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这个美洲自强不息，一直坚持使自己出类拔萃。作为一种文明，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一位不带行李的游客，它相信，在它面前展现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只等它去把握。1787年宪法的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断言：“亚美利加在形式和原则上都是全新的。”自那以来，它坚信自己日日都有新气象，像杰斐逊一样认为“土地属于生存者”。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以自信的步伐跨过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它的内在力量，它充沛的乐观主义，仿佛永不衰竭。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较晚近的时代，至少一直持续到始于华尔街的1929年那场完全出人意料的严重危机降临之际。这场危机给人的感觉更加严峻，因为它击中了美国经济的心脏，美国经济当时正值大扩张之际，信心十足，喜气洋洋。此时美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第一次物质灾难。要从这场灾难中复苏，仅仅恢复空前的大繁荣还不够。美国第一次长时间地回首自己的过去，但不是为了认识自己（普通的美国人本能地不相信历史学的解释价值），而是为了寻求安慰。杰出观察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7]这样说道（1955年）：
追溯往事的怀旧倾向的发展，是伴随传统信仰的慢慢衰落而产生的。在竞争与企业飞跃发展的时期，美国人想到未来；在竞争与企业兴旺繁荣时期，美国人想到今天；现在，在集中、巨大型公司和垄断的时代，竞争的空间压缩，可以把握的机会在减少，美国人怀着惋惜之情回顾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
依然如此年轻的美国刚刚有点见老。越南战争使它变得更老一些。它终于意识到它的历史，正在接近它真实的时刻。它发现，在它对历史兴趣的排斥之中，在不合群的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之中，在抛弃所有使个人或国家丧失自由的限制之中，存在着“一个文化与政治传统的统一，美国文明便建立在其上”。
确切地说，这种暗含的传统不会遭到美国现代生活环境的反对吗？过去无疑开始压在它的肩膀上。
令人欣慰的过去：机会表
美国长期以来都相信它在铸造一种新的命运，一种新的未来，它没有先前那些日子的阴影，因为过去即刻自动消失。逃避与过去的一切联系，或断绝与根深蒂固的事物的关系，把赌注压在无法预料的事情上，此为金科玉律。“opportunity”（机会）一词乃是关键词：所有配得上这个词的人，在“机会”到来时都应该把它抓住，开发利用它，一直达到它所允许的极限。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人才能脱颖而出，显现出自己的价值。
因此，美国作为一个集体也是这样表现自己的：美国的过去是一系列的机会，一经提供，几乎立即就完全被把握住；它的过去是一系列“碰运气”的过去，这些“碰”通常成功了。让我们首先只列个机会表，这些机会既包括原先的，也包括新近的。
殖民与独立
·第一个机会是对美国沿海地带姗姗来迟的征服与牢固占领。安顿下来，就是开始谋求生存。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的革命性航行（1492年）为整个美洲开辟了航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le）是赢家。8年以后，即1500年，在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Alvarez Cabral）的领导下，葡萄牙人夺得了圣克鲁斯陆地（la Terre de Santa Cruz，意为“圣十字之地”），被用作红色染料的树木（paobrasil）将把它的名字“巴西”给予这块土地。随后，法国人的船舰——商船或海盗船，或二者同时，经常出入于新大陆所有大西洋海岸，自纽芬兰岛（Terre-Neuve，16世纪初始为人所知），直到安的列斯群岛、佛罗里达和巴西海岸（当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占有），法国人考察清楚加拿大（1534—1535年）后，最终在加拿大定居（1603年）。英国人是最后一个到达这里的：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16世纪最后那几年停靠在当时就成为弗吉尼亚的沿海地带，但在这里建立的定居点瞬息即逝：“五月花”号上的新教徒1620年抵达科德角，登上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海岸。
乍看起来，新大陆的这一片地区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喇叭形河湾、海湾以及真正的如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那样的内陆海把本就不令人愉快的海岸切割开来，而且多沼泽、森林，朝西则又被阿勒格尼山脉（montagnes des Alleghanies）的崇山峻岭卡住。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辽阔的地区，各个不同部分连接不紧密，只能通过沿海缓慢的航行互相联系。而且，还必须应对后来的竞争者——荷兰人、瑞典人，最后，还必须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中存活下来。尽管如此，法国人从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 River）出发，夺取（至少是勘探了）五大湖区和直至三角洲的庞大的密西西比河河谷地带，随后占领了这些地区；后来新奥尔良就建在三角洲。法国人取得了大规模围地运动的胜利。他们赢了第一局。
图20 美国地域的扩张
