加索人，都拥有自己的科学、行政和政治管理阶层，即其知识界（intelligentsia）。他们已缩小了自己与鞑靼人之间的差距，不再需要寻求喀赞（Kazan）知识分子的帮助。”俄国的一个很有年头的、曾经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这样说。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伊斯兰国家中天然的休戚与共关系受到了削弱，建立一个面积广袤的“突雷尼语族”[52]国的思想渐渐为人遗忘。在苏联联邦体制中，文化“具有民族主义的形式，而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为内涵”。其结果显然是世俗化，对穆斯林的宗教准则造成了损害，同时，民族主义现在实际上局限于外省的范围之内，不再诉诸穆斯林兄弟的乌玛（Umma），通常仅仅提出诸如“进行机构改革”或“希望少数民族干部发挥更大的作用”之类短期的要求。
换句话说，苏联的穆斯林问题暂时与伊斯兰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大声叫嚷着提出的一般要求无关。苏联各伊斯兰共和国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但被紧紧维系在苏联整体之内，与苏联有着同样的外交政策，在国防、金融、教育和铁路运输方面完全依赖联邦。
加列夫素丹（Sultan Galiev）自1917年起就是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官员，但1923年他变成了一位反革命的煽动者，1929年被判处死刑。从他的经历和视野来看，要走的路还相当长。作为一个穆斯林，他梦想着把苏联境内的所有穆斯林团结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之内，并通过强制手段把它变成指向东方的一个探针，向亚洲腹地输出革命意识。加列夫认为，在这一大陆进行政治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在同时，在他看来，欧洲的工业劳动阶级不过是一个“已经熄灭的革命火炉”。伊斯兰世界有能力点燃亚洲的革命之火吗？
·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e），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头牌。在现今公开的国际争端局面中，泛阿拉伯主义只是自己太过情愿地想把整个伊斯兰主义取代过来。除它自己之外，谁也看不见，谁也听不到。
纯粹的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显而易见的、苛求的中心，是其十字通道。因而，人们易于把中东（及其在北非的据点）误作整个伊斯兰世界，除这一或那一地区外，这一或那一著名的人物之外，看不到别的任何地区、任何人物。这在每日的新闻中随处可见。我们显然不应当把局部与整体混为一谈。
在东印度群岛，8000万名穆斯林生活在浓厚的印度教和泛灵论传统的侧旁，或生活于其间，生活于极为独特的经济结构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半迷失的孩子。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由两个庞大的地区构成，印度这一庞然大物从中间把它们分开，其众多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威胁。在中国，1亿穆斯林是一个非常分散的集团，非常肯定地“已经成为迷失的孩子”。在黑非洲，取得胜利的穆斯林部分地成为形形色色强有力的泛灵论信仰的猎物，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信仰所改变。
图6 当今世界上的穆斯林分布区（这一略图没有显示出伊斯兰教在古代曾控制了几乎整个印度）
这些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往往成为他们争取民族主义的论据，成为他们进行反抗的一种手段。但就穆斯林整体而言，所有这些不再像从前那样严格地瞩望麦加，不再蜂拥前往那里进行朝圣，或不再完全赞成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泛伊斯兰的国家，无疑都是迷路的孩子，或者极有可能迷路。空间距离、政治以及无神论和世俗化的发展都在起着作用。自1917年以来，仅有几百名苏联朝圣者设法到了麦加。
·伊斯兰世界现在是否处在“加里波第时代”？在各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地带，在近东，泛伊斯兰运动正与当地急剧而热烈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1961年9月，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A.U.）的解体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也门都抓住自己独有的特权不放，同时彼此之间常常或多或少地公开进行对抗，尽管它们在面对外部世界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时有时能够实现临时性的团结合作。
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驱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和学生——做出暴烈的和引人注目的姿态。不过在对此不表同情的西方人的眼里，它们往往被视为过时，与时代不合。我们有着太多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我们自己历史上民族主义的过分的行为感到后悔，因为欧洲为此付出过非常惨重的代价；当欧洲正在实现统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爆发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实现统一方面欧洲缺少某些热情，而且确实非常不公平的是，当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时，欧洲的热情就会更低。
不公平吗？下面是一位阿富汗知识分子在1959年非常公正地表露的他的情感，这位阿富汗人叫纳吉姆·巴玛特（Nadjmoud-Dine Bammate）：
现在伊斯兰必须同时经历一系列革命：一个是像宗教改革那样的宗教革命；一个是像18世纪启蒙运动［Auf klärung，这个德文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18世纪启蒙运动和开明专制主义（despotisme éclairé）］那样的知识和道德革命；另一场是相当于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经济与社会革命；而且，在大型地区性体系（请注意：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时代，应爆发众多它自身的小型民族主义革命。在缔结全球性条约的时代，伊斯兰各国仍在等待和寻找自己的加里波第[53]。
这绝不是——远非如此——对加里波第的光辉形象进行中伤。但就欧洲而言，在过去必不可少的民族统一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我们熟知的一系列可怕的组曲。
与欧洲相比，民族主义是否很有可能更有利于欧洲呢？在一个互相依附的世界经济（在这里这种分裂没有什么意义）中，它难道不可能把伊斯兰国家导入死胡同吗？更有甚者，它不会引发危险的冲突吗？每一个独立的国家，只要它拥有某些军事力量，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来阐释泛伊斯兰主义或泛阿拉伯主义。众所周知，过去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埃及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加上所有后来者。
然而，民族主义也可以是竭力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每一种民族主义都是反对殖民主义、抗拒外国统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潜在的解放运动。
阿拉伯世界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其宿敌以色列持敌对态度，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后果。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西方制造的一个最坏的结果。以色列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的支持下在技术上取得令人称羡的进步，1948年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它以其不多的军队蹂躏广袤的西奈半岛（Sinaï），在与埃及军队作战时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这些以及其他的成就让人嫉妒、担忧和仇视，可谓旧仇添了新恨。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不无道理地写道：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同时是上帝的子民，对外交家和将军们来说这未免过多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准确地说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是表兄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因一神教信仰而变得高贵……对西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其中一个即犹太人在大散居（diaspora）过程中使其生活方式与异邦人令人目眩的技术相适应，但在同时尤其保存了他们的共同的理想。另一个即阿拉伯人依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遭到了侵略，遭到了瓜分，但有幸或者不幸多多少少待在自己过去的地方。由此就产生了现在双方在资源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双方在言语和行为上的不同。最有自知之明的阿拉伯作家对他们所说的……1948年“灾难”进行了痛苦的思考。恰如1870年以后的泰纳[54]或勒南，他们劝说其爱国者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重新回到那种冒险上来。
