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从18世纪起，至少到1914年，伦敦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今天如果有暇到伦敦一游，即使来去匆匆，也会使人想起其昔日庄严荣华的情景：白金汉宫、圣詹姆士宫、唐宁街、证券交易所、泰晤士河拐弯处的大码头，所有这些景观依然历历在目。不列颠群岛在遥远大海的彼岸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口岸，令西方任何一个地区都相形见绌。谁不赞美这巨大的成就呢？拉迪亚德·吉卜林[69]一生曾在印度、南非、加拿大、埃及和其他许多地区度过。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从远方，从帝国与战争的英国边缘，尤其是从印度着眼，才能透彻理解英国。吉卜林的一位法国朋友正是出于同样原因，在1930年抵达阿尔及尔的一天，给他去电：“抵达阿尔及尔，我将最终可以理解法兰西了。”
无论大英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都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帝国思想给英国人保留下一种特殊的力量，至今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说明了远比在法国多得多的一系列政治结构或政治思考问世的原因。由此产生即将摆在大不列颠面前的各种抉择的悲剧性特点：是保持英联邦还是加入共同市场？选择后者，就意味着与欧洲大陆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而直至现在英国始终是“光辉地”孤立在欧洲之外的，意味着放弃英国古老的和固有的世界维度——这本是英国的骄傲——放弃它的一个最强大的传统。
图21 英语世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西南非，今纳米比亚；南非联邦，今南非共和国）
在加拿大：法国与英国
英国丢掉了“美国”，但保留了加拿大，甚至帮助加拿大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a mari usque ad mar[70]）。
这种安置和这种发展的主要年代是：1759年，路易·蒙卡尔姆[71]在魁北克（Québec）城下战败身亡；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和殖民地中仍然忠于英国国王的效忠分子抵达安大略和沿海诸省；1855—1885年，英国人居住的沿海诸省越来越繁荣，他们的帆船和水手在大西洋上不久向美国水手发起挑战，而且取而代之；1867年，经过许多波折变化之后，建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安大略、魁北克、新苏格兰、新布伦斯维克）。后来其他一些地区加入了自治领：1870年，马尼托巴（Monitoba）加入；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而后，1873年，爱德华王子岛加入（成为第七个省）。从1882年到1886年，修建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它实际上“与美国边境平齐”。这条铁路使拓殖北美大草原成为可能，讲法语的加拿大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的“混血儿”则从大草原上被赶走。拓殖是由相当混杂的人口开始进行的。他们西进的过程与美国的西进运动非常相像，并且又建立了两个省——艾伯塔（Alberta）、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1907年）。最后是纽芬兰岛，它在1948年经全民表决后，最终成为加拿大自治领的第十个合伙者。
·法裔加拿大人今天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即大致有600万人。恕我直言，法裔加拿大人局限在广袤的魁北克省，总的说来拥有加拿大东部周围地方、圣劳伦斯河的喇叭形河口湾及其中下游地区。虽然受到英语区的包围，但它同样根深蒂固。
现在这些讲法语的美洲人是来自法国西部的大约6万名农民的后代。这6万名农民分散在圣劳伦斯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他们在因1763年巴黎条约而遭到抛弃之后，成功地占领魁北克省，在魁北克牢牢地扎下根来。法裔加拿大人是农民，而不像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的祖先那样是农场主。他们没有受到来自西部的召唤的诱惑，而只是相对缓慢地朝城市迁移，并且在很晚的时候才被纽约或底特律的诱惑力吸引。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淳朴快乐的民族。
加拿大英语区在加拿大法语区以西建立起来，它将法裔加拿大人同朝着大陆腹地的种种大冒险分隔开来，在某种意义上把它包围起来：沿海省、美国、安大略省最终团团围住魁北克省，把魁北克省变为一种岛屿领地。法裔加拿大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土地，依然对其教士忠贞不渝——1763年以后，教士的确拯救了他们；最后，法裔加拿大人对自己的语言始终忠诚，这种语言基本上是18世纪的法语。加拿大法语区今天是作为一种社会和一种文明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社会和这种文明自我封闭，首先是农民的，其次是保守的。强有力的教士捍卫和保持着传统，传播着经典的传统文化。
1763年与法国的决裂让人感到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创伤，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是无可辩驳地遭到抛弃。加拿大后来失去了与“故国”（vieux pays），与昔日和今日的法国的联系。相会始终不快。因为法国18世纪以来已发生了变化：它经历了大革命、共和国、政教分离，它也像烈焰一样，激励着前卫的、按它的方式进行革命的、关注社会的天主教教义。
加拿大法语区——人们可能过于经常地说到它——理解不了这些创新，它感到吃惊，感到被遗弃。然而它也在发展变化。它的天主教的和农民的文明不再是原封不动的样子；它的文明向必不可少的进步开放，它的大学现正对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做出巨大的现代化的、开放的努力。而这个运动肯定是由固执地对另一个加拿大即加拿大英语区，其实是对“美国化”的反抗精神所推动的。
·英裔加拿大人大致占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48%）。他们完全采取了美国生活方式（这也触及法裔加拿大）。他们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美国。
在他们的主要城市、大力朝南转向的多伦多，美国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且是全方位的：住宅、套房、家具、烹饪、儿童教育，这种教育很早就放任自流，儿童很早就可以有boy-friends（男朋友）与girl-friends（女朋友），与边境对面美国的风尚一模一样。更有甚者，实业界也是按强大而活跃的美国模式组织起来的。简言之，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加拿大，在与遥远的英国分割开以后，没有感到丝毫困难就滑向其强大的邻邦；最近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不同国家的移民浪潮（他们主要在安大略以外地区定居下来），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吸引力。最后，维持加拿大独立地位的是其内部的各种矛盾，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隐蔽的紧张状态。加拿大独立所带来的经济福利普遍上升，丝毫没有使这种紧张状态消失。
