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至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美国的种种机会和所取得的种种成功。的确，困难和厄运并非没有。它们在当代积累成堆，随着人们越过那一道又一道“分水岭”，甚至还在增加：1880年、1929年，或许还有1953年。但是这种幻想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还会误导我们。仔细看看，人类哪一种团体不受到其生活本身固有的各种困难的影响呢？其次，在像美国文明这样一种如此巨大的文明中，幸运与不幸运之间的区分可能既不清楚也不具有决定性。一切困难都要求人们努力，激起人们做出反应，或者（用数学术语来说）“改变它的符号”。不幸使人警觉，不幸是一种考验。它实在很少封住整体的命运。海因利希·海涅[42]脍炙人口的诗句——“冬天夺去的，新春将还给你”——对个人常常是真实的，对各民族来说往往更具有价值。美国有重重困难，种种危机降临到它的头上，但是它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可能比它自认为的还要好。
一个古老梦魇：黑人问题，难以根除的殖民地
在美国的各种机会当中，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能消除的巨大难题：从17世纪起，由于南方种植园的飞跃发展（从1615年开始，弗吉尼亚的烟叶；从1695年开始，先是卡罗来纳而后是佐治亚的稻子；从19世纪开始，整个弗吉尼亚州西南地区的棉花），于是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非洲黑人。
·历史和地理对此负有责任。
美国由以开始建立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呈现一连串彼此接近的气候区。尽管处在与那不勒斯相同的纬度上，但由于拉布拉多（Labrador）半岛寒流的影响，纽约的气候与莫斯科相似——纽约离热带地区和它们的外来产品，只有一夜火车的路程。在这南方，奴隶制度作为18世纪如此繁荣的安的列斯群岛经济的一种扩张，几乎自然而然地安置下来。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法国人在新奥尔良（从1795年起，为了种植甘蔗），和乔治·华盛顿或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他们自己的田产上一样，都实行奴隶制度。
这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美洲便引进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畸变的非洲，什么也不能再阻挡它，无论是暴力，是偏见，还是让步。我们要注意，1787年宪法，尽管色彩自由，却没有废除奴隶制。它只是规定取消贩卖黑人奴隶活动，但拖延20年后，即1807年，这种贸易才真正被废除。
从那时起，黑人被输入到美国至少在法律上不再得到认可，不过走私贸易还长期继续，而且黑人像牲畜一样被喂养；19世纪棉花的飞跃发展甚至使黑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昔日，奴隶在主人提供的房屋里生活；现在，他们被大群大群地聚集在一起，就像古罗马时代的田庄里的情况一样。在这些悲惨的有色劳动者头上，殷勤而有教养的白人社会组成一个殖民地贵族国家。哈丽特·比彻·斯托（斯托夫人[43]）描写黑人苦难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1852年激起一场人们内心深处的革命。另一部更为新近的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44]的《飘》（1936年），描写了南方生活的甜蜜和魅力，尤其涉及有特权的白人农场主的自由生活。就是在这同一外部背景下，发生了福克纳[45]的复杂紧张的故事：这种南方的生活，充满对昔日文明时代的怀恋，狩猎聚会，喝着玉米烧酒“月光”[46]酒聊天。所有这些著作都展现了一种双重真理，黑人的与白人的，无疑也包含着双重谎言。
总之，在同欧洲人的斗争中，首先被殖民化的印第安人销声匿迹了，乃至人们只能在那些保留地中作为一个已消失种族的遗存再见到他们。此时黑人却无意间显露出自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于是美国国内有了一块殖民地，一块没有真正得到解放的少数民族的殖民地，不管官方采取了各种什么样的措施，少数民族的压力与存在虽面临众人的反对而依然如故。
·19世纪中叶，废除还是维持奴隶制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年）这场龙卷风，但是它只是使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分裂和敌对的复杂的自相残杀的争论的一个方面。
1.北方是工业地区，赞成高关税；南方出售棉花，宁愿购买质量上乘的欧洲工业产品。这都要求建立门户开放制度。
2.争论的政治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在争夺权力，民主党尤其拥护南部，共和党尤其支持联邦政府。
3.这种竞争因下列问题愈加激烈，愈加具有赌注色彩：西部新建各州到底倾向于哪一个集团？
4.实际上，危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构成合众国（联邦）的各州单个是否可以反对中央政府决定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它们是否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必要，是否有权闹分裂？
所有这些竞争动机都凝结为关于废除奴隶制问题敌对双方的强烈不和。南方发动了战争（1861年4月12日，向萨姆特要塞发起进攻）；经过可怕的几年内战之后，于1865年4月9日，战争以南方投降告终。1865年12月18日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该措施关系到将近500万黑人（1870年为480万，面对的是3300万白人），即总人口的12.7%。这个比例后来更大：1880年13.1%，随后因欧洲移民而递减，一直达到1920年的10%；这个比例似乎稳定在10%左右。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轻易便可证明，特许给黑人的政治好处乃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权利得到了改善，但黑人还是处在“下层地位”。1914年以前，黑人没离开南方（由于习惯和传统，这种低下地位自发地在南方维持下来），黑人的处境因此更加恶化。黑人在1880年前后肇始的工业化中，只能找到不太好的位置，找到干粗活者、非技术工人的位置，最有利的位置则留给那些“贫穷的白人”（Petits Blancs）。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黑人北迁，他们对于北方才变得重要，在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在黑人占据“黑色腰部”的芝加哥，在底特律……情况都是这样。