从那时起，英国人的桥头堡在佛罗里达和这个辽阔的甚至有些过分辽阔的法兰西帝国之间被卡住。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建立起前哨阵地，法国猎人则深入加拿大印第安民族地区打猎，皮货商在那里寻找毛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则在那里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当18世纪英国人真正开始向西扩张时，他们就撞上了法国驻军的要塞。
在所有这一切中，“美国人的”机会在哪里呢？或许在不太广阔、比较融洽、已被牢固占领的英国殖民地，尤其是在北方，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波士顿在这里建立、壮大起来），以及中心地区［纽约（原先的新阿姆斯特丹）和费城这座贵格会之城］，在这里生根发芽。
这些“在蛮荒中”（in the wilderness）生长起来的城市附属于宗主国及其商业生活，它们有进行自治的优势，过着一种差不多自由的生活，令人想起中世纪欧洲那些典型的城市。英国动荡不安的局势给它们帮了大忙：它从“北大西洋”的另一侧，不仅把不安分的新教教徒，而且把那些被克伦威尔的英国弄得泄了气的“骑士”抛了出来。这些新来者数量之多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真正的斗争结束时，1762年，那里有100万名英国人，却只有6.3万名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机会，是在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之间，实现了这种爆炸性的居压倒地位的力量的积累。
既然这个大陆上已有100万英国人，相形之下仅有不足7万法国人，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在魁北克，战争之神已向蒙卡尔姆[28]微笑（1759年）。早在伏尔泰之前，殖民，尤其是移民，就不是法国政权主要关心的。担心法国人口减少，（况且）根据也不充分……加之内部困难重重，忧心忡忡。这样一来，（要记住两个国家版图的相对比例，）如果说有30名左右英国人离开欧洲，那么法国仅有1人动身。因果出奇地不成比例：倘若英国语言和相伴而来的英国文化今天主宰着世界，那是因为法国每年只有少量船只运送极少的老百姓到新大陆，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文盲。［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语］
彻底改变历史，就是屈服于一种毛病，而且这种毛病有一个名字，就是虚构事件，再造历史[29]。有一位美国人，他是热情专一的亲法国派。一天他在消遣时不无懊悔地想象：如果北美大陆整个被赋予法国生活与法国美食的鲜明魅力，那该多么好啊！实际上，这个梦想大部分超出了历史本当允许的范围之外。
·美国人的第一次跃进发生在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经济背景之中。但是其成功（与加拿大有分寸的跃进相比这种成功显得如此明显）也与一个额外的机会相关：航海使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水和所有水路扮演了重要角色，小船、打渔载货的帆船，连同打劫的灵巧的快船（clippers），都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它们跑遍大海，抵达欧洲、地中海、安的列斯群岛、南美洲、太平洋……它们说明，1776—1782年之间，“起义者”的打劫帆船，一直远行到了拉芒什海峡，给英国的贸易和船队造成了威胁；1812—1815年，在对英国的胜利战争中，它们再度给英国贸易和船队以狠狠的打击。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一门心思关心拿破仑的伟大历史，对此语焉不详。
这些海上冒险活动尤其说明了17世纪的一些美国城市何以走运。无疑，英国重商主义立法条例一方面要求美洲殖民地在宗主国购买所需的一切制成品，即使它们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到英国的制成品，另一方面要求它们在英国或其殖民地出售几乎一切农产品（除了一些自由产品：谷物、鱼，因为它们被禁止进入英国）。这并不妨碍宾夕法尼亚1766年向英国输出了价值4万里弗（4万英镑）的商品，而向英国购买了价值达50万里弗的商品。明显的反常现象屡见不鲜。
“那么，您如何解决这种逆差呢？”人们问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被召到城镇议会前，对这种反常形势做一番解释。“差额，”他解释道，“要由我们运往安的列斯群岛的产品和销往我们自己的岛屿，或者销售给法国人、西班牙人、丹麦人与荷兰人的产品来补偿；或者由发往北美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新斯科舍、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产品来补偿；另外，或者由我们发往欧洲不同国家的产品来补偿……我们到处都收到货币或汇票或食品，使我们能够偿付英国。再加上环球航行中我们的商人与水手活动的利润，加上他们的船舶所进行的运输活动，所有这一切最后都为了平衡那架天平而被集中到了英国那里。”
这些大规模三角贸易增加了英国允许的异国至异国之间运载货物和进行贸易合法获得的利润。不要忘了，此外还有某些非常活跃的走私活动和往往带来收益的私掠航行。我们还不应当忘了渔业：美国的水手没有忽略大海提供的任何可能的机会。
确实，将近18世纪末，下述情况是没什么疑问的：美国所有商船的吨位，超过了除英国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航海国。不管愿不愿意，美国就这样加入世界经济之中，不得不接受由此产生的种种限制和压力，但这也使它可以从世界经济的跃进中获利。就像其他任何建立在信贷上的社会的所有早熟的计谋，其原由都在于它必须掩饰自己的劣势，必须匆匆忙忙寻求它所缺少的贵金属，而且刚刚到手，它就必须尽快放弃它们。
在海上寻求好运的所有历史叙述的都是遥远而令人惊奇的冒险活动。在冒险之中，只有做出尴尬的抉择：“美国的”小麦船队抵达地中海或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港口；同一时期美国朝向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的“走私”贸易获得成功；不久将要进行的经过合恩角、再往后是从旧金山出发的太平洋冒险方式。刚刚摆脱英国的统治（1782年），原先的十三州殖民地就千方百计地到达中国。[30]总之，正是要为驶往中国的美国船舶和为太平洋的美国捕鲸船建立一个中途停靠港的欲望，推动美国于1853年派遣马休·佩里海军上将的“黑船”到达东京湾，大家都知道，这一事件将产生非常重大的后果。
