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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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上时，巴克莱在午餐时转告鲍尔康斯基，皇上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以便向他详细询问土耳其的情况，此外安德烈公爵要在晚上六时到达本尼格森的住处。

就在这一天，皇上的行宫接到消息，拿破仑将采取可能危及我军的新的军事行动——后来发现，这个消息乃是误传。也就是在这天早晨，米绍上校陪同皇上巡视德里萨的防御工事，他试图向皇上证明，普富尔构建的这个防御营地至今被视为战术的杰作，足以毁灭拿破仑，其实这个营地毫无用处，它将成为俄国军队的葬身之地。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本尼格森将军的住所，这是就在河岸上的一座不大的地主宅院。本尼格森和皇上都不在那里；不过皇上的侍从武官切尔内绍夫接待了鲍尔康斯基，对他说，皇上与本尼格森将军和保卢奇侯爵今天又一次去视察德里萨营地的防御工事了，对这个营地的效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拿着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口。这个房间原来想必是一个大厅；其中还有一架管风琴，上面堆放着一些毛毯，房间的一角支着本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就在那里。看来他被饮宴或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坐在铺盖卷上打盹。大厅有两扇门：一扇直通原来的客厅，一扇朝右通往书房。从第一扇门传来德语的谈话声，偶尔也有法语。那里，在原来的客厅里，按皇上的意思，在召开的不是军事会议（皇上喜欢不确定性），而是召集了一些人，他想知道他们对当前的难题有什么看法。这不是军事会议，而似乎是为了向皇上本人阐明某些问题而召集的会议。应邀出席这个半似会议的集会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特、侍从将军沃尔措根、被拿破仑称为法国逃亡者的温岑格罗德、米绍、托尔、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富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全部工作的骨干。安德烈公爵有机会好好地观察他了，因为普富尔在他之后不久就到了，进客厅后略停片刻，与切尔内绍夫交谈了几句。

普富尔身穿做工粗糙的俄国将军制服，不大合身，好像化装时穿了别人的衣服，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似曾相识，尽管从来不曾见到过他。他身上兼有魏罗特、马克、施密特以及安德烈公爵在一八○五年见到过的很多德国军事理论家的影子；不过他比他们都更为典型。这样的德国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从来不曾见到过，他居然一身而兼备那些德国人的所有特点。

普富尔身材不高，很瘦，但骨骼宽大，一副粗犷而强健的体格，长着宽宽的臀部和瘦骨嶙峋的肩胛骨。他的脸上布满皱纹，双目深凹。前面的头发显然从鬓角旁匆匆往后梳理过，后面有几撮头发胡乱地翘着。他走进了房间，不安而愤懑地左顾右盼，仿佛他进来的这个大房间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害怕。他笨拙地手扶佩剑，用德语向切尔内绍夫打听皇上在哪里。看来他想尽快通过房间，以免不断地鞠躬和问候，能在地图前坐下工作，觉得他在那里才是适得其所。他对切尔内绍夫匆匆点头，表示在听他说话，面带讥讽的微笑听他谈到皇上在视察防御工事，那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论亲自构筑的。他像极端自信的德国人那样，低沉而断然地暗自嘟囔：愚蠢……或是：所有的事情都将毁于一旦……或是：有好戏看了……安德烈公爵没有听清，想走过去，可是切尔内绍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了普富尔，说安德烈公爵刚从土耳其来，那里的战争十分圆满地结束了。普富尔稍微看了一眼，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不如说是从旁瞟了一下，笑着说：“就是嘛，想必是一场战术正确的战争。”于是轻蔑地笑了起来，到传来说话声的房间去了。

显然，普富尔平时就喜欢冷嘲热讽发脾气，今天更是恼火，因为有人竟敢背着他察看他的营地，议论他的是非。安德烈公爵仅仅根据与普富尔的这次短暂的见面，凭着对奥斯特利茨的回忆，对这个人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普富尔是那种不可救药、至死不变、百折不挠的自信的人之一，这种人只能是德国人，这是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立足于抽象观念——科学，即关于绝对真理的假学问。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个人的智慧和身体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对男人是这样，对女人也是这样。英国人自信的理由在于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因而作为英国人，总是知道他该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必定是好事。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激动得忘乎所以，很容易把自己和别人全忘了。俄国人自信，恰恰是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不相信，人能完全地认知事物。德国人的自信是最坏的一种，也是最顽固、最讨厌的一种，因为他以为他知道真理——他自己所杜撰的科学，但对他来说，这门科学就是绝对真理。显然，普富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门科学——关于迂回运动的理论，是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中总结出来的，于是他觉得，他在腓特烈大帝后来的战争史中所看到的一切，以及他在最近的军事史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胡闹、野蛮、莫名其妙的冲突，冲突双方都犯了那么多错误，以至这些战争不能称之为战争，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富尔是作战计划的拟定者之一，那场战争以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失败而告终，然而他认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丝毫不能证明他的理论有错误。相反，据他看来，违背他的理论是全部失败的唯一原因。他以他所固有的幸灾乐祸的嘲笑口吻说：“我说的吧，所有的事情都将毁于一旦。”普富尔是那么一种理论家，他们那样热爱自己的理论，以至忘记了，理论要以应用于实践为宗旨；他出于对理论的热爱而痛恨任何实践，不屑一顾。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在实践中违背理论而造成的失败，只能向他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他就当前的战争对安德烈公爵和切尔内绍夫讲了几句话，看那表情，他事先就知道要坏事，甚至不无得意之感。后脑勺上未经梳理而翘起的几小撮头发和匆匆梳过的鬓角仿佛特别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他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那低沉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

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