·民族主义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个角色要扮演：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将不得不采纳并推行极为严格的义务规划。
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有关团结和社会规则的规划，而民族主义将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将导致人们更容易接受与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宗教和家庭结构——其祖先所有由来已久的习惯，在伊斯兰教的古风中长期存在——相冲突的根本性改革，这种变革极有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应。
因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伊斯兰教都必须实行现代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西方的技术，后者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生活的根基：未来就建立在接受还是拒斥这一世界文明之上。强有力的传统呼唤人们拒斥它，但民族主义的荣誉可能激起人们接受他们本能地表示拒斥的东西。
人们往往否认伊斯兰教具有进行如此巨大之变革所需要的机动灵活性。久而久之，以致众多观察家宣称，由于其心灵、精神和文明“不可渗透”“宁折不屈”，伊斯兰国家将会发现，他们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努力因而遇到了重重阻碍。这是事实吗？
实际上，伊斯兰教已经接受了它自感包围着它的现代世界的某些方面，而且可以接受得更多。基督教昔日这么做时并非没有犹豫，并非没有冲突；不过最终它在适应过程中保存了其独创性。
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冥顽不化的宗教，认为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就是完全把它培育过的那么多的异端置之不顾，忘在脑后。单单它们就证实了这一宗教的不安定，展现了扭曲的可能性。此外，《古兰经》本身就向改革者显现了一扇永远打开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之门。皮埃尔·龙多（Pierre Rondot）写道：“据认为先知预见到了《古兰经》或索乌纳（Sounna，传统）未加指点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建议人们通过类比（即qiyas）进行推理；假如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人们就要把其判断和视野（或者光线）置于此前所有的基础之上。个人进行阐释的这一努力，即ijtihad，在后来穆斯林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运动非常明确地试图重启这扇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紧急出口。伊斯兰教可以拖延或者反对变革，但它也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发生转变。
钻研日常现实的经济学家一直对种种基于所谓穆斯林生活不可动摇的“事实”上的现成的、漫画式的解释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远为世俗的方面：这仅仅表现在所要进行改革的规模上。伊斯兰世界已经落后西方世界200年，而这200年里西方发生的变化远比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世纪2000多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要多。伊斯兰国家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花大力气迎头赶上？这将意味着控制住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并重新塑造它。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呀：农业依然贫瘠，没有保障，工业在一个无法进入人口迅速增长的缺乏活力的大众的生活并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进而言之，伊斯兰世界中也存在着财阀，他们人数很少，却有更强大的势力。宗教信仰和传统常常成为特权阶层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口实，以致某些社会像也门那样保存着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特征，像伊朗那样保有封建特征，或者像沙特阿拉伯那样保持古风，尽管它们有石油，甚或可以说因为有石油，它们才如此。
这些困难向改革家们的工作提出了严重挑战，比如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非凡而残忍的工作；叙利亚自卡赛姆[55]以来与暴力相伴的改革；埃及以执拗固执为特征的纳赛尔改革；以及突尼斯的布尔吉巴[56]明智有效的工作。不管他们的性质或特性如何，它们都面临类似的阻碍。他们进行的所有改革都要克服内存于伊斯兰文明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禁忌；其中最大的、无可置疑的考验是解放妇女，首先要做出这么一种宣言，随后——这一过程要慢得多——是落实。废除一夫多妻制，限制丈夫单方面废除妻子的权利，取消妇女的面纱，允许女性上大学、就业和参加选举，所有这些都是或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表明改革并没有失败，但改革需要旗手，需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斗争将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危险来自在种种诱惑、便利条件的吸引下，或在某种借口（或者根本就没有借口）下利用政治局势的紧迫性，做出偏离改革的举措。
理想？理想的技巧是一次只走一步，而且每一次都选择具有根本意义的一步。但政治并不按照笛卡儿的定理运行。仅仅经济进步一项就要求伊斯兰世界——就像对所有地区一样——做出优先的、可能是排他性的政治努力。而在现实的世界中，这往往可能意味着在问题一出现时就加以解决，不管它们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因而，所有这些以独立为自豪的国家，都因它们面临的死胡同而偏离其严格和狂热的政治理想。它们易于受到各种不得不审慎应对的问题的影响：伊斯兰和欧洲一样丰富，它要说的东西并不少。伊斯兰世界还有自己的青年，有自己急躁不安的大学生，他们倒不如说类似于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学生。它有自己的军人，他们像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人一样精于起义和政变。它有渴求权力的政治党派，其政治家追求着自己的画像到处张贴的蜃景，追求其演说的猛烈威力。他们不得不抬高自己的嗓门，以便盖过世间喧嚣的吵闹。
外国的利益显然是存在的：比如法国在北非，英国在科威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人口分布稀疏的地区，美国在各个地区（它平静地提供着自己的贷款和建议）以及苏联，它根据情况时而吝啬，时而慷慨，但在这一广袤的角力场所时刻保持着警惕。最后，在各个地区，社会革命都在展现着自己的色彩，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待机而起。
历史有着自己的风向。在土耳其，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致使许多人希望推行早就期盼着的社会改革。在伊朗，第一次革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其领导人既保守又具有现代思想；尽管面对年轻人、宗教极端分子、前首相摩萨台博士（Mossadegh）领导的派别和伊朗共产党（le Toudeh）的敌意反对，仍取得了某些进步。在约旦，一位勇敢的国王挺身而出，应对来自八方的危险。在黎巴嫩，在明智的时期，它试图成为近东的瑞士。在伊拉克，革命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口头上的，但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是其深深的痛。在埃及，在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国家着手推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共产主义，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这一成功可能恰恰证明是有害的……为了使这一画面变得完整，我们还可以把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巴基斯坦补充进来，它对印度一直心存畏惧，现在看来比人们过去认为的还要好斗，而且它想控制克什米尔地区（le Cachemir）；另外还有野心勃勃的印度尼西亚，它受印度在果阿（Goa）的成功的鼓舞，想在荷属几内亚即伊利安岛（Irian）建立其保护国。最后还要加上心神不宁的整个北非，它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以大团圆收场后一直在踌躇着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所有这些焦虑都对伊斯兰各国的政策产生了压力，致使它们面临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既大大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邻国。1961年富于激情的比塞大（Bizerte）事件给法国（该国是富国）和突尼斯（该国是穷国）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谁又能估算得清呢？在那一危机中，比塞大到底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争端，还是对双方都有伤害的虚荣？法国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它认为自己为伊斯兰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这显然是真实的）；伊斯兰国家也感到痛苦，因为它相信法国给予它的独立是不完整的。确实，如果把其经济如此迅速地委身于第三世界之列，那么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独立的。