·黑人少数民族跟随美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加入进来。黑人少数民族今天也有了自己的有钱人，甚至新富，有了自己的大学，自己的音乐家、诗人、作家，有了自己的教堂。但是真正的平等仍是他们无法触及的。
1956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写道：
正如事情发生的那样，乐观主义的偏执愿望会使人相信问题从此以后便解决了，而好些欧洲游历者就上了当。真实的情况是，无论在有所缓和的北方，还是在实际上没有丝毫缓和的南方，传统的社会排斥性仍在继续。无疑，在东部和中西部，人们将越来越看到黑人确实加入了白人的生活；有可能这样杰出的有色人有机会被接纳去吃饭或出席社交聚会；越来越多昔日受到迫害的种族的代表被毫无歧视地接纳进民选政府职位。由此便以为障碍即将倒塌，或当真会降低，未免为时过早了。美国的黑人自认为是美国人，不提种族，而愿单单提美国人，但是对白人来说，他们仍然是“美国黑人”，这就显示出强烈的色彩差异。人类肤色对于彻底的民族同化来说，似乎必然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的确，黑人问题被人在令人失望的拖拖拉拉中得到考虑，当文化变革发生时，文化变革也进行得拖拖拉拉。偏见、反感、所采取的立场（请看福克纳的小说）在这里还是昔日那一套，而绝非今天的东西。种族隔离、私刑处死（而今是极其罕见的）、潜在的或明显的敌意，落在驱魔运动的后边。但是运动终于发动起来了。小石城（Little Rock）学校事件，联邦政府最终占了上风（阿肯色州州长支持的白人学校，拒绝按照最近联邦法律要它们承担的义务接纳黑人入学），是早期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事件表明，未来会走向何处，种族隔离问题和种族隔离狂热同未来一样可怕。尽管如此，这一未来却慢慢临近，只有惊人的忍耐力，只有黑人种族的政治忠诚，才能够使问题有望得到和平解决。
作为结论，我们能否把这一问题视为既是美国整体也是给人好感而有耐心的这个黑人美国的厄运呢？无疑不能，因为美国人道主义在提出这一问题时要面临一个它通过这点进行判断和提高的困难。无疑不能，因为这个非洲已给美国提供了特有的原创的文化财产，这份文化财产已并入了美国文明（特别是并入了美国的音乐）。另一方面，这个非洲在物质上和智力上，是全世界黑人共同体中最发达的，它非常勤劳，也在享受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冲力。时代对它有利，如果消除不了美国生活中这一严重的内部矛盾，理智和道德的苦恼根源将长久继续存在。没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希望如此。美国必须创造和采取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法。
资本主义：从托拉斯到国家干预和卖主控制市场
不知是幸运还是厄运，这次评判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对我们应站在什么立场上，人们也犹豫不决。美国资本主义也是这样，既有益于也有损于打上了它的（反之亦然）难以磨灭的印记的文明。
在这个美国欲成为的自由民主制度中金钱曾经是，而且依旧是至上的国王。商业帝国有目共睹，它公开炫耀，岂止在曼哈顿那些高耸入云的宏伟的buildings（大楼）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这种自由的游戏，往往供求过分自由，活跃起举世无双的物质冲动，每个国家不管政治制度如何，都试图照搬这种资本主义，又转过来达到这种资本主义。最后是美国理想主义本身，人们不能否认它的活力和常常彻底的大公无私，部分地是对商业那种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的一种回应、回避和反击。在这里，资本主义常常良心败坏。
更进一步地说，在一个实用主义的而非革命的、过于富有以致无疑可能像1914年前或1848年前欧洲那样具有颠覆性的社会的压力下，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不是在逐渐变得更为人道一些吗？
我们已经看到，直至1880年临近，美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但它只一下子就被卷入最惊人的变革中，仿佛无意中发觉自己被这突如其来的推动升向工业，升向富有，升向强国。欧洲六国[47]，在共同市场的初期，得知了物质生活能够蓬勃进步的情况。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法国，什么都逃不过这样的涨潮。恰好，在今日这个欧洲，看一看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吧。同样在美国，资本主义只有一边适应，一边越来越让步，如果可以说的话，一边分享发展，才能继续它的历程。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的trusts（托拉斯）最终发展为大企业，两三家便主宰了庞大的国内市场（oligopoles[48]）。
显然，发展中的总在变化的这种资本主义，无论它们是不是受到抑制或者变形，仍旧是美国物质生活，更远些说，是美国政治及美国文明的推动发展者。在自我转变的同时，它改变了它们。美国文明当前的和长久的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就在于此。
·为了领会这个发展，暂时必须回到托拉斯时代（trust：信任；trustee：代理人）。
从法律上说来，trust（直译为“信任”，托拉斯）必须理解为拥有不同公司身份的股东的联盟，股东委派trustees（代理人）去代表他们。结果，trustees组织实际上合并各公司，而各公司按照它们的契约，本无权合并。因而，这可以成为规避法律的一个方式。这些托拉斯中一些从事相近活动和互补活动的公司可能聚集起来；当它们的力量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它们自然而然地力求达成一种垄断，尽管美国地域广大，致使要做到垄断一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1839—1937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从1870年创办（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Ohio），到1879年有效地组成美孚托拉斯（the Standard trust），成功地实现了垄断。美孚托拉斯超出了商业的严格界限，因为它囊括了一系列的企业，既负责石油开采、运输、提炼，又负责石油出售（尤其是销往国外），后者不久便与汽车的巨大飞跃发展联系在一起。
1897年建立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也肯定是个托拉斯，并且更加肯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企业。约翰·洛克菲勒退出了美孚石油公司的业务，但并没有退出投机活动，他乘当时还没有税务控制之机，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他从这一财富中拿出了巨额数量用于慈善事业。与此同时，约翰·洛克菲勒买下了靠近苏必利尔湖（Lace Supérieur）的铁矿层。实际上，他得到这些铁矿是作为那些没有清偿能力的客户偿付的债务。过了不久，他以秘密方式建立了一支货轮队，通过五大湖运输矿石。而后，出于被迫而非情愿，他与钢铁大王、匹兹堡大炼钢厂厂主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年）达成了一个协议。在银行家皮尔庞特·摩根[49]的帮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了，我们可以说，该钢铁公司使美国钢铁生产的60%“托拉斯化”。此后又有了最后的一幕：在将集团股份引进交易所之际，皮尔庞特·摩根把资本增加了一倍，因此使价值也增加了一倍。他在拥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利用股份的直线上升进行投机。