没有什么比与昔日跨越世界七个大海的美国船舶的相遇更有启示性的了。
运送英国国王的使节马戛尔尼勋爵（Lord McCartney）来华的三桅帆船“狮子”号，中途停靠在南大西洋圣保罗岛，在岛上发现5个猎海豹者（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他们准备发送2.5万张海豹皮到广州出售，载货的是一艘半法国半美国的波士顿海船，而且这船还将给他们带来一船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货物，同样是为了到中国销售。几个月以后，在广州对面，马戛尔尼特使将有幸作为战争掳获物扣押这艘不谨慎的船只，因为它多多少少是法国船只，因为1793年1月英法之间已经宣战，因为马戛尔尼特使刚刚获悉这一消息。
还有一个极小的例证：在德国诗人和戏剧家[31]之子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为沙皇服务进行环球航行时期，在南阿拉斯加港口遇见（1825年4月26日）一艘经合恩角由波士顿直接来到俄国这个小口岸的美国双桅帆船，船上载有粮食，用来在俄国小驿站交换2.1万张“海猫”皮，这些“海猫”皮虽然不及贵重的海獭毛皮，但买主希望取道三明治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s），到广州去销售。“船抵阿拉斯加港时，所有船员，包括船长在内，全都酩酊大醉，他们完全靠着运气避开了暗礁和浅滩，但这些美国人是如此机敏，尽管喝醉酒，仍能够处处摆脱困境。”
这也是捕鲸业的大好时机。捕鲸尤其是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拿手好戏。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年）描述了这个他亲自体验过的野蛮的世界，它的艰辛危险的生活，以及由于这唯一的活动而繁荣起来的小城市，比如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或南塔凯特（Nantucket）。1850年后，随着矿物油和燃气取代了作为照明手段的鲸蜡，捕鲸业衰落了。
大约在同一时刻，美国船队遭到竞争的打击，而且竞争非常惨烈：竞争对手是英国的蒸汽铁甲船。在受到这一打击之后，美国当时把注意力转向大陆内部，但越是如此，越是把注意力转向内陆，转向它的西部边疆，美国船队就越是无法重新崛起。征服这片地理空间，美国自己的地理空间，驱使美国逐渐向西部推进，修建铁路、鼓励建立沿海和内陆航线以提供更多的联系手段：这个庞大的任务使美国脱离了海洋。这是美国新的机会。
正如美国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桩事务不再举足轻重，另一桩事务就出现了：人们趋之若鹜，纷纷放弃前一事务。可以说，美国把一半以上已被瓜分完的海洋，交换为美国土地的广大部分，美国即将夺得全部土地，并且是独家所有。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比英属美洲十三州殖民地的独立（1773—1782年）更有名的了。即使如此，仍必须精确地确定美国独立这个事件的地位。
随着法兰西在美洲的帝国的终结（1762年），英国对殖民地的援助马上变得无足轻重，同时它对它们的要求变得更加不堪忍受。然而，不论殖民地还是英国，事先它们都不愿意决裂。裂痕变得越来越大，这是由误解、让步不充分、武力没有起到作用造成的。在后来出现的每一次非殖民化（décolonisation）运动中，即使今日也是这样，都与类似的一系列不太理智的事件相关。
英国没有做出更迅速、更大的让步，它要求征税以偿付对法战争沉重的负担，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而后它取消捐税，同时却坚持征收独一无二的茶税，以致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东印度公司两艘货船上装载的成箱茶叶被倾倒于大海之中。这难道不是它的过错吗？没有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是英国的政治传统；而身在美洲的英国人在伦敦的国会中却没有代表。这确实是天大的谬误！
此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1933年撰文指出，从18世纪中叶起，大英帝国引力的重心由美洲和大西洋转移到了印度和印度洋。他这么说是不是完全搞错了？1757年，英国占领了孟加拉。而且，“对华贸易”从此开始推进。把英国卷向远东和使英国脱离新大陆，这里是不是含有那么一种资本主义寻求过高的利润率的渴望？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导致了一场惊人的冲突，最后导致英国的奇耻大辱。法国和西班牙的介入，加速了起义者的成功。然而1782年，起义者抛弃了同盟国，私下与英国签订了和约……因此，在《凡尔赛条约》（1783年）中，英国遭到的损失比人们原先所担心的要少。英国也非常快就意识到，经济繁荣不仅能够补偿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而且可以做得更多些。历史学家还在想，却又不能加以回答，如果没有那场给予英国长久优势的各种要素的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此外，如果说令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感兴趣，那么这种兴趣必定既不在这个故事的种种重要国际方面，不在拉法耶特（La Fayette）身上，又不在巴耶·德·苏弗朗（Bailli de Suffren）海军上将遥远的远征上，甚至也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善良而注重现实的精明能干上。至关重要的是独立本身，是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以及1787年美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些决定性的年代，年轻的美国找到了自己。
我们说一个“年轻的美国”，指的是某一个首次成型的美国。在地理上，它缩小到大西洋谷坡（大西洋沿海地带及其腹地）；在经济上，它首先是一个农业国；在社会方面，它由持有土地的阶级，“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自己，即“美国民主”的缔造者自身来统治。埃皮纳勒[32]的图片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理想化肖像。