不过，原宗主国对经济的这种持续的依附状态只负有部分责任。这一状况还产生于别的具体的原因，包括伊斯兰国家的过去，其自然资源的缺乏，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不加节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严重的障碍，但并非没有解救之道。
现代世界中不同的伊斯兰国家
·增长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伊斯兰世界面临同样的困境。要想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它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
描述这一任务非常容易，但这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要求人们勤奋工作，但这么做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说不会迅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伊斯兰国家在充当殖民地时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负起这一责任，而这无疑是殖民势力最严重的失败。
确实，殖民者为其统治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些几百年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异常落后的地区，突然被带到了现代世界，与高度发达的文明产生了接触。这些国家从中得到了某些东西：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的医药卫生，视具体情况不同或多或少进行很有成效的教育（就此而论法国殖民地比其他大多数殖民地要好），在港口、公路交通和铁路方面大量物资投资，通常带有用于灌溉的大坝的现代农业设施；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对工业化的一种明智的态度。
有人也许会说，这已经够多的了。这么讲既是又不是。一方面，殖民者的贡献部分地毁灭了旧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它在取代它们时非常不完美。他们建立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为殖民地的国民经济，而是为一种与宗主国相连的经济设计的，依附于宗主国和世界的生活。因此造成的结果是各个经济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新独立的国家必须改革其经济结构以保持国内的各项需求。这一困难与源自其文明本性和其大部分土地非常贫瘠之现实的许多其他困难交织在一起，使局面更加严重。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伊斯兰国家既需要自助，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因而它们不得不适应特权世界变化中的政策，对此后者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而且非常擅长。伊斯兰国家既缺乏才智，又缺少政治技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得不随权达变，与现实世界进行搏斗。在这些任务中，化圆为方是最为困难的一桩。
·经济与石油：不存在一种轻而易举、独一无二的解决办法。即便是石油这一看来如此慷慨的大恩主也起不到这种作用。
石油无疑是一大财富，它在所有产油国家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我们所知，大自然对近东非常宽厚仁慈。
尽管如此，大型国际石油公司，仅靠它自己就能承担起勘探和开采石油的高昂费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石油的主要得益者：它们控制了石油的源头，以此换取各种石油开采权（royalties）；它们提炼石油，也负责分发。各国在早期做出的收复石油资源的尝试，就像伊朗1951年短时间所做的和1961年伊拉克所倡议的那样，实际上都遭到了挫折：石油只有在卖出后才变得珍贵。现在，所有权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现在世界上已经不缺乏石油，同时，随着其他类型的能源的出现，包括核能，伊斯兰世界对这一燃料实际上的垄断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小的细节：顺带说一下，外国剥削不是唯一的恶魔。在伊斯兰国家，石油开采权养肥了一个特权阶级。金钱的分配并不平均，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为特定等级的穷奢极欲提供了资本。这一奢华也没有刺激当地的生产：人们消费的是舶来品，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当地生产。沙特阿拉伯利用其石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建造新的城市、新型公路、新型铁路和新型机场。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但相当多的石油收入也流入王族和主要的部落首领的手中，为其毫不收敛、与时代不合的奢华提供了方便。这种豪华场面既令年轻人不满，他们在埃及掀起了革命；也令中产阶级不高兴，他们渴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近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经西班牙，却没有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从那里流出去，养肥了欧洲其他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
不管怎样，石油是而且仍将是近东无休无止冲突的始发点。这方面早期的一个例子是伊拉克及其首领卡赛姆将军与八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就像人们说的“八巨头”）的冲突，这些公司在当地的代表是IPC，即伊拉克石油公司。
谈判进行三年后中止了。特许开采的油田中尚未开采的那些不再由公司控制。妥协无疑依然是有可能的，办法是向伊拉克做出让步，包括不低于50%的利润分成。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引来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更为通融的新来者进行石油勘探，尤其是开发波斯湾的地下石油资源。但即便如此，石油生产国仍没有掌握所有的王牌，它们仍面临倒退的危险。
·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行动起来，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包括生产总的发展。但人口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使其努力化为乌有。一切都在进步，但一切都不得不重新开始。
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6年8月7日《世界报》（Monde）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近东的文章，其论点至今仍没有失去效力。他这样写道：
阿拉伯世界（他本应可以写成“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世界”），是一座人口火山。人口出生率高达52‰，或者说每个家庭有六七个孩子，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出生率远没有降低，而是随着一夫多妻制的衰落，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实际上变得更高。而在出生率达到新高的同时，由于瘟疫、饥馑和部落间战争的减少，人口死亡率却在急剧下降。现有的死亡率不为人精确知道，但肯定是呈下降趋势，趋向于20‰。人口年2.5%—3%不再是例外。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可能还有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增长率致使人口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增加了一倍，比欧洲人口增长最迅猛的时期（年增长率1%—1.5%）还要快得多，同时它缺少移民和拓殖这一安全阀。伊斯兰世界把欧洲1880年的死亡率与欧洲仅在其中世纪最繁盛时期所达到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爆炸性的结合。
如此一来，“这些国家，人口和需求增长得如此迅猛，它们之间有石油、管道和（苏伊士）运河，却听任如此多的财富流经其疆土而不要求为自己分得重要的一份。这么去想真是幼稚可笑”。
·伊斯兰各国中人口如此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尽管生产有所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这是第三世界常见的现象。