这些交易，人们还可举出别的（人们常提及关于铁路公司的斗争的例子），给一种技术和一种氛围下了定义：冷酷无情、丧尽天良的资本主义，就像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政治一样。况且，一个洛克菲勒，一个卡内基，一个皮尔庞特·摩根，像这样的人，肯定地说，在某些方面离文艺复兴时期果断的君主相差不太远。
这种商业跳跃，必须给它确定时间，是从加利福尼亚黄金热（1849年），或更确切地说是从1865年（南方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后），直至20世纪初。这些君主，依据场合而面容冷酷或面容温厚，都强烈地想要“他们的”美国。他们打碎或者绕过他们前面的各种障碍，几乎明目张胆地支付必要的酬金进行贿赂。他们中有一人写道：“倘若你要获得公正的解决，就该付钱，这样做是简单合法与公道的。假如一个人拥有作大恶的权力，只在被收买后才品行端正，因为这样时间将被节省下来，那么一往无前和收买法官就成为一种义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中我们意的，就是正义的……
这是取得了伟大经济成就的时代，铁路、加利福尼亚黄金热、西部移民、新人、暴发户，他们具体证明了一再得到保证（即使并非永远精确）的self-made-man（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的神话。这是无意中恬不知耻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在斗争与妥协中，商人显然不会用我们的眼光看待他们自己。正是那些好斗者迫不及待，无所不用其极，只考虑他们追求的目标——强盛、合理化，甚至还有公益。的确，所有这一切都肯定可以使其财富大大增加，可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飞黄腾达，但是既然“最优秀的战士获胜”，那么公平地说，他们就完全没有权力这样做吗？
·然而，以为这些行径或这个时期晚期力求把所有成功的商人（因此，一个像皮尔庞特·摩根那样的人，就是大骗子）都描绘成self- made-man的宣传活动，只会遇到称赞和轻信，那是不准确的。
远非如此。公众，甚至商人，对垄断或看来鼓励垄断的措施，显露出极度的担心。商业“组织的”常常自发地集中，再加上1900年后长时间的经济高涨，全都有助于增加托拉斯和垄断。它们像雨后春笋一样疯长起来（1887—1897年为86家；1898—1900年为149家；1901）1903年为127家）。但是它们之间马上开始斗争：1896年的总统竞选运动，部分地产生了拥护托拉斯（麦金莱）与反对托拉斯（布赖恩）的两派。继而一些野心勃勃的托拉斯自行失败，如皮尔庞特·摩根梦寐以求的商船托拉斯。
由于1903年和1907年出乎意外的短期危机，舆论对这一主题高度敏感。1904年，在公众舆论的赞许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散了一家真正的铁路托拉斯。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以及众多反托拉斯和垄断的运动导致了loianti-trust（反托拉斯法）产生，或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位民主党朋友之名，称为克莱顿法（1914年）。
许多观察家说此举只不过是抽刀断水，靠一纸法律就想扼制住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集中，乃是乌托邦空想。美国社会主义领袖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人类沿着梯子升向文明，这道梯子是工作方法、越来越强大的生产工具的进步。托拉斯占据梯子的顶端。当代社会风暴正是围绕托拉斯而发出怒号。中产阶级力图打碎托拉斯，从而使文明的进展倒退。无产阶级力图保留托拉斯，改善托拉斯，使之向所有的人开放。”
这样的态度很清楚：不要触及成为技术进步、美国的成功与骄傲的东西，但是要使进程更文明，可能的话，投托拉斯发展股。为了这样的政策，唯一的仲裁人要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权力，此即联邦国家，因为托拉斯实际上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中个别州的范围，它们的经营活动同时在好几个州进行。唯有联邦国家才有它们真正的大小。即便如此，联邦国家还必须增强、巩固，进一步树立威望，成为有资格的谈判对象；托拉斯，或大型企业，从它那方面也要认识到，不论高兴还是不高兴，只与一个权力机关打交道，取得它的支持，尊重它的异议，支持权力机关的各项决定，对它是有好处的。其中一个例子，是1962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反对提高钢价。
·今天，因为有了卖主控制市场、辛迪加（les syndicats，工会）、国家“补偿权力”“美国正在建立某种类似新资本主义的事物，以其发达的形式适应20世纪的环境，新资本主义已经截然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
这种新资本主义难以把握。它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而整个美国文明通过它的秩序，它的社会网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列举它的所有成分呢？从现在起直奔自动化奇迹的合理化[50]；在无孔不入、强大无比的广告影响下，合乎标准化的口吻，为清一色庞大的市场进行批量制造；加上在大企业中设置了纠缠不休的human relations（人际关系）和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部门——它们类似于外务部和内务部，它们的任务是在面对公众舆论、消费者，最后尤其是面对工人时替自己辩解，表明企业的做法是正当的。虽然无数的细节都有自身的价值，但重要的是统率全局的经济事业。因此，必须指明带来一切的运动的规则、限制、结果。为此，我们要逐个地加以考虑：在19世纪自由经济中，市场昔日的作用、卖主控制市场、辛迪加、联邦政府。
市场（当然假定是自由的）对自由派经济学家来说，是整个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是整个经济生活的伸张正义者。通过竞争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方法，它使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事物安分守己。根据资本主义传统，理想的经济是充分竞争的经济（因而没有垄断），是国家不进行干预的经济，是由于供求作用而自行确立平衡的经济，是危机、失业、通货膨胀为异常现象、必须与之做斗争的经济。对失业必须好好加以解释，因为失业并非始于20世纪，人们直至指责辛迪加（工会）非正常的压力。