加拿大在1962年拥有1800万人口，并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20年后达到了2500万。它的国土面积有900多万平方千米，为法国的16倍。由此看来，加拿大事实上是一个“国际强国”。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极为迅捷，部分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多种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水能储藏量上。另外，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美国特色的工业都有所发展，尽管其根深蒂固的旧经济形式继续存在：森林开发就是这样，大河里漂着的到处都是由树干编成的木筏。
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一点，即加拿大是一个独立国家：效忠于大英帝国只是一种理论联系，代表大英帝国的总督只扮演着礼仪的角色，而且他实际上是加拿大人。
这些政治和经济事实都消除不了有意的或无意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使加拿大法语区陷于孤立。加拿大法语区受到了“英国”银行、饭店和商店连锁的剥削。蒙特利尔是仅次于巴黎的世界上第二大法语城市。但即便在这里，这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在商业圈子里使用的是英语。
不过，穷困的、讲法语的加拿大地区对于富裕的、讲英语的加拿大地区的这些经济抱怨，并不是对立的本质。对立首先是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拒绝。加拿大毗邻美国，美国是个迅速彻底同化的不可思议的范例，而加拿大在两个世纪以后，并没有完全同化6万名法裔加拿大人，从那时以来，法裔加拿大人已增加了9倍，现在达到了600万。看到这种情况，人们理所当然会感到吃惊。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并非总是有意地把法国人排除出征服草原和西部的活动。这可能有助于法裔加拿大人把目标转向自身，转向一个农民的因而先天（a priori）就墨守成规的封闭的共同体里，不大易受来自外部的影响。无论怎样，今天如昔日一样，两个人群之间的裂痕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和非常深刻的。
借助于一个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的时代，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采取一种政治形式吗？这是另一回事。无疑，有些人谈到独立，甚至提出了日期：1964年、1967年……存在一个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劳伦斯同盟”（Alliance laurentienne），但是它也特别表现为“一场民族教育运动”。运动的一位支持者在1962年宣布：“我们不是群众运动。”事实上，一个“加拿大的法国”存在着，异常坚决地存在和继续生存着。但在美国的庞大世界里，600万人有可能合理地组织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经济统一体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南非：荷兰人、英国人与黑人
在南非，这个昔日主要为驶往印度的帆船在航道上设立的一个古老的海上驿站，英国人于1815年取代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自1652年开始）定居在南非的荷兰人，并迫使他们接受它的统治，就像1763年英国人迫使法裔加拿大人接受他们一样。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动荡不安和严重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布尔战争（guerre des Boers，1899—1902年）是其顶点，但悲剧性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
白人的非洲业已遭到来自内部的这些猛烈争议的蹂躏，同时它还面临着印度移民来到其东海岸的危险（律师甘地便是1914年以前到达那里的印度移民之一）。尤其是，它面临着与非洲黑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潜在危险。这场暴烈而具有悲剧性的冲突才只是开始。狂风暴雨——或者解决方案——在明天。
·“边疆”的发展，就美国意义上的“边疆”而言，是南非命运的主要事实。如果不把这个边疆与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那么多运动中的边疆进行比较，我们是无法理解它的。在这里起着支配作用的与其说是本地的或者说非洲的历史，倒不如说是世界的历史。
在南非，从有节制而谨慎的殖民化的第一步起，从白人（黑人奴隶制几乎立即相伴而生）与各部族建立联系之日起，边疆就存在着。这些部族包括从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ochimen）到朝北、朝东的不同名称的班图人，他们饲养牲畜，急于用牲畜交换铁、铜、烟叶和各种小商品。这个边疆逐渐移到开普敦以外，穿过干旱而实际空旷无人的地区，不断远离新兴城市：因为卡菲尔人（les Cafres，即非洲原住民）尽管偷盗牲畜和偶尔进行暴力抢劫活动，却不是能置白人小块殖民地于险境的敌手。
只有在1836年的“大迁移”[72]之后，白人殖民者才迈出了向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决定性的步伐。弄清它的原因，便抓住了这第一次跃进的方方面面和问题所在。
动因与其说来自开普敦城本身，该城在很长时间里面积不大，影响力也很有限，倒不如说来自在开普敦港，或更往北，在萨尔达纳赫港湾（labaiede Saldanah）停泊的船只。所有船只都要购买食物，特别是新鲜食物，让全体船员登上陆地，把受坏血病折磨的病人留在医院里……小麦生产在南非能够获得的利润很低：人们发现在印度，在苏拉特（Surate），或在孟加拉，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小麦。生产葡萄酒同样获利微薄：开普敦葡萄酒名声不佳，这是活该。这样当地的农民只好去生产更赚钱的肉类。他们开始贩卖屠宰过的牲畜，尽管屡次禁止，还贩卖活畜，牛或羊……畜牧业在设施上所需花销少，而可望获得的收益较为丰厚。另外，距离也不像对小麦或葡萄酒那样对畜牧业有什么不利。牲畜可以直接走到港口。
就这样，从18世纪起，饲养牲畜的人再次推进到边疆地带，并进一步向内地深入。同样的运动在19世纪继续进行，随着船只停泊数量的多少和需求的变化，时而加速，时而平静。18世纪英法战争是生意兴隆的大好时机。
但是这种扩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1815年，英国攫取南非。1828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政府通过了著名的第15道敕令，将白人与有色人种置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上。更进一步，1834年，大英帝国范围内有偿废除奴隶制，原奴隶主获得了赔偿（但他们抱怨赔偿金定得太低）。1828年，据估计，南非计有5.5万白人、3.2万奴隶和3.2万自由黑人。这些解放奴隶的措施，再加上1834年卡菲尔人对东部边疆的入侵，在两年后引发了那场重要的运动，即大迁移，它即将把Boers（布尔人，意为“农民”）或“福尔特里克尔”[73]一直引向奥兰治和德兰士瓦草木茂密的广阔高原，组成独立的邦国。这两个邦国分别于1852年和1854年得到英国承认。相反，10年以前，英国却无条件地吞并了纳塔尔。