然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都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失业率因此有所下降。仅举一个例子吧。在突尼斯，在没有外界帮助或巨大型投资项目的情况下，20万或30万失业者找到了工作：他们充当修路工人，平整田地以防侵蚀，建造房屋，或者单单去种树。一位经济学家估计，1952—1958年，近东农业增长的速度与世界整体水平大致同步。每一个工业部门都出现了类似的进展。在埃及，1953年其制造业的指数为100，发展轨迹如下：1951年，95；1952年，98；1953年，100；1954年，107；1955年，117；1956年，125；1957年，132；1958年，143。在巴基斯坦，工业生产由1952年的指数100上升到1954年的128和1958年的215……
因而，在伊斯兰国家出现了进步，国民收入在全球普遍有了增长，从而看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鼓励增长。事实确实如此，但与此相反，人口增长的潮流对此起了阻碍作用。人口数量的增加依然超过他们可分配物品增加的速度，同时人均收入下降了：在所有的商中，其分母（这种情况下指的是人口）都比分子增加得要快。一位航海者与压倒一切的潮流进行搏斗，不管他航行了多少距离，结果是他投入的精力越多，下的功夫越大，他就越是被浪涛驱回到海岸。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它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或者说基本上保持不变。
不过，对此我们应补充说明一点，即有关人均收入的这些数字仅仅是些估计。人口数字本身往往难以确定，其误差可能高达20%。由于通常缺少可靠的全国统计数字，我们对国民收入也难以做出精确的估算。同样，分散而原始的艺人到底有多少收入，在大片从事农业生产、农民靠田地的收成过活的地区中，农村经济收入如何，也非常不易于做出准确的统计。
因此，上文所列举的数字都只不过是些大致估计数字。不过这些已经足够了。
·鉴于人口的增长，仅仅维持人均生活水平这一事实就说明，伊斯兰各国的经济是有活力的，有能力应对巨大的生物威胁。
就整体而言，伊斯兰各国证明了这一活力；即便说有些衰退，那也微乎其微。这些国家的人民每天消耗的卡路里平均不到2600（这是富国较低的界限），但总的来说超过了生存线，而且除非洲的部分地区外，都处在世界上残酷无情的饥荒区域之外。这样也就是说，它们处在贫富界限之下，但处在赤贫界限之上。这是它们取得的一个成就。
不同的国家在这两个分界线之间占据不同的位置。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按美元计算，（在20世纪60年代）由低到高顺序如下：利比亚，36；阿富汗，50；尼日利亚，64；巴基斯坦，66；印度尼西亚，88；约旦，100；叙利亚，110；伊朗，115；埃及，122；突尼斯，132；伊拉克，142；摩洛哥，159；阿尔及利亚，210；土耳其，219；黎巴嫩，247。确实，与欧洲（超过1000）和美国（2200）相比，这些数字相当低。只是在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说黑非洲相比较时，这些数字看上去才显出价值。
我们还可以指出，上面列举的数字中一些较高的数字是那些曾经或者仍然与法国有联系的国家的数字，如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很难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尽管它一度有其优点，本质上是因为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同时比其他地区更为有效地缩小了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差别。
黎巴嫩能够取得相对繁荣，原因既在于其双重的宗教遗产，基督教遗产和伊斯兰教遗产，也在于其贸易、资本主义和文化（culturelle）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播。阿尔及利亚得益于法国和国际上（在农业、水坝、道路、学校、医疗设施和撒哈拉石油方面）的投资，同时也得益于它向法国的劳动移民，这些都未受到自1954年开始的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
在谋求发展的斗争中，每一种经济都有某些优势或者王牌。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有石油；埃及拥有肥沃的尼罗河谷地、苏伊士运河和优质棉花与欣欣向荣的纺织业；土耳其和摩洛哥则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就，其工业化极为常见的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印度尼西亚拥有橡胶、石油和锡矿；巴基斯坦则有丰富的小麦和黄麻资源。
这些王牌极为出色，但要打好牌仍非常困难，偶然性很大。
·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艰巨。一方面它们属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从总体上考虑，需要做出惊人的大型规划。
这实际上包括：
（A）首先，改善农作方式。这意味着强行改变古朴的财产法，直击灌溉这一多重问题，结束可耕地被侵蚀和荒废的局面。一句话，推行农业政策和技术。
（B）建立工业工厂（在重工业领域或轻工业领域，国家所有或私人所有）。如果可能就把它们融入国家的整个经济之中。必须把它们建立在全球经济结构之上，并促进其普遍增长。
（C）解决投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外国援助（这种援助可能是私人国际资本，也可能是通过瑞士银行而来，或者是从苏联、美国、法国或欧洲共同体得到的政府援助）。
（D）创建一个市场。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一个市场以一定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条件（此乃所有这些措施力图实现的）；其次，任何有效的市场，其规模都必须大于一般的国家规模。由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如泛阿拉伯市场计划、建立马格里布市场计划或建立非洲市场计划，人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热情大于取得的成功。梦想是非常明智的，但难的是使它们变为现实。
（E）教育和培训劳动力。自动化尽管在各种几乎从零开始的工业部门切实可行，却不能解决紧迫的、至关重要的失业和剩余劳动力问题。此时这一问题变得更有必要。
（F）培训经理和其他人员。工程师、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已提上了日程，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在人民有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之后，才有可能克服当地面临的重重巨大困难。
总之，需要做出范围广泛的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投资在非常长的时期里是不会产生回报的。正如J.贝克指出的那样：“一代一代的人要为未来做出牺牲，只有很少数人有幸实现这一点。某些年轻的叙利亚—黎巴嫩诗人试图抓住这一现象，他们乞灵于塔努斯（Thannus）神话，这一东方神灵注定要痛苦地死去，但也注定会再生。他们就是这样解释其国民永恒的畏惧和现时的痛苦产生的原因的。”
·必须做出一种选择：面对此类严重的问题，此类急迫而困难的解决办法，以及此类巨大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各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对采取何种战略踌躇不定。世界至少展现了两种选择，做出哪一种选择，决定并超越伊斯兰国家的整个未来。
从广义上讲，可从以下两种选择取其一：或者维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采取半干涉主义、半自由放任的政策，并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或者以共产主义实验为榜样——苏联、南斯拉夫或中国的经验。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说，这意味着或者维持政府和社会现有的状况，并在情况允许的程度内做出各种改善；或者推翻整个结构，旨在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结构。
不幸的是，这些选择并不纯粹是思想上的，甚至也不纯粹是经验性的。它们受到了国内外其他形形色色因素的影响。
在所有地方，或者说几乎所有地方，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构成该阶级的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年轻人。他们仍对在模仿西方尝试之后出现的深深的失望感到愤恨。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除阿富汗和也门外，各伊斯兰国家都有议会，但这对崛起的中产阶级有什么好处呢？中产阶级的成员感到失望，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转向共产主义，视此为将来他们控制政局的一个手段。官僚政治以及苏联之计划化（planification）的理想，似乎向人们提供了确保安定的允诺，提供了解决几乎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的方法……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受到了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气氛的诱惑。应当承认，这只不过是对使伊斯兰思想失去任何活力的中世纪的种种限制做出的反应。但是更为危险的是，那些倡导共产主义的人此前曾经寻求——但没有成功——从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中找到建立一种现代的、理性的哲学方法的途径。从今以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贝尼格森（A.Benigsen）语］。