为了使这一传统的画面变得完整，我们应当重复一下，生产始终被视为善举。实际上，生产创造的所有福利，按照让-巴蒂斯特·萨伊[51]从1803年起制定的销售市场规律，都加快了交换：“产品换产品”；那么，制造一件产品，就是把一块供交换的附加钱币交他本人支配，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52]和李嘉图[53]，到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阿瑟·马歇尔[54]，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样教导过。总之，在经济生活的这种竞争“模式”中，一切都自我调节，其中包括储蓄或投资倾向。此外，为了管理储蓄或投资倾向，在它失常的情况下，调整一下利率，恰如其分地抬高或减少利率就可以了。
然而，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原有的这些被传授和一再重复以致令人生厌的旧规则，都被事实推翻了：垄断、隐性垄断（crypto-monoples）、卖主控制市场，在20世纪变成了经济领域中广大部分而且是最发展的领域的支配性规则；它们违反了竞争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进行干预（人们可以想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美国之外那么多的五年计划）。最后，长期的危机从1929年开始，露出了面目；失业和通货膨胀共同携手，终究显示出它们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确实令人遗憾但非常正常的现象。由此可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的革命性的《通论》[55]（1936年）的重要性，它标志着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竞争模式的决裂。美国将把它作为20世纪新经济具有预言性质的规律来接受，并将经常把它作为美国采取政治行动的基础。
卖主控制市场：当一些大卖主“努力满足数量众多的买主的需要”时，便存在卖主控制市场，或者不完全竞争，或者不完全垄断。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反托拉斯斗争并没有结束企业有机的生物竞争。在大量的部门中，而且不仅限于美国，合并导致产生了巨型的公司企业。因此，1939年之前，在制铝业领域只有一家大公司，即美国铝业公司，它控制了铝市场。通常，几家大型公司瓜分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比如，三四家企业负责烟草种植和卷烟制造。
然而，在这些巨型企业周围，小型企业继续存在，默默无闻地勉强维持下去，而且说不定哪天就得消失。它们只不过是幸存物，只不过是过去的遗产。它们也一样很容易被接纳进新兴产业，这一产业吸纳资本和敢冒风险者（洛克菲勒年轻时代的石油，或亨利·福特开始起步时代的汽车）。在工业部门已经牢牢确立、根深蒂固，经验、企业规模、技术进步和自供资金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唯独享有特权的那些企业拥有所有这些条件的时候，要想进去则困难得多了。
调查和统计数字也表明了下列事实：200家大型企业控制了美国差不多二分之一的多得令人惊异的物质财富。这是一些常常不带个人色彩的企业，匿名的甚或由被雇用的全体职工所拥有的公司。在这些帝国中，相对于欧洲公司来说，负责人和雇员的工资薪水都是巨额的，但是，它们通常是固定的而不是与利润连在一起。“本来意义上所说的利润，”正像亨利·福特解释的那样，“属于公司本身：利润是公司的保障，利润使公司能够发展壮大。”
这样，这种例外形式的资本主义单独地建立起来，“巨人”的统治也建立起来，反托拉斯法对这些“巨人”无能为力（人们看到，1948年政府对“切斯特菲尔德”“走红运”和“骆驼”牌香烟制造者采取行动的情况）。必要时，如果有一家垄断者也无妨，但竟有200家！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进行一次革命，可是没有人想到这点。卖主控制市场不会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型企业。
重要的位置于是被占有和牢牢掌握着。“在商业贵族制中，公爵的高位属于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杜邦·德·内穆尔化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根据他们不同公司的资产的严格比例，伯爵、男爵、骑士和骑士侍从接踵而来。”那些已经获得这种地位的人力图保住它们：“现在一代美国人，如果想继续活下去，就要在现时提供这些物品的一些公司的这家或另一家，购买钢、铜、黄铜、汽车、轮胎、肥皂、开关、早餐、腊肉、香烟、威士忌、收银机和棺材。”（J.K.加尔布雷斯语）
当然，人们常说，这些巨型企业有其优势。它们跟得上技术的进步，出色地利用了这种进步，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像我们概括指出的那样，一下子集中合并起来的现代化部门，与始终处于这种运动之外、仍处在19世纪路线上的那些企业相比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既建立在旧的资本主义之上，也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之上，至少是建立在双重结构之上。农业（总体来说）、服装业和矿产业属于旧资本主义的范畴。这就是说，企业在这里规模很有限，有关农业的企业不值一提：在密苏里，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者可以把9000大包棉花送交到市场。按绝对数量来说，这一数字本身是巨大的，但相对于总的生产规模而言所占比例低得可怜，低到可以说对棉花价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价格支配着他，支配着他和所有其他的棉花生产者。同样的，在进步惊人的美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垄断”组织，与处于古朴状态的6000家煤炭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煤炭企业依然依靠报酬甚差的矿工的劳动，技术的进步只因最近国家进行干预才有可能（恐怕还到不了这个程度）。
然而市场在恢复它的作用。显然，价格从不会令大企业感到吃惊。大企业事先控制价格，并忠实于“最纯洁和最诚实的”竞争，在该领域，它们只有对能对它们还击的竞争组织受涨价或降价决定的影响进行估计之后，才进行干预。由此可见，为了确保巨型企业的安全与利润，价格要定得相对高一些；幸亏有了这种相对高的定价，小型企业才可以在大型公司的阴影下能围绕大企业设法生存、死里逃生。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战被排除，只进行广告战就行了。显然，广告是“富裕经济”独有的奢侈品。无法想象，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社会中还会有广告。