以大迁移为开始的大扩张，像与美国命运攸关的西部征服一样，是阿非利卡人[74]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扩张导致了白人人口的大分散，同样增强了与黑人人口，特别是与组成联邦的祖鲁部族的联系与冲突。祖鲁联邦各部族此时正在向南扩张，其势头在1879年以前不可阻挡。
·英国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布尔共和国的独立，直到布尔战争爆发后，才在1884年正式承认。
在此之前，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金矿和钻石的发现已经导致了新的冲突。开普殖民地总督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既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又是矿业公司利益的代表（他是德比尔公司创办人），他通过在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建立获得特许的公司，包围奥兰治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共和国；他还利用为矿山工作吸引来的外国人挑起事端，1895年组织了一种纯粹的陆上海盗行为——詹姆森医生劫掠（leraiddu Dr Jameson），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决裂。[75]
然而公开的战争直到1899年10月才爆发，并立即成为英军的灾难。只是在设立了集中营之后，以与难以平息的游击队长期斗争为代价，英军才慢慢有了转机。1902年5月31日，双方签订《费雷尼欣和约》，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这两个自由邦向英军投降，被并入大英帝国，但英国允诺最终让它们实现自治。1907年，英国兑现了诺言。又过了三年，1910年，南非联邦成为英王统治下的一个自治领。
·种族隔离的悲剧今天是主要问题。
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非工业和城市飞跃发展。但是这种飞跃只是使人类冲突加剧。冲突威胁着南非。今天，从17世纪起抵达开普敦的荷兰移殖民和源自法国的其他信奉加尔文教的难民，主要是农民。他们的农场面积很大，每人平均拥有750公顷土地。由于气候条件不佳和土壤贫瘠，在这里产量一般很低。此外，全国国土中只有4%得到耕种。今天必须做的，是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农业，同时，为了减少人数众多的挤在类似于金矿和各种行业的木板房（compounds）里的季节工数量，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此外还要更多地使用肥料，建立作物轮作制度，以此取代在广大地区还如此有势力的玉米连作制，把畜牧业与农业结合起来，结束过分原始的畜牧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借贷和投资，最后还需要维持大地产所有权，唯有大地产才能承受得了必需的费用。
这些粗鲁、有时暴躁的大地产所有主，带着怀旧心情想起英国人到来以前遥远的时代，那时一切都在“《圣经》气氛”中进行，自己周围有温顺的、天生就为了伺候人的奴隶。
绝大部分地产主是布尔人的后裔，讲的是派生于荷兰语的阿非利卡语（Afrikaans，南非荷兰语），并反对讲英语的南非人。后者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在人数上与阿非利卡人几乎相当，但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里，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并获得工业化的所有好处。
直至1939年，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一直力图和睦相处，共同对付有色人种给他们提出的可怕问题。但是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76]博士领导的国民党在1948年赢得大选后，这种政治谅解破裂了。马兰推行一种排斥异己的民族主义政策，既打算使英国成分“阿非利卡人化”（Afrikanérisation），又打算对黑人实行绝对的种族隔离政策（l’apartheid）。
1961年，南非联邦脱离了英联邦。英国不愿意把自己与南非联邦危险的种族政策联系起来，这种政策在世界上遭到强烈谴责。无疑，种族隔离政策是毫无希望的。人口与经济的同样飞跃发展使局势有了很大缓解。相关的数字如下：1962年，1500万居民中，有1000万是黑人，300万欧洲人，150万混血儿——“私生子”——亚洲人占总人口的0.5%。白人因此占了总数的20%。这一人口比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只有些微的变化，白人所占的比例仅有略微的，非常略微的下降。
这种白人对黑人和对黄种人（黄种人只在纳塔尔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始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非常有效的利己主义政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构成了一道没完没了地细心修补、加固以抵抗各种侵蚀力量的堤坝。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在于使黑人（甚至黄种人）远离某些地区，禁止他们拥有财产权，把他们固定在原住民辖区（Native Reserves，原住民保留地）上，一边保护他们，一边限制他们。不过，这引起了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方面，对于黑人来说，他们不大可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因为他们持有的土地面积狭小，空间缺乏，同时他们的原始农业方式使地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对白人来说，他们需要农业劳动力，充分扩展的工业领域情况尤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它是为大生产和非熟练原始劳动力设计的。结果怎么样呢？与种族隔离狂热政策的主旨相违背，是“白种人的领土被侵占”。在德班（Durban）或约翰内斯堡，黑人数量众多，超过了白人，但其工资比白人低17%—40%。
为了阻止离开原住民保留地的人流，南非做出了如下尝试：（一）提高本地农业的产量，组织专业化教育；（二）而后使这些原住民保留地或他们最接近的边疆工业化，但是这样的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已经成了问题：它重又从白人工业中夺走了廉价劳动力，同时还与种族隔离政策相违背，组织起令人可怕的竞争者。
原住民保留地问题还与斯威士兰、贝专纳兰、巴苏陀兰（今莱索托）等英国的保护领的命运相关。尽管相关条款规定在1910年把它们移交给南非联邦，却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在经济上相近，但它们最终先是实行自治，继而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南非和英国各自的立场，并没有使争端的解决较之其他问题更加简单。