西方人非常倾向于把伊斯兰国家过去与苏联的各种交往视为低价获得机器、武器和贷款的手段。事情远不止如此。共产主义经验仍令伊斯兰国家的年轻人着迷。西方仰赖的通常仅仅是倒退的贵族制，是人造戏剧舞台上的社会背景。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它缺乏一种真正的“全球政策”。
实际上，答案不在于让伊斯兰确信西方模式本身更为优秀，或者与其他选择相比更好，甚至也不在于多多少少慷慨大方地提供信贷的金矿。反过来，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化的范式，这一范式与其要求契合，给它们希望，赋予它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景。
20世纪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本身受到了这一深刻危机的危害吗？这一问题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
在各民族四分五裂、政治敌对普遍皆是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存在一个类似于统一的伊斯兰文明的东西呢？
如果这样，它是否受到了雅克·贝克所说“技术和行为中普遍流行的时尚的采纳”之类东西的威胁？换言之，它能受得住现在已经全球化、但实际上是西方发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吗？
假如伊斯兰选择可能毁灭对维系其团结统一至关重要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信条，把它视为通向现代之路，那么这一风险是否更大？
·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一个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治分歧似乎结束了泛穆斯林梦想，令其实现遥遥无期。但是，如同在过去一样，泛伊斯兰主义仍然是一个事实，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方面。
那一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清晰可见。从伊斯兰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有类似的信仰、道德、习惯、家庭关系、品位、休闲消遣、游戏和行为，甚至有类似的饮食……一位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伊斯兰国家的各个城市之间走马观花，他更为吃惊的肯定是它们的不同，而不是它们的雷同。在巴基斯坦和东印度群岛，差异更大；而在黑非洲伊斯兰国家，差异还要大：在那里，伊斯兰文明遇到了敌手，后者的力量通常丝毫不差，有时甚至更为强大。
在黑非洲，穆斯林仅仅通过宗教——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才建立其联系。宣教（因为埃及以泛阿拉伯主义的名义掀起了一场“传教”运动）时使用的常常是法语，即当地所使用的语言。这意味着文化联系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脆弱的和间接的。我们也无法肯定宗教联系在非洲大众之间是否真正起作用，他们事实上向对基督教那样随心所欲地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造，即非洲化（Africanise）。简而言之，在黑非洲，泛伊斯兰主义如果说有的话，其力量至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它根本不是此类文明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是一个被恰当地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中的一部分。它使用的语言——乌尔都语（l’Urdu）——把伊朗语或阿拉伯语的词语与其他源自梵文的词语掺杂在一起。与阿拉伯文一样，乌尔都文从右向左书写，但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
然而，那些国家仍然是伊斯兰国家统一体中名副其实的一部分的最鲜明的证据之一仍然是其语言。20世纪保留了“书面”阿拉伯文，它一直是伊斯兰教的黏合剂：它是通用的书面文字，用于报纸和图书。各民族的语言纯粹是口头用语。
此外还有其他的联系。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源自两种文明的冲突，一种是古老的、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变化，一种是现代文明，它在所有地区都在向伊斯兰文明提出挑战。就此而言，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本质上几乎都是相同的。在某些地区问题仅仅是崭露头角，而在其他地区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但在所有地区要采取的解决方法都极有可能是类似的。这只是从逻辑上做出的推论，因为起始点是一样的。那些在改革方面进展最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仅仅是由于它们比别的国家先走了一步。
然而，在这一方面，“流亡的伊斯兰”（l’ Islamexilé）——在黑非洲、东印度群岛（Insulinde）、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又一次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因为它的未来与其他文明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伊斯兰世界在更为紧密地接近工业化和现代技术时，是否会抛弃其传统的文明，就像脱掉一件过时的旧外套那样？
这一问题并不是伊斯兰命运中独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拥有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核技术的现代文明，是否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使世界整齐划一，并消灭单个的文明呢？
机械化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肯定可以搅乱、消灭并重建文明的许多方面，但绝不可能是全部方面。就其本身而言，机械化并不是一种文明。说机械化是文明，就是假称今日之欧洲完全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重新获得生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但欧洲文明早在它开始之前就存在了。确实，欧洲各民族让人非常怀疑机械化能否团结全球或使之整齐划一。它们早已为一个单一的文明所锻造，此即基督教和人文主义西方的文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工业化同样的冒险中，几乎同时受到驱动；分享同样的技术、同样的科学、类似的制度和机械化的所有社会后果——这些民族应当肯定早已就失去了我们现在仍能够言说的法兰西文明、德意志文明、英国文明或地中海文明等等的强烈的个性特色。不过，一个法国人只需越过拉芒什[57]，一个英国人只需踏上欧洲大陆，一个德国人只需进入意大利，他们马上就能认识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标准化。同时，如果技术无法消灭地区性差异，它又如何能消灭那些建立在迥然不同的宗教、哲学和人类与道德价值之上的大型文明呢？
但是，假如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伴呈现在穆斯林面前，其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标准与伊斯兰教传统的精神准则相互敌对，问题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用至为简洁、通常是非常庄重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既不容易，同时也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肯定这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你们的疑虑。
我在此冒昧地讲几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替代的文明；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是一种自愿的人文主义，是人类事务的一种理性化。假如将来有一天它为伊斯兰世界接受，它无疑导向共存和分享，就像在苏联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文明共存，或者像在中国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共存。尽管它对这些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它并没有铲除它们，而这也不在其规划之内。
Y.穆巴拉克认为，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伊斯兰教会发现比基督教更难抗拒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仍无法把精神与世俗事务区分开来。因此，精神就更容易陷入一个共产主义穆斯林社会的机械唯物主义之中，遭受灭顶之灾”。他这么说无疑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之前，在所有地区，或者说几乎所有地区，基督教都受到了科学、理性和世俗因素的冲击。它花了很长时期去适应，甚至进行反击，但它维持住了平衡，仅仅舍弃了它可以舍弃的东西。这一启蒙曾在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为它提供了武器，也曾为它反对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提供了武器。
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决定了人们生活中的所有行动。对这一宗教来说，技术（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人们不得不一跃而过的防火墙，借以拒斥一个已变得年迈不堪的文明，并从火焰后现在的世界中找到新的刺激。它选择什么道路既依靠自己，也依靠世界，像钟摆那样左右摇摆，或东或西。与整个第三世界一样，伊斯兰世界可能无法按自己的设想行事，而是屈从于两极中更重的一方。