不过，这200个巨人（被1929年危机所动摇的银行权力，看来再也不能控制它们）不能无可争议地进行统治，或更有甚者，完全支配一切。把销售集中于几个人的手中，至少有集中到某些现代化的机构之中的天然趋势，同样也把购买集中到几个人手中。
因此，生产者的“经济权力”撞上了购买者的“补偿权力”。凭这种两面制衡的手法，垄断利润能从这一方或从另一方出来：一个大的供应商可以面对许多买主，一个大的买主也可以面对许多供应商，或者是最后一种相当常见的情况，一方巨人面对另一方的巨人。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达成妥协。假定钢铁商人起了念头，要在底特律定下“专断价格”。但要把专断价格强加给像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一样重要而强有力的买主，是很难办到的。
显然，卖主垄断市场能扮演两种角色，卖主（供应商）与买主，轮番或同时运用经济权力，而后是补偿权力。但是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在这两种活动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
辛迪加。正是在劳动市场上，补偿最显著地增强了。工业巨头在自己的部门，看到庞大的辛迪加（工会巨头）在它们前面直立起来。而辛迪加也试图从垄断、从大企业对价格市场的干预权中获益。既然大企业能使价格上升，只要迫使它们提高工资，允许工人与它们一起分享它们的特权就行了。假如人们想到，实际上美国一些辛迪加是富有的公司，有高楼大厦、巨额经营有方的资本、付酬极高的董事长和职员……那么使用“特权”一词就不算过分。
相反，在最新型的资本主义还没站稳脚跟的地方，辛迪加的行动几乎施加不了同样有效的压力。活跃的辛迪加网几乎把整个农业活动置于其组织之外，其原因是否在此？
无论怎样，生产者与辛迪加经典性的对立在今天的美国，趋于呈现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是一种往往类似于协会的形式，消费者有支付协会费用的可能。产业巨人使社会巨人的产生成为可能，它们相互制约的权力起着工资与物价调节器的作用。
然而，由于这个调节器易于发生很多错误，它会被卡住或咬死，而它的每一欠缺，在一个患有巨人症的国家，都有可能产生同样巨大后果的危险。因此，国家作为最高调节器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它负责照管着机器良好运转。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这种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尤其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否定。
显然，美国经济的发展迫使联邦国家进行认真的干预，发挥“补偿权力”的作用。对联邦国家来说，问题不再是按照1914年克莱顿法奉行的反托拉斯措施盲目地进行干预，而是认真分析经济形势的各种因素。幸亏现代经济科学在这一点上给了所有可能性，联邦国家才得以预测经济形势的发展，时时准备对这个或那个部门采取行动，旨在消灭失业，刺激生产，防止通货膨胀，诸如此类。
人们懂得为何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大。赫伯特·胡佛政府班子只有37人，而杜鲁门政府却拥有325个直属官员和1500个雇员。过去，仅仅白宫就可以满足总统工作的需要。今天在白宫对面立起一座行政公署大楼（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新官僚在这里已感觉到狭小。渐渐地权力集中到白宫，整个国家都感受到影响。庞大的官僚制度依靠的是一支精明强干的技术人员大军，他们不受旧的政党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的盛衰的影响，这种政党分肥制度随着选举结果的变化，常常引起官员的替换。官僚制度的这种新的固定，仅此便是一个革命。从此以后，总统统领的是有资历的行政人员。
联邦国家的整个庞大制度，是根据经济应该或能够借以确定方向的那些决定性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经济统制主义即使是有限度的，但如果没有社会统制主义，焉能想象？
自从国家在经济组织中担负起一定职责那一刻起，国家就变得对社会不公正负有责任。它不能无视那些没有组织起来、处在辛迪加的边缘或干脆在辛迪加之外的美国人，比如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200万名农场雇工，他们组成了一种农村无产阶级贱民。是否必须为他们确定最低定额工资？美国是不是必须建立具有欧洲特色的社会保险制度？
这么做，就是在一个解决了许多旧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问题迫在眉睫的富有经济中，引进了有倾向性的社会政策。问题还在于：这肯定是对美国文明传统的新的破坏；美国文明是极度个人主义的，它首先尊重一个人靠自己“获得地位名誉”的本领。国家侵入社会组织本能地使所有美国公民反感。但是今天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一点呢？
为了形象说明这种选择的困难与必要性，让我们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逃亡美国的苏联人，在社会学家问及他们初来乍到的印象时他们的那些感想。如果说总体上他们承认在美国新的物质生活的优越性，但他们对以前所熟悉的苏维埃制度下的公费医疗，尤其是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则一致非常留恋。甚至一个法国人在大西洋的彼岸也发现他自己的社会保险制度的价值：尽管美国非常富有，却不会提供相同的社会保险。一位在美国名牌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突然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他再也不能任教。他该怎么办呢？人们会告诉你，他忽视了保险。他和妻子孩子一起流落街头……
许多权威人士相信，美国应当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社会福利。同时，公众舆论的发展促进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不管有关报刊说什么，国家征收的金钱不再被视为是为了无能者或懒汉的利益，而打击强者、精明强干者、财富生产者的不公正的惩罚。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在一切必要情况下，都是“基本上乐善好施的”。
这一巨大变化越来越改变和缩小单个州——这些昔日实际上自治的共和国——的作用。它也有深刻改变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的结构的可能。同样，作为民族国家，美国更是开始修改它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任务、作用和责任的意识。
面向世界的美国
