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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此后的第三天,即十五日的早晨,斯洛博达宫附近停着无数轻便马车。
大厅里都挤满了人。第一个大厅里的是身穿制服的贵族。第二个大厅里的是佩戴奖章、留着大胡子和身穿蓝色长衫的商人。贵族会议厅里,喧哗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成一片。在一张大桌子旁,在皇帝画像下面,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坐在高背椅子上;不过,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所有的贵族,就是皮埃尔每天都能时而在俱乐部、时而在他们家里见到的那些人,全都穿着制服,有的是叶卡捷琳娜朝代的制服,有的是保罗朝代的,有的是亚历山大的新朝的,有的是一般的贵族制服,全是制服,这种共同性使那些年老和年轻的、各不相同却又熟识的脸显得古怪而离奇。特别令人吃惊的是那些老人,他们老眼昏花、牙掉了、谢顶了,脸浮肿发黄或满脸皱纹,瘦骨嶙峋。他们大多默默地坐着,即使走动、谈话,也总是找年轻些的做伴。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正如彼佳在广场上的群众脸上所看到的那样,都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截然相反的特点:一方面普遍地期待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事件,一方面又想着昨天那些平常的人和事——波士顿牌局啦,厨师彼得鲁什卡啦,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啦,等等。
皮埃尔从清晨起就穿上了嫌太瘦的贵族制服,紧裹在身上很不舒服,他也在大厅里。他心情很激动:不仅有贵族,而且有商人等不同阶层参加的非常会议,三级会议,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系列久已搁置、然而深藏心底的有关社会契约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他注意到告民众书中有一句话,说皇上要回首都与自己的人民商讨,这句话更加强了他的观点。因而他认为,在这方面他久已期盼的某种重大事件正在临近,他走来走去,仔细观察并倾听别人的谈话,但哪里也没有找到他感兴趣的那些思想的表现。
宣读了皇上的宣言,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后来人们散开了,彼此交谈着。除了通常的话题,皮埃尔听到人们在议论,皇上进来时首席贵族们该站在哪里,何时为皇上举行舞会,各县分开举行还是全省合在一起,如此等等。可是问题一涉及战争和召集贵族的意图,议论便迟疑不决、含糊其辞了。大家都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
一个中年男子,英武、漂亮,身穿退役海军制服,在一个大厅里说话,身边聚集了很多人。皮埃尔走近这个圈子,站在那个能说会道的人身旁仔细地听着。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身穿叶卡捷琳娜时代军事长官的长襟上衣,面带愉快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和谁都认识,也来到了这个组,和善地微笑着听了起来,像平时一样,边听边赞同地点头,表示同意对方的意见。退役海军军人说话很放肆;这从听众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皮埃尔所认识的一些最温顺随和的人也不以为然地从他身边走开或表示异议。皮埃尔挤到了圈子中间,仔细地听了听,认定说话的人确实是个自由派,不过并不是皮埃尔所理解的自由派。这位海军军人用贵族的那种特别洪亮、悠扬的男中音说话,带着含糊悦耳的卷舌音,省略辅音,那声音就像人们呼唤“拿茶,烟斗!”那样。他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嚣张弄权的习气。
“斯摩棱斯克人建议皇上组建民兵,那又怎样。难道斯摩棱斯克人的话对我们就是命令吗?如果莫斯科省的高尚贵族认为必要,他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向皇上表示自己的忠诚。难道我们忘记了一八○七年的民兵?只是养肥了吃教堂饭的人和盗贼……”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露出甜蜜的微笑,点头赞许。
“怎么,难道我们的民兵有益于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只是使我们经济破产。还是征兵好……否则回来的既不是兵,也不是农夫,全是一些为非作歹的坏毛病。贵族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全体出动,还带上招募来的新兵。只要昂上(他把皇上说成了昂上)吭个声儿,我们就一起去为他拼命。”演说家慷慨激昂地补充了一句。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高兴得直咽唾沫,又碰碰皮埃尔。不过皮埃尔也有话要说。他走到前面,觉得意气风发,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激动,还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张口刚要说话,一个站在演说家附近的参政员打断了他,这个人的牙齿已经掉光了,有一张聪明而怒形于色的脸。他显然惯于进行辩论和抓住问题,说话的声音很轻,但能听得见:
“我认为,亲爱的先生,”参政员翕动瘪嘴说道,“我们被召集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目前什么对国家更合适——是征兵还是组建民兵。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响应皇帝陛下的号召。至于判断什么更合适——征兵还是组建民兵,要由最高当局斟酌决定……”