总之，“从很多观点看，南非联邦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中，它还确实不得不应付另一场革命，即社会革命”，以及种族革命。总之，它还未能把它的不同文明——欧洲文明或本地文明——结合到一起。于是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仍然看不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终独成一体的英国
在其海外拓殖活动中，英国曾三次成功地成为独自一体：在美国，至少是开始的时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两个地方是从头到尾。这种独处结出了硕果。在澳大利亚同在新西兰一样，我们接触到充满生气、清一色的英国；这既不是拥有两个民族的加拿大，也不是存在着各种悲剧性问题的南非。这些自治领“离母国最远，却是所有领地中最具有英国特征的”。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是比较新近的创造。它们刚刚开始它们欧洲的和世界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是从1788年开始，或者说刚刚两个世纪之前；它的开端长时间里都是很有节制的，1819年有1.2万名欧洲人，1821年有3.7万名欧洲人；新西兰是从1840年开始，倘若把新教传教士在那里的定居（1814年）或天主教传教士在那里的定居（1837年）忽略不提的话。几乎一个多世纪前，即1840年，英国人在北岛安顿下来，比捕鲸人定居的时间（1843年）稍早一点。大致在这个时期，新西兰只有1000名移殖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把它们人种的清一色归因于原住民在白人到来之后实际上已被清灭殆尽。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几乎可以说消失了，在新西兰，毛利原住民起初也消失了，但后来略微有些复苏。
同样，两国在地理上截然不同。澳大利亚是一个庞大的大陆，新西兰则是由一些岛屿构成，这些岛屿上地形起伏变化很大，有高耸的山脉，沿着清晰的海岸，大海掀起惊涛骇浪。原住民的历史在两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澳大利亚，非常古老的人类迁徙发生在公元前第六千纪——澳大利亚先民古澳大利亚人（Australoïdes）抵达澳大利亚，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去碰碰运气，而后落入圈套之中，被囚禁在这个土壤、动植物都极端贫瘠的地区。古澳大利亚人的部族在这里生长、退化，不断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成了活的古朴的、太古生活方式的博物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这里获得了有关原始社会的丰富资料。关于图腾崇拜（totémisme）的讨论和解释，都是建立在对这些苦难生活的研究上的。
尚处于石器时代的这些居民无法忍受与白人的接触，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脆弱的群体发生崩溃。塔斯马尼亚（Tasmanie）最后的原住民于1876年消失了。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差不多都被驱逐到昆士兰和北部地区（总计有2万人左右）。
在新西兰，与白人接触的后果更为悲惨，但最终的结果对毛利原住民却不那么悲惨。毛利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主要居住在北岛。波利尼西亚人属于一个古老的波利尼西亚航海者那种充满生气的文明；他们抵达新西兰无疑是在9—14世纪之间，处在他们探险活动的南部边界，远离曾为他们起源地的热带国家，即种植香蕉、芋头、薯蓣的国家。新西兰与这个热带世界迥然不同；它是个处于温带的国家（在地球上完全处于西班牙的对称点上，可是气候与西班牙不同），这一点使来自欧洲的移殖民喜出望外。
毛利人因此必须尽其所能地适应北岛的情况。他们猎捕当地多种鸟类——鸟类是当地唯一的野生动物。他们饲养狗，这是他们随身带来的唯一家畜；他们捕鱼，但不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是在湖泊与河流中；他们采集根菜……他们建造木屋，制作亚麻布外衣，以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对部落与部落之间无止无休的战争习以为常，对欧洲人则顽强抵抗。
他们进行的战争对于进攻者，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1868年，他们最终被击败。更为严重的是，由白人带来的新的疾病造成他们中许多人死亡。然而，随着人类步入20世纪，毛利群体开始战胜这一几乎致命的危机。1896年，他们有4.2万人；1952年，增加到了12万人；1962年，则达到14.2万人。高出生率，家庭补助金，可以在像奥克兰那样的大城市找到工作，决定了这种复兴和这种向前的运动。不过在223万新西兰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仅为6%略强，目前看来没有对新西兰文明的统一构成危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时不长的历史，是以通常与世界形势或世界历史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一系列经济机会为标志的。这些机会突如其来，必须立即抓住。这就像一列运行中的火车，人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
对澳大利亚来说，一个机会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必须把苦役犯（convicts）转移出原来的流放地弗吉尼亚。第一个作为教养院的殖民地就这样在澳大利亚产生了。1788年1月18日，第一批囚犯抵达杰克逊港停泊场，该港后来发展成长为悉尼。教养院这种地位在1840年才被取消。
然而，差不多从开始时期起，在小地产主（settlers）旁边，毛用绵羊饲养者（squatters）就开始了饲养美利奴羊[77]。畜牧业不太艰苦的工作，适合好逸恶劳的囚犯（convicts）的要求；同时，大地产主的金钱、英国与世界的需求也使澳大利亚羊毛扬名世界，今天仍在世界上居于主宰地位。
稍晚一些，加利福尼亚淘金热（1849年）之后两年，从1851年至1861年，澳大利亚也出现淘金热潮。黄金狂热把难以管理的成帮金山矿工（diggers）分布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但是，淘金热潮有助于建立移民地，并促进经济起飞。因为必须向这些新来者供应食物。
新西兰也因羊毛，因小麦，还因1861年首先在南岛发现的黄金，而出现连续跃进。尽管北岛一时因这场淘金热潮而陷于混乱和不利境地（就连新西兰首都也在1805年从奥克兰迁往惠灵顿），但新西兰经济从这场大的跃进中大大获益，因为新西兰也必须供应淘金者生活的必需品，供给他们食物。从1869年到1879年，新西兰诸岛出现了大繁荣。但是这些繁荣，这些跃进的景象，常常伴随着停滞与倒退（因此1929—1939年的形势对两国都是严峻的），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费笔墨详加叙述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是，澳大利亚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直到现在，尽管拥有巨大的水电资源，新西兰还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就。