请看一看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斐逊这些有毅力、有坚定的信念、要制定世界最好的宪法的人，是何等人物。这不是不敬，大概也不无益处。人们早就说过：开国先辈们（Fathers）“在霍布斯哲学和加尔文教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宪法。他们也认为，人“对人像狼一样”，人的“肉欲性情”与上帝是截然对立的。在谢斯[33]起义翌日，诺克斯将军就此写信给华盛顿道：“美国人毕竟是人——带有属于这种动物的不安分激情的人。”（1787年）《独立宣言》宣布人们有进行反叛的权利，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使这些所有者、这些实业家、这些法律界人士、这些种植园主、这些投机商和金融家——这些“贵族”——深为着迷并感到兴奋的伟大思想，乃是保护财产所有权、财富和社会特权。美国是新生儿，但它早已有了富翁，他们的财产，不管多么有限，却使他们有资格领导别人。作为证明，人们只需听听那些为制定宪法而集聚于费城大陆会议的开国先辈们的话，或者读读他们的信件和他们同侪的信件。他们的基本假设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年轻的种植园主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他提议只有拥有不少于10万美元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出任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要求人们遏止“民主制度的恬不知耻”。对于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对这位州长的女儿佩吉·哈钦森（Peggy Hutchinson）一样，民众是“肮脏的暴民”（the dirty mob）。同样，我们可以听一听年轻州长莫里斯所说的话：“大众开始思想和进行思考。可怜的爬行动物！他们晒太阳取暖，一会儿过后，他们就要咬人……上流社会（gentry）开始惧怕他们。”梅森也持同样的认识：“我们过分民主了……我们怕在另一个极端走得太远了吧。”没有人比新英格兰的那位牧师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更坚信民主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他致函他的一位朋友道：“让人们把政府来源于人民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原则确立起来吧，但是要迫使人民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
上文所述确定了一种总的思想。人们以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的名义所强加的秩序，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秩序，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可能还有所节制。给有钱人权力、职务（种种责任）。对其他人，则有受反对富人的法律所保护的那种伟大特许权，就像富人受反对其他人的法律所保护一样。随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宪法，在力图一个一个地平衡永远自私残酷的人类兽性的冲动范围内，被认为是革命的、新颖的、平等的、公正的。
1787年宪法确实是一个巧妙的平衡力量的机制。托马斯·杰斐逊说道：必须“在不同机构之间分权和制衡……任何机构不得超越合法限度，否则另一些机构就会有效地遏止它”。至于社会，人们当然不会废除种种特权，尤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特权，但是人们务必使特权的——即金钱的——道路向一切人开放。在美国这个广袤的“新”国家，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用有趣的讽刺概括这一理想道：“奠基者们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国家在互相阻挠的和谐制度内，利益与利益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一个政府部门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之间，彼此互相制约。”
实际上，必须承认，如果说19世纪美国的历史把“健康的竞争”转变为各种私人利益之间广泛而残酷的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在美国比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利可图”，因而也更为公正。在美国，利润不是保留给一个严密封闭的阶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开放、更优越的社会中碰碰运气，都可能随时随地跨越阶级间的巨大障碍。“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self-made-man）是这个美国的典范形象，这种形象今天可能正在消失。
西部的征服
·从一开始，美国就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拓荒者国家。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同样的话用在任何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需要控制、开化使之适应人类的国家，不论它们是俄罗斯、巴西还是阿根廷。地理扩张是全部发展的第一个形式（而它支配着其他各种形式），它关系到经济、民族（une Nation，民族国家）、邦州[34]，也同样关系到文明。