在20世纪，在广泛孤立主义的漫长传统结束时，美国刚刚与世界相遇。世界作为一系列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令人不快的问题，摆在美国面前。美国本能地希望退出这个世界。但是美国的力量本身把它与全世界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在对外政策方面，如同在国内事务方面，它没有别的选择。世界已变得太小了；美国的每一个举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产生世界性的后果。
·人们永远说不清楚孤立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美国的基本特征之一。
美国的孤立主义部分地是迸发于从独立最初时刻起就很明显的那种感情，即美国已建立一个与旧欧洲截然不同并且比旧欧洲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反抗父母。”精神分析学家诊断说。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产生还在于美国人的下述意识，即他们本能地认为自己在幅员辽阔的美洲大陆有着自主独立的过去，同时距离赋予他们一种安全感。
实际上，美国曾自由地、不受别人干扰地独自照料在其国境内所发生的事务，维持自己国家的繁荣；自由地筑起一道道像中国的长城一样的保护性、孤立性的关税壁垒，不必害怕邻国的威胁；自由扩大自己的宅院，不必有任何羞耻感，不必受到良心的责备。美国的领土征服仅仅是一次扩张；而其他国家的海上征服则是令人可憎的殖民活动。在19世纪，美国只感到与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是有必要的；这种团结一致体现在1823年公布的门罗主义中——“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致国会的这份咨文——确实是一份咨文，而且来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也显示出美国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门罗主义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以后常常被重新采用和重申。
但是别人的世界是无法被忽略的：它们与美国存在商业、进口、出口和外交关系。1898年，好战的冲动甚至把美国人引向波多黎各，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引向古巴，今天他们不再在那里；引向遥远的菲律宾，尽管群岛已经获得独立，美国人实际上并未离去。世界也向美国走来，欧洲、日本、中国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美国凭着经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反应，认为这很危险，就在1921—1924年对外来人流关闭了大门。对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极度紧张和悲惨年代中的欧洲来说，大概没有比这更具灾难性的决定了。总之，一个安全阀被取消了。
同时，1918年决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命运的美国，从《凡尔赛条约》以后起，退出了积极的国际政治舞台。美国曾是凡尔赛条约的发起国，但并未加入国际联盟（la Société des Nations）。美国把世界托付给虚伪脆弱的英国支配，我们看到，这是建立在长期海上联系基础上的旧杰作，而战争把它原封未动留下来。此外，在1918年美国对大战进行干预的种种动机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拯救英国的这种世界霸权，美国自己能将就英国，英国保卫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他们的文明的未来。
面对本不愿意做这种退却的给人好感的伍德罗·威尔逊，面对他的失败，是否反过来必须谈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在德黑兰（Téhéran），在拉巴特（Rabat），在他去世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那些首脑会议上的完全成功呢？当时，通过一系列诺言，他约束和解除了一个世界，我们应当承认，预言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很不容易的。但罗斯福是否对瞬间的必要性，对比威尔逊的原则还要缺乏价值甚而常常在道义上有争议的原则让步太多？支持殖民帝国的解放，好吧，肯定合乎美国传统的原则。但这也意味着削弱西方的力量，并或迟或早随时对拉丁美洲发难，这在经济事务上可以视为拉丁美洲对美国“殖民地式”的依赖。继而，在同一时期，把欧洲的一半作为礼物赠送给苏联人，这离民族自决权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罗斯福认为，世界和平要求弱小民族不再生事，不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裁减除当时四强——中国、苏联、英国、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备，此即罗斯福的愿望。也许他不怀念孤立主义：如果必须用武力照管世界，至少我们要尽量使之保持平静。……
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这种观点和这种解释的方式，可见于美国人笔下。这种方式确实值得争议。但它表达了非美国人尤其是西方人中相当流行的一定看法。新大陆以外的远距离旁观者认为，美国并非有意如此，它事先也没有意识到，就成了世界的领导（leadership）。他们还认为，美国通常把问题看得简单——出于共识和善意——认为困难是与旧世界的偏见或利己主义连在一起的。然而美国的许多动议令人遗憾，很快就不受美国的控制。它们无可争辩地证明，信誉和良好原则不足以领导世界，同时，商业贸易与金钱的统治地位，按照美国传统的看法多么合法，在今天几乎像旧的殖民统治那样引起同样多的怀疑、不信任。美国人在他们那一方面认为，这些失败乃是他们曾经援助或打算援助的那些民族忘恩负义的证明，是他们嫉妒的证明。
实际上，美国像任何人一样，必须从头开始学习，必须采取确切的世界措施。对这个世界它如此长时期地无知，或成心不予理睬。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必须，如果可能的话，进行监督和领导。美国已认真地承担起这项任务，承认自己犯下的一些错误。因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信心，同时随时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求虚荣，讲究实效，也是美国的传统：越快校正射击姿势，就能越快击中靶心。