整体证据非常清楚：这些地处遥远的欧洲口岸，它们的繁荣与世界的繁荣密切相连，其程度比它们一门心思所想的要多得多。它们也许被它们生活的方便舒适蒙蔽，也许被格外显著的福利和飞行几个小时之隔的远东不发达国家的情况蒙蔽。在远东那些国家，贫困和人口过剩主宰一切。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欧洲”而不是殖民地，尽管它们效忠和归属于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它们最大的供货人和至关重要的主顾），实际上它们是独立国家（澳大利亚从1901年起独立，新西兰从1907年起独立）。
·这两个南半球国家的一贯政策是把广大空间给它们提供的美妙机会留给自己，牢牢关紧移民的大门，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高生活水平和实用主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丰衣足食之上的。
从20世纪初起，新西兰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1856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77年实行政教分离，1893年妇女享有投票权，这同一年还剥夺了大地产所有权，1894—1895年强制调解工会与工厂主的冲突；1898年实行养老金制）。澳大利亚也有同样的发展，1891年关闭的移民大门，只为这一场新出现的最后的黄金潮才打开，结果1893年在澳大利亚西部一片大漠中建立了库尔加迪（Coolgardie）。新西兰式的社会政策于是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统治下，这片大陆变成了“工人的天堂”。
它们在福利和社会保险方面花费的所有这些巨额支出，其有益后果体现在工资、生活水平、婴儿死亡率极低、平均寿命延长上。但它们都不能不浪费政府财政和国民收入。所以在澳大利亚，随着工业和类似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人口接近200万的巨大城市的发展，频繁的罢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根据1949年10月的《商会日报》（Chamber of Commerce Journat），从1942年1月到1949年6月，罢工已使澳大利亚蒙受了2080万吨煤的损失”。这些困难和这些需要，说明了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党政府会下台。但是工党下台并没有引起太激烈的争论，整个政策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虽然节目主持人换了，但节目仍旧是老一套。
然而这种政策是不是合乎情理？从广义上说，它将这块准大陆的财富保留给1000万澳大利亚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人），将比英国更广阔的新西兰诸岛的财富保留给230万居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8.7人）。但是，在当前世界上，可怕的“外部无产阶级”（prolétariats extérieurs）快速成长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曾经兵临澳大利亚边境，只是靠着美国人在珊瑚海战役中取得的海上胜利（1942年5月），它才得救。这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教训。为了增强实力和支持工业的发展，就要欢迎移民。澳大利亚曾经做出过尝试，但没有取得太大成就。可是这个教训并未触及遥远的无忧无虑的新西兰；福利在新西兰开始产生了习惯性的效果：出生率下降（1962年是29‰），人口老龄化（同年死亡率为9.3‰）。由于老龄化，像新西兰这样一个新兴的过早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1966年附言
在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英国的命运复杂繁复，从来没有简单过。工党曾经赢得了几次大选，1964年10月18日，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出任首相一职。这是工党自1951年失败以后如此长的时间里首度重新执掌政权。但是哈罗德·威尔逊内阁走得很惨。实际上，经济和政治形势非常不妙。英镑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危机，自此以后都没能完全地恢复过去的地位，而且恢复也非易事。关税上涨了15%（10月26日），与欧洲协会（A.E.L.E）自由交换的保证大相径庭，不仅没有立即带来商贸平衡的奇迹，反而激怒了英国的贸易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内关于多边力量交易的失败没能树立工党的威望。实际上，英国饱尝犹豫不决的苦楚：作为世界与欧洲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或者成为邻近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美国的第N个州……
1965年10月15日选举中工党的胜利未能明显改变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威尔逊政府希望进一步更长久地保护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利益。这一政策包括将亚丁的基地最迟维持到1968年，还有继续持有新加坡基地，以及对沙特阿拉伯和大马来西亚的军事保证，在印度洋建立新的半岛基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协议，如果可能，还有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英国只与美国结成紧密的联盟，这一政策将无法实施。
在不列颠世界里，加拿大法语区的冲突日益严重，成为关键性区域。加拿大法语区要求获得与英语区越来越多的平等地位，它甚至异想天开地想在联邦的框架内成立国家。漫长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独自完成，或几乎是独自完成。昔日的暴力事件因此而生，未来的暴力行动也与此相关。
[1] 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1834年11月10日—1886年10月21日）：阿根廷诗人，以描写南美草原上的牧人即加乌乔人而闻名。他曾在大草原上居住，学会了加乌乔人的生活方式。1872年发表《加乌乔人马丁·菲耶罗》，描写一个受迫害的加乌乔人的生活，被认为是加乌乔诗歌的最佳典范。1879年发表第二部诗歌《马丁·菲耶罗的归来》，叙述主人公重新回到他抛弃过的社会。——中译者
[2]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hardo Guiraldes，1886年2月13日—1927年10月8日）：阿根廷小说家、诗人。自幼生活在农场，十分熟悉加乌乔传统。其小说《堂塞甘多·松勃拉》成为西班牙美洲文学的经典著作。另著有小说《死亡与鲜血的故事》《萨伊马卡》及诗歌《玻璃铃铛》等。——中译者
[3] 厄克利德斯·德·库尼亚（Euclydes de Cunha，1866年1月20日—1933年1月3日）：巴西作家。本为军事工程师，后脱离军队，成为土木工程师和新闻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到卡努杜斯进行采访，后把其所见所闻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此即历史著作《腹地》（Os Sertões）。他看到的不仅是当时发生在那里的叛乱，而且是巴西腹地的穷山恶水及其未开化居民在民族生活中具有的更重大的意义，呼吁国家把落后的同胞纳入巴西生活的主流。——中译者