历史把事情办得井然有序，体体面面。它使得美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我们不妨以法国为例想象、对比一下：法国在几乎平平安安地、未遇任何妨碍的情况下从大西洋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l’Oural）！1803年，美国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21年，它获得了西班牙所属佛罗里达；1846年，它从英国人手里取得了俄勒冈（这可能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随后，1853年，在一场不费吹灰之力的战争中，美国从墨西哥夺取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进一步扩展了它的疆土。人们如果想象一下，比如说阻挠俄国或欧洲本身扩张的可怕的灾难和外敌入侵，那么美国的这部拓荒历史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尽管这是以牺牲印第安人为代价的……但实际上任重道远。光靠年轻的美国是远远不够的。
从一开始，1787年宪法就明智地将西部尚未被占领的领土，保留作联邦的公共财产。后来，随着移民，新州在那里建立起来，一共有48个州（第49个州是阿拉斯加，第50个州是夏威夷）。殖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至少始于1776年，大概以1907年俄克拉荷马最后一些小块地皮获得分配而告结束。历史记叙、小说和电影使拓殖活动广为人知，从最初移民的大篷车和他们与印第安弓箭手的斗争，直到由缓慢的越洋铁路运送的最后移殖民的旅行。但重提英雄的远西部（Far West）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情景是否有益呢？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边疆”（frontière），白人所征服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冒险，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所谓物质的，是要阐明信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起着原动力的作用。所谓精神的，是要看看新教教义的新维度，而且更远些，要看看美国文明在它的第二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所具有的新维度。
·资本主义是这次向前进军的组织者。
想象一下，刚刚得到小块地，160英亩（64公顷）homestead[35]的移殖民，一边装好各种零部件，一边首先耕种山丘的疏松土壤，然后逐步把工作推向低地上不易翻耕的土壤，即一直推向山谷。他往往必须清除丛林灌木，有机会的时候，还得砍伐树木。确实，这位农民一点儿不像农民。也许前一天他还在操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业。要想坚持，唯一的条件就是学会驾马套车；耕种，一般是种小麦，无须复杂的备耕即可，同时土地不用施肥……尤其是，这个农场主如果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人，他肯定只有一个念头：转卖掉小块土地。他在那儿住上几年；他刚刚有了一些“预付款”，因为在他那偏远的角落，一切都将预付给他，他靠罐头食品度日（早就这样），靠煤取暖，如果铁路到达邻近地方的话。假如赶上两三个好收成，让他有了一笔资本，那时他便毫不犹豫：转卖掉小块地，从在此期间新到达的移民所给予他的增值中获益，此后他继续迁移——进一步向西，也就意味着，重新开始。向东返回，就是自认失败。［按照路易·吉拉尔（Louis Girard）的说法］因此，这些移民不是在土地上扎根的农民，而是投机商。“他耍花招。”正像一位历史学家确切所云。当然，他总是在赌，而不是总赢。但他坚持赌下去。
另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是1860年前后中西部建立了一座城市。想象一下这座被缩小到基本要素的城市吧：简陋的火车站，同样简陋的旅馆、食品商店、百货店（store）、教堂、学校、银行……这座城市刚刚问世，但每个人都已经就城市发展进行投机，购买好地皮，吸收新来的人。当然，城里有电气照明和有轨电车。不久之后的1871年，电话“出现了”。我们可以再引用一下路易·吉拉尔的话：“旅游者们司空见惯，人们在还没有房屋的街道上安装电灯照明，让有轨电车在街上穿行。但是对人们宣称，正因为如此，才要建设房屋，这样地皮才能更快地售出。”1878年建立的北达科他州首府俾斯麦，德国移殖民占了大多数，五年后，即1883年，美国国会大厦在这儿举行落成仪式。
俾斯麦城的居民因此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他们不仅邀请了颇有名望的人物詹姆斯·布赖斯［此人在五年后，即1888年，写出了《美利坚共和国》（La République Américaine）一书］，还邀请了前共和国总统和杰出的军人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此外还有坐牛（Sitting-Bull），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苏人（Sioux）的一位大首领，他在一次反抗白人的起义中成名。他来是为了烘托仪式的光彩，他还用他的语言讲了一些亲切的话语。然而使布赖斯这位讲究实际的苏格兰人吃惊的是，未来的国会大厦离该城1500米。他的惊异使俾斯麦居民感到惊讶。人们对他说：既然城市要变大，当然必须使国会大厦远离现在的城区。（路易·吉拉尔语）
你们看到的很清楚：这座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超出了现时代的范畴。依据所有经济成功的秘诀，它也生活在未来之中。它不依靠它已拥有的金钱，而依靠未来的金钱，不论这金钱是会到手还是不会到手。令人称羡的是，除例外的几年，例如1873年的衰退，金钱始终能够到手。赌注常常得到报偿。
·征服西部和远西部的美国，基本上是信奉新教的美国。新教曾单枪匹马地面对移民这种突然产生的困难的人文局势，面对移民如此迅速地分散到如此广袤的地区的局面。
入境移民来了，他们没有牧师，剩下的（没准儿连这也达不到）只有阅读《圣经》而已。无疑，这些入境移民过着一种中世纪的生活，他们自发的宗教生活平常非常活跃，往往富有脱离常轨的发明，如犹他州的开创者摩门教[36]教徒。美国新教的功绩是使这火焰维持不熄，而且更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