1966年附言
1962—1965年，伊斯兰世界发生的系列事件就足以写满满一整卷。从印度半岛到摩洛哥，某种激烈言辞极为常见，其中居压倒性优势的是尤其因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而特别自觉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一运动在石油开发等各重大事务上，反对国际资本主义。1960—1961年埃及的国有化提供了一个范式。伊拉克国有化（1964年7月14日），或者叙利亚对石油转让采取敌对政策（1964年1月2日），其情况也是如此。
最近这些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在与法国于1962年3月19日签署了埃维昂（Évian）协议以来，1962年7月1日举行了民族自决投票。
独立的最初时刻以动荡和失序为标志。人民军队在独立战争期间曾驻扎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面向阿尔及利亚的边界防御，现在要重建秩序。本·贝拉（BenBella）于1962年11月15日第一次组阁，经历了整个1963年，采取了被称为“的黎波里”（Tripoli）的社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欧洲殖民者抛弃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发挥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政府从此支持成为“尖刀”的农民民主制。
然而，新政府面临的困难不计其数。随着国有化的普及，欧洲人大量移居国外，国家长期面临资金缺乏和技术干部匮乏的局面。政治困难不断引发骚动，致使关系破裂、政见不同、游击队活动频繁、诉讼案件上升……但不管怎样，本·贝拉似乎控制住了困难的局势（1963年9月15日当选共和国总统，1964年4月16—20日出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但是社会和经济压力日趋严重：以菲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者的不满，经济萧条生活物价上升，还有失业压力……各种力量逐渐取得平衡，本·贝拉似乎掌控了军队和民族解放阵线。对外方面，它与法国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援助方面；法国雇用50万阿尔及利亚工人，这也减轻了失业的后果。
阿尔及利亚希望保持中立，这一态度并不排除强烈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意图，而反殖民的意图尤为突出。它对葡萄牙的态度，或者对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的态度就是明证。
1965年6月19日：本·贝拉的权力自1962年起得到加强，由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遭到清洗［4月10日，艾特·艾哈迈德（Aït Ahmed），1964年卡比尔人暴动的领导者，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他将所有的政权机器集于一身。然而，一次政变导致了制度的突变。6月19日清晨，参谋长带领一队军官逮捕了本·贝拉和政权的其他几位要员。时任国防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布迈丁（Boumedienne）上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掌握了政权，宣布“今天失去作用的暴君”被推翻，他“对国家遗产的糟糕管理”被终止，但他保证“革命的成果不可剥夺”。
7月4日：革命委员会名单公布，主要包括旧时海外军队和游击队的军人。
7月11日：新政府成立。政府成员大部分是昔日本·贝拉的合作者。
7月14日：签署法国—阿尔及利亚关于碳氢化合物的极为重要的协议。这份协议延长了1962年搁置的埃维昂协议条款。它为开发公司，尤其是为它们的税收制定了新的政治制度，特别创立了“合作联盟”，加强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石油勘探、生产、开发、运输和商业化方面的紧密合作。这样就建立了出产石油的不发达国家和作为石油消费大户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全新类型的合作模式。最后，协议用石油公司的收益创立了阿尔及利亚工业化的混合机构。这份协议于7月28日在阿尔及尔正式签订，开启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此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错过任何赞成和支持戴高乐将军对外政策的机会。
摩洛哥
1965年3月23日，卡萨布兰卡爆发了学生和失业者的骚乱，遭到内政部长乌弗基尔（Oufkir）将军的严酷镇压。3月28日，因上一年的颠覆阴谋被判死刑的14名摩洛哥人被执行枪决。
4月13日，哈桑二世（HassanⅡ）发布大赦令，着手进行所有政党进行协商以达成国家统一政府的工作。协商失败了。6月7日,国王哈桑二世宣布废除1963年相对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政体。特殊政府成立，议会被解散，从此国王不受限制地掌控一切。10月29日，一位左派反对派领袖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在巴黎遭绑架，引发了摩洛哥和法国之间的危机。法国把矛头直接指向内政部长乌弗基尔将军，认为是他的责任。哈桑二世国王庇护自己的部长。法国与摩洛哥的合作似乎受到牵连。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5年8月24日，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达成停战协议，从而结束了也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纳赛尔支持共和派，而后者为君主主义者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这份协定主要是由美国外交斡旋而成的。美国看上去在10月1日筹建由扎卡里亚·穆赫迪德（M.Zakaria Moheddied）领导的新政府后在开罗重获成功。新领导人在埃及接受了美国的食品援助。但是这一变革非常短暂，纳赛尔政府拒绝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1966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Kossyguine）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标志着苏联积极地重回近东，开展外交活动。苏联重新给阿斯旺大坝的后续工程提供贷款，并尽力加强对也门共和派的援助。由于其他原因，也门重燃战火。
1966年3月，叙利亚的政变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的一位成员、两位同情者引入政权。
1966年6月，伊拉克政府首脑阿拉夫（Araf）元帅的意外死亡将他的兄弟、前参谋部部长引入政权。在苏联的怂恿下，他签署了一项协议，结束了北部库尔德人持续几年的造反。同时，莫斯科给伊拉克提供大量贷款，在幼发拉底河建造水坝。
[1] 希罗多德（Hérodote，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有西方“史学之祖”之称，著有《希波战争史》（或称《历史》）。——中译者
[2] 法蒂玛（Fatma，606？—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阿里之妻，被什叶派尊为圣母。10世纪初，什叶派曾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中译者
[3] 居鲁士大帝（CyrusⅡ，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之君，波斯人称之为“波斯之父”。约公元前550年起兵反叛米堤亚王朝，并破吕底亚和新巴比伦，建立起一个远届小亚细亚的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和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公元前529年在征讨一个游牧民族时丧生。——中译者
[4] 冈比西：指冈比西二世（CambyseⅡ，活动时期为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之子，前者去世后继承其王位。曾任新巴比伦总督，即位后远征埃及。——中译者
[5] 大流士（DariusⅠ，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阿契美尼德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公元前522年乘冈比西去世之机赶往米堤亚，杀死合法的继承人取而代之。在平定国内叛乱后四处扩张，曾进攻里海东岸的西徐亚人，到达印度河谷地，征服色雷斯，跨过多瑙河进入欧洲领土。公元前499年起两次远征希腊，但以失败告终。在国内健全了行政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改善水陆交通，建立行省制，并尊重帝国内各民族的宗教。——中译者
[6] 查士丁尼（Justinien，483—565年）：拜占庭帝国最著名的皇帝之一。525年获得“恺撒”称号，527年4月与其叔父查士丁共执朝政，号称“奥古斯都”，同年8月查士丁去世后成为唯一的君主。在东方曾与波斯等势力进行战斗，保全了东方各省的完整。又曾在意大利和北非用兵，曾从蛮族手里短时间内收复罗马帝国大片失地。对内大兴公共工程建设，重视法学研究，编纂《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汇编》，比较完整、系统地保留了罗马法典。——中译者