[4] 恩里克·赫德森（Enrique Hudson，1841—1922年）：即威廉·亨利·赫德森。他是一位英国作家、博物学家和鸟类学家，以写充满异国情调的传奇著称。童年时代在阿根廷大草原度过，1869年定居英国，1900年加入英国籍。撰写过一些以南美为背景的传奇。第一部为《英国失去的紫色土地》（2卷，1885年）。成名作《绿色公寓》发表于1904年，描写森林中一个半鸟半人的神秘动物的恋爱故事。其他作品有《阿根廷的鸟类》《英国的鸟类》和描写英国农村生活的作品《英伦漫步》和《牧童生涯》等。这些作品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返回自然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中译者
[5] 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re de Humboldt，1769—1859年，或译洪堡特）：德国著名博物学家和旅行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创始人之一，著有《1799—1804年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30卷本）等。其兄是德国洪堡大学的创建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年）。——中译者
[6]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年）：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1911年2月率领起义军进军首都墨西哥城，建立革命政权。1919年遇害。——中译者
[7] 罗慕洛·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1884年8月2日—1969年4月5日）：委内瑞拉小说家，曾任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1947—1948年）。其作品戏剧化地再现了委内瑞拉草原粗犷的自然面貌及地方民间传说。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是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的作品，描写一个庄园里发生的故事，其中女主人凶残的程度远胜过荒原上为非作歹的罪犯、暴徒。其他作品有《坎塔克拉罗》《卡纳伊马》等。——中译者
[8]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Jose Eustasio Rivera，1889年2月19日—1928年2月19日）：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职业为律师，诗集《上帝许给的土地》使他获得文学名声。《旋涡》被评论家认为是诸多以南美洲丛林为背景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它把第一手的知识和诗意的景象与生动描写的才能相结合，有力地谴责了亚马孙河上游丛林中割胶工受到的剥削。——中译者
[9]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Mariano Azuela，1873年1月1日—1952年3月1日）：墨西哥作家，其20部小说几乎记录了墨西哥革命的每一个方面，从初期的动乱，直至其后的社会后果。著名作品《在底层的人们》是他在潘乔·比利亚的军队里任军医时在营火旁写成的，描写了革命的恐怖。其他作品有《苍蝇》《财阀》《一个体面家庭的灾难》《厄运》《清算》和《萤火虫》等。——中译者
[10] 若热·阿马多（Jorge Amado）：巴西著名小说家，以描写巴西东北部生活的小说获得国际声誉。1912年8月10日出生于一可可种植园，2001年8月6日去世。20岁时出版第一部小说。最佳小说是《无边的土地》（1944年），描写种植园主之间争夺可可园的斗争。其他作品有《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和《奇迹的店铺》等。自1961年起担任巴西文学院院长至2001年去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译者
[11] 长河小说（romans-fleuves）：指描写的年代长、人物多、背景广阔的长篇小说。——中译者
[12] 若热·伊卡萨（Jorge Coronel Icaza，1906年7月10日—1978年5月26日）：厄瓜多尔小说家、剧作家，因对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被剥削状况所做的严峻现实主义描写而获得国际声望。他以戏剧开始其创作活动。《瓦西蓬戈》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描写白人的贪婪、吝啬和残暴以及印第安人遭到的压迫和屠杀。其他作品有《在街上》《光辉的半生》《六次死亡》和《低贱的罗梅罗·伊·弗洛雷斯》等。他对厄瓜多尔及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中译者
[13] 安的列斯群岛（les Antilles）：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中译者
[14] 巴西方言把他们称为美斯蒂索人。——中译者
[15] 克里奥尔人（Creole）：一般指出生于美洲的白种人及其后裔。——中译者
[16] 葡萄牙语，原意为地板。——中译者
[17] 吉尔维托·弗雷尔（Gilberto Freyre，1900年3月15日—1987年7月18日）：巴西作家和社会学家，被视为20世纪巴西东北部社会学的先驱。主要著作为《豪华邸宅和奴隶小屋》（1933年），叙述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与其非洲奴隶之间的关系。其他著作有《大厦和贫民窟》（1936年）、《东北部》（1937年）和《秩序与进步》（1959年）等。——中译者
[18] 凯泽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年）：德国社会哲学家，曾在欧洲几所大学学习。1911年开始环球旅行，这次旅行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1919年）提供了材料。他研究哲学的方法是非学院式的，其思想集中在精神的新生这一主题上。其他著作有《不朽》《创造性的认识》和《南美冥思》等。——中译者
[19] 俄文原作барин，意为“老爷”。——中译者
[20] 庇隆（Juan Domingo Pero，1895—1974年）：1946年当选阿根廷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庇隆主义党”，宣传民族主义，提出经济独立的口号，实行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五年计划，并推行一些改良主义的措施。1955年因军人政变，被迫辞职。1973年再度当选总统，任内病逝。——中译者
[21] 葡萄牙语，意为“秩序与进步”。此口号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思想的再现。孔德认为，实证主义社会与国家确实将有自己的宗教（人类崇拜）和道德，道德格言即“爱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中译者
[22] 指巴西的一种古铜色皮肤的原住民。——中译者
[23] 葡萄牙旧货币名称，1托斯通原合100雷阿尔（real），现合10分（centavo）。——中译者
[24] 圣保罗会（Pauliste）：或译保禄会，是一个天主教会组织，1858年创建于纽约。——中译者
[25] 维奥拉琴，一种中提琴。——中译者
[26]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1883—1949年）：墨西哥画家，1921年与里维拉（D.Rivera，1886—1957年）和西凯罗斯（Siqueiros，1896—1974年）签署了《革命艺术宣言》。奥罗斯科是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斗争》和《火人》等。——中译者