要成功，就应该适应自己的任务，使自身更为简化，也就是说超脱现有的各教派（公理会教派、主教派教会教友），减少神学教育或礼拜仪式，把希望寄托在感情上，寄托在引人入胜的集会所产生的震撼效果上。浸礼会教徒（Baptistes）、卫理公会教徒（Méthodistes）和基督门徒派（Disciples du Christ）的巡游牧师，做得异乎寻常地好。他们没有发明下面这种内心宗教[37]：新教的觉醒（réveils）或者复活（revivals）预先提供了内心宗教的范例。起码他们善于使之适应，使之简化（比如说，浸礼会教徒摆脱了他们的宗派性，卫理公会教徒摆脱了他们的英国国教遗产），始终依靠“个人的神性”（théologisme individuel），依靠“个人的主权”（la souveraineté），最后“靠行动，不靠信仰”。从此，基督的语言更缩减为一种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圣餐仪式。
在他们追求的严格目标之外，这些西部的福音传道者无意间造就了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即美国生活的“模式”，美国文明的图样。从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起，新来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即使不是新教徒，也必须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在基督教徒方面亦如在牧师方面，这些自发运动的都是地位微贱的普通人——“唯一创造教会的人”的所作所为。此外，像充当征服者时一样，他们在地理上共同分享“边疆”的广大地产：基督门徒派在西部和中西部创办了自己的小教堂，卫理公会教徒朝西北方向走，浸礼会教徒朝西南方走。大体上，他们的行动可与西班牙传教士的事业相媲美。实际上，从16世纪起，西班牙传教士在将大多数印第安人吸引向基督宗教从而奠定今日拉丁美洲的基础的同时，不得不向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移殖民传递上帝的福音。
工业化与城市化
·光是“工业化”一个词，不足以指明从1880年至今美国物质生活方面发生的全部变化。在这个世纪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如下表所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城市的巨大推动，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这里，问题不在于增加数据和量度，详细跟踪这个巨大变化。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和地理学书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历史上，像英国一样，新英格兰的首次工业起飞是纺织工业的飞跃发展，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最后的建立是与从1865年到1873年铁路的飞跃发展同时发生的。
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值（单位：10亿美元）
农业人口（单位：100万人）及百分比
重要的是要证明：（1）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美国自己空间地理的美国成就的巨大［参见墨西哥湾边“深南部”（Deep South）最近的飞跃发展］；（2）预言“未来生活”的一些成就具有的新颖、先进性质；（3）不断与自身决裂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性（我们下一章将重提这个问题）；（4）欧洲劳动力的到来：工业和大城市的建设也好，西部的建设也好，都不是美国独有的事件；（5）这种人与物惊人的进展，勉勉强强被铸入现在的这种美国文明之中，一种不适当的语言名之为：American way of life（美国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只涉及这些数量众多的问题中的后两个。
直到1880年前后，美国接纳的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殖民——美国第一批欧洲人口资源；随后，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大批到达：后者使美国有一点非英国化，甚至有一点非新教化。不过，尽管它在1880—1914年期间接纳了差不多2500万斯拉夫人和地中海人——这些人往往是天主教徒，美国却始终处在英国文化和新教的严格控制之下。
农业的西部吸收的移殖民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东部各州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州处在变革而不是动荡之中，至少比阿根廷动荡少，阿根廷在与意大利人的入境移居做斗争。刚进入19世纪80年代或稍前时期，意大利人的入境移居淹没了一切，城市和乡村，比比皆是。这种差异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欢迎新来者的美国拥有飞跃发展的城市、工业，既有惊人的劝导力量，又有惊人的吸纳融合力量。对新来移殖民的同化、吸收速度惊人，而且惊人地有效。
仔细端详一下无意中遇见的一群美国人（1956年）吧。北欧民族的特征在他们当中根本不占突出地位，人们既会认为他们来自那不勒斯或者维也纳，同样会认为他们来自伦敦或者汉堡，然而这就是美国人，其行为和举止皆为美国方式。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同化的机制起了作用。［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语］
获胜的是各种因素的集合体，包括语言、美国生活方式以及新大陆对外来移殖民的巨大吸引力。唯独这后者，或差不多唯独这后者，堪与所有其他因素相对垒。美国还通过所谓限额（quotas）法（1921—1924年），通过1952年的麦卡伦法，几乎关闭了进入美国的大门。从那时以来，尽管这些移居者中有些人在科学领域取得惊人成就，但它们被淹没在这人的海洋中。
今天，南部的外来移民非常少，只来自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北部的则只来自加拿大法语区，迷路的孩子在底特律、波士顿甚至在纽约，可以重新找到道路。但是现在这些国外移民乃是涓涓细流。确实，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波多黎各”城市，但巴黎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北非大城市，原因很类似：所有大城市在其底层都需要大量非技术的穷苦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国内招收到，就要到别处去寻找。