[7] 聂斯脱利派（les Nestoriens）：基督教的一派，起源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得名于其创始者聂斯脱利（活跃于5世纪上半叶）。431年和451年先后遭到主教会议的谴责，从此脱离教会而另立门户。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各自独立，仅在道义上合而为一。在波斯等地曾非常兴盛，至今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仍有不少信徒。此派7—10世纪在中国相当活跃，被称为景教。——中译者
[8] 伊斯兰教《古兰经》向穆罕默德传达安拉启示的四大天使之一。他即基督教《圣经》中传达上帝佳音的七大天使之一加百列或犹太教信奉的四大天使之一。——中译者
[9] 阿卜-巴克尔（Abou Bakr，约573—634年）：穆罕默德的挚友和首席顾问（622—632年），据说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子。穆罕默德死后成为第一任哈里发，任内将阿拉伯半岛中部置于穆斯林控制之下，并长驱直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始了穆斯林的征服活动。——中译者
[10] 穆安津（muezzin）：意为“宣告者”“宣礼员”，职责是召集穆斯林做礼拜。——中译者
[11] 住棚节（Tabernacles）：犹太教三个朝圣节期之一，开始于赎罪日后第五天，其特殊活动是用树枝搭棚并采集四种植物以示土产丰盛，感谢上帝。节期第七天要用四种植物扎成七重篱笆，称为大和散那。——中译者
[12] 以实玛利（Ishmaël）：《旧约》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所生之子，后与其母皆被其父驱逐。——中译者
[13] 拉丁文，本意指农民、庄稼汉、乡巴佬，后被用来指异教徒。——中译者
[14] 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约公元前410—前362年）：古希腊政治家、将领。生于底比斯，曾领导底比斯人起义，着力兴建反对当时军事强国斯巴达的同盟，与斯巴达进行了多次战斗，并两度击败它，建立底比斯的霸权。他曾改革希腊的战术常规，为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胜利开辟了道路。——中译者
[15] 欧麦尔哈里发：即欧麦尔一世（OmarI，586—644年）。伊斯兰第二任哈里发。起初反对穆罕默德，后成为其主要助手，并把女儿嫁给穆罕默德。634年继阿卜-巴克尔任哈里发。率阿拉伯军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打伊朗和埃及，使伊斯兰政权从阿拉伯小邦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译者
[16] 贾希兹（al-Jahiz，约776—868/869年）：阿拉伯伊斯兰教义学家、文学家，以独特和精湛的散文著称。其作品现仍可寻。未完成之作《动物书》共七卷，是一部仿亚里士多德风格的动物寓言集，也是一部以动物为题材，加进神学、社会学和语言学议论的阿拉伯文学论著汇编；另有著作《修辞与阐释》和《吝人传》等。——中译者
[17] 塞蒂马尼亚（Septimanie）：位于今法国西南部的古领土，介于加龙河和罗讷河之间及比利牛斯山和塞文山之间。可能得名于罗马第七军团（Septimani）曾在此定居。9世纪时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从历史上消失。英译本直接译为“朗格多克”。——中译者
[18]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约1460—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9年首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使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权。去世前任葡属印度总督。——中译者
[19] 水手辛巴德（Sindbad le Marin）：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的巴格达富商，曾进行过七次冒险航行。——中译者
[20] 熙德（Cid Campeador，约1043—1099年）：11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军事统帅，生于卡斯蒂利亚。抗击摩尔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的军事统帅、民族英雄，本名迪亚斯·德·玻利瓦尔。曾率军多次打败摩尔人军队，征服并入主巴伦西亚，其业绩被加工渲染，并被写成多种文学作品，如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喜剧《熙德》等。——中译者
[21] 萨赫勒地区（Sahels）：阿拉伯语，意为“沙漠之边”，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宽广的半沙漠地带，横跨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中译者
[22] 伊本·拔图塔（Ibn Batouta，1304—1368年或1369年）：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旅行家，著有《游记》。出身于摩洛哥一穆斯林法官家庭，21岁去麦加朝圣时开始旅行，到过埃及、苏丹、马里、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拉克、伊朗、阿塞拜疆、高加索、拜占庭、阿富汗、印度等地，据称曾作为印度素丹的特使到过中国泉州。——中译者
[23] 路易九世（LouisⅨ，1214—1270年）：法国国王，13岁继位。曾率军抗击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所率入侵者。1248年参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进军埃及，损失惨重，其本人也被埃及军队俘获，后被重金赎回。在国内赞助文学艺术。死于第二次征讨北非之时。——中译者
[24] 明格列尔语（mingrélien）：又名梅格列尔语，是一种无文字的语言，通行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黑海沿岸地区。它与格鲁吉亚语、拉兹语等同属于卡特维尔南高加索语系。——中译者
[25] 黎凡特（Levan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岸各国的通称，用于指称小亚细亚沿海和叙利亚，有时也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所有沿海地区。该词与“中东”或“近东”是同义词。——中译者
[26]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oun，1332—1406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基雅维利之前社会科学方面最著名的人物。其家族曾是西班牙望族，后由于宗教原因迁居非洲。主要著作为篇幅宏大的《历史导论》，第一卷为社会学概论，第二、三卷为政治社会学，第四卷为都市生活社会学，第五卷为经济社会学，第六卷为知识社会学。本书也是一部权威的穆斯林北部非洲史。——中译者
[27] 拜拉祖里（Baladhori，？—约892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各地的征服》，叙述了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历次战争和征服。另著有一部《贵族系谱》。——中译者
[28] 哈伦·赖世德（Harûnal-Rashid，766/763—809年）：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786—809年在位。出生于伊朗德黑兰附近，在巴格达宫廷长大，曾率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按照对穆斯林有利的条件与拜占庭达成协议，并因此获得“赖世德”（意为引导正道者）的称号，担任突尼斯、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诸省的总督。哈里发任内统治一个从西地中海直到印度的大帝国，但其内部变乱频仍。不过，此时纺织、金属制品、造纸等有了巨大发展，贸易规模有所扩大，帝国仍非常繁荣。《天方夜谭》（或译《一千零一夜》）中对哈伦及其宫廷的描写尽管具有神话性质，但也有相当的真实性。——中译者
[29] 马蒙（al-Rashid Ma’mûm，786—833年）：阿拔斯王朝第九任哈里发，961—976年在位也是第一个将希腊哲学介绍到伊斯兰世界的人。任内鼓励人们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创建一所被称为“智慧之家”的学院。力求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达成和解，并试图用更加唯理主义的伊斯兰教义来影响其臣民。——中译者
[30] 查理五世（Charles V，1338—1380年）：法国国王。百年战争中，1356年，为了赎回其被英军俘获的父王约翰二世而召开三级会议，并被迫颁布改革敕令。1364年正式登基，1369年与英国重启战端，屡战屡胜。任内改革军队，创建新海军，实行税制改革，并将卢浮宫改为图书馆。——中译者
[31] 阿里（Ali，约600—661年）：全名阿里·伊比·艾比·塔列卜。出生于麦加，一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并与其女法蒂玛成婚，第四代哈里发，656—661年在位。他曾着力去实现伊斯兰教理想中的社会正义与和平，却因教会内部的纷争而受到挫折，并被哈里吉派暗杀。被什叶派尊为第一代伊玛目。——中译者
[32] 卡尔巴拉（Kerbela）：伊拉克中部省份及其省会名称。公元680年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曾在此进行战斗，什叶派领袖侯赛因被杀。在卡尔巴拉市，侯赛因的墓地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圣地和朝拜中心之一。又因该派认为死后葬在这里是通向天堂的可靠途径，当地辟有大面积的公墓。该市为贸易中心和赴麦加朝圣的起程点。——中译者
[33] 阿维罗伊（Averroès，1126—1198年）：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之一。他把伊斯兰传统学说与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成自身之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医学通则》《关于宗教法则与哲学之间一致性的论文》《关于宗教教义论证方法的考查》《矛盾之矛盾》和《柏拉图〈共和国〉评注》等。——中译者