[27]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48年出版《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从思想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美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做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美国历史“一致论”的学说，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另著有《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中译者
[28] 蒙卡尔姆（Louis Joseph Montcalm，1712—1759年）：法国将军，1756年任加拿大法军统帅，在保卫魁北克战斗中败北。——中译者
[29] 再造历史（l’uchronie）：指按历史出发点和一套法则，用虚构的事件重新构筑历史。——中译者
[30]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中国广州，美国与中国以及远东的商业关系由此建立。——中译者
[31] 此指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科策布（Auguste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年）。这位德国剧作家曾流亡国外，在俄国任官职，后由俄国派往国外，被怀疑为间谍，遭到暗杀。写有《恨人与悔恨》《捕猎》等。——中译者
[32] 埃皮纳勒（Épinal）：法国孚日省的区首府，设有国际民间图片博物馆。让·夏尔·佩尔兰（Jean Charles Pellerin，1756—1836年）曾绘制印刷民间图片，在埃皮纳勒创办了著名的图片作坊，1800年开始印刷。——中译者
[33] 谢斯（Daniel Shays，约1747—1825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陆军上尉，贫苦农民出身。1786—1787年间，他领导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民起义，提出平均财产权的纲领；要求废除一切债务；废除迫害人民的法院和法令；被没收的殖民者财产应归劳动者所有。参加者约1万人。起义冲击了邦联政府的统治，对制定联邦宪法起了推动作用。——中译者
[34] 邦州（un État）：或译为国家，指的是国家制度，含有政府、监狱、军队、警察等暴力色彩。——中译者
[35] 意为宅地或份地。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5月20日，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依照入籍法志愿入籍者，为实际垦殖之目的，缴纳10美元，可以从公有土地上占有总数不超过160英亩的土地。在此土地上居住或耕种达5年者，土地即归其所有，发给证书或执照。该法令还允许私人廉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共土地。——中译者
[36] 摩门教：基督复兴教，1830年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05—1844年）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为特征。史密斯死后，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年）成为其领袖，率领教徒西进迁移到犹他州，1847年建立盐湖城。——中译者
[37] 原文为religion du coeur。英译本作“他们并不是这样富于激情的崇拜形式的发明者”。——中译者
[38] 意为“特大城市”。——中译者
[39] 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898—1976年）：美国雕塑家、画家。1926年赴巴黎学画，1927年举办沙龙幽默画家画展，展出作品《马戏团》，小巧精致，有铁丝、木块、瓶塞做的小木偶。——中译者
[40] 活体（mobiles）：1932年考尔德制作的装有发动机的作品，而后展出了这种称为“活体”的艺术品。布勒东、萨特、阿尔普均给以好评。——中译者
[41] 孔波斯泰拉（Santiago de Compostelle）：西班牙宗教圣地，中世纪时期圣者如云。——中译者
[42] 海因利希·海涅（Henri Heine，1797—1856年）：德国诗人、政论家，以其爱情诗《歌集》著称。主要作品有《时代诗歌》、长篇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中译者
[43] 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Stowe，1811—1896年）：美国女作家，其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在当时引起轰动，对废除奴隶制斗争起了促进作用。——中译者
[44] 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ret Mitchell，1900—1949年）：美国女作家，曾任亚特兰大地方报纸的记者，所著小说《飘》（Gone Withthe Wind）获1937年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极为轰动的电影（《乱世佳人》）。因车祸丧生。——中译者
[45]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2年）：美国作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多以南方为背景，运用“内心独白”手法，叙述南方种植园主和资产者腐朽没落的生活，其作品充满恐怖犯罪和变态心理的描写。——中译者
[46] 月光（moonshine）：意为私自非法酿造的酒，走私酒，尤指威士忌酒。——中译者
[47] 欧洲六国（l’Europe des Six）：即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C.E.E.，European Community），因包括六个成员国故名。1972年以后，丹麦、英国、爱尔兰加入，名称又叫共同市场（Marche Commun）。——中译者
[48] 英语作oligopoly，意为卖主控制市场。——中译者
[49] 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1837—1913年）：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世界上金融巨头之一。他成立的摩根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中译者
[50] 合理化：原文作rationalisation，英译本作efficiency（效率）。——中译者
[51]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1766—1832年）：法国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创始人。180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商品的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社会上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这一学说被称为“萨伊定律”。——中译者