新来者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启动，而后是跃进。他们也给庞大的城市提供了贫民和无产者，纽约在这方面堪称典型，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它匹敌。异乎寻常的大规模城市化不断扎下根来：实际上，从波士顿到华盛顿高地，整个大西洋沿岸今天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聚集区——一种Mégalopolis[38]，一位地理学家说道——只在罕见的间隔中留一点儿地方植树，留一点儿地方耕种，留一点儿地方给互相连接而变得模糊不清的郊区。于是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城郊和费城之间的这些草木自然保护区中心建立起来：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所大学就会被这些相邻的熟悉的怪物淹没。
然而，尽管有这些异常大的改变和这些新人的大量到来，美国文明却岿然不动，固守其宗。它吸收了一切：机器、工厂、“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惊人发展，汽车充斥各地——欧洲的生活今天只描绘出汽车的近似远景；最后，美国接受了非新教入境移民的到来。
·美国文明是分三个阶段构建而成的：大西洋之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最后因工业化而“变得垂直”。正是在第二阶段，远西部和新式新教，可能确定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尊重个人，极其简单化的宗教信仰，非常关注道德行为（互相帮助、一起唱歌、社会义务等）的宗教信仰，英语至上，其他语言在英语面前均黯然失色。
这样的社会能不能说是宗教社会呢？是，种种测验统计都表明，这一数字几乎达到100%。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1782年（也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婴幼期）就这样说过：“在美国，无神论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不信宗教是非常罕见的和秘密的。”今天仍然是那样，没有不在上帝影响下的官方语言。不论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还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自愿地把美国的所有对外活动视为“十字军东征”。同样，社会差异无不，或差不多无不具有其宗教表现。在阶梯的底部，是由卑微的人组成的浸礼会社会，他们直到最近仍然非常贫穷。肯定“更漂亮的”是卫理公会教徒的世界，最后是因其礼拜仪式盛大而非常雍容华贵的主教派教会（Épiscopaliens，就是说该教派拥有主教），这套礼拜仪式源于英国圣公会。正像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这也是新的有钱人的教会，是“用钱买来的官爵”。
的确，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美国人以何种方式怀有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宗教社会是宽容的、多元的，划分为不同的教派，有着不一致的“名称”，拥有唯一真正的教会，习惯意义上名为：天主教徒。例如，用不着大惊小怪，同一个家庭竟分成若干“教派”，因为每个人都有按自己方式去信仰的自由，只要他本人相信：此乃唯一的义务。在波士顿可以看到一个最新式建筑的小“教堂”。入口处有一块简洁的牌子，任何特殊崇拜都不得在这些场所举行，这些场所乃用于世间所有信仰进行祈祷，不论他们信仰如何。在明暗交界处，唯一明显的不协调之处是一块大石板，令人想起祭坛，从教堂屋顶开的窗洞洒下一束光，由许多面小镜片组成的大帷幔反射着那束光，使人想到亚历山大·考尔德[39]的“活体”[40]……
令人赞叹的宽容，欧洲人会想，倘若他不知道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和无神论，尤其是法国模式的政府与教育的非宗教性质，在美国几乎无法实现，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某种形式的非宗教，某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在某些区域却颇为风行，正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或勒南的《耶稣的一生》（1865年）问世以来，在欧洲开辟道路的那种时髦。日益风行的自然神论的高涨，给这种理性化打上了印记。
对于美国的文化凝聚力来说，重要的是先天的困难障碍，入境移民，以爱尔兰人为首，接着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墨西哥人，他们信奉的天主教呈现出种种障碍，这种天主教最终要适应和完全适应美国生活，要将就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论，到达美国的最初的一大批天主教徒——爱尔兰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不管怎样，如果天主教会保全了它的世界性的统一与教阶制，在美国它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政教分离。与天主教会居多数派的其他国家相比，它的态度截然相反；天主教会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最后，天主教会同意毫不犹豫地突出道德行为，此举仍旧是听凭美国生活的驱使。十个宣言中的一个清楚地说道（宣言出自美国大主教）：“诚实的投票和在社会关系中作风正派，对于上帝的荣耀与灵魂的拯救所做的，要比半夜的自笞或到孔波斯泰拉[41]朝圣，还要多。”