[34] 曼苏尔（al-Mansur，709至714年之间—775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一般认为他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真正开创者。754年登基，任内平定内乱，实行各种改革，建立新都巴格达，大力发展官僚体制，为其统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译者
[35] 穆瓦希德（almohades）：原意为“信仰真主独一教义者”。柏柏尔人的一个联合体。曾在北非和西班牙建立伊斯兰帝国（1130—1269年）。1147年征服马格里布，攻占马拉喀什，并定都于此。不久占领阿尔摩拉维德人控制下的安达卢西亚，1172年进驻塞维利亚。13世纪初在基督教联军的压力下退到北非，1269年亡于马里尼德人手下。——中译者
[36] 法拉比（al-Farabi，约878—约950年）：伊斯兰哲学家，阿拉伯世界认为他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哲学权威。他对伊斯兰教的功绩在于，运用当时阿拉伯人所理解的哲学传统，指明如何运用这种传统解答穆斯林争论不休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人的理性先于天启。其著作大都论治国之道。——中译者
[37] 利奥三世（LéonⅢl’Isaurien，约675/680—741年）：拜占庭皇帝，伊索里亚王朝的创建者。曾任皇帝侍从和安纳托利亚军区司令官，战功赫赫，717年自立为皇帝。任内整修君士坦丁堡的防务，击退了穆斯林的进攻。其最大功绩是颁布了一部法典，其中对婚姻和财产的权利做了详细规定，并以断手断足的刑罚代替了过去的死刑。——中译者
[38] 阿维森纳（Avicenne，980—1037年）：原名伊本·西拿，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波斯人，因其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和权威，穆斯林尊称他为“卓越的智者”，西方则尊之为“杰出的医生”。主要著作有《治疗论》《医典》和《指导与评论》等。——中译者
[39] 米哈拉布（mihrab）：意译为壁龛或祭坛，指清真寺正殿纵深处墙正中间指示麦加方向的小拱门或小阁。——中译者
[40] 敏拜尔（minbar）：或译“敏拜楼”，指清真寺殿内的宣教台，形如楼梯。——中译者
[41] 科斯洛埃斯（Chosroès）：伊朗萨珊王朝国王的称号。科斯洛埃斯一世在位时间为531—579年，科斯洛埃斯二世在位时间为590—628年。——中译者
[42] 托勒密（Ptolemee，活动时期为公元2世纪）：古代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生平不详。其主要研究成果是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完成的。他所发表的地心宇宙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在西方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达1300年之久。主要著作为长达13卷的《天文学大成》，分别论述太阳系和恒星的有关天文概念，是对古希腊天文学成果的概括。另著有《光学》和《地理学指南》等。——中译者
[43] 米歇尔·塞维图斯（Michel Servet，1511？—1553年）：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1531年发表《论三位一体论的谬误》，攻击正统教义。1546年把其观点充实，写成《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并把手稿呈送给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论述圣灵和再生两者关系时，他在无意中发表了他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塞氏因其神学见解先是遭天主教的迫害，后在新教的日内瓦被以异端的罪名烧死。——中译者
[44] 金迪（Yaqub Ihnas-Sabah al-Kindi）：伊朗伊斯兰哲学家。所涉猎范围不仅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派所关心的哲学问题，而且包括占星术、医学、印度算学、字谜、制剑、烹饪等。据称他有270种著作，其中不少传至今日。——中译者
[45]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国作家。他以实证主义研究宗教史，否定天主教的教条。主要作品为《耶稣的一生》等。——中译者
[46] 萨拉丁（Saladin，1138—1193年）：中世纪埃及、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素丹，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最著名的穆斯林英雄之一。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一个显赫的库尔德人家庭，在大马士革长大成人。1169年任叙利亚军队总司令和埃及维齐尔，接受素丹称号。1171年废黜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1187年大败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拉丁基督教国家，把欧洲人从那里赶走，后来又挡住了狮心理查所率第三次十字军的进攻。——中译者
[47] 帖木儿（Tamerlane，或作Timur，1336—1405年）：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出生于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兴起于撒马尔罕，先后征服西察合台、波斯、阿富汗、印度，直至小亚细亚，暴卒于东侵中国途中。——中译者
[48] 该书尚无中文译本。英文译本于1958年问世，题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译者
[49] 巴布尔（或译巴伯尔，1483—1530年）：印度皇帝，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是帖木儿的第五代直系后裔。原名Zahired-Din Mohammed，Baber是对他的称谓，意为“狮子”。1526年击败印度德里素丹国，占领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其《回忆录》是一部世界名著。——中译者
[50] 苏莱曼大帝（Soliman le Magnifique，1494或1495—1566年）：即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素丹。1520年继承父位，登基后立即开始对中欧和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国家的战争，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1526年在莫哈奇战役中大败匈牙利军队。1529年率军围攻维也纳，但因天气等原因失利。1538年在希腊普雷韦扎海域打败威尼斯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由此控制了地中海的主动权。1551年占领北非。又曾与波斯人进行了三次大战。——中译者
[51] 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1920—1938年在任）：另译基马尔。1881年生于希腊萨洛尼卡，在进入军校后入伍，战功显赫。率领土耳其人民反对“一战”后协约国强加的各项不平等条约，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并当选为其第一任总统。任内推行各项改革，如没收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废除哈里发制度、革除一切男尊女卑的传统、推广土耳其文字等。1933年被土耳其国民议会授予“土耳其国父”（Ataturk）的称号，1938年病逝。——中译者
[52] 突雷尼语族（Touranien）：是一个假定的语族，包括非印欧语系或闪含语系的几乎所有亚洲语言。——中译者
[53]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1834年在皮蒙特参加起义，后流亡南美。1848年回国参加意奥战争，维护意大利的民族独立。同年底，率军进入罗马城。曾组织罗马保卫战，与境外势力进行斗争。1860年组织红衫军，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译者
[54]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年）：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和《当代法国的由来》等。——中译者
[55] 卡赛姆（Abdul Karim Kassem，1914—1963年）：伊拉克高级军官，讨厌君主政权及其亲西方政策。1958年初推翻君主政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并任其首脑。他与1958年初联合埃及和叙利亚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纳赛尔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支持者在伊拉克发动了叛乱、兵变，并最终于1963年2月把他杀死。——中译者
[56] 布尔吉巴（Harib Bourguiba）：突尼斯独立的缔造者。1902年出生。早年受过阿拉伯和伊斯兰良好的教育，后又接受了西方思想。20世纪30年代起领导突尼斯人民进行独立斗争，反对法国统治者，推行其号称“布尔吉巴主义”的渐进政策。1957年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统，三次连任。任内进行各项改革。1975年成为终身总统，1987年被废黜。——中译者
[57] 拉芒什（La Manche）：法国人对英吉利海峡的称呼。——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