[52]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利益是行为的唯一标准和目的，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就会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著作有《道德与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中译者
[53]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英国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提出劳动价值论，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中译者
[54] 阿瑟·马歇尔（Arthur Marshall）：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其代表作《经济原理》（1890年）中，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典型性企业等，另著有《工业与贸易》《货币、信贷与商业》等。——中译者
[55] 全名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译者
[56]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年）：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戴高乐的追随者，曾任法国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命运》（获龚古尔奖）和《希望》等。——中译者
[57] 塞萨尔·帕维斯（Cesare Pavese，1908—1950年）：意大利作家，曾翻译梅尔维尔、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等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译者
[58]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年）：美国小说家，早期“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炼，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
[59]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年）：美国小说家，多以农业工人为题材。代表作为《愤怒的葡萄》《胜负未决的战斗》，中篇小说《鼠与人》等。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
[60] 约翰·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1896—1970年）：美国“迷惘的一代”主要小说家。运用“新闻短片”“人物传记”和“摄影机镜头”等手法进行创作，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中译者
[61]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年）：美国小说家，擅长心理描写和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其作品开创了美图象征主义小说的传统。代表作为《红字》。——中译者
[62]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加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及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等。——中译者
[63]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美国作家，以其描写“爵士时代”的作品著称，有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中译者
[64]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年）：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小说主要描述中产阶级生活，多以乡村和小市镇生活为主题，主要作品有《大街》《巴比特》和《阿罗史密斯》等。——中译者
[65] 这是一起震动美国和世界的冤案。尼古拉·萨科（Sacco）和巴托罗缪·万泽蒂（Vangetti）系意大利入境移民，无政府主义战士，1920年被捕，被推定犯有谋杀工厂司库和保管员罪，虽被证明无辜，虽有各界声援释放运动，仍被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1921年）并被处死（1927年）。——中译者
[66] beatniks指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之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感到幻灭的一代人（包括作家），鼓吹离经叛道、反叛社会和性自由。——中译者
[67] 原文为incommunicabilité。——中译者
[68] 克洛德·鲁瓦（ClaudeRoy，1915—1997年）：法国作家，著有多部游记，《美国锁钥》（1947年）是其中之一，《中国锁钥》（1953年）是另外一部。——中译者
[69]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生于孟买，曾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作品大多描述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丛林故事》、长篇小说《吉姆》、诗歌《军营歌谣》等。——中译者
[70] 拉丁文，意为“从海洋到海洋”。——中译者
[71] 路易·蒙卡尔姆（Louis Joseph Montcalm，1712—1759年）：法国将军，1756年率军在加拿大夺取多座英国要塞。但三年之后，即1759年，在与沃尔夫所率英军战斗中失利，其本人也受重伤身亡。——中译者
[72] 大迁移（Grand Trek）：指1836—1845年布尔农民因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而从南非开普殖民地出发进行的一次大迁移。他们迁往南非腹地，想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中译者
[73] 原文为Voortrekkers，为南非用语，指1836年开始迁移的布尔人。——中译者
[74] 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指南非具有荷兰血统的白人。——中译者
[75] 此事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制止。罗兹本人在第二年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中译者
[76] 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çois Malan，1874—1959年）：南非国务活动家，南非国民党领袖。1948年任南非总理，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中译者
[77] 美利奴羊（merinos）：原产西班牙的细毛绵羊品种的统称。该词也指美利奴羊毛、美利奴毛料。——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