因此，肯尼迪总统试图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或政治学专家聚集到自己周围，对当前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一位记者指出了这点并补充说（1962年5月21日）：“在让聚集到自己周围的这些‘才子’和‘智囊’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从他们的结论中，综合提炼出指挥他行动的原则。这里那里，阴影地带继续存在。某些选择仍旧是公开进行的。但是，重要的方面，他所选定的路线是明确的。很长时期以来，人们第一次知道对美国总统的意图应该怎么对待。”不要把那只看作总统个人思考所达到的结果，或归功于为了澄清问题而延请过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和哈佛大学教授们的努力。事实上，从马歇尔计划到朝鲜战争，再到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或老挝目前的紧张状态，在这些戏剧性的紧张的年代中，美国直至公众舆论的最深处，都意识到美国的世界性角色和美国的责任。孤立主义的时代烟消云散了。
·国力带来了责任！实际上，美国跻身于世界首强，它必须在这个行列中生存，否则将危险地倒退，这是美国国力奇迹般发展的后果。要想说明美国国力的特点，需要用所有形容词：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军事的、世界性的。
实际上，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这种国力已很明显，立即使欧洲的（以及世界的）领导权问题的争斗宣告终结。过去，欧洲几乎一直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其构成依来自这个或那个优越国家的危险或威胁性的国力而变化。今日世界，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话来说，是按这种旧的两极图式而生活的。分隔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并非只是意识形态。随着年代流逝，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相似之处增多了：社会主义世界也靠巨型单位组织其工业；自由世界这一方面，也在为明显的必需的国有化而绞尽脑汁……
今天较之往日，领导权（leadership）更增加了强国的意义，提出一种抉择：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第三世界的中立国，以及这些超级大国的盟友或卫星国，只不过是它们所经受的这部历史的目击者；它们的作用只不过是能在天平的各方添加极其有分寸的重量。故而问题在于，同控制它们一样，超级大国也要诱惑它们，吸引它们，让它们保持忠诚。
1945年，美国是获胜者，在优势中暂时罢手，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用惨绝人寰的决定性方式确定了美国的这种优势。1953年7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世界恢复了平衡。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Spoutnik），苏联人赢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起点，因为征服太空也是调整远程导弹，使其射程达1万千米。自那以后，种种成就交替而来，平衡无法确定。双方军备竞赛越来越可怕，“冷战”因军备竞赛激起的互相忌惮而维持，世界其他民族看着这番景象，双眼圆睁，两手空空，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无比的愤怒。这是因为，如果说世界两大巨人的危险游戏既不比昔日欧洲的危险游戏更坏，也不比它更好，但是它却给世界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人类处在自我灭绝的危险之中。
不管怎样，很明显，这种斗争困扰着美国，不仅使美国政治改变方向，而且使美国的整个生活，甚至思想都改变了方向。由于不同的但却同样不容置疑的原因，俄国氢弹爆炸的年代同1929年一样，都是一个令美国生活发生转折的年代，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这里。因每一个时机而助长的这种紧张状态，折磨着人们的头脑、想象力和心灵。它使一切都变了形，使曾是自由国家的国家在这种多疑的束缚中生存下来，通常，这就是战争气氛。昨日麦卡锡主义（Maccarthysme）甚嚣尘上，给我们标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那时候起狂热并未真正消失。全世界都有被卷入这场敌视思想如同敌视人类幸福的精神狂热的危险。建立休戚相关的世界和平的黄金律毋庸置疑应是执意地想着avec（赞同），而不是contre（反对）；然而美苏两国执意互相contre。
“冷战”中，双方阵营互相诽谤、积聚起大量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的防御武器。“冷战”让人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
·为结束本章，要在美国小说这令人赞赏和多种多样的见证上多花些笔墨，以此给它阐述的文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结论。
无疑，为了全面、完整，不仅必须从诗歌到戏剧到电影，对文学领域加以全盘探讨，而且也必须对艺术进行探讨，给建筑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还必须对科学，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加以探讨。人类才智的充分发展，使哈佛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大放异彩，也使美国艺术家展示了才华，美国工业的工具、技术和功能形式的美也尽显于世。
如果我们选择——因为在这过于简短的概要中必须选择——小说的记载，一方面是因为20多年来，它对欧洲和世界文学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自20世纪初以来其发展说明了我们刚刚谈论的这场危机。
美国文学是在1920—1925年开始被欧洲“发现”的，但是它在欧洲的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广泛。为数众多的译本经让-保罗·萨特、安德烈·马尔罗[56]、塞萨尔·帕维斯[57]这类作家的推荐和评论而大受欢迎，它们的影响在法国，在英国，在意大利，在德国非常显著，一位评论家把刚刚过去的时代誉为“美国小说的时代”。甚至还必须说这是“美国方式”的时代，在爵士乐、舞蹈，甚至在青年的穿戴方面，在卡通片（cartoon，动画片图画）——《纽约客》（The New Yorker）周刊提供了最有趣的样本的这些幽默画方面，人们都可步美国方式的后尘。
在涉及小说的方面，欧洲人发现的基本上是一种新的“风格”，一种远离欧洲心理小说传统的叙述技巧。人们把这种叙述技巧称为“客观而朴实无华的报道艺术”，一种“摄影风格的艺术”，旨在描写，不在评论。为把读者引入人物的心理世界，人们会让他直接地剧烈感受该人物的感觉、感情，绝对不想说明其中的含义；这也是电影的手法，它的影响在这里也非常明显。
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小说是以这种技术，以暴力、粗犷的一定气氛为其特征。一位法国评论家写道：
美国文学顺从于电影并为电影而创作，它是由hot news（热点新闻）和侦探小说的习惯造成的……粗犷、热情、狂热和疯狂的文学，没有一丁点儿的过分讲究。美国文学就像拳击的第一拳，虽然如此，它因种种气质的不同而讨人喜欢。它迅速而强硬：可以品尝到别的地方所缺乏的一种健康、活泼和有力的东西。