像新教教派一样，今天在美国拥有3000万信徒的天主教会懂得组织起来，懂得拥有自己的联合会、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大学，当新教教会在城市无产者的福音布道方面成果甚微时，天主教会已在这个领域成果斐然。
新教教会对于城市的这种相对无效力，也许应归因于它19世纪在农村取得的成功，同时也归因于要它日益增多的财富，这些财富使它更加资产阶级化，常常使它的热情变得冷淡下来（尽管近来有复萌的迹象）。因为宗教在美国，更普遍地说，作为整体的文化美国，不断地受到威胁：它的信徒经常地由贫穷转变为富有，转变为资产阶级，造成了这种威胁。
宗教这方面只是美国文明如此具有凝聚力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它们无疑关系到美国文明的根本崛起，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吸引力；在这个社会里，阶级的界限只由金钱标记；在这个社会里，至少直至新近时期，致富的门路看来是大大敞开的。对于欧洲入境移民来说，接受这些社会准则，就是与欧洲古老的范畴一刀两断，就是打开希望之门。
这就是一个文明的自由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它具有强迫性质，几乎不准个人脱离美国生活方式默许的各项准则。假如入境移民本人入乡随俗有些困难，有时思乡心切，其子女会怎么样呢？至于他们，则急于融入美国大众之中。所有社会学家都注意到了入境移民的子女想使自己的血统痕迹消失的这种欲望。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最大的，是美国“机会”（chances）的丰富：边疆，然后是工业化，再后是大城市的推动，同样是创造财富的因素，而发财致富使民族的同化变得容易。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陋室或“破旧房屋”（bicoque）的喜欢吵架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和第二代或第三代使用“花边帏幔”的爱尔兰人，他们的道路是伟大的。因此，美国财富上涨的波涛，确保了美国最早文明的先祖凌驾于登上大陆的这些新人潮之上。
如果说这最初的文明不久就有力地区别于它的英国源头，但它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性质的，而不是真正欧洲的文明。大陆欧洲始终将地中海传统与斯堪的纳维亚传统混合在一起。“美国缺少两种文明之间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盎格鲁-撒克逊的吸引力吞并了一切。”（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语）无疑，如果说历史的偶然使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加拿大英语区除外）成为清一色的拉丁世界，尤其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世界，而后，意大利人的移居又打上强烈印记，那么这种情况是令人懊恼的。两个美洲很难彼此互相理解，生来就不能互相理解，这是事实。这也是现时的悲剧。
1966年附言
在美国，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搅乱了整个世界。约翰逊登上总统宝座之前不久的选举中，他的对手、上议院议员戈尔德特（Goldwater），作为他的第一次参选，其个性与纲要的过分夸张令世界舆论哗然。共和党因此力量缩小，四分五裂。更具戏剧性的是，黑人问题不断加剧。活跃的非洲穆斯林少数族裔把自己激烈的口号强加给有色赤贫无产阶级。他们参照伊斯兰文化和《古兰经》，倡议在南部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外部世界的悲剧仍是危害极大的：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这次在美国发生：1962年9月的古巴导弹事件，以及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世界政体包含了一系列的谅解、不愉快和冲突。
当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时，越南国家和军队的框架逐渐由美国一支编制超过17000人的“顾问”来保证，1964—1966年之间的美国历史越来越被越南战争主宰。越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尤其是肯尼迪执政时期。但是，战争在那时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冲突的程度，吴庭艳总统极其反动的统治也不一定要推翻；同年11月1日，人们有时会以为最终会在越南南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但是，新的越战在1964年夏天发生悲剧性的转折，该年8月份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约翰逊总统决定下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第一次轰炸。1964年末，越南共和国的美国远征军有十几万人。一年后，即1965年末，轰炸成为家常便饭，美军在编人员达到225000人。1966年春天，超过30万人，预计年末将达到4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人们预计将接近1965年和1966年全部预算997亿美元的一半。实际上，军费超过了520亿，美国政府以军费开支的名义要求1966—1967财政年度的600亿美元贷款。但是，美国的权势和经济活力可以消化这些新的负担而不会造成物价的明显上涨，1964年新创造出15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5%以下，这是美国经济史上最低失业率之一。约翰逊政府唯一担心的就是顽固的账目平衡赤字，尤其是大量国外开支和美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引起的账目平衡赤字。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美国的未来有赖于越战的走向，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战争的依赖度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