皮埃尔突然为自己激昂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机会。他对参政员极为反感,因为他用这种正确然而狭隘的看法来影响贵族的当前行动。皮埃尔跨前一步,制止了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兴奋地说了起来,偶尔冒出几句法语或用文绉绉的俄语来表达。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说道(皮埃尔和这位参议员很熟,但认为在这种场合必须用正式的称呼),“不过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皮埃尔卡壳了。他本想说我尊敬的论敌),这位……先生我还没有结识他的荣幸;但我认为,贵族阶层除了表达自己的支持和热情外,也有责任来讨论帮助祖国的办法。我认为,”他非常激动地说道,“如果皇上发现,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农奴交给他,而……我们自己只能当炮灰,却不能为他分……分……分忧,那么皇上是不会满意的。”
好多人离开这个圈子了,他们注意到了参政员的轻蔑的微笑和皮埃尔言论的自由主义倾向;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满意皮埃尔的讲话,正如他也满意海军军人、参政员的讲话一样,一般说来,他总是满意他所听到的最后一个人的讲话。
“我认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皮埃尔接着说道,“我们应当请皇上,恭请皇上向我们通报,我们有多少部队,我们的部队和各军团目前处于什么位置,那时再……”
但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突然遭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攻击。对他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他早就认识、向来对皮埃尔抱有好感的玩波士顿牌的牌友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穿着制服,由于这套制服,或是由于其他原因,皮埃尔在自己面前看到的仿佛完全是另一个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气横秋的愤恨,对皮埃尔嚷道:
“首先,我告诉您,我们无权向皇上问这些,其次,即使俄国贵族有权这样问,皇上也无法回答。部队随着敌人的运动而运动——部队的行踪是来去不定的……”
另一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皮埃尔从前在吉卜赛人那里见到过,知道他打牌不大高明,也由于穿着制服而变样了,他逼近皮埃尔,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
“何况也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个贵族说,“需要的是行动:仗打到俄国境内了。我们的敌人来了,要毁灭俄国,要玷辱我们祖先的坟墓,要虏走我们的妻儿。”这个贵族拍了一下胸脯。“我们要一齐奋起,大家一起上,为圣上而战!”他瞪着充血的双眼叫道。人群中响起了几个人的赞许声。“我们俄国人为保卫信仰、皇座和祖国不惜流血牺牲。我们是祖国的儿子,必须抛开幻想。我们要让欧洲看看,俄国人怎样为俄国而奋起。”那位贵族大声说道。
皮埃尔想反驳,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觉得,他的话里不论包含怎样的意思,与那位贵族慷慨激昂的说话声相比,他的声音是很难被人们听到的。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圈子外面表示赞许;话音一落,有几个人朝演说家豪迈地一扭肩膀说:
“说得对,对!这就对了!”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是反对牺牲,无论是牺牲金钱、农奴还是自己的生命。但是应当了解战事的情况,以便为战事效力,可是他无法说话。许多人同时都在叫喊、说话,以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都来不及向所有的人点头;于是人群时而扩大,时而散开,又聚拢在一起,人声嘈杂地拥往大厅里的那张大桌子。皮埃尔不仅未能说话,而且人们粗鲁地打断他、推搡他、扭头不理他,好像他是众人的公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满意他讲话的内容,在随后那么多人讲话之后,他的讲话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群众高昂的情绪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爱的对象和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恨的对象。皮埃尔成了后者。在那位慷慨激昂的贵族之后,很多演说家都讲了话,而且所有的讲话都口径一致。很多人讲得很好,很有新意。
《俄罗斯通报》的出版者格林卡被人们认出来了(人群中有人在说:“作家,作家!”),他说:必须以暴制暴,他看到过一个在电闪雷鸣之中微笑的孩子,但我们不是这样的孩子。
“是的,是的,在电闪雷鸣之中!”后排有人赞许地重复道。
人群拥到了大桌子跟前,桌边坐着那些身穿制服、斜披绶带、白发苍苍和头顶光秃的七十岁高龄的高官显贵,这些人皮埃尔几乎都见到过,看到他们在家里和小丑逗乐或在俱乐部打波士顿牌。人群拥到桌子跟前,喧哗不已。被拥上来的人群从后面紧紧地挤在高高的椅背上的演说家们,一个接一个或两个同时讲话。站在后面的人发觉发言者说漏了什么,便急忙加以补充。有些人在这又热又挤 的人群中搜索枯肠,冒出什么想法便急忙说出来。皮埃尔所认识的那些年迈的达官贵人坐在那里,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其中大部分人的表情只说明一点,他们热得难受。不过,皮埃尔觉得很激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心情,想表白我们是无所畏惧的,不过大多表现于声音和表情,而不是表现于言词的含义,这种情绪也感染了皮埃尔。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但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似的,于是想申辩一下。
“我只是说,我们在了解有什么需要之后,才能适当地作出必要的牺牲。”他大声说道,竭力想压倒别人的声音。
一个离得最近的老头子看了他一眼,但立刻被桌子另一边发出的叫嚷声所吸引。
“是的,莫斯科将被放弃!莫斯科就是赎罪的代价!”有人叫道。
“他是人类的公敌!”另一个叫道,“请允许我发言……先生们,你们挤着我了……”