事实上，这些话语描述的是美国小说的一定时刻（moment），美国人所谓的“自然主义”时刻，它基本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大名鼎鼎的代表作家包括厄内斯特·海明威[58]、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59]、约翰·多斯·帕索斯[60]……
然而这些人物，无论是已故或尚在的，都是在1890年和1905年之间出生的。由于他们的年龄和作品，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他们属于“另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今日美国离“自然主义”风格小说越来越远，而回到更古老的美国文学传统，19世纪的美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尽管不大为欧洲公众所知，但同样光辉，同样具有独创性。这方面大名鼎鼎的作家有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年）、纳撒尼尔·霍桑[61]、亨利·詹姆斯[62]。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使我们感兴趣的普遍运动，是从美国文明中所能显露出的东西。一个常数可能要从头至尾标明：在美国社会中，欧洲意义上的“作家”的确不存在，作家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自然而然的可令人尊敬的地位；美国作家始终是孤立的个人：他们过着远离社会的生活，司空见惯的情况是，在或多或少短暂的成功以后，便消失在悲剧性命运中。“美国的人生中没有第二幕。”他们中的一位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63]说道。这话对他本人和他的同辈都适用，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有过“成功”的晚年。因此美国作家尤其是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他不满足于表达他的反叛，或在周围世界面前他的苦恼，但是他体验这种反叛，每天用焦虑与极端的孤独来抵偿这种反叛。美国小说的发展因此强烈地反映着其内部社会紧张状态的发展。
在19世纪，在梅尔维尔、霍桑的调子阴暗的作品的背景中，大的幽灵就是美国的加尔文清教主义。它迫使他们接受善与恶之间悲剧性斗争这个纠缠不休的主题，即使他们同时抛弃这种纠缠不清的负担。梅尔维尔和霍桑两人都以某种方式揭露他们周围的社会，而社会变本加厉地还之以颜色。
20世纪一开始，就兴起了一场反对清教主义各种不妥协行为的广泛运动。无疑，时至今日，清教传统仍很强大，今天仍以社会的各种禁忌标榜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在美国，社会的禁忌代替了道德的禁忌。但是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清教已不再是社会危害的象征。就在此时，左拉式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小说开始问世。这一时间恰好与1880年以后美国国力的巨大扩张一致。
从此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未来主义”的生活，将成为反习俗热衷的目标；对于辛克莱·刘易斯[64]来说，其著名的《巴比特》（1922年）是美国商人的漫画式的报复写照，但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寄居巴黎的自愿流亡者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法雷尔（James Farell）、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情况都一样，他们的领袖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在巴黎的沙龙是Americana broad（海外美国人）的重新集合的地点。还有，对于福克纳、斯坦贝克、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赖特（Richard Wright），总之，对所有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来说，萨科与万泽蒂[65]1927年被处死（多斯·帕索斯此时也将被投入监狱），西班牙内战（谁都知道海明威的书《丧钟为谁而鸣》），墨索里尼的侵略，罗斯福新政的争论，使他们满腔热情，万分愤慨；对于这些人来说，在社会主义中，看到了拯救当时社会的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即“冷战”的开始，推翻了人们的这种希望。美国小说家们首先重新找到对国家的连带责任感，而后确认马克思主义梦想对于他们无济于事。
美国年轻一代脱离社会现实主义。他们偏爱一种小说，在那里，象征、诗歌、为艺术而艺术夺回了他们的权利。美国年轻一代参照亨利·詹姆斯、梅尔维尔，也参照菲茨杰拉德的做法；菲茨杰拉德这位“迷惘的一代”中特立独行的作家，由于其他原因英年早逝。难道说反叛在美国文学表现的主题中不再存在了吗？人们一时可以这么认为，因为伴随战争和一代大学作家的问世，出现了向民族主义的强烈回归，大学作家因之安享太平，自愿支持他们自己的文明。但是战后也诞生了垮掉的（beatniks[66]）一代，与周围社会的强制命令彻底决裂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与他们的先辈“迷惘的一代”一样，但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响。继20世纪20和30年代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那些人而来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唯一的避难地是艺术、酒精或毒品；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社会中，这些作家的主要题材是孤独和“老死不相往来”[67]。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因为美国提前就在现代性中生活着。美国仍然是未来的国家，至少对美国来说，未来的国家是希望的证明，是生命力的标志，是可能使美国恢复它旧有的乐观主义、恢复它的自信的众多资源的一个标志。克洛德·鲁瓦[68]在其《美国锁钥》中写道：
美国是世界的一块土地，在那里——不论怎样——人类的种种可能性继续显示出来……从美国归来，人们完全有信心，新的人类能够诞生，其能力更有把握，更加充满着尘世的、智慧的和有形的幸福。人们能够将电冰箱和维生素、机器的粗糙外表重新集合……我不相信谁能重新集合某种美国人的类型，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实现了生活的艺术，实现了将他一向以为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服从于